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与计划管理

德鲁克认为，企业规模庞大导致深刻质变之一是新生阶层，即企业管理者。企业必须拥有一个管理层，向企业而不是向所有权人、员工或消费者等任何一个群体负责。⁽¹¹⁾而公私合营的杨浦厂却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企业管理者，没有形成一个与市场经营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层。相反，企业管理的行政化趋势日益强化。

1954年上海的国营棉纺织厂一度推行“一长制”，⁽¹²⁾到1956年就恢复中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¹³⁾1958年上海纺织管理局统一管理在沪国营、公私合营纺织工业系统。各厂党组织成为主持党政工作的领导机构。

1959年杨浦厂党委的日常工作分党务、行政两摊。党务机构包括：宣传部、组织部及6个基层总支。1962年3月经中共杨浦区委人民武装委员会批准，杨浦厂也成立人民武装委员会，由厂党委书记兼任主任。⁽¹⁴⁾为贯彻“工业学大庆”的指示，1964年4月杨浦厂中共组织的隶属关系，从杨浦区委转到纺织局党委。1964年6月根据上级布置，杨浦厂党委成立政治部，下设秘书科、组织科、宣传科、干部科，并代管工会、团委、武装部。⁽¹⁵⁾这些机构的设置，与同期在沪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大体相似。

上海纺织管理局（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杨浦厂党代会（1962）（引自三十一棉档案资料）

发展党员，培养、输送干部，依然是杨浦厂党委的重要工作之一。1959年全厂党员987人（其中预备党员152人）。1959年发展142名党员，党员在职工中比例从9.7%上升到11.3%，这年也是该厂从杨浦厂—上棉三十一厂（1959～1992）年度发展党员最多的一年。⁽¹⁶⁾1958～1966年的8年间，杨浦厂的党、政领导变动频繁，党员迅速发展。8年内厂党委领导换了4次，书记3人（其中2人任2届），副书记9人（其中4人任2届），持续在任的仅1人（前2届为副书记，后2届为书记）。同期厂长换了5任（5人，其中1任是代厂长），副厂长12人，其中连任4届的副厂长2人。

期间厂领导的男女性别比例显示：4届党委的正副书记是清一色的男性，计13人；厂长换5任，正副厂长16人中女性2人，厂长的男女性别比例是7∶1。在厂工会、团委领导干部中，女性略高于男性。工会正副主席男女性别比例是4∶7，4任主席的性别比例是2∶2（均为女地下党员）。厂团委正副书记的性别比例是3∶7，3任书记中女性2人。这表明，在杨浦厂，党政领导基本是男性主持，侧重群众工作的工会、团委系统，女干部比例略高。

出产品、出人才，是每个大型工厂党组织的两项基本任务。杨浦厂党组织如同一个培养、输送党政、技术、管理干部的蓄水池。厂党委初期主要是通过工会、共青团渠道培养、选拔厂级领导干部。如童工出身的王富英，地下党员仇先生等。杨浦厂也注意在劳模中培养厂级干部。如胡国标（1909～ ），1924年进日资公大纱厂做试验工人，1930～1945年在申新系统纱厂任技术员，1946年任申新五厂试验技师，1953年任申新五厂工程师室技师。1955年任申新五厂试验科科长，1956年当选纺织部劳模，任申新五厂工程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任杨浦厂一纺车间主任，1960年8月提拔为杨浦厂生产副厂长，1963年经纺织局批准兼任杨浦厂总工程师（同时提任的张副总工程师是解放前纺织专业毕业进厂的大学生），他领导工人、技术人员搞技术改造，如对粗纱工艺改为单程式，缩短工艺流程，使人造棉纱达到先进水平。⁽¹⁷⁾赵金媛（1933～ ）1947年2月进荣丰纱厂，是细纱挡车工，1959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1964～1965年经推荐进上海市纺织干校学习。回厂后任技术科操作员。1978年被任命为副厂长。

