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四难

新中国成立后，杨浦厂职工在勉力维持家庭低消费的同时，还不时为了住房问题大伤脑筋，大致可归结为四难：买房、修房、租房、分房。这些经历是绝大多数职工都亲身经历过的。

由于杨浦厂地处沪东的东北角，远离市中心区，公共交通仅有22路无轨电车到外滩。如果原来自家不在沪东的职工每天上下班往返的路程至少要换2部公交车，耗费2个小时。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本厂工房新增数量有限，所以，在厂区附近买房是该厂职工解决住房一步到位的选择，也是他们辛苦多年、省吃俭用、追寻不弃的梦。那些曾在高郎桥地区租借简屋、草房的杨浦厂职工们，也都盼望能有自己买房搬迁的一天。

杨浦厂部分工人宿舍：申新东里

1950年代前期，在高郎桥地区买一处旧房的费用约在1000元。一部分职工是先租房、后买房。秀珍原是厚生厂的老工人，“新中国成立后，我家借一间草棚住，月租2斗半米，1958年我买了一间房子，自己出1300元，借了兄弟500元，用一年多时间还清这笔钱”。秀珍买好房子后，自己与孩子住楼上（搁楼），下面后房间近10平方米，出租，每月收房租8元。新中国成立前云仙“在兰州路、河间路的顾家湾借了一间房子只有8个平方米，月租5元”。“新中国成立后厂里的自建公助工房云禄新村的房子要先付300元，然后每个月扣20元，当时我丈夫没有工作，我们就没有买。后来我们买了高郎桥地区的私房，20～30平方米，用了1300元”。1950年代中期在高郎桥地区自行买房的有2户本厂双职工家庭。吴师傅夫妇于1958年进杨浦厂工作，在厂区附近“先是借私房，10余平方米，10元／月，住了2年多。后来买了厂附近的一间旧平房，地面铺地石胡（石灰块的俗称），当时卖价850元”。宝尔夫妇是1962年买房，“1962年有个无业人员被动员回乡，贴出售房的纸条，他的房子是木结构的平房，室内23平方米，我们花了1160元买下这个房子。当时是向厂里的同事借了六七百元，还了2年。”⁽³⁸⁾当时杨浦厂职工在厂区附近买一处20平方米的一般私房，一般都要花费900～1200元，约相当于他们一个人一年的工资（按70.40元、100元推算）。因此单职工家庭仅靠工资收入，难以圆买房梦。双职工家庭自行租地建房的费用往往要耗尽多年积蓄，并影响日常生活的开销。范星、宝娣夫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厂的老工人，他们婚后先在厂区附近借了一间私房住宿，6平方米，月租2斗米。后来生了孩子，1955年他们在方子桥租地盖了私房（75平方米）。“当时自己出了700元，借了些钱，总共花了2270元。造房子的借款（约1570元）利息每月3元，还了2年才还清，当时家里只能买5分钱鸡毛菜过一天。房子造好了，没有钱装电灯，过了1年才装上电灯（费用70元）”。⁽³⁹⁾

对于高郎桥地区一部分有私房的职工，要自行解决私房维修也是一个难题。1956年7月上海遭遇罕见的雷阵雨，高郎桥纱厂区一些工人的住房顶掀墙塌。申新六厂党总支与厂方作出决议：职工有经济能力修理的，帮助安排修理；由工会出资3万元作为职工危房修理贷款；成立房屋抢修队，帮助工人抢修危房，并以低价供应修理材料；调剂部分房屋供给住房已不堪修理的困难职工居住。在2周内厂工会走访178家职工困难户，帮助解决51户房屋修缮。⁽⁴⁰⁾9月申新五厂厂方对台风期毁坏的24处职工住房（草棚20家、瓦板房4家）安排修理，其中20处是草房（19户是单职工家庭）。申新五厂分发修房补助金1450元，约占受灾户申请金额的65%。⁽⁴¹⁾当时，这些抢修措施一般只是应急性的临时支出，还没有建立相关的制度。

