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低一多”

由于公私合营后杨浦厂职工增资是根据局系统统一安排进行。1960年市局系统第一次工调，增资面39.83%，平均工资增加1.20元，增长率1.69%，增资人员平均增资3.01元。⁽⁷⁾于是“文革”前仅有的这两次加薪对多子女的职工家庭改善生活只是杯水车薪而已。1960年代前期当杨浦厂的男女职工，投身长期超负荷的生产劳动时，他们中不少人长期处于收入低微、生活节俭，甚至拮据的境遇。1962年中共杨浦区委工业部等在杨浦厂、中华造船厂、上钢二厂、中国纺织机械厂的部分车间调查，2036名职工家庭（平均4.8人），职工月均收入72.15元，家庭人均收入15.06元。其中人均收入10元以下占15.8%；10～12元占13.3%；13～15元占15.53%；16～20元占20.34%；20元以上占34.95%。调查表明有29.1%的职工家庭生活较困难或有严重困难，其中33.86%职工不同程度负债，平均负债50元（负债100元以上占1／3）。⁽⁸⁾这种家庭基本生活难以自给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迫使女工们必须量入为出，安排家庭生活，并通过更勤奋地工作获得有限的额外收入。

“紧绷绷”

“紧绷绷”是上海人形容家庭收支来源单一，一般没有余钱，必须量入为出，遇到临时急用，须靠借款应付的状况。1950年代中期，高郎桥纱厂区的部分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就属于此类。

1956年申新五厂有24户职工因台风受灾，向厂部申请修房补助，其中17户注明家庭收入及人口信息：单职工15户，双职工1户，1户不详。平均6.9人／户。平均每个职工要负担6.5人，属人口多、就业低的家庭。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特点是：

一半以上家庭人均收入偏低。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0元的10户，平均8.6元／人，约占这17户的59%；10～20元的6户，人均12.9元；以上16户家庭的人均生活费仅10.21元（另一人50余元单住）；长期补助3户，另4人收入不详。

住房差，无力自行解决维修费用。24户受灾家庭中有20户是住草房，申请贷款总额2226元，按111.3元／户推算，此次台风受灾的修房支出约相当于其中16户职工家庭（月人均生活费10.21元）一个人10个月的生活费。⁽⁹⁾结果厂部给予的初步补助金总额1375元，68.75元／户。约为平均申请费用的61.8%，只能是局部维修而已。可见，单职工、家庭人口多、人均生活费偏低，无力维修草房，是这些草房职工困难户的基本特点，其中部分困难户要靠长期补助才能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支出。

同年申新五厂47户职工购买自建公助新村住房，这些购房户人均生活费属中等水平。这47个家庭的平均人口7.0人，其中40个家庭有孩子同住，平均2.8个孩子／户。家庭成员除夫妻、子女外，另有父母或弟妹同住。人均生活费24.9元。购房支出也是花费不斐。他们从私房（有33户原住私房）搬进工房，分到1幢（上下两间）的有11户，平均9.1人／户，须付720元，约为其家庭1个人3个月的生活费支出；分到半幢的36户（1间），平均6.3人／户，须付360元，相当于其家庭1个人2.4个月生活费支出。⁽¹⁰⁾

从1959～1964年杨浦厂评选先进职工的事迹介绍与部分老职工访谈回忆中可以了解，一些有着近20年工龄的老职工，在工作中取得出色成绩的生产骨干们的日常生活往往长期处于“三低一多”的状况，即低工资、低消费、低储蓄，子女多。此类家庭，不论双职工、单职工，日子都过得“紧绷绷”。

双职工家庭：一纺加工运输工阿江，男，44岁，工龄15年，1962年获车间先进生产者，是1963年市级五好职工。他们夫妻同厂，有7个孩子，家庭月收入130元，人均18.6元，每到缴学费的月份，仅学费一项支出就达70余元，影响当月家庭生活支出。宝娣回忆，“解放后我工资93元，丈夫是同厂职工，工资88元。我有4个小孩，休息天就做鞋子、做衣服，还要负担双方老人的口粮（60元／年）、零用、穿衣。造房子又背了债，因此有病也不看；有病假单也不肯休息。直到退休后身体才慢慢好起来”。袁文的父母是棉纺织厂的双职工，家庭月收入约170元。当家里有3个孩子、3个大人时，“家里条件还是很好的。每到星期天，家里就让哥哥和我一起到控江文化馆去看儿童早场电影，票价1角。过年时我们几个孩子都穿新衣服”。后来“家里有8个人（5个孩子）生活，人均生活费约20元。后来奶奶患癌症，给她治病花去的钱，由两个姑姑和父亲共同分担的，1967年奶奶去世时，家里欠的债还了一年多还没有还清。直到我从黑龙江回上海时，家里才添了一架缝纫机”。⁽¹¹⁾

