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世家与顶替工

近代上海的棉纺职工家庭人口就业曾有层次低、就业早，就业结构单一的特点。棉纺织厂职工家庭往往会有较多的亲属同业、同厂的现象。在杨浦厂的老工人中，做纱厂是一些家庭成员延续几代人的就业岗位。据对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厂三家纱厂130户工人家庭的户籍资料的调查显示，这130户居民中双职工95户约占73.1%。其中夫妻同厂25户，夫妻同业12户，两类合计超过三分之一；男女青工与父辈同厂10人，同业7人；与母同厂14人，同业18人。1959年杨浦厂从城市招收家属工99人。⁽⁶⁴⁾这些亲属纽带的延伸，使杨浦厂三十一棉也存在一些棉纺织世家。老职工莲莲回忆，“我们家从曾祖母、祖父、祖母、母亲、我，再到我的女儿、女婿，前后五代共有7人（五女、二男）在高郎桥棉纺织厂区就业，从工人，到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是一个纺织世家”。⁽⁶⁵⁾

由于纺织行业女工往往就业早，家庭子女较多，人均收入偏低，为了减轻家庭低收入的经济困难，职工在面临退休或因病提前退职时，会向厂方申请办理未成年子女顶替进厂的要求，俗称顶替工。一些多子女职工家庭往往会安排让男孩继续升学，而让女孩辍学进厂做工，分担家庭经济负担。职工家庭的这种选择，客观上也间接影响一部分纺织职工后代就业在纺织行业内的循环，尤其是女性。

杨浦厂老工人家庭及技校学生合影（士秀提供）

袁文的父母亲一辈5人中有4人在纱厂工作。父母、两个姑姑都在纱厂工作，袁文回忆，“我的爷爷是浙江绍兴人，听家里老人说，爷爷原来是一人在上海当厨师，奶奶带着我父亲和三个姑姑在乡下生活。后来因日本人打仗，奶奶只好带着小孩子到上海，后经一位同乡（二房东）的介绍，一家人住在杨树浦路的华兴坊一间二层搁。我父亲13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当时我的一个舅公在军工路日本人开的木行厂做锯木料的上手，经他的介绍，我奶奶和我父亲进了这家木行干活，两个姑姑都进日本人开的同兴纱厂（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今国营第九棉纺织厂），一个是穿头间挡车工，另一个在托儿所带小孩，她们两人后来都在九棉工作到退休。我父亲在木行工作感觉不开心，约在1945年春就自己去同兴纱厂报名，后来当了布机检修工。妈妈9岁时外公去世，她12岁时由一个远房表舅带到宁波，进了合丰纱厂，学过2年挡车工。当时我的两个姨婆（外婆的姐姐）都在上海，就将我妈妈带到上海，因妈妈是纱厂‘熟手’，后经一个二房东托关系找到老板的亲戚介绍，就进了东洋纺第三厂（今国营第十五棉纺织厂）。妈妈在细纱车间做挡车工，一个月后就正式当班”。伊梅的奶奶、父亲、伯父、姑妈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纱厂老工人。⁽⁶⁶⁾

1963年5月上海实行企业老弱职工退休后可吸收子女顶替工作，当年办理595人。这为职工子女就业开通渠道（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停止），期间杨浦厂的职工队伍也补充少量学徒。1963年杨浦厂当选市级五好职工69人，其中20～29岁的5人，约占7%，女性3人，平均年龄24岁，平均工龄约7年，进厂时平均年龄17岁；男性2人，平均年龄26岁，平均工龄8年，进厂时平均年龄18岁。从他们的平均年龄看，他们大多是完成小学、初中教育。1964～1965年杨浦厂评选五好工人的信息显示年龄在29岁以下者：二纺车间7人，约占6.4%，均为女性，平均年龄19岁，平均工龄1年半多，学历：高中1人，初中6人；织造车间5人，约占11.1%，均为女性，平均年龄25岁半，平均工龄5年多，学历：大专1人，中专3人，初中1人；科室车间2人，约占4.4%，均为男性，平均年龄25岁多，平均工龄2年，学历：男工2人，大学、高中各1人。合计12名女工中，大专1人，中专3人，初三5人，另有高一1人、初二2人（女）。男工2名（大学、高中各1）这14名年轻人约占三个车间五好职工的7.1%。他们中有杨浦厂工业中学毕业生1人（女），有3人是杨浦厂子弟小学的学生，其他纺织子弟小学毕业生1人。他们辍学进厂，是杨浦厂运转班新一代女工的缩影，他们后来被称为“老青年”，以区别于“文革”中分配进厂的中学生。

