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操作法与姐妹合同

在1950年代棉纺织厂的劳动竞赛中，最高的荣誉往往授予先进挡车工及运转班的班组。1954年上海贯彻全国总工会“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进一步开展劳动竞赛”的号召，以班组为基础，从点到面开展人与人、小组之间竞赛。

当时不少纱厂工人是在青少年时代进厂做工的，这些同龄青年工人的职场生活因特殊的作息时间、休息日、长年在相对固定的车间班组环境劳动，经历相似，清一色的女工长幼毫无拘束，彼此熟悉、相互照顾，自然形成的同事友情不亚于母女、姐妹。她们用自己的语言总结操作经验，通俗易懂；她们也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展开互助、竞赛。1956年上海有284家纺织厂参与厂际竞赛，竞赛中许多车间签订姐妹合同、兄弟合同、师徒合同，互帮互学形成一种风气。⁽⁴⁰⁾激烈的劳动竞赛往往增进她们之间的团结、互助。

九棉车间职工学习小组（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杨浦厂的车间女工们（士秀提供）

挡车工交流接头操作（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在生产指标不断攀升的环境中，挡车工们创造出的先进操作法，一般具有紧张快速、精准无误的特点。布机挡车工阿金在工作中摸索、创造出一套操作法，通俗具体易记。“三不乱”（坏车、坏布多、生活难做，心不乱）、四仔细（看织口、看换挡、查布边、查布面）、四稳（停台开车、座接头、综合接头、穿综穿筘稳）、四个一样（执行操作法一样，夜班与日班一样，人前背后一样，测定不测定一样）、五把关（上车前了解坏布情况，早班人多生活难做特别注意揩车，吃饭前思想不分散，上厕所做记号回来复查布面，下班前思想不放松坚持到底）。这套操作法的关键词是紧张、环环相扣。阿金最突出的优点是仔细。如“查布面仔细，她查两边仔细，手未搭着布面，眼睛已看到布面；手放下来，脚已转动时眼睛还望着布面，头慢慢歪过去。⁽⁴¹⁾在巡回操作中她还须兼顾脚步快而不乱，手脚协调配合，尽量减少废动作，多走一步就可能影响巡回周期。整个操作程序包括手、脚、眼的高度紧张配合，动作精准到位、连续循环，在当班的8小时内，不能有一丝的疏忽。

全国劳模严球娣创造的“五步巡回法”，是指从一台布机巡回到另一台布机正好是走五步。在这五步巡回中，她坚持做到“三查”，一查粗纬，主要查大铁板下面一段布面疵点；二查竹节，主要在软档处斜视检查；三查粗经，采取从一台布机回到另一台布机，刚跨进第四步时，就略为侧身，用目光斜视织口约1～2寸的布面处，进行斜视检查。而且她还坚持做到“三不慌”（坏布多时、坏车多时、生活难做时都不慌）、“四个一样”（早中晚班时、交接班时、测定与否时、生活好或难时都一样）。她挡车的斜纹布次布率为0，她的“五步巡回法”推广后，使织部次布大大降低，提高了布面质量。⁽⁴²⁾她的五步操作就如同是用机器控制操作：无疏漏、精准划一，讲究肢体、步伐、眼光的紧密配合（跨步、侧身、斜视），任何规定外动作都无隙插入。她还摸索创造了“三查”（捉粗纬、提粗经、捉竹节）的经验，取得月月超额完成产质量计划，全年平均月产量101.78%，质量100.39%。岗位责任制检查评分100分，操作测定全年平均99.9%，几近完美的境界。由于她长期钻研岗位操作要领，逐渐练就一些不寻常的本领。她熟悉机器性能，掌握了观察织机异常的多种迹象，如通过“观察梭子在飞行时的白光速度，能看出梭子飞行稳不稳。听打千棒打击的声响，可以知道打千棒和螺丝是否松动；如打击声响一记一记重而清脆，就知道是正常的；要是打击声响壳落壳落”，就知道螺丝有松动，投梭不力容易造成轧梭。掌握了这些经验，她的机台在1963年未发生轧梭现象。⁽⁴³⁾

