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风采
杨浦厂的男劳模与女劳模的共同特点具有国家主人翁的翻身感、责任感。一纺筒子挡车工祥月（党员），从小母亲去世，父亲做长工，自己做童养媳，她14岁进纱厂，解放前生育5个孩子，4个夭折，解放后生育4个孩子，都进中学，还搬进新工房，新旧社会的对比使她有强烈的翻身感，忘我的工作精神。她重视质量问题，经常启发同伴“农民兄弟一滴汗水一朵棉花，辛辛苦苦种出来交给我们纺纱织布，要是被我们质量搞差了，多么可惜”！筒子间挡车工阿彩，46岁，工龄29年，她的丈夫因病，享受劳保休养，她感动地表示“我只有用出色的生产成绩报答党的关怀”。她在生产上是多面手，会做撚线、并线、平筒、槽筒、斜筒、摇纱，在每个岗位都能超过一般操作水平。她最突出的优点是服从岗位调配，主动挑重担。美娣（1923～ ）是一纺加工车间摇纱挡车工，1964年她41岁，已有28年工龄，月工资70余元，是摇纱间老工人中工资（一般90余元）最低的，她说解放后家里买了房子，每月存20元，生活很好，“70多元拿到老死我也满足了，我一想到过去，比比现在我的干劲就来了”。她全年平均超过计划11.39%，操作测定100分，行政抽查质量100分，高于摇纱工区全年平均水平（98.06分）。富娣（1933～ ）1948年进申新五厂做养成工时才15岁，1949年入团，1954年入党。1959～1961年上半年由于杨浦厂劳动力紧张，富娣带头扩台，看锭由800锭扩为1120锭，1959年、1960～1961年她连续评为市先进生产者。她在生产上的特色是“有干劲，有闯进，主动地抢难、拣苦、挑重”。(87)布机挡车工阿金，32岁，工龄14年，布机挡车工，她说“我是个织布工人，质量不好更是对人民不负责”。一纺细纱挡车工金师傅32岁，已有15年工龄，中共党员。她对生产有强烈的责任心，认为“千千万万只粗纱要我们包卷，千千万万只断头要我们接，如果操作技术不好，会大大影响质量，国家要受到极大的浪费”。(88)正是这种做事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使她们能数十年如一日面对单调、紧张、繁重的日常工作。
纱厂男工的先进事迹往往有技术革新的成果。义同41岁，工龄19年，化纤车间保全工，他原来是个普通工，为了解决车间技术问题，他常到厂图书馆借阅钳工技术书籍，在厂里自己修理设备，每月减少油耗95%以上，节约原材料。老赵年已60岁，工龄24年，是二纺细纱保全工，他花了3个多月做出2台磨床，没有用1寸新材料，效果完全符合国家要求，按每年能修出6000只锭子计算，可为国家省1万元。他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说“我们要不要功劳不要紧，要紧的是解决生产问题”。(89)他重视每一个人对他的求助，想办法很快解决好，在运转班女工眼里，他是个万能的技术员。
在不少男工的先进事迹中也有帮助他人、先人后己的表现。良玉50岁，工龄36年，是印染车间印花挡车，他在生产操作上一丝不苟，还利用厂休日先后帮助7位同事抢修住房。他说“现在做了国家的主人，一人劳动能养活5人，而且经济上还有积余，再不好好劳动，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和共产党”。青海工龄12年半，是织造车间保全工，平车队长，他说“想想过去学生意时候多少苦呀，我从小就双亲去世，无依无靠，党把我培育成长，我懂得了搞好生产，就是搞革命工作”。在增加工资时，班组大多数职工同意他从63元加到75.60元，但是他却坚决要求评为69.90元，认为“我是党培养成长起来的，不是单为钞票，为吃饭而拿工资。我是想做好工作，搞好小组，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力量”。(90)杨浦厂这些普通职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在平凡岗位上取得不寻常的成绩。
在历年劳模的事迹介绍中，往往都有带病坚持生产的事迹，这也是男女劳模最可贵的一点。赵金媛（1932～ ），31岁，工龄17年，她自1954～1962年连续12年获得市级先进生产者，是杨浦厂一面不褪色的红旗。1963年她又一次当选市级五好职工，当时她因肝肿大不得不停工休养（1963年5月～1964年1月）。二纺筒子间生产能手沈师傅自1960年起历次被评为车间操作标兵，1962年获得车间先进生产者。后因患肝病有半年未挡车，上班初期体力虚弱，连参加总结坐着讨论也吃不消，打结1分钟至多能打9.5只（她最高曾达到12.5只／分钟），后来她经过刻苦、顽强的练习，病后仍连续四个季度均被评为特等奖。筒子间挡车工阿彩是48岁老工人，班组同事称她舅妈，她主动要求扩台扩锭，在感冒发烧38度仍坚持不请假，在1963年取得月平均超出指标12.7%的好成绩。织布车间乙班“老弱人员较多，平时病假率很高”，曹师傅有严重的胃病，发作时甚至穿着棉衣坚持工作，她说“现在定员定好了，派别人来，对车的性能不熟悉，产质量抓不牢，国家要多受损失，我顶得住，预备工可以去替别人”。1963年她只停过半天病假。阿花44岁，工龄24年，“她平时抢挑重担，她有头痛毛病，头痛药片放在袋里当糖吃，今年只停工2～3天”。1965年五好职工韩师傅（1917～ ），42岁，工龄26年，她在1964年上半年患有严重的肾病，仍坚持工作，她看到车间缺勤高，就主动放弃病假。郭师傅，46岁，工龄28年，在她的先进事迹最后部分，是班组同事对她的劝告，希望“今后有病吃不消就停工，否则对自己身体健康是不利的”。王师傅51岁，工龄26年，是接近退休的老工人，“一做夜班眼睛就看不清楚、发痒，医生叫她换做其他工作，她还是坚持，没有提出要调工作”。(91)男工老顾48岁，工龄26年，印花挡车30余年，他说“搞生产犹如打仗，打一个胜仗才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他患有肺结核病，做夜班就要吐血，腰脊椎有老伤，车间照顾他上常日班。但他不论早、中、夜班，只要工作需要，缺人，就都乐意做。被大家称为是“一个专门解决生产关键的老师傅”。织造车间保全工，平车队长，青海身体瘦弱，经常带病工作。有时厂医开给他病假单，他仍坚持上班。他说：“我今天工作不是为别人做的，是为我自己做的，我有一点点病，我为啥要大惊小怪呢？”(92)
木刻《劳模裔式娟》（戎戈，1964年）
杨浦厂全国劳模赵金媛（引自三十一棉档案资料）