三厂合并后，杨浦厂职工买房、修房的困难逐渐汇集、突出。约在1960年代初期杨浦厂设立的职工房屋贷款、职工生活补助金均与职工修房直接有关。据1961年12月杨浦厂一项职工住房困难报告称，该厂“陆续解决居住有困难的职工群众据不完全统计有1557户，但居住问题的矛盾仍然是比较严重。各类简屋中由于年久失修，破损程度的增加，6月连绵梅雨、潮汛的侵袭，很多职工的住房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倾斜、漏雨等严重情况”。“直接影响职工的生产情绪，也关系职工家属。在很多自建房屋中‘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有的职工每逢天雨要忙着撑伞防漏，女工人王师傅‘人在厂里，心在屋里’；有的职工住房倾斜，每逢刮风下雨更是‘心事担足’，生产情绪很不安定。各类住房困难的职工也经常跑到车间和工会，请求领导帮助，少数人的情绪也较激动，哭、吵现象时有发生。他们说：人民政府吃饭有定量、着衣有布票，睡觉为什么还不解决；‘找对象难，但是要房子更难’。厂党委在梅雨季节组织抢修房屋。由各车间组织“房屋抢救小组”，抢季节、争时间及时帮助职工修建住房。另外抢修火灾房屋1户。⁽⁴²⁾

1962年6月厂方对79位买房、修房职工贷款10235元，人均105.51元。⁽⁴³⁾此外，杨浦厂工会的季节补助金往往在7月起逐月增加专项补助，如雨季房屋维修等，1962年上半年平均1880元／月，7～11月为5060元／月，12月连同冬令补助，支出金额自然更大。⁽⁴⁴⁾

1964年修订后的《房贷条例》规定贷款主要条件：职工自建自住房屋损坏或危险，确需修理，若确需扩建或购屋，应提交有关部门证明；职工本人原租私房，因房主收回自用，而需另租或买房者；晚婚、婚后无屋、法院判决离婚分居者。贷款金额以200元为限，不得移作他用；同厂职工申请房贷以男方或长辈为主；还款原则按借款数的10%计算，每月在工资中代扣。1958～1964年6年中房贷年均受益人364.5人，约占全厂职工4.5%，人均贷款约121.6元，获得修房贷款的职工约占房贷职工的70.3%。年度贷款金额比较显示，1963年是高峰期（77640元），贷款人616人，其中包括个别退休职工。⁽⁴⁵⁾这些规定表明，厂方力图使房贷严格限于买房、修房的专用范围；贷款人限于在10个月内还清全部贷款，便于房贷基金周转，扩大受益面。

杨浦厂除为职工提供房贷之外，还以本厂的财力、人力，帮助部分困难职工维修住房。1961～1962年间，厂方以3次清仓、委托代购修建材料、动用砖瓦5万块（片），人造棉布272公斤，组织人力抢修职工破损房屋602户，支援人员267工。二纺一位女工说“组织上帮助修好几年来一直想修的房子”；细纱车间王阿姨的住房地势低，经常积水过膝，甚至连马桶也要用绳子吊起来，下雨时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吃饭撑伞，生活多有不便，后由车间出动6人帮助，先用10余车煤屑垫高地面，再修补屋顶，使她不必再为刮风下雨而担忧了。⁽⁴⁶⁾

但杨浦厂对长期承担解决职工住房困难也有难处：房子搞不到、修建材料买不到、自己造屋地皮借不到、泥水工请不到、与外面交道打不通。如当时加固支撑的竹木材料短缺，长的更难买，自由市场上售价高于房管部门调拨十多倍，职工难以负担；漏屋修补用的稻草只搞到111担，还有十几户只能用油毛毡暂代；由于本厂泥水木工缺少，外面雇工工资要5～6元／天，开销不菲等。⁽⁴⁷⁾这些难题杨浦厂也难以逐一及时化解。

当时翻造住房是职工一家人的一件大事。首先是采购建材需要有证明，私家修房需要到区建设局申请修建执照；然后凭修建执照购买一些建筑材料，施工只能自己动手，没有假期、人手不够，只能找朋友帮工。因此三十一棉的职工翻修住房往往是靠班组同事帮忙。一般是联络班组青年，利用厂休日，突击完成。秀珍买的“房子原来是铺地板，后来地板坏了，就换做水泥地面，当时是班组同事帮忙做的”。1979年顶替进三十一棉二纺车间工作的袁文回忆，“有两家工人翻造房子，在前期准备工作时，我们青年人利用业余时间帮他拉砖、木料等。”⁽⁴⁸⁾可见，职工买房、修房的三个要素：借款、建材、人工都离不开借助厂部的资源，同事间的互助。