祥月是一纺筒子间老劳模，她的操作有两个优点：一是将钩纱条、放剪刀、绕结3个连续动作合并为一个动作结合得好；二是拉头短、放头近。这2点可以提高产量，对质量也有利。“群众讲，看了她的操作真是口服心服，外加眼睛都舒服，越看越要看，在修订五好规划时，蛮多人决心向她学习”。曹师傅是织布车间挡车工，1963年一次她在班上与3个人说话，造成坏布，9月她在修订个人《五好规划》时就增加一条“生产时间不讲话”，结果到年底她连续4个月未出次布。⁽⁴⁴⁾要长期坚持这种快速、精准的手工操作要求，也就意味着女工们在工作时间必须扮演标准化操作的模范，每个挡车工在操作中只能是重复无声的、几乎无间隙的机械动作。由于一般情况下车间里女工的岗位80%是不变动的，所以，对大多数挡车工来说，如果没有特殊机遇的话，这样的重复操作一直要做到她们退休。挡车工们就像是车间机器运转系统的某一特殊部件，按照最经济无误的巡回路线、操作程序去重复做下去。(www.daowen.com)

福特（Henry Ford）曾说：“大规模生产就是把工作准确性、经济性、制度化、连续性和高速度等议案集中地应用在制造一种产品上面……”⁽⁴⁵⁾这种以精细的分工和各项操作上下配合的生产流水线，在杨浦厂同样采用。于是各道工序都必须服从厂部生产计划的速度，实行规范化操作，环环紧扣、一丝不苟。女工的手工操作自然趋于快速、连续性重复，甚至达到出神入化的表演境界，生产的紧张程度、工人的体力消耗也大大增强。在站立或行走交替的紧张操作中，对挡车工的眼、手、肢体、步伐的配合、节奏、转换都有细致的限定，片刻的停息、喝水、说话都会受到限制，解手必须先安排好替换人。纱厂的生产流水线设置，使各加工工序组成一个持续高速运转的加工流水线，不同工序的女工、机器被精确组合成相互分工配合、协调默契的生产整体，环环紧扣、分秒不息，细化的流水线工序，实现生产的同期化，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也使挡车工的操作趋于单调，甚至连定额时间内，必要的休息和生理需要的时间，即工人在轮班中用以恢复体力、视力和生理上的需要（吃饭、喝水上厕所、休息等），⁽⁴⁶⁾也难免被缩减。此番景象与其说是挡车工在操作机器，或许说是挡车工、机器都被生产计划、加工流水线“绑架”了更贴切些。

1959年上海纺织工业系统在学习《鞍钢宪法》过程中，在企业生产班组建立两长（生产小组长、工会小组长）、五员（一般是经济核算员、材料工具员、质量员、生活员、生产安全员）。⁽⁴⁷⁾使班组成为一个自行管理生产、生活的综合体，也是生产指标竞赛考核的一个集体单位。由于班组成员的岗位相对稳定，生产中密切协作配合；性别相对单一，年龄长幼有别，车间、家庭是她们日常作息转换的两大基本场所，班组如同她们的第二个家，又是一个齐心协力、荣辱与共的战斗组织。这种关系使班组成员产生特殊的亲近感、荣誉感、凝聚力、战斗力。1955～1965年杨浦厂的运转班女工一般是两类来源。一是已婚中青年妇女，30～40岁，不少人在战后进厂，经历过两种社会制度的亲身体验。国家、工人阶级、挡车工赋予她们强烈的新中国主人翁的责任感。二是少量陆续进厂的青工。年龄、经历的差异使彼此之间产生尊敬、爱护的情谊。班组是她们共同劳动的场所，也是她们朝夕与相处，姐妹情谊滋生的温床。

在激烈的劳动竞赛时期，杨浦厂挡车工班组出现订立姐妹合同的形式，进行一对一的操作帮教。当时的女劳模、操作能手并不是鹤立鸡群的超人，她们既是能带领班组齐心协力创高产的核心，往往也是深受班组姐妹们敬重，可亲的“阿姐”。她们主动以订立姐妹合同的方式，对班组的同伴进行一对一的帮教。富娣在1961年三季度发动小组开展“不让一个同伴掉队”活动，她对小组的18个职工在生产、生活上都非常关心，还主动与3位同事订立姐妹合同，进行包教包学。“在她的带动下，小组团结一条心，亲如一家人”，班组原来只有富娣一个生产能手，后来扩大为10个，2年来小组月月超额完成计划，自1961年6月以来，在三班八面红旗竞赛中，她们班组连续五次获得优胜小组的称号。⁽⁴⁸⁾赵金媛等五位劳模也主动与相互交接班的两位挡车工订立三姐妹协作合同。1963年织布车间阿金到十七棉学习操作经验回厂后，立即与自己交班的两位女工订立三交班（指同车的早、中、晚三班挡车工）姐妹协同竞赛合同。在女劳模的言传身教下，这些班组的产量、质量有明显提高。二纺筒子间沈师傅（1930～ ）34岁，已有19年工龄，她经常利用空隙时间帮助班组同事纠正操作，群众说她帮助别人有三个心：虚心、诚心、耐心。本组一位女工“原来达不到计划，现在已达到二等水平了。阿春自从同她一条弄堂后，她也常去指点，现在常能达到一等水平”，“她对别组姐妹也很肯帮助”；一位其他班组的女工“由于她的指导，改进了打结方法，节约了时间，从原来的三等水平，变为常常二等水平，现在还能达到一等水平”。⁽⁴⁹⁾测定员小梅（1935～ ），29岁，已有14年工龄，是一纺加工乙班的测定员，对于一些需要提高操作技术的职工，小梅会主动“帮她找‘阿姐’，订姐妹合同”，让她们结对帮教。⁽⁵⁰⁾这种互相关心、帮助的劳动氛围，使激烈、持续的个人之间的劳动竞赛，始终带有浓浓的姐妹互助情，增进了班组的团队凝聚力、竞争力。