对于这些“老青年”而言，当时进杨浦厂工作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初衷，一般是家庭原因所致。他们进厂后大都经历了一个调整适应期。小李原是子弟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16岁顶替母亲进厂当学徒。原来她对细纱挡车工作不很中意，羡慕重工业工厂。后来通过学习张思德后，能够安心工作。小汪（1945～ ）的父亲是老工人，她的理想是做军医或进护校，后分配进杨浦厂做学徒，成为二纺细纱挡车工，初期也经历自我心理调整。小张是高中毕业生，进厂初期也曾不安心工作，后来通过学习认识到新社会如何工作没有高低，只是分工不同。干任何工作都是革命工作。李爱宝是工人的女儿，她17岁进杨浦厂，当时还是在校的高中生，团员，为了分担家庭的经济困难，她辍学离校做落纱工，通过学习毛选，认识到“落纱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女青年小徐是初中毕业进厂当学徒，工龄1年半，是细纱挡车工，担任班组宣传员，团员。她原来对本职工作并不热爱，只想做一个脑力劳动者。进厂后通过学习《为人民服务》后，认识到要为六亿五千万人民纺好纱，织好布，做王杰式的好青年。⁽⁶⁷⁾

由于他们中多数人是工人子弟，淳朴、刻苦，一般能较快适应工作岗位，取得出色的成绩。小李进厂一年多，看台数已达到老工人水平（21支，挡1000锭），接头速度闯过30秒，即10只接头中质量合格达到9～10只，操作时又快又稳。为了练好基本功，她常常提早4个小时来车间练习。她还注意向虚心老工人学习，不断提高操作。⁽⁶⁸⁾1963年车间定员24部车派8人不够，9人又多了，小汪主动提出扩台，看锭从1248增加到1256锭，为国家节省一个劳动力，后来在整个工区掀起追赶小汪，扩大看锭的热潮，全工区挡车工从原来9人减少到7人。小汪还虚心向老工人学习操作技术，在班组担任读报、记录，并协助做统计报表，成为行政组长的帮手。⁽⁶⁹⁾小徐在运转班有空就参加操作练兵，工作上保证质量，连续多次达到能手。她还抽空帮助落纱工落纱，放弃休息天，到老工人家中串门访问，帮助做家务，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休息，安心生产，⁽⁷⁰⁾她是班组的青年骨干。李爱宝进厂初期体力小，技术不熟练，为了尽快适应工作岗位，“从此，她一面利用吃饭间休息和放工后在车上拔锭壳”，“回家用铅桶装满水练手劲”，经过连续不断地练，她的落纱时间缩短了。掮纱量也增加了。在操作上达到一级能手水平。厂领导让她到申新九厂学习五好工人董阿筱师傅的操作，回厂推广。她在学习时注意结合自己的特点进行改进，使落纱水平达到三班第一流。做到“拔锭壳无响声，包筒脚一条线，消灭了长短辫子，操作轻巧美观”。2年后她被评选为1964～1965年上海市级五好职工。她以毛主席的话勉励自己，“我们至少还得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她认识到这二三十年正是自己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工作，挑起这个重担子。⁽⁷¹⁾李爱宝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杨浦厂最后一位劳模，她也成为杨浦厂的女劳模形象从娘子军转到青工“小老虎”的一个界标。

“小老虎”李爱宝（1965年）（引自三十一棉档案资料）

1964年上海市纺织局已有2所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由上棉十七厂、杨浦厂试办。其中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半工半读工业中学于1961年创办（长阳路1369弄），学制3年，招收高小毕业生，初设棉纺专业，采用普通初中教材，增加厂编电工、局编机械识图、棉纺织常识。杨浦厂在原工业中学基础上，改为七年一贯制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试点班，学生一周上课，一周劳动实习。这一办学实践招收2届学生，共226人。⁽⁷²⁾1964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倡导“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⁷³⁾后，上海市政府也加大半工半读办学力度，纺织系统的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从原来2所，到1965年发展为10所。1964年纺织系统有60个企业举办半工半读性质的职业学校，招收初中生4500人，学制原定3年，第二年改为4年。这一办学形式既是纱厂培养工人的新途径，也开通了吸收纺织工人子弟接受职业教育的新渠道，为纺织职工家庭子女提供提前进入就业预备期，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机会。

