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金与救助基金

1950～1960年代政府严格控制日常生活消费品物价，对城市居民的衣、食、用基本生活品采用计划配给制。随着人口的增长，杨浦厂职工一般以工资为家庭收入单一来源，家庭日常开支入不敷出的情况较为普遍，一方面靠相对低的收入维持基本生存消费，另一方面厂工会也投入主要精力筹划改善职工的福利，设立若干专项互助金、救助基金，建立职工班组互助组织，为职工临时性急用支出提供资金周转，并承担管理责任。

互助金

杨浦厂的职工互助金主要有两项：职工死亡互助金、互助储金会。1956年申新六厂、荣丰纱厂设有职工死亡互助金。1958年11月三厂合并后，杨浦厂将互助标准修改为职工本人死亡，每个职工互助2分；家属死亡互助1分（互助金最高限额：职工本人死亡为180元，家属死亡为90元）。互助金在职工工资内代扣。享受范围为二人（父母、公婆死亡后可任选）；夫妻一方无业亦可享受（限于一方享受）。这一福利措施于1959年2月1日正式实行。⁽²³⁾1961年7月在整风运动中，根据职工的普遍要求，杨浦厂在申新六厂、荣丰纱厂互助金的基础上，制定《杨浦棉纺织印染厂职工互助条例》，规定职工本人死亡，每个职工互助2分；家属死亡，互助1分，在工资内代扣，于1962年1月1日实行。⁽²⁴⁾自1959年2月～1964年3月，杨浦厂死亡职工153人，家属2199人，其中火葬的仅3人（职工1人、家属2人）。厂方共支付死亡互助金233941.95元，职工每人已扣死亡互助金25.05元。有工人认为这样活人、死人都有保障，生产劲头高，要报答党。1994年三十一棉仍有一个死亡丧葬互助补充保险组织，参加人数5881人（退休职工总数5883人）。⁽²⁵⁾

在高郎桥纱厂区，职工互助储金会（简称储金会）的创办始于1958年三厂合并前。当时人均缴纳基金标准不一（申新五厂12.80元，申新六厂5元，荣丰纱厂10元）。1960年上半年杨浦厂对三家厂的互助储金会整顿后，规定基金一律10元（多退少补），实行统一管理，由工会核对职工的工号调换新证。⁽²⁶⁾1962年互助金会员共5155人，占全厂职工64%，基金51429元，两年内共帮困6200余人次，贷出163288元，平均26.3元／人次。1960年、1963年5月厂方两次突击查账，发现共有宕账131人，金额2560.74元。约占基金总额的5%。后制定14条规定，建立月报表；实行不定期查账等管理措施。1964年6月全厂职工7747人，加入职工互助储金会会员6086人，约占全厂职工的78.6%，历年利息7471元。储金会曾下拨基金9.5万元由各车间、部门支配使用（科室2万元，一纺、二纺、总机械各1.8万元，织造1万元，印染7000元，化纤4000元），⁽²⁷⁾便于职工就近利用。

1960年杨浦厂又出现以生产班组为范围的小型互助会，初期仅83个，1962年1月已有240个，占全厂小组（476个）的50.4%，基金72400元，平均301.7元／组。这种小型简便互助金，取用无条文限制，由小组自行管理，储蓄为主、借款为辅，职工发工资时交款，人员情况熟悉，手续简便。如印染车间9个班组人人参加，集资21000余元，平均2333元／组，如同班组职工自设的“小银行”。⁽²⁸⁾余力回忆，“我们车间、班组里都有互助金。职工每人交10元押金，借款后分期还款由职工自己写，如果借钱未还清，另有特殊困难急用，也可以借钱。我也借过互助金，我祖母过世后，我向车间提出要借些钱，支部书记说不要借了，给你30元补助金，因此我就没有借互助金。车间职工一般遇到子女交学费、家中有人生病、办丧事、婚事、修房屋时，有些人需要借互助金周转”。云仙回忆，“儿子结婚时我向车间的小姐妹借钱，每月还100元”。1965年雪珍进厂后，也参加工会储蓄，每人先存10元，然后每月交2元。⁽²⁹⁾

储金会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延续。1968年毕业分配进厂的中学生平平回忆，“我所在的班组里，老师傅的家境按当时标准来说还是可以的，有些老师傅因丈夫在农村，或有多个子女上山下乡，或自己不善当家，每个月都要借互助金补贴家用。那时我们每个工段都建立互助储金会，每个职工交10元，厂工会也按职工数的比例拨款。有困难的职工可以在每个月5日至15日向所在工段工会申借，借后每个月在工资中扣，在我记忆中借钱的总是一些老面孔，特别家里如有两个以上孩子上山下乡，那这个家庭生活是相当困难的”。⁽³⁰⁾这种沿续十余年的职工互助储金会组织，由厂部资助、制订还款规则，显示出便捷、规范的良性运作，使班组工人、同厂工人之间，自然形成的互信互助的友情，职工与厂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认同感、信赖感与日俱增。

补助金(www.daowen.com)

