纱厂区：荣耀与困境

1950年杨浦区、榆林区境的工厂集中路段主要是杨树浦港东侧的沿江地带及长阳路南、平凉路北的沪东棉纺织厂的集中区。1956年3月区境北界扩至走马塘后，在周家嘴以南、长阳路以北，军工路东侧沿黄浦江西岸形成两处机电工厂区。这一产业格局深刻影响区境居民生活方式的调适。

工资偏低与高福利

1950年杨浦区、榆林区区范围居民职业分布显示，工业系统职工33749人，约占区职工总人数（65421人）⁽²⁾的51.6%、其中女职工15698人，占区工业系统职工的46.5%，1990年区工业系统职工387664人，比1950年增长近11.5倍，约占市职工总人数（641972人）的60.4%；1990年杨浦区工业系统中纺织行业职工136149人，约占区工业系统职工的35.1%；女职工174255人，比1950年增长近11.1倍，占区工业系统职工总人数的45.0%；⁽³⁾可见近代区境职工就业构成“三高”（工业系统比例高、纺织行业比例高、女工比例高）的特点依然延续。在政府统一管理生产计划、安排就业的政策下，区境居民就业构成长期延续以工业为主的格局。伴随工人、女工就业比例的持续升高，一个庞大的低收入职业群体也在区境蔓延。

杨浦区工厂区分布图（深色路段属工厂街区，1995年）（引自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插图）

高郎桥地区工厂分布图（高郎桥、三十一棉居中心部）

1950年代，进厂是区境居民就业的主要渠道，工厂职工的待遇是高福利、低工资，整体维持稳定的中低收入水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杨浦区人口处于快速增长⁽⁴⁾，区劳动局也承担为居民安排就业的工作。余力回忆，“1956年我初中毕业，由提篮桥区劳动局分配工作。当时有纺织局、港务局两家单位，我被分到申新五厂，弄堂里也有青年分到申新六厂、荣丰厂。”⁽⁵⁾1957～1965年区工业职工增加到28.3万人。⁽⁶⁾

促成纺织工人1950年代后期工资走低的外部原因有三点。

一是1950年代中期的工资改革时，将纺织行业定为轻工业系统，1957年后纺织女工的增资水平受到一定的限制。解放初，棉纺织职工的工资按岗位区别为基本生产工人、辅助的生产工人；工人工资包含多种补助部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参考苏联纺织工业的部分做法（如按岗位细分为：基本生产工人、其他生产工人、保全设备工人、修理设备工人等11种）。⁽⁷⁾1950年代上海纺织工人工资一度相对较高。⁽⁸⁾女青年都愿意进纺织厂，有“女儿女儿快长大，长大好进纺织厂”；“一个小辫子，抵上两个老头子（指男搬运工）”的说法。由于运转工人的岗位过渡工资停止实施，纺织女工增加工资采用“两岗算一级”（2个岗位工资标准折算成一个工资等级）的做法，于是原来工资差距小，岗位工资制的“一岗一薪”就结束了。同样加一级工资，工资额少于8级制工人。杨浦厂布机车间老工人惠英回忆，“我进厂时在布机间学过半年，工资12元／月。孩子满月时（大概是1957年），工资40多元，后来加到70多元，一直到83元6角。”秀珍是细纱挡车工，1957年定月薪77元4角，一直拿到退休，没有再加过。⁽⁹⁾

二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的就业安排是以“低工资、多就业”的办法，逐步缩小职工工资差距⁽¹⁰⁾，来缓解就业矛盾。区境职工就业人数增加，职工平均工资却逐降低。1949～1976年间，杨浦区全区职工平均月工资在1956年后呈下降趋势：42元（1949年）、78元（1956年）、72.40元（1962年）、66.91元（1976年）。⁽¹¹⁾

三是局部性加薪，金额偏少。余力回忆，1956年进厂做职员时工资30元，1957～1958年脱产学习后回厂增加到48元。“1963年厂里工资改革时我增加一级半工资，拿60元，是四级工。当时像我这样加薪一级半的情况一个车间不过1～2人，是经过厂长室批准的。”⁽¹²⁾

1950～1960年代，在职工加薪极为有限的背景下，大型工厂职工（尤其是大型国企）的高福利就显得尤其令人羡慕。1959年全区工厂用于职工的劳保福利费总额，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19%。按人计算，由1950年的16.43元提高到159.18元。由于1961年政府修改对职工福利基金提取标准（重工业8%、轻工业7.5%），另外，工业企业可从上缴利润中退库留用一部分，工厂企业实际使用的职工福利费约占工资总额的13%～14%（不包括劳保费）。⁽¹³⁾换言之，工厂的经营效益、福利差别直接影响职工分享多少本厂福利。于是，本厂福利就成为产业之间、厂家之间职工生活改善程度拉开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解放后，沪东一些大中型工厂为改善工人福利设施，自建浴室后，区境一些“清水盆汤”的经济浴室因市场收缩，改为女子部或洗衣工场。⁽¹⁴⁾职工及其家属享受本厂提供的多种职工福利，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职工家庭的经济负担。(www.daowen.com)