1960年代中期，一些纺织厂职工家庭，为了缓解多子女读书的经济压力，一般安排家中年龄较大的子女放弃报考大学，而是选择读中专、技术学校，以期早就业，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杨浦厂五好职工徐师傅的女儿初中毕业原来打算读技校，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后来经老师建议，她才让女儿服从党的需要，读高中，宁可自己经济紧一点。⁽⁷⁴⁾傅莹是本地人，也来自纺织世家。她的长辈中有4人在纺织行业工作。父母是双职工，7个孩子都享受免费上小学，但家庭经济负担还是较重。她的姐姐初中毕业后进工厂技校。“我1965年小学毕业时，当时杨浦厂招收第一届小学毕业生，我的表姐是上海柴油机厂做老师，她告诉我这个学校很好，是七年制，每月还有5元钱津贴，鼓励我考。当时还听说计划是要培养技术员、厂长。我的班主任认为我成绩很好，不考控江中学太可惜了。当时我的姐姐已从工厂半工半读学校毕业，分配在工厂工作，哥哥在上初中，我想家里很困难，我也要帮家里挑点担子，最后就报考杨浦厂的学校。当时我们都是参加区里的统考，由于想考杨浦厂学校的人很多，我们填志愿时都将杨浦厂学校作为第一志愿。结果杨浦厂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比区重点中学还高些。我们第一届同学共82人，分2个班，一个班是数学成绩好的同学多，我在的班级是语文成绩好的多些。班级同学中间父母是纱厂职工的不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杨浦厂厂长秘书。后来我的大妹妹也考进另一家工厂技校”。⁽⁷⁵⁾在一部分多子女的棉纺织工人家庭，不仅需要依靠夫妻双方就业，维持家庭日常生活支出；也需要那些年长的子女较早就业自立，以分担家庭经济负担。这种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使纺织世家的现象得以延续。

杨浦厂的半工半读学校给该厂输送一批少年职工。学生计划招收2届，246人。其中第一届学生是当时全日制学校招生足额后，通过征求志愿的方法录取的。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工人子弟，一般都能较快适应车间劳动。他们入学的第二年每周劳动2天（6小时／天），专做早班，开始专业工种劳动，一般都能达到三顶一的水平。第三年，每周劳动3天（8小时／天），只做早、中班，在生产上已达到二顶一的水平。据统计，学生每人全年实际劳动150天，产值达12000元。车间干部说“高小毕业生虽然年纪小，体力弱，爱淘气，但是手脚灵活，动作敏捷，学习操作技术又快又好”。雪珍回忆，“我们1962年这一届，有4个班，每班30～40人，女生多一些，分为纺、织两个专业。在学习期间，我们也到车间学习挡车，我在一纺、二纺、都做过。国庆游行时，遇到厂里人员不够，也组织我们一起参加，我还参加过厂里民兵的射击训练。”厂部从最初2届完成三年学业的毕业生中抽调72人升入四年级，其余学生毕业后留厂工作，他们“一般都能够顶班、顶岗生产，在单项操作上，有的甚至超过老工人水平”。这些毕业生中40%的人在车间、工段担任计划员、质量员、劳动员、材料员、安全员、宣传员，被干部、工人夸为生产上的“小老虎”，车间里的“小秀才”。⁽⁷⁶⁾

雪珍在1965年毕业时，“四分之三的同学进杨浦厂。女生做2年后满师成为熟练工；男生做保全、保养工”。“分在布机间做挡车工，我跟师傅做了一周就独立挡28台布机织人造棉”。傅莹回忆，“在技校学习期间，我们一周上课，一周到车间劳动（8小时），我分在前纺粗纱间，一个月后就可以顶班挡车”。她1972年1月毕业正式进三十一棉工作，工资36元。她当时20岁，身高1.65米，体重只有80斤，在三十一棉已经学习、工作已有7年。⁽⁷⁷⁾这些杨浦厂培养的青年学生成为充实生产第一线的新型青年纺织工人。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人的新一代，女工们的脸上都带有青春的憧憬和发自内心的快乐，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痕。⁽⁷⁸⁾