1956年全国总工会规定基层工会可将会费收入的20%，用作会员困难补助。据此，上海各级基层工会当时的帮困重点一般是安排职工冬令补助。1955年上海总工会在冬令补助之外，对生活依然困难的职工，按具体人口实行每月定期补助。直到1960年代前期，职工按月定期补助的标准才逐渐确定。1962年10月根据劳动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的联合通知，职工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足12元的给予定期补助。上海于1963年1月执行，全市被定期补助的职工约占14%，1965年缩小为9.4%。⁽³¹⁾

1959～1962年的4年间，杨浦厂工会用于职工困难补助金是36605.95元（年均约9151.5元）。这笔困难补助金约占同期厂工会五项福利总支出（文娱、体育、图书、宣传、补助，44963.66元）的81.4%；这4年间，在杨浦厂工会总支出（121159.54元）中，上介款70071.93元，约占57.8%；补助金（36605.95元）约占30.2%，是位于上介经费之后的第二大项支出。这笔大额补助支出约占期间工会会费（62373.03元）的58.7%，显然直接影响工会会费的利用。于是杨浦厂行政不仅按规定向工会行政拨款（79627.20元），而且由行政拨交工会困难补助金26929.51元（约占职工困难补助金的73.6%）。⁽³²⁾这一安排表明，由行政拨交工会的困难补助金（26929.51元），将被列入杨浦厂的年度支出之一。此类将大额资金注入工会福利支出的做法，也是当时一些大中型工厂的特殊实力，一般小厂是难以承受的。

1960～1961年的2年间，杨浦厂的非生产性支出类别已不下七种，年均总支出986860元。其中，依金额排序依次为补助金约51万元（详见注释），退休金约47万元（约822人，47.56元／人次），生育补贴5546元（1345人，40.6元／人），疗养费1314元（63人，20.7元／人）。⁽³³⁾按1962年杨浦厂职工9500人推算，上述补助金的年均受益面：5595人次，约占58.9%。补助金、退休金两大支出成为杨浦厂企业经营的双重负担，也极大制约该厂工会改善全体职工福利待遇诸多安排的实施。

除了上述专项补助外，长期补助、临时补助的支出也不少。在1962年1～11月已有324人得到经常补助，有2752人次得到补助金36600余元，平均13.3元／人次。工会为职工代购草垫680条（当垫被用）。工会支出显示：会员困难补助11302.50元，其中长期补助224人次共2139元，平均9.55元／人次；临时补助602人次，共9163.50元，平均15.22元／人次。⁽³⁴⁾当时的长期补助一般是按上级规定标准，定人、定期发放。1959年后杨浦厂技术干部武宝璋的父母回乡生活，当时他每月给父母寄30元生活费。“后来组织找我谈，认为我给父母的钱太多了，当时工人困难补助标准是人均每月8元生活费。我只好减为寄10元／月，后又被认为太少了，就再改为20元／月”。⁽³⁵⁾

1961年杨浦厂设立的困难补助（以家庭人均生活费10.40元为参考）⁽³⁶⁾，长期补助人均每次十余元，这也反映在杨浦厂一部分工人家庭的人均生活费在10.40元的补助线上下，只能靠厂方的定期补助维持日常生活低消费。厂方另有冬令补助等专项补助，缓解职工在遇到临时性大额支出时的经济压力（如职工生育、疾病、丧葬等），不至于影响日常生活开销。

厂工会在帮困活动中也不时组织突击性的班组互助义务劳动。1962年1月据杨浦厂工会统计，全厂职工9500余人，其中女职工6133人，约占64.6%。该厂在基层设置生活员（六员之一），在“学赶十二棉”运动中，厂党委组织对生活员进行培训（312人，7天），在春节期间由生活员带动1986人，进行家访2870户，长病假140人。印染车间的生活员成立了缝补、洗衣、修房小组，为多子女、双职工、体弱多病职工解决361件事（洗衣95件、棉被被单97条、帐子2顶、枕头59只），这表明一部分职工在全力投入紧张生产劳动的同时，日常家务劳动多少已无暇顾及。期间由厂工会组织，动员了9300余人次清理垃圾20738吨，填平低洼地，辟设菜园。2年中全厂职工80%（约7600人）购买81735元建设储蓄（人均约10.75元）、各种存款836008元（人均约88元）。二纺车间前纺乙班原来是有名的“三多”：标会多、借互助金多、上小押典当多，有人见啥买啥，消费不当，以致每逢节假日，总有多人吵嚷经济困难，要求借支、补助、排解纠纷等，后组织人员帮助他们合理安排，算在前头，吃在后头，当月不吃下月米食。⁽³⁷⁾妥善安排家庭日常支出，化解了一些职工生产上的后顾之忧。

在杨浦厂领导的直接关心下，由工会具体负责操作多种职工互助、补助渠道，为职工送去温暖、友情、实惠。杨浦厂的“大厂”形象在职工心目中逐渐变得无比神圣、似乎无所不能，凡是“厂里说的”、“厂里做的”，他们都愿意坚信不疑、全力以赴。杨浦厂也无形成为职工们解决一切个人问题最后仰仗的“靠山”，“从一而终”，不愿意轻易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