在劳模中也有忘我奉献，取得突出成绩的干部、技术人员。徐师傅是加工工长，她被车间公认是好干部、好工长、好妈妈。她身体不很好，但遇到同志病假在家，即使自己夜班下班不睡觉，也要先去探望，她说生病的人见到厂里同事，心情会愉快些，这样病也能好得快。有时班里停工多，她甚至顾不上吃饭，拿一只馒头，坚持顶岗。班上缺勤高时，她自己就天天顶班。她家庭经济上较紧，但总是将补助让给更困难的职工。(93)印染车间女化验工程师何惠英以出色的成绩当选1960年、1961年两届市先进工作者。1960年7月上级公司安排杨浦厂做外销任务，生产出口缅甸的印花布。当时的染料采用进口助溶剂，因国内断销，外厂多次试验均未成功，已影响生产。加之出口印花布的品种繁多、印染颜色复杂，质量要求高。最初产品出口率仅达到37.37%。当时杨浦厂印染车间所有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均由化验室承担（外厂多由生产技术科和车间承担），何工独担重任。后经她通过技术攻关，改进药水配方、工人操作工艺，解决了药水配方、国产助溶剂代用品等难题，使杨浦厂的印花布出口合格率达到81.81%。她不仅一人担当杨浦厂生产外销印花布的花样审查、用料配方制定，还带领化验室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上夜班，帮助工人配药水。何惠英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党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她认为“技术理论要全心全意为生产实践服务，这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工人们认为她是个工程师，她的工作态度就和普通工人一样”。(94)他们对待工作的执着、奉献达到高尚、纯朴、忘我的崇高境界。
德鲁克认为，使员工适应工作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工程学问题。也是一个团队工作问题。大生产技术条件下的个人，需要成为其同事群体的一分子。(95)作为个体工人不仅需要在生产操作中与机器融为一体，还需要与其他工序的工人形成互相配合、各司其职的连续生产流水线中的一员。
1950年代前期推行的挡车工操作法，是将人工操作进行分解、简化、测定，严格按秒表计时，制订出若干单项操作的标准化工时，以此规范工人操作动作。在“大跃进”中，随着机器运转速度的提高，工人劳动的紧张程度相应提高，原来标准操作法的底线被无形突破了。杨浦厂的生产指标实际上已不封顶，而是参照先进操作能手的速度，不断被刷新。并通过组织班组学习、竞赛的群众运动，要求小组、轮班都努力达到，每个工人必须适应、服从，别无选择。1963年4月，杨浦厂开展评比“五好”职工，在全厂掀起争创“五好”的活动，全厂398个班组中有371个班组制订“五好”规划，占93.2%；在7556名职工中，有3847名职工订立“五好”规划，占50.9%。结果评选出“五好”职工68人，单项标兵307人，合计375人，约占订立“五好”职工规划人数的9.7%。(96)此时的杨浦厂车间里没有工头的监视，也没有罚款、解雇等处罚手段，而是充满标语、红花，及各人内心复杂的独自体验。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挡车工的个人操作性劳动为什么要制订细化的标准化测定指标（速度、质量）？为什么要组织每个操作工天天练、达到每个动作都精准迅速，来适应这种细化、不断提升的测定标准？为什么只用某一工序的标准化操作作为衡量一个工人劳动价值的唯一尺度？工人进厂只是为了充当一个从事简单、重复标准化操作的劳动工具吗？
1959～1965年，杨浦厂历次市级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评选合计522人，其中女性284人，略占多数（54.4%），男性238人。其中党员230人（约占44%），团员39人（约占7%）。从劳模的平均年龄看，男女相差约10岁，男工平均年龄从45～50岁降至41～43岁，女工平均年龄从32～33岁上升为36～37岁，男女职工的工龄均接近20年。这暗示当时杨浦厂生产一线的男女职工主体已是36～43岁的中年人。当年这些挡车工劳模的手工操作在经历近20年的持续生产实践达到高度娴熟时，她们也大多已过中年，个人精力、体力已不宜再承担高速、紧张的手工操作劳动。1964～1965年杨浦厂市级五好职工的人数增加，平均年龄也相应增高，这暗示，杨浦厂在一线生产岗位上的中年骨干队伍是一批人有着近20年工龄，亲身经历两种社会制度变迁的男女职工，他们也是共和国棉纺织工业的奠基者。
杨浦厂部分劳模（1959年）（引自三十一棉档案资料）
1959年春，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在全国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自豪地宣布：1958年“各种纺织品都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以棉纱来说，就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六倍。各种纺织品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发挥了现有纺织企业的生产潜力。如21支棉纱的单位产量，由1957年全国平均千锭25公斤，增加到30公斤，提高了20%”。同期，“全年生产了棉纺机100万锭，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总数的46%。棉纺织基本建设项目分布在27个省（市）和自治区，这就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布局，形成了纺织工业遍地开花的新局面”。“1958年全国平均每人棉布消费量比1957年增长10%”。(97)在1950年代，纺织工业曾是上海工业领域最耀眼的红星。它的用电量在1952年占全市工业用电的63.5%；1958年占46.14%。(98)同期的杨浦厂将高郎桥纱厂区带入上海大型棉纺织厂的行列，留下自豪的脚印。从杨浦厂到三十一棉的近40年内，在它的厂区，涌现出全国、市、局级劳模、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约338人，先进集体104个；1963年4月、1966年1月两次评选市级五好职工，该厂分别评选出五好职工68人、435人；单项标兵307人、766人；五好集体38个、先进集体69个（1966年1月）。合计有五好职工503人、单项标兵1073人。(99)以上先进、劳模合计，高郎桥纱厂区1950～1990年共有1914人次，211个集体在推进共和国工业化的长征中曾登上优胜者的领奖台。劳模对共和国的满腔忠诚、出色的劳动成绩、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在广大职工中形成巨大的感召力，带动杨浦厂职工不断超越计划指标，他们也是杨浦厂、三十一棉职工大众的缩影。
