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抓钢、一手抓纱

1958年后，在上海市委、纺织局党委统一领导下，在沪纺织职工在承担超额生产任务的同时，也参与其他组织的政治运动、劳动生产。

杨浦厂党委是贯彻执行上级各项政治任务的指挥者。在1950年代后期，杨浦厂党委的中心工作是组织群众生产竞赛，不断提高生产指标。1958年10月28日三厂合并为杨浦厂的当天，《新民晚报》发表《从纺纱织布到印染 一家全能厂诞生》的专题报道，称“现在各厂都已超额完成了本月的生产任务”。“三个厂的技术力量也协作起来了，不但协力解决高产的技术问题，还成立了总机械部，建立了转炉、反射炉和水泥窑，今年内要生产1184吨钢，1200吨水泥”。在上午的成立大会上，“来自三厂各车间的六百个职工，组成一支浩大的献礼队伍，拿着他们最新生产的像云霞一般鲜艳美丽的各种新花布、金银色花贡［缎］、用交流电植绒的花绒和工人自己制造的车床、机器、消防车，以及各种各样的生产捷报向大会献礼”。⁽³⁴⁾此时的杨浦厂不仅承担棉纺织印全能厂的重任，也接受了炼钢、生产水泥的新任务。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全年钢铁产量翻一翻，完成1070万吨”的号召，杨浦厂既无设备、又不懂技术，厂党委根据区委布置，要求全厂职工“一手抓钢，一手抓纱”，提出年产钢1184吨。于是，各车间成立炼钢小组，厂部组成100人的专业炼钢队，到10月9日共计炼出66.3吨“钢”，造成严重的浪费。1960年厂党委发动全厂职工“为钢送粮”，4天内清理废钢铁168.45吨，旧机器9.5吨，其中也包括不少有用的机配件也被作为“钢粮”送走。全厂共动员800余人参与清理“钢粮”。9月3日送“钢粮”的队伍颇为壮观，动用汽车、电瓶车、劳动车、塌车、推沙车、独轮推煤车合计94辆，组织运送人员500余人，将43吨“钢粮”送往钢厂。⁽³⁵⁾

“大跃进”时国棉一厂职工炼钢（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在“大跃进”的年代，上海棉纺织工业的捷报也常见报端。1958年8月2日《和棉花增产展开赛跑 纺织工人力争高速度》的报道称，“各棉纺织厂的工人正为高速度而奋勇战斗”，细纱机车速：部分棉纺厂已达到21支纱340转，32支纱290转，42支纱240转。由于细纱机车速加快，各工序均迅速跟上，布机速度也加快了，部分布厂普通布机车速达245转，自动布机240转。目前各棉纺厂正大力进行技术革命，采用最新技术来突破现有水平，向400转（21支纱）跃进。⁽³⁶⁾国庆前夕，报端出现《纺织业大丰收 车速产量远超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专题报道称，这是上海纺织工业在祖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的9个月的大丰收。“上海棉纺织厂细纱车的车速，以21支纱为例，每分钟达到平均305转的最高纪录，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却始终徘徊于240～250转之间。原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纺织工业中，有一个所谓‘临界速度’的定律，就是说，细纱机的锭速，每分钟最快只能开到一万二千五至一万三千转（合车速290转左右），再快就不可能，否则机器就要磨损，无法进行生产了。因此他们始终把锭速限制在这个速度以内，不敢轻举妄动。可是我们的纺织工人，就干脆把这个定律推翻了，靠勤检修、勤保养、勤加油、勤做清洁工作，一路把锭速加到一万五、六千转（合车速305转），创造了从未有过的最高纪录。他们还继续向平均车速350转进军，向时间争棉纱”。该报道称，1956年英国拥有2300万枚纱锭，生产175万件棉纱；上海棉纺织厂只有236万枚纱锭，生产设备只有英国的1／10强，却要生产195万件棉纱。以千锭时的产量计算，21支纱在资本主义国家为25公斤，而我们却在30公斤以上，最高的达到38公斤。“上海纺织工业的高速度、高产量是没有止境的，随着纺织工业的大闹技术革命，每分钟锭速高达五、六万转的离心式细纱机这样一类的世界尖端技术，正在加紧进行试验”。⁽³⁷⁾

永安一厂三层“楼”织机（引自《新民晚报》，1958年7月24日）

《纺织业大丰收》（引自《新民晚报》，1958年9月28日）

正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上海的纺织机械被盲目过度提速的程度达到惊人的地步。上海一些纱厂电机严重超荷，细纱机电动机温度高达100℃，容量达7～14千瓦，甚至28千瓦，机械磨损发烫，锭盘可使女工手指起泡。由于车间温度升高，各厂增设风管，扩大风管截面以增加风量。因矩形侧风口出风速加快，导致车间气流混乱，二十二棉细纱车间的车肚内常有气流冲出（多在风道直下方），席卷地上尘埃，从支弄中上升，导致大批细纱断头现象，即所谓“龙卷风”现象。⁽³⁸⁾同期高郎桥地区的三家公私合营纱厂的中共党组织忽视了经济发展规律，在思想上提出“插红旗、拔白旗”；生产上“夺高产，放卫星”等口号，出现了一些“浮夸风”的恶果。如申新五厂有些工段提出产量要翻6～8番，产值要翻20～60番；细纱车速要从215转加快到250转，甚至285转。申新六厂也提出布机产量加2倍，细纱翻倍再翻倍等。结果车速盲目加快，实际效率降低，日产量比原来减少。⁽³⁹⁾当年杨浦厂木工组的吴财根师傅回忆，“‘大跃进’时我们曾经7天7夜连续搞革新，市总工会干部（科长）也有下放到厂里来。正常情况下，布机运转速度在170～180转／分钟。当时为了提高布机速度，甚至达到300多转／分钟，造成布机间的打棒、梭子损坏很多。打棒有木制（4元／根），也有竹制的，木制的打棒，一般可以使用3～4个班，提高布机速度后，出现打棒一分钟就要换5～6根，只好关车。后来就决定不这样搞了”。⁽⁴⁰⁾这种盲目提高车速，也人为造成生产用具使用期的缩短，甚至大量非生产性损坏。(www.daowen.com)