随着班组竞赛的持续进行，杨浦厂运转班女工之间特有的姐妹情谊也从车间衍生到女工家庭。当时“工会组长是经小组全体职工选举产生的，行政组长的产生是由行政提名的”。⁽⁵¹⁾一些班组骨干往往利用厂休日，结伴进行家访，互相帮助做家务，谈心，既能及时了解职工的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也便于消除同事间多年的隔阂，搞好团结。一些工作表现不佳的女工也都得到同事们的关心、帮助。阿瑞的班组有位被称为“牢骚大王”的女工，平时较少有人与她接近。阿瑞在生产上关心她，还到她家帮她洗衣被，与她谈心，她很受感动，说“阿瑞自己身体也不是最好，还这样耐心地来帮助我，我今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向她学习，特别在生产上更要显出成绩来报答她对我的关怀”。另一位女工因为年纪大了，手脚硬了，在班组测定成绩落后，技术学不好，产量较低。在阿瑞的帮助下，使她的测定成绩逐步提高，她感动地说，“阿瑞一次次耐心对我帮助，我今后一定要在生产上拿出成绩来感谢她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阿金是区人民代表，为了帮助姐妹们改进操作，她经常早上班，晚下班，帮助抢停台，处理坏布，遇到上课的日子，她上完课再回车间帮助；碰到外出开会，她常常开完会不回家休息，而是赶回厂里到车间帮忙，还利用厂休日到姐妹家中访问，交流。杨浦厂的南北织造车间曾陆续组织了19对姐妹订立协作合同，开展竞赛。阿妹40岁，是生产组长，中共党员，她在工作中抢挑重担，“特别是夜班人少时，她总是照顾身体弱的同志，主动调（同事）休息、摆梭子（做轻工作），去厕所”。“平时自己节约，但能借钱给人家很多次”。⁽⁵²⁾运转班持续性高速运转的生产环境，使挡车女工在上班时除了吃饭，几乎不便离开片刻。于是，班组长的留意关照、及时替换使女工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这些琐碎小事，被职工用简朴的口语讲述，写进1963年上海市工业、交通方面五好职工登记表的先进事迹中，大量重复出现，印证了半个世纪前，上海大批普通的棉纺织女工们，在近乎严苛的频繁操作竞赛中，曾以姐妹情谊结对帮教、携手并进。