手工落纱（引自三十一棉档案资料）
挡车工的小剪刀（傅莹提供）
【注释】
(1)孙怀阳主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8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0页。
(2)李普：《社会主义工业化与人民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7页。
(3)中国纺织编辑部：《纺织工业光辉的十年》，纺织工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420～421页。
(4)《1953～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国家统计局1959年4月13日），《人民日报》，1959年4月14日，第2版；《国家统计局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1959年4月14日），《人民日报》，1959年4月15日，第2版。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文稿丛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
(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5、16页。
(7)在上海纺织工业系统，女职工占职工的比例：56.2%（1958年）、56.5%（1960年）、54.5%（1964年）。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页。
(8)赵占魁被称为“边区工人的旗帜”，是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李普：《我们的民主传统：抗日时期解放区政治生活风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页。
(9)李普：《我们的民主传统：抗日时期解放区政治生活风貌》，第141、144页。
(1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3册，第45～46页。
(11)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59页。
(12)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页。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页。
(1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1949.5～1987.12）第2册，第41页。
(14)同上，第44～45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2册，第15页。
(15)《评选1962年度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先进集体打算》（草案）1962年12月19日，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3-7，文件第4号，第2～3页。
(1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3册，第21～29、53～63页。
(17)纺织工业部《纺织工业管理体制的严格、现状和改革设想》（1982年7月），《中国纺织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纺织工业年鉴》（1982），纺织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160页。
(18)《为在棉纺厂开展“介绍棉结杂质，提高棉纱均匀度”运动的倡议书》，《解放日报》，1955年12月19日，第2版。
(19)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530、532页。
(2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3，文件第34号；63-7，文件第16号，第2页。
(2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3-7，二纺车间先进生产者1962年上半年度生产资料，第1页。
(22)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3，文件第34号；63-7，文件第18号；64-6，文件第37号。
(23)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3，文件第34号；63-7，文件第18号；64-6，文件第37号。
(2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3，文件第31～32页。
(25)同上，第1～16页。
(26)经复查认为，他们的先进事迹是符合的，确实在生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加强了企业管理。杨浦棉纺织印染厂评选先进生产（工作者）总结（1962年）第3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63-7。
(2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3-7，文件第4号，第3页。