高郎桥纱厂区职工的福利主要有医疗、教育、住房三方面。具体主要有本人及家属劳保；子女免费进厂办的托儿所、小学、中学。王琪回忆，1947～1948年我十一二岁时，进了申新五厂的子弟小学。“毕业后我进了第58中学（原名私立澄衷学校），中学期间我的学费减免一半，按规定一学期的学费是三担米，我减半”。顾师傅的大女儿是在子弟小学免费上学，第二个女儿就要放在外面的学校。范星夫妇都在杨浦厂，“孩子有的上厂里的子弟小学，学费一个学期付6元；有的上民办小学。当时双职工的子女上学可以在厂里报销学费。孩子们读到中学毕业”。廼银回忆，“姐姐和我都是在申新子弟小学读书，是免费的”。⁽¹⁵⁾傅莹回忆，“小时候爸爸在中纺机厂开汽车、修汽车，月工资105元，直到退休，我们在父亲厂享受家属医疗劳保，我们7个孩子上学全是免费的”。三十棉似乎规定双职工家庭，子女上小学不能免费。引翔港居民伊梅回忆，“爸爸在三十棉，工资是72元。我们子女都享受父亲厂的劳保，家里平均每人生活费只有8元2角。但妈妈当时进厂做外包工，1元／天。我上学不能免费。”杨浦厂职工子女一般没有因学费问题而在小学阶段辍学的事。

由于沪东工厂区是大型国企集中地区，产业福利、本厂福利相对较好，一般距离商业中心区较远，同期区境的银行网点分布也多随大厂落脚。在高郎桥地区，1955年10月下旬设有两个储蓄所：驻申新六厂储蓄所、高郎桥储蓄所（长阳路1293号），便于纱厂职工和地区居民存储。1960年杨浦区、榆林区合并后，高郎桥中心储蓄所也扩大服务网点，下辖六个所，其中驻厂储蓄所4处（杨浦厂、中机厂、上钢二厂、永安棉纺织一厂），面向居民的储蓄所分设宁国路、杨树浦桥。当时工厂区的整体消费是中低档，银行年度储蓄额也呈现周期性起落现象，一般是一、二季度开展储蓄业务，三季度较平稳，四季度趋于下降。⁽¹⁶⁾杨浦厂部分职工有些小额储蓄，到年底取出存款添置衣物。1956年进申新五厂的老职工余力回忆，我“每月买零存整取的贴花储蓄，每份4元，每月买2份，到年底取出96元”。秀珍33岁带了2个孩子，月薪77元4角，一人养家。“我的积蓄不满100元不存，放在家里，一般3～4个月可以存100元，一满100元，我就送银行，存5年就是翻一倍。”她生活节俭，独自培养两个孩子分别完成大学、中专学业。中中的父母是双职工，母亲是纱厂老工人，他回忆，“我们小时候都享受父母单位的劳保，在纺二医院看病。家里靠父母工资生活，属于中低档次，我们上学不享受助学金，家里翻建房子等也从未申请过单位补助，一切都是自己解决，也没有借债，如果偶尔有事，一般也是亲戚借助，临时性周转一下。银行在高郎桥以东，很少去，有钱就放在家里”。⁽¹⁷⁾纱厂职工中低收入，生活节俭，储蓄较少的情况较普遍。

摊贩、小商的生计

小摊贩是本小利微的马路流动小商人或走街串弄的小工匠。杨浦区处于市郊结合部，是工厂区、中低层次及贫困家庭聚居区之一，1950年初期沪东地区摊贩人数多、档次偏低。约1.2万摊贩分为固定、流动两类，人数几乎各半，是无业人员、贫民的谋生手段之一。

据1952年7月～1953年3月的调查显示，摊贩人数居前五位的是饮食1998人（31.7%）、副食品（主要蔬菜）1753人（27.8%）、小百货609人（9.7%），手工匠505人（8.0%）、服务474人（7.5%）。⁽¹⁸⁾沪东地区无证流动摊贩6306人。⁽¹⁹⁾可见，沪东的摊贩是一个边界模糊的群体，门槛低、进出频繁，他们的叫卖声几乎覆盖区境偏远地带的各个角落。个体手工业者、店铺的经营是因陋就简、不成气候。1954年区境（指榆林、杨浦两区）手工业个体从业人数（3692人）在全市行业人数（16.6万余人）中仅占2.2%微不足道。⁽²⁰⁾

1954年区境专业店铺户数居前八位的依次是卷烟烛皂火柴（755）、成衣（453）、理发（265）、咸菜豆芽（240）、饼馒（191）、熟水（186）、酱油（177）、煤薪炭（171）。⁽²¹⁾1956年后市区个体摊贩的经营受到严密控制、压缩。沪东地区有固定个体摊贩8418人。1962年个体摊贩、手工业户合计2458户，1965年压减为1773户（1965年），“文革”期锐减至595户。⁽²²⁾

区境的摊贩、手工业者、店铺小业主的共同特点是数量多、规模小、档次偏低，他们的身影勾勒出都市工厂区低消费网点的概貌，自身也融入当地的中低档消费群体之中。

“吃补助”

区境一部分失业贫困家庭在棚户区聚居，长期靠社会救济维持低水平生活。据1953年3月登记，区境内各类失业人员25927人，失业率15.6%。1952～1955年累计发救济米484.5万斤，救济金48.5万元；每年冬令补助累计20万元，共有25.6万人次得到救济，⁽²³⁾1955年改发救济金，救济标准为失业人员每月5元，家属按4元、3元、2元、2元（最多以5人为限），对单身失业人员适当增加1～2元。据此标准，领救济金的家庭实际人均生活费均低于5元（3口之家，人均4元；4口之家人均3.5元；5口之家人均3.2元；6口之家，人均2.7元）。

“吃补助”是上海人对那些缺少稳定生活来源，靠政府定期补助为生的城市贫民的俗称。他们没有专长，有些是外来人员，只能靠做小摊贩谋生，一旦做不下去，就靠政府救助。1960年区境规模较大的棚户简屋区有引翔港、茭白园、方子桥、小木桥、陈家头、姚家桥、定海桥、中联村、明园村、吴家浜等处。⁽²⁴⁾于是，产业工人、小商贩、贫民三者构成区境的居民主体。高郎桥地区也是产业工人、小商贩、贫民聚居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