单职工家庭：印染车间雕刻工老吴，男，工龄20年，1962年他工资从65.80元增加为72.80元，供养6个人，人均12.1元。妻子原在厂做临时工，国家困难时被辞退。家庭每月消费安排是先将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米、煤球、油、盐等）买好，余下的钱仍照原来计划安排。“他规定每月一星期买一次鱼，一个月内买一次肉，平时总是买些价廉的蔬菜，全月的小菜钱，平均每天不超过4角。过去他每月也存2元钱小额储蓄，到期后取出来作为添置衣服的费用。现在他把新增加的工资，又如数参加了储蓄”。化纤车间外精密工阿元，男48岁，工龄29年，1961年评为厂勤俭持家标兵，他家8口人，4个孩子上学，人均生活费12元／月，春节消费只用22元。即使家境略好的职工生活上也很注意节俭。老濮是二纺钢丝保全工，工龄18年，他收入80余元，3口之家，生活较好，他的定粮从42斤减到34斤，却从未买过1斤黑市粮，他还说服家属不去排队购买紧张用品，甚至有些规定的工业品也自动放弃，将节省的几百元存入银行，支援国家建设。⁽¹²⁾(www.daowen.com)

1950～1960年代，在平均工资大体维持原状的情况下，上海市职工能大体维持家庭的基本支出，与政府政策干预，营造特定消费环境有关。是政府对城市日常消费品供应实行按人口配给限量供应（三证十八票），客观上限制人均消费的改善。二是政府以行政手段抑制基本消费品物价大体稳定。参照1957～1979年上海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价格为100，期间除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指数平均在114.7以外，其余20年平均指数为104.7，略低于1956年指数109.8。⁽¹³⁾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对城市居民日常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供应，客观上也给居民规定了单一标准的消费底线。同期，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1950年代，秦德芳厂长说过一句笑话，“新中国成立后‘我住的房子越来越小，我乘的车子轮盘越来越多’”。武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初国营厂职员减工资，私营厂职员有保留工资。1963年前我的基本工资是145元，保留工资也有145元，合计290元。1963年取消保留工资后，我的收入一下子减少很多，只有基本工资145元，当时说国家困难，保留工资145元暂时停发，后来也没有恢复、补发”。⁽¹⁴⁾

1962年《关于杨浦厂一纺车间两个班职工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792名工人家庭的日常消费仅限计划供应商品，生活一般过得去的241人，占30.43%；收支勉强平衡，家底薄，“紧绷绷”，靠借贷应付家庭专项支出（如学费）的131人，占16.54%；东借西补，生活过不去的39人占4.89%，这三类职工计411人，占792人中的51.89%，其中后两类职工合计170人，占21.43%。这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职工靠节俭持家维持消费底线的生活，1／5职工靠借贷、补助接济维持日常生活。负债户283户，占总户数的35.6%，平均每户金额54.6元。主要靠互助金调剂，解决大项特定支出，如子女学费（小学6元、中学12元）、生孩子（20元）、探亲（20元）及修房、治病等。⁽¹⁵⁾这些信息表明一般职工家庭几乎仅有工资一项收入来源维持日常开销，家庭储蓄极少。

女养家

纱厂女工的经济状况一般以就业早、工资略高、负担重为特点。解放后高郎桥三家纱厂挡车工的工资分5岗：1岗是布机（挡车工、教练），2岗是细纱，3岗粗纱，4岗落布（男工），5岗是普通工。工人调动岗位，原定岗位工资不动。

在纱厂区，由于女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部分，一般需与丈夫分挑家庭经济负担。女养家的含义一般指女工需承担一部分（或主要部分）家庭经济负担、子女养育重担及管理家庭支出。1962年9月对杨浦厂一纺车间长日班（男工多）及甲班3个工段（女工多）职工生活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合计792名职工（男311人，女481人）平均月工资76.24元。女工多的三个工段的职工家庭平均生活水平略高于男工多的长日班。⁽¹⁶⁾另在95户双职工家庭中，有59户家庭的女工工资占家庭月收入50.0%。单职工家庭也往往以女工工资为家庭较稳定收入来源。如单独养家的职工中女工有24人（独身1人，中年丧偶、丈夫务农或失业、病残等8人），男工4人。另据高郎桥地区70户三十一棉工人家庭的日常消费显示，单职工养家的12人，其中靠女职工养家的9人（丈夫务农，仅能自给），家庭有2～3人的3户，人均生活费20～30元；5～7人的6户，人均生活费12～13元。男养家的3人，家庭有4～6口，人均14～19元。高郎桥老居民廼银回忆，小时候“家中4个孩子，父亲后来在沪宁戏院工作（售票等），月工资30余元，他一直做到退休，退休金49元。妈妈在申新五厂筒子间挡车工，当时家里全靠妈妈的工资开销”。秀珍回忆说：“1953年我把两个孩子带出来。当时他们一个10岁，另一个8岁。小儿子进子弟小学、中学，是免费的，因为厂里只能照顾一个子女入学，我的大儿子没有进子弟学校。不久我丈夫就去世了。家里收入靠我做厂。我借一间草棚住，月租2斗半米。我当时工资大概40～50元。车间里有个女工比我大1岁，是川沙人，她也是丈夫去世，带了一个孩子，就住在我借的草房里。”云仙回忆说：“我做生活（指干活）时手脚快，工资从88元、98元，一直拿到108元。1956年前是我养家。丈夫（后为钢铁厂食堂职工）工资40元。”⁽¹⁷⁾