(28)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34号。
(29)6种单项操作成绩：单项挑头（只／10只）、挑接头速度（只／分，小数点后1位）、换粗纱包卷速度（秒／5只）、包卷质量（只／5只）、看台面（台）、测定分数。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3-7，一纺车间市级先进生产者候选人复查汇报，第2页。
(30)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5页。
(31)平准化法源自美国西屋电气公司首创的西屋法，经改进、发展形成的。如今国外一些实施平准化法的企业，将四个因素减少为熟练（一致性并入）、努力两项，将工作环境一般视为平均。其中超佳的评价：熟练指有高度的技术；动作极为迅速、衔接圆滑，动作犹如机器，熟练程度最高；努力指很卖力地工作，甚至忽视健康，政治工作速度不能持续一整天。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第76～78页。
(32)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第70、71、73页。
(33)《吴财根访谈记录》；《宝尔访谈记录》。
(34)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第142页。
(35)对非直接生产职工的奖励，也据有关资料计算一个合理的比例，作为奖励工资的依据。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第60～61页。
(36)《武宝璋访谈记录》。
(37)《雪珍访谈记录》。
(38)杨浦厂职工：1963年7826人、1964年7747人、1965年7170人。期间总产值分别是：8686万元、12217.63万元、12577.40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1637元／人年、16144元／人年、18144元／人年。《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5页。
(3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5-4，文件第29、23、3号。
(40)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761页。
(4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37号。
(4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6页。(www.daowen.com)
(4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38号。
(4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34号。
(45)原来的机器布局是按一般机器厂那样，按机器设备的性能分组排列，各道工序不易取得平衡，生产过程中来回搬运，消耗大量人力、时间。他聘请一为专搞工程机械化的工程师对公司的机器设备布局改为按生产工艺和操作程序进行排列，效率有所提高。福特又从屠宰场肢解牲畜得到启发，产生了传送带操作的概念，由工程师设计，经历崭新的流水作业生产线。新制度把工人固定在一定的岗位上，用传送带将原材料和作业依工序递送给工人操作，又进一步设计出“专用局部机床装配”与“总装配”相结合的办法，使各个市场环节按照一定揭牌同时操作，即“同步化管理”。成功将这些原理运用到流水线生产中，把泰罗强调的单人操作标准化发展成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46)定额时间包括：作业时间、布置工作第时间（含休息和生理需要时间）、准备与结束时间，四部分。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第143、144页。
(47)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760页。
(48)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3，第17～25页。
(4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16、34号。
(50)同上，文件第16号。
(51)《宝尔访谈记录》。
(5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8、30、33、37、40、41号；65-4，文件第19、21号。
(5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23、33号。
(54)同上，文件第7、8、37、41、30号。
(55)《成女访谈记录》。
(5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67号。
(57)《宝尔访谈记录》。
(58)［美］彼得·F.德鲁克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第56～57、224页。
(59)《“四高”“四省”带动纺织大跃进》，《人民日报》1959年4月17日，第3版。
(60)《蒋昌宁访谈记录》。
(6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27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2，杨浦厂工会二年生活工作总结（1962年1月），第30页。
(6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59-2，第9～11页。
(63)上棉三十一厂档案：工会综合类第63-4，杨浦厂工会基层组织统计年报，第5页（1962年12月）。
(64)布机在织布时，梭子两头呈尖锥体，外包金属，在挡板打击下，高速来回运动，如纬纱断头，织机会停下，这时挡车工须用拇指、食指、中指拿住梭子，迅速将梭子投到挡板处，尽量减少停车时间。有时手指接触刚停下的梭子尖头的金属时，会产生像触电一样的感觉。《傅莹访谈记录》。