《和棉花增产展开赛跑》（引自《新民晚报》，1958年8月2日）

1950年代中期，苏联的企业经营如果资不抵债，依据苏联部长会议及苏共中央1954年5月8日决议，被国家银行宣告丧失支付能力的企业，由国家监察部部长任命一个由各利害关系机构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监察每一宣告丧失支付能力的企业的经济和财务活动。监察部长应在一个月内，向政府提出报告，说明监察结果，并指出造成企业工作不良的具体负责人员。经济核算企业因没有执行合同中规定义务而付罚金、过期罚款、违约金。⁽⁴¹⁾然而对于同期的公私合营杨浦厂出现上述经营失误，又该如何理清、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1958年中共上海市委号召“生产社会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大办城市人民公社。支农任务也成为杨浦厂一项义不容辞的“兼职”。当时杨浦厂与高郎桥地区的宁国街道同属中共杨浦区委领导，于是，这两个单位自然就走得更近了。1960年3月19日，纺织局任命王富英为杨浦厂副厂长。为筹建城市人民公社（时称街道人民公社），4月3日杨浦区委调王富英到宁国街道党委任副书记、街道办事处主任。⁽⁴²⁾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的做法是将街道范围的工厂、商店均由街道人民公社统一管理，一把手由街道党委选派，厂家、商店派领导成员参与（厂长或书记）街道领导工作。街道人民公社由区政府拨经费，街道企业与厂挂钩，由厂方提供设备，但街道工厂的产品与厂方无关”。⁽⁴³⁾于是王富英就暂时将主要精力转到宁国街道的工作。期间街道主要借助工厂的资源兴办社会文化服务网点，如图书室、理发室、维修站、生产组、食堂等，由工厂暂借或支援的用房600余平方米。安排一些低收入家庭的成员就业，为居民就近提供生活用品的维修服务。“大跃进”时，高郎桥地区的居民小区也办起食堂、托儿所，阿珍回忆“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里弄也办过托儿所、也有食堂。当时粮食紧张，家里来不及烧，我们就到食堂吃饭，家里难得烧饭。”中中回忆“‘大跃进’时里弄（在秦家弄）办过食堂，我也到食堂去吃过，自己买饭票的。后来时间不长就停止了”。莲莲回忆，“她（王富英）曾担任第一届宁国街道党委副书记、街道办事处主任（1960年）。她动员、组织一些里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成立生产组，搞些修理、服务。由于厂里工作需要，母亲又调回杨浦厂”。⁽⁴⁴⁾当时眉州路963弄地势低洼，无下水道，阴沟未疏通，造成局部路段积水，影响居民生活和环境卫生。由于区政府经费有限，“重大市政工程须写报告向市里要求解决，如填平周塘浜。局部路段积水整治工程因区里无经费，一般由街道附近的工厂解决用料，街道解决劳动力，区建设局派专业人员指导施工”。于是眉州路963弄低洼地面的修筑，是由杨浦厂与街道、区建设局三方协作在1960年3月解决的。⁽⁴⁵⁾1961年3月按照市委关于《城市工业支援农村技术改造，实行厂社挂钩》指示精神，杨浦厂先后与崇明横沙人民公社、东平农场实行厂社挂钩，提高无偿服务。⁽⁴⁶⁾

1957～1965年，上海纺织工人参与崇明滩涂围垦。主要是挖河道、砍去芦苇，筑起墙面，然后在滩涂建成农场。⁽⁴⁷⁾1962年杨浦厂党委曾组织245名职工参加崇明、川沙的围垦，638人次参加川沙的突击围堤。余力也参加过近郊围垦工作。“1950年代后期，我多次参加厂里组织的义务劳动。厂里抽调基干民兵到川沙参加围垦工程，我也参加了。当时我们住的房屋很简陋，铺些稻草就睡在泥地上。我们每天有挖泥定额，还要挑着装满湿泥的箩筐走上坡路，女同志不挑泥，只是挖泥。我们早上出工时，头发上都是雪白的一层霜，收工回来坐在门槛上累得连饭也不想吃。围垦劳动体力消耗很大，但是我们天天都是喝粥。当地的饮用水有泥沙，所以粥也是灰色的，连青菜汤也是泥汤颜色。我锻炼了3个星期身体就出现浮肿，回上海看病时，医生没有开药，发给我1斤糖。后来厂里也有职工去参加崇明围垦，当地人对他们很欢迎，但他们住在那里时间长了，生活上也受不了，就自己回来了”。武先生回忆“解放后政府对私营厂在原料、品种上要求高，厂里支内、援外、大炼钢铁、办业余教育、下乡支援农业技术辅导活动都是按照上级的指示执行，利用本厂人力、物力、财力去做的，没有专项拨款。”⁽⁴⁸⁾

十二棉职工参加崇明围垦（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显然公私合营杨浦厂已成为一兼二任的工厂企业，既要完成国家计划的生产指标，又必须随时听从上级的指示、安排，调集自身的各种资源，加入全市组织的义务劳动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