作为班组骨干，一般在生产之余，还需要放弃休息日进行同事间的家访。二纺落纱长海珍每周都做家访，熟悉了解班组同事的情况，一天她从8～16点，访问了18家同事，在她的带动下，全组职工也互相家访，了解到一些职工的实际困难，及时予以解决。她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团结小组，为了搞好生产”。⁽⁵³⁾彩英是个多子女的母亲，她不论晴雨，休息天或下班后，总做家访。细纱挡车工阿琴（中共党员）通过家访谈心，使班组五对几十年关系不和的同事重新团结互助、亲如姐妹。阿金对车间的3个学徒不仅热情培训，还到他们家中访问，谈心，在她“以亲姐妹态度的关切帮教下”，一位原来体弱的学徒（独生女）生产上月月都完成产量、质量，大家亲切地叫她“小阿金”。云仙干活手脚快，工资拿到108元，班组姐妹都叫她“强盗”，她直到晚年还对这个绰号津津乐道、很自豪。织布车间的帮拆组全是女工，阿存见有两位女工相互有别扭，不说话，影响团结。她就陪其中一人到另一人家谈心，改善关系。由于组内孕妇多，阿存对每位怀孕期的女工关心备至，帮助她们搬布、换布。一位孕妇在工作时预产临期，出现腹痛，她就到厂门叫三轮车，陪她到丈夫处，再转送医院，随后接连5次探望，女工分娩后说阿存比自己的妈妈、婆婆还好，要自己的儿子叫阿存外婆。另一位女工在组里只工作了5个月，退休后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右臂截肢，阿存常和组里的同事去她家帮助做棉衣、裤子。阿存不仅关心本组同事，还关心与她们组交班的其他班组同事，她说两交班团结搞不好，生产也搞不好的。海珍获得过全年的年终奖和10个月的一等奖，在2次月奖评选时，因名额有限，她曾主动将一等奖让给他人。⁽⁵⁴⁾班组成员之间不仅是互相帮助的好同事，往往也是女工们相互交往最多的好朋友。九棉老工人成女回忆，“上班时，我多数不带孩子，难得也与小姐妹看看电影，我们是自己到提篮桥买票看的，一般2～3人总是有的。多数是在厂礼拜去看日场，电影名字记不得了。有时厂休天也喜欢和小姐妹看戏，到小木桥、高郎桥的戏院去看江淮戏，古装戏、时装戏都看，其他的杂技、沪剧也可以”。⁽⁵⁵⁾当时一些中老年女工往往是班组的骨干，带头勤恳工作、关心他人，甘苦与共，使班组成为温暖的集体。

在男工较多的班组，彼此之间往往也有兄弟般的情谊。老黄是一纺加工乙班拈线副工长，他用4个月做了23次试验，制造出4种不同类型的半自动割纱尾机，他还在班组调解6对关系不融洽的职工，使班组同事“团结一心，亲似一家人”，月月全面完成生产计划。老濮是二纺钢丝保全工，他“把钢丝车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周全”。他热心帮教班组的学徒，班组同事订立18对兄弟合同。老张是食堂管理员，45岁，工龄27年，杨浦厂食堂每月耗煤35吨，他学习无锡式火灶进行改建后，每月节约煤20吨。他关心食堂职工的生活困难，给长病假职工送补助金，带领职工修理同事的危房，调解家庭矛盾，使职工深受感动，认为“领导真像自己爷娘一样”。⁽⁵⁶⁾老工人宝尔回忆说：“我做过班组长，放工后还要家访，调解纠纷。我也做过班组的工会工作约4～5年，一次有个女工上班时脚趾受伤，我们两个班组长就乘出租汽车将她送回家，她家在彭浦新村一带，当时那里还没有开通公交车，结果我们回来时一直走到大连西路才有公交车。有时夜里有工人敲门，闹离婚，我就要为他们调解，再向车间领导汇报。”⁽⁵⁷⁾由于年龄上的差异，班组长、老职工在与班组青年职工长期朝夕相处，既是师徒，又是同事、朋友，彼此之间会有家人般的亲切、熟悉、关爱、信赖，长者对幼者也会有兄长甚至家长般的感情、责任。

德鲁克认为，工人认为企业的社会职能是企业最重要的职能。他们将对自己社会地位和职责需要的满足甚至列在对经济需要的满足之前。许多调查显示，产业工人的主要需要表现为对同事之间良好、密切的群众关系的需要，对与他们的监管者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自己得到提升的需要。首先是作为人受到尊重的需要。工资被列在调查表的非常后面。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47年在员工中进行“征文竞赛”，员工提交17.5万篇题为《我的工作，我为什么喜欢？》。其中“良好的同事情谊”，或“良好的同事关系”，也被证明是一种工作满意度的激励因素。⁽⁵⁸⁾杨浦厂各车间的班组骨干（“2长4员”）以生产能手、关心他人、先人后己的胸怀赢得群众的钦佩、尊敬。据《人民日报》，1959年上海有38万纺织工人在全市300名操作能手倡导下，开展红旗竞赛。“工人们为了尽快掌握先进操作法，利用班前班后空隙时间，订立‘姐妹合同’、‘师徒合同’互教互学，因而新能手成批出现，劳动生产率稳步上升。上海国棉十三厂在细纱车间挡车工的能手由原来16人，增加到208人，占细纱挡车工的68.4%”。⁽⁵⁹⁾在持续的竞赛热潮中，纺织工人们每天工作时，如同面对一根无形的、不断上升的横杆，她们必须共同奋力飞身争取翻越过去。在紧张、忘我的生产环境中，她们共同培育温馨浓厚、甘苦共享、胜似手足的姐妹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