(6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59-2，第24、26～28、37页。
(6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3册，第83～84页。
(6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59-2，第9～10、19页。
(68)同上，第19、27页。
(6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3-7，《杨浦棉纺织印染厂评选先进生产者（工作者）总结》第3页。
(70)35名女性中高龄：45岁以上8人，40～44岁6人；低龄：31岁3人，29岁1人，22岁2人。上棉三十一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1～12、15～19、21～34、37～41号。
(71)《云仙访谈记录》。
(7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3号。
(73)《秀珍访谈记录》。
(74)蒸喷制冷是近代纺织工业中的一项新制冷技术，作用是将空调洗涤室回水，经蒸喷制冷设备制成15～17℃（接近深井水的机器露点温度）的冷冻水，代替深井水供空调洗涤室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地下水源的消耗。钱逸：《蒸喷制冷与节能》——《节能》，2003年11期，本文献来源中国知网www.cnki.net。
(75)《武宝璋访谈记录》。
(76)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564页。
(77)有梭织机是以撞击传递能量的方式工作的，其辐射的噪声属于典型的撞击声。单机辐射的噪声高达94～96分贝（dBA）。胡华康、杜小军编著：《纺织工业噪声测量和控制》，纺织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6、37、265、46页。
(78)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761页。
(7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2册，第18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1949.5～1987.12）第2册，第46页。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39页。
(80)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547页。
(81)同上，第32页。
(82)李秀清、戴国明编著、李诵弦审校：《纺织女工保健知识》，第41页。
(83)《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院志》：1993年，内部印行本，第122页。
(8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3-7，文件第4号，第3页。
(85)1960～1961年杨浦厂在车间设立孕妇休息室，“原来很凌乱，象堆放杂物的仓库，现在用布帘分隔开；另缝制14条棉被，专供怀孕女工休息时盖用”。1962年底，已有5个车间备有女工卫生室。上棉三十一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2，杨浦厂工会二年生活工作总结（1962年1月），第28页，工会综合类63-4，杨浦厂工会基层组织统计年报，第5页（1962年12月）。
(8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5号、65-4，文件第42号。
(8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3，文件第17-25、26-33号；64-6，文件第15号。
(88)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27、12、5号。
(89)同上，文件第55、36号。
(90)同上，文件第46、42、55号。
(9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5-4，文件第19、21-24号；64-6，文件第45号。
(9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23、28、42号。
(9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5-3，二纺车间1964～1965年市级五好集体、职工登记表，第88页。
(9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2-2，第26～33页。
(95)［美］彼得·F.德鲁克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9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1949.5～1987.12）第2册，第56页。
(97)蒋光鼐：《让全国人民穿得便宜穿得美丽》，《人民日报》，1959年4月30日第6版。
(98)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志》，第556页。
(9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3册，第45～63、83～89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1949.5～1987.12）第2册，第5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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