女工退休早，退休金少，“一老养一老”的家庭仍然负担不轻。1960～1962年杨浦厂发放退休金19730人次，938457元，平均47.56元／人次。廼银的母亲是三十一棉老工人，他记得“由于妈妈身体不好，‘文革’前40多岁就退休，当时退休金只有39元”。高郎桥地区113名三十一棉老年退休女工（退休年份平均为1969年），其中有90人的退休金平均为53.15元／月。金娣称：“1982年我退休时差一个月工龄不满15年，按15年算，退休工资只有25元，现在700元。”⁽¹⁸⁾部分女工因丈夫在家乡务农没有退休金，她们退休后还要负担丈夫的生活费，俗称“一老养一老”。

由于运转班工作紧张劳累，挡车女工分娩后养育子女非常辛苦。她们一般无法自己照料婴孩，往往将婴孩交给同住的长辈照看，天天抱到厂门口喂奶（俗称抱奶）；或将婴孩送到乡下，由家中老人喂养。织布车间宝娣回忆，解放后，“普通挡车工看三车，我自动看4车，我在5年里生了4个小孩，大一些的小孩送到乡下去，到5～6岁再上来，小的孩子雇保姆带，每月10元。后来我的妈妈也来上海帮助我做些家务”。雪珍是“文革”前进杨浦厂做挡车工，“我的师傅是常州人，她生了小孩后就送到乡下去，自己在厂里工作。有的女工宁可家里请保姆，自己仍要在厂里做”。云仙回忆“我有2个儿子，家里的衣裳、鞋子都是买的，家务事来不及做”。秀珍因为“工作感到人太累，家里事情做不动，有时间只想睡觉。大孩子10岁就自己用板刷洗衣服，我最多就是缝缝补补”。⁽¹⁹⁾袁先生的父母都是棉纺织厂工人，他回忆，“父母在纺织厂工作的子女，从小脚头（走路脚步）都很轻。当时我家里只有一间半房间，父母都做三班，遇到他们在家睡觉，奶奶总是关照我们尽量不要发出声音，以免吵醒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很少做家务，我们从小穿球鞋，毛衣是姑姑织的”。⁽²⁰⁾

女养家的女工一般也兼当家人，不仅家庭生活节俭，为了节省开支，自己还要挤出业余时间做些缝补劳动，甚至做衣做鞋。宝娣回忆，“自己平时吃得很省，2两饭，3分钱的汤，豆芽菜。我有贫血，只有正常指标的一半，手捧饭碗也会发抖，我最瘦的时候只有85斤。由于我上运转班，回到家里就睡觉，主要是丈夫烧饭”。陆师傅40岁，工龄22年，家庭生活安排很紧，“负担8～9人生活，坚持月月储蓄8元钱，家里咸菜终年不断”。邬师傅35岁，工龄19年，月收入100余元，家中6人的穿衣不论单的、棉的，全是她自己缝制，鞋底坏了，她自己打鞋掌。行珍是有26年工龄的老工人，她有7个孩子，家庭消费计划是“10天一小结，上旬亏了，中旬一定要拉回来，到月底总结，如还有积余，再买些其他东西”。⁽²¹⁾金娣家住控江新村，距离三十一棉约4公里路程，“我每天都是走路上下班，晚上要给家里人补衣服、补袜子，时常只能睡2小时。直到儿子娶媳妇时，才改成买衣服、买袜子穿”。⁽²²⁾这些老工人在时隔半个世纪后述说自己1960年代超常紧张、长期辛劳的工作经历时，记忆非常清晰，异常平静，一些细节脱口而出，不时还流露出自豪的神色。杨浦厂广大职工在参与推进共和国工业强国战略的奠基时，曾年复一年在紧张的操作竞赛状态下默默挥汗劳动，在物价、工资均被抑制的特殊背景下，杨浦厂女工们仍用瘦弱的肩膀挑起超负荷的生产、养家的两副重担，履行着她们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高郎桥纱厂区老工人在自家私房前留影（1960年代前期，士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