在高郎桥地区，杨浦厂职工租借私房的苦衷也一言难尽。除了离厂区近之外，附近出租的私房几乎是乏善可陈。新中国成立初期，该地区生活设施简陋，只有电灯、公共给水站、少量公厕⁽⁴⁹⁾。1957年申新五厂申请自建公助建筑职工住宅的52名职工中，有23户原是租住私房户，均为简陋旧房，平均居住面积15平方米／户，每户租金约5.8元／月，其中部分租户因业主催迁将居无定所。⁽⁵⁰⁾由于私房维修由业主自理，往往常年失修。租赁私房的职工难免也为与房东关系摩擦而烦恼，据1961年12月杨浦厂一项职工住房困难报告称，厂工会出面调整私房租赁关系3户。据该厂213户住房困难户调查表（1961年），其他困难及业主逼迁的有63户，占住房困难的213户的29.6%。⁽⁵¹⁾1958～1964年，杨浦厂总共有190位租房职工得到厂部借支房贷，约占贷款总人数（2187人）的8.7%。⁽⁵²⁾杨浦厂租赁私房的职工，客观上只是暂时缓解该厂职工住房困难的压力，随着房东对私房利用的变动，租房职工家庭人口增加，这些租赁私房职工也转变为厂部分房的老大难。(www.daowen.com)

相对修房而言，分房是杨浦厂长期难以自行改善的头号老大难问题。

一是房源稀少。1950年代前期（至1958年底止）上海市区房屋调配由投资建造单位自行安排，高郎桥北的方子桥地块新添两处纱厂工房，均属自建公助。即云绿新村、永安新村。⁽⁵³⁾云绿新村为荣丰纱厂、申新六厂合建，单幢住宅价约2000元，安装集体电表、公共给水站（1981年始安装管道煤气）。申新五厂47户自建公助房户均属双职工，其中分到半幢（建筑面积约30平方米）的36户平均每户5.97人，月收入135.39元；分到1幢的11户平均每户6.81人，月收入178.1元。每幢造价2000元，由职工一次缴清36%，余额向厂集体福利金中申请贷款（不收利息），还款期一般控制在4年内。张师傅（1938～ ）是夫妻同厂的青年工人，来上海结婚后是无房户，“我们是困难户，在厂里分到云绿新村的房子，27.2平方米，当时是自建公助，分期付款。初期付200元，然后从工资里按月扣10元左右，扣了15年（合计1800元）。工房的修理全部是自己解决”。⁽⁵⁴⁾

入住云绿新村的职工家庭成员显示，注明子女人数的41户，其中半幢32户，平均有子女2.7人／户；1幢9户，平均有子女3.9人。个别十口之家往往是与公婆、叔嫂、弟妹同住的家庭，就业3～4人。1958年申新五厂（全厂职工2600名），再次申请市建筑管理局分配住宅土地，用于自建公助工房50幢，解决住房紧缺。但未能如愿。⁽⁵⁵⁾1959～1960年杨浦厂的一位老领导的住房困难也一直未得到解决，“我们结婚时是借了眉州路的一处私房，不到10个平方米，月租金5元，1952～1956年搬到兰州路的私房，上、下各半间，月租5元。分房时厂里的干部都是谦让的。后来是公方厂长孙杰知道我家的住房情况说话了，这以后，我家的住房才得到改善。1958年申新五厂在黄兴路建了些工房，我家当时4口人，分了2间半，实际合1间半，33平方米，月租11～12元，厨房、卫生间都是合用的。”⁽⁵⁶⁾1959年后住宅归各区统一调配。杨浦厂广大职工，只能指望厂部逐步解决住房难题。