十一棉掮纱女工（1950年代）（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1964年杨浦厂通过学习大庆经验，开展“五好”竞赛，在1965～1966年全厂的生产高潮中，厂团委号召青年职工开展争当“三手”（优质能手、革新能手、节约能手）活动和“小老虎”活动，通过大练基本功、操作练兵，产生厂青年标兵、局级“小老虎”等先进人物。1965年2月李爱宝被上海团市委命名为市“红旗突击手”和“三八红旗手”。9月她被评为局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出席纺织部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业学校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6年3月李爱宝被纺织局称为纺织工业的“小老虎”，在上海纺织行业中掀起学习“小老虎”精神，努力提高产量的热潮。⁽⁷⁹⁾李爱宝既是杨浦厂运转班女工中第一个具有高中学历的劳模，也是工人家庭新一代的接班人，1964年后，杨浦厂生产一线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学徒、半工半读技校毕业生开始成为运转班女工队伍生产的青年骨干。

“四人帮”粉碎后大批知青返城，纺织行业也出现大批职工子女顶替进厂的高峰。1979年根据市纺织局的统一调配，三十一棉接受顶替工979余人，约占当年该厂职工人数（6815人）的14.4%。⁽⁸⁰⁾由于这批返城顶替进厂的青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业被迫中断，1980年据中央8号文件，对新进厂职工进行文化、技术双补教育。三十一棉的青年工人中参加技术补课的约4000余人，结业3727人，完成双补教育应补人数80%的指标。⁽⁸¹⁾作为纺织职工子弟延续家业的最后一批青年人，返城顶替工延续至1980年代中期结束。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文稿丛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8页。

(2)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38页。

(3)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页。

(4)8月各人增资数已基本落实，因国家经济困难，市委号召“工人少增，干部不增，领导干部减资”，杨浦厂召开354个座谈会，向5658人进行教育，全厂增资指标比8月压缩45.52%，增资2575人，按1963年7507人计约占34.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69～70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1949.5～1987.12），第49页；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B134-6-779（1963.10～11）。

(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1册，第21、28页；《工资改革、工资调整统计表》，第2册，第70页。

(6)《秀珍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雪珍访谈记录》。

(7)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36、37页。

(8)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648页。

(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档57-1，（工申五-3），第4页（1956年台风受灾修理私房补助金清册（24户）。

(1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档57-1，（工申五-3），第56～57页（申五分配云绿住户名单）。

(1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13号。《宝娣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

(1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35、40、43、49号。

(13)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14)《武宝璋访谈记录》。

(15)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40-8-83，第96～97页。

(16)杨浦区档案馆全宗号：40-8-83，第96页。

(17)《廼银访谈记录》；《秀珍访谈记录》；《云仙访谈记录》。1950～1960年代一般工人月薪六级（84元）封顶，技术工月薪可达七级（96元）、八级（108元）。

(18)《廼银访谈记录》；《金娣访谈记录》。

(19)《宝娣访谈记录》；《雪珍访谈记录》；《云仙访谈记录》；《秀珍访谈记录》。

(20)《袁文访谈记录》。

(2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23、28、40号。

(22)《金娣访谈记录》。

(23)职工或直系亲属死亡互助会工作总结（1964年），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档案64-7，第1、2页。

(2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26页。

(2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94-3，第6页。

(26)《职工互助储金会整顿工作小结》（1964年），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工会档案64-7，第1～4页。

(27)《职工互助储金会整顿工作小结》（1964年），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工会档案64-7，第8～9页。

(28)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62-2，第30页，杨浦厂工会二年生活工作总结（1962年1月）。

(29)《余力访谈记录》；《云仙访谈记录》；《雪珍访谈记录》。

(30)《平平访谈记录》。

(31)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547页。

(3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62-3，第55页（1962年度工会工作总结）。

(33)补助金包括：疾病补助22425元（约5595人次，约44元／人次）、家属丧葬补助10332元（289人次，约35.7元／人次）、职工丧葬补助5977元（45人，约132.8元／人）等。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62-2，杨浦厂工会二年生活工作总结（1962年1月），第30页。(www.daowen.com)

(3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62-3，第5页，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工会1962年上半年工作小结（62年7月）。

(35)《武宝璋访谈记录》。

(36)杨浦区档案馆藏，卷宗号40-8-83，第113页。

(3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62-2，杨浦厂工会二年生活工作总结（1962年1月），第19、21页。

(38)《云仙访谈记录》、《宝尔访谈记录》、《吴财根访谈记录》。

(39)《范星、宝娣访谈记录》。

(4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21页。

(4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57-1，第4页。

(4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62-2，第37页。

(4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1949.5～1987.12）第2册，第54页。

(44)1962年1～6月帮助826人次，计11300元。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1949.5～1987.12）第2册，第54页。