自建公助公房：云绿新村（搭建之后）

1961年一项职工住房困难的调查显示，有213户职工家庭存在较严重的居住困难。主要是居住面积过于拥挤，人均居住面积低于1平方米的72户，占213户的33.8%。

在分配住房时，杨浦厂的方式是通过自报互访互评、测算，确定本厂本次解决住房困难的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线及分房职工名单。1962年杨浦厂从上级单位分到5间新工房，经对319户调查，人均居住2平方米以下194户，2平方米以上125户，无房13户、30岁以上结婚7户。结果只得将人均2平方米以下定为困难户的底线，将2平方米以上视为暂无困难户。采取的评议办法：依靠群众、互访互评、大家作主、领导批准。结果通过多种途径：本厂自行安排和分配、回收、套配解决的15户，房管部门支持配合安排的11户，帮助私房借贷的7户，买卖介绍7户。累计有40户职工的住房有所改善。解困户包括居住在1.5平方米以下的20户、婚后无房5户、30岁以上结婚无房2户、严重私房逼迁7户、其他困难6户。但此次达到改善的40户，仅占人均居住2平方米以下194个困难户的20.61%。⁽⁵⁷⁾参照1949年全市棚户、简屋人均居住面积为2.81平方米，1958年全市人均居住面积2.95平方米，1960～1964年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是3.8平方米，杨浦区1964年8月人均居住3.31平方米的有7818户，⁽⁵⁸⁾杨浦厂却只能暂时将人均2平方米以上仍列为暂无困难户，这是无奈，也是一种悲哀。于是，1960年杨浦区境原有的几处占地较大的棚户简屋区如引翔港、茭白园、姚家桥、方子桥、小木桥、陈家头、中联村等，大都健在，由棚屋翻建的简屋群与棉纺织厂区形影相随。在1960年代，杨浦厂能住进工人新村兴建的职工还属凤毛麟角。据1962年杨浦厂工会总结称，“10年来国家在上海造工人住宅500多万平方米，本厂职工分到国家房屋和本厂宿舍有235户，另有212户搬进自建公助。今年（1962年）国家分配本厂5户工房，用其他方法收回房屋，一屋两用等解决了102户”。老工人金娣回忆，“我家分配了一间工房，是控江四村（宁国路、控江路）朝北的一间，14平方米，房租1元多，我们全家一直住了20年。1982年我退休时一家三代5口人分配到这里的新工房（眉州路），共有25平方米，分两间，煤卫独用，租金7～8元／月，后来化了1.8万元买下来。”⁽⁵⁹⁾当年杨浦厂分配住房的102户，仅占全厂职工的1%，极有限的房源对缓解职工住房问题只是杯水车薪。

表8-1　　　　杨浦厂213户住房困难户调查表（1961年）

资料来源：《杨浦纺织印染厂帮助职工“解决居住困难”工作总结》（1961.12）。上棉三十一厂工会档案综合类62-2，第35页。

由于区属住宅房源紧缺，工厂又无法自建。1961年杨浦厂通过并、挤、插的办法腾出房屋32间，其中分配（含套用回收）51户；经与杨浦区房管单位联系配合解决19户；帮助购买回乡职工住房（本厂、外厂）、解决租赁42户；调房39人次（涉及5个区），帮助职工缓解居住困难累计152户。此外，腾出集体宿舍床位93只，用于安排那些暂时分不到房子，且路远或做夜班时家中无法休息的职工在厂内住宿。帮助检修职工房屋累计602户，其中已修好526户（解决贷款、材料、人工、房管单位协助），未修好76户。⁽⁶⁰⁾

1962年杨浦厂党委组成以班组生活员代表为骨干，专业人员参加的“房屋小组”，用“并、挤、插”的办法，挖掘原有宿舍中房屋潜力，腾出余房。依据职工提交的申请表进行互访，实地测量、核实情况，在车间开展自下而上的相互评议。改变过去“少数人搞”冷冷清清的做法，使住房困难职工在思想上改变“我最困难”的误解。“过去是吵吵闹闹，现在是心服口服。织造蔡师傅表示‘以前房子的事，我们晓都不晓得，现在领导上放手让我们自己来评，我虽然没有被评上，但是总算看到了比我更困难的同志，我服贴了’。”。⁽⁶¹⁾1962年一季度杨浦厂申请分房的职工有303户，其中人均2平方米以上125户，2平方米以下各类困难的178户。厂工会“根据困难程度和当前实际居住平方界限，在征得各车间主任同意下，划为超过2平方米以上者作为本次暂无困难，进行解释、说服”。有些群众反映“组织上解决问题实事求是、不偏不私、公平合理”，一些所谓的“暂无困难”户也认为“领导上贯彻了先急后缓，逐步安排的办法是合理的”，“干部有困难和工人一样处理”。许师傅一家5人住6.6平方米，她原来期望很大，经常打听，在了解此次分房标准是人均1平方米后，表示“暂时还可以克服”。一些职工对于住房问题要“自力更生、领导帮助”相结合的两条腿方针的提法有疑问，认为，要住房，但“自己在外面借不到；自己造，材料搞不到；向房管所申请，要不到；怎样自力更生解决住房这样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呢？”⁽⁶²⁾

1959～1965年，杨浦厂的市级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522人中，陆续入住工人新村的劳模39人。⁽⁶³⁾约占杨浦厂1959～1965年间市级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人数522人的7.2%。杨浦厂的上万职工面对住房挤、租房难、私房设施差、婚后无房等的窘迫棘手的现实，除了等待厂方的统筹安排调剂，作为个人一般是力不从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