(45)《职工房屋贷款借款条例》（1964年8月）、《1958.1～1964.6借房贷情况分析汇总》第1～3页，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工会档案64-7。

(4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62-2，杨浦厂工会二年生活工作总结（1962年1月），第25、26页。

(4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2-35、55页（1961，12）。

(48)《秀珍访谈记录》；《袁文访谈记录》。

(49)1960年对上棉三十厂（原仁德纱厂）84户居住私房职工的抽样调查显示，他们大都居住在简陋棚屋中，月租金在1.15元／平方米的12户，0.63元／平方米的46户，0.28元／平方米的26户。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322页。

(50)这些房屋大多是简陋平房，居住、举炊同在一室，或是旧里的半间、阁楼，漏雨、积水、通风差。上棉三十一厂工会档案57-1，第65～67页。

(5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会档案综合类62-2，第37、35页。

(52)《1958.1～1964.6借房贷情况分析汇总》，第1～3页，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工会档案64-7。

(53)1956年荣丰纱厂、申新六厂两厂联合筹建自建公助房屋云绿新村，砖木二层32幢、三层38幢，占地3197平方米，建筑面积5469平方米，入住144户，平均37.98平方米／户。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第111页。

(54)《张师傅访谈记录》。

(55)建房职工在首付360元（半幢）、720元（1幢）后，建半幢的职工如按月扣20元计须2年半还清；若月扣15元须3年半付清。建1幢者金额加倍。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会档案57-1，第60～61、71页。

(56)《老同志访谈记录》。

(57)二纺秦师傅大小4口住在无法通风6平方米的油毛毡棚户内，加上业主自己的煤球炉，不要说睡觉，简直无法进去。由于床对面放着煤炉，影响健康，小孩时常灼伤，很不安全。织造杨师傅一家大小9口挤在不到6平方米的板房，床上睡5个床，下睡4个。厂办学校教师何老师，六口住海州路积水地带，面积约8平方米，每逢大雨、潮汛，屋内积水过膝，彻夜不安，因家里长期潮湿，家属长年生病。厂办学校教师何老师，六口住海州路积水地带，面积约8平方米，每逢大雨、潮汛，屋内积水过膝，彻夜不安，因家里长期潮湿，家属长年生病。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2-35，第35～37页。

(58)杨浦区档案馆B257-1-637。上海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325～326页。

(5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会档案综合类62-3，第57页；《金娣访谈记录》。

(6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2-35，第33～35页。

(6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62-2-35，第37页。

(6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3，第77页。

(63)据不完全统计：3人（1959～1962）、14人（1963年，其中2人老住户）、1964～1965年：二纺15人、科室5人（老住户1人）、织造6人（老住户1人）。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3，第55页。

(6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56页。

(65)莲莲口述、士秀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史》。

(66)《袁文访谈记录》；《伊梅访谈记录》。

(6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3、16、32、53、58号。

(68)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5-3，二纺车间1964～1965年市级五好集体、职工登记表，第67页。

(6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31、32号。

(7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5-3，第58页。

(7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30页。

(72)1966年停办。1972～1981年每届80人，1982～1985年生源不足，维持40人，1985年停办、撤销。1989年以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技校名义招生，1992年因无生源停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69～70、66页。

(73)1964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认为，我们要普及教育、满足各类学生升学的需要，单靠一种教育制度是不行的，国家负担不了，家长负担不了，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全日制学校以外，创办一些半农半读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势必有两种劳动制度，即工厂、机关的8小时工作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1965年半农半读的小学在校生已达2500多万人，占全体小学生的21.7%。教育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能解决教育资源的不足，而且通过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两条腿走路”形式，还能发挥农村学校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促进基础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结合。参见百度知道网站。

(74)杨浦厂工会档案65-3，二纺车间1964～1965年市级五好集体、职工登记表，第88页。

(75)《傅莹访谈记录》。

(76)上海市杨浦棉纺织厂印染厂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半工半读育新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第37、39、40页。

(77)《雪珍访谈记录》；《傅莹访谈记录》。

(78)这位女工是上海十一棉的辅助工（落纱工），1950年代她在劳动竞赛中是优胜者。《解放日报》记者拍摄这张照片，在报上发表。后来这张照片成为女工快乐工作的形象之一。《蒋昌宁访谈记录》。

(7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3册，第27页；杨浦厂档案65-3，二纺车间1964～1965年市级五好集体、职工登记表，第27页。

(8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5、56页。

(81)上棉三十一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7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