1960年杨浦厂的中层干部成长迅速。共提拔党员干部、支部书记以上干部72人；科长、技师、工程师以上行政干部71人；一般干部46人，合计148人，年均18.5人。同期向外输送干部72人，其中厂级干部5人、科长、工程师21人、一般干部46人，年均输送干部约6人。⁽¹⁸⁾杨浦厂党、政、工、团的厂级干部提任、任用或调离均由上级党组织决定。这种频繁培养、输送干部的流动程序，也造成厂领导班子成员流动性较大。

杨浦厂党委组织还须根据上级指示、部署，及时组织、领导全厂职工参与有关的政治运动。1961年6月整风运动中，厂党委连续一个多月召开各类座谈会，引导全厂职工向党委展开批评，全厂共贴出大字报14248张，揭露厂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纱厂管理混乱和生活福利措施不全等问题。8月厂部公布企业行政管理方面的七项制度。1963年4月，厂党委根据上级布置开展“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发动全厂职工提出意见，共计贴出大字报7548条，经堵漏洞，回收节约约合资金1247894元（5～10月）。⁽¹⁹⁾杨浦厂多次通过不定期的整风、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揭露、解决一些领导管理工作方面的弊端，却没有逐步建立、完善厂内必要的民主监督制度。(www.daowen.com)

1959年12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关于对确实表现较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决定对1086名“右派分子”于国庆节前后分两批在原单位群众中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²⁰⁾据此，从1959年11月～1961年9月，杨浦厂先后为5名“右派分子”摘帽，除另1人已开除厂籍外，该厂原划为“右派分子”的5人已全部摘帽。此外，1961年12月～1962年9月，厂党委对1958年后受到各种批判的职工（计82人，其中政治运动中批判32人）进行甄别，认定处理错或基本错的24人，部分错的2人。⁽²¹⁾于是厂党委依据上级部署一方面抓培养、输送干部，通过组织群众运动清洗职工队伍；另一方面进行阶段性复查、甄别、纠错。按照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部署，执行这些政治任务，就是当时一个工厂党组织的首要工作。

期间，高郎桥地区的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的经营已完全被纳入政府计划管理范围，并根据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时调整生产经营。初期厂级领导机构隶属中共杨浦区委工业部，产品定位仍以棉纱、棉布为主。⁽²²⁾厂党委作为统抓生产经营的领导者，根据上级布置调整全厂的生产管理布局。鉴于设备陈旧、机型繁杂、布机不足，杨浦厂在1959～1961年主要完成机型调配、重新拆装排列。⁽²³⁾在严密的计划管理体制下，工厂的中心任务是确保生产计划的执行，具体工作是依据政府计划，编制、完成厂的年、季、月生产进度。1961年杨浦厂在贯彻《工业七十条》时撤销总工程师室，建立生产技术科、产品质量监督科、保卫科，原有人事科改为人事教育科、劳动工资科。1962年3月，杨浦厂与市纺织、印染、成衣厂建立六十余个产品固定协作关系。作为一家企业，它由厂长出面主持生产。然而，“当时企业的技术领导、生产指标是属于上级安排的，不太允许厂、个人有所发挥。”⁽²⁴⁾

杨浦厂在生产过程中没有自行采购、销售的决定权。该厂所需要的原棉、人造棉均由上海纺织原料公司供应。一纺车间生产的宝塔牌人造棉纱绝大部分由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收购后出口；二纺车间生产的纯棉纱由棉纺公司调拨对口用户厂；织造车间生产的坯布部分供应本厂印染车间加工，其余由印染公司对口外调。同样该厂印染车间所需要的一部分坯布，也由印染公司从外厂调入。印染车间生产的花布初期全部归中国纺织品采购供应站收购，自1962年开始一部分花布归该供应站收购，其余归中国纺织品出口公司收购出口。公私合营杨浦厂在经营方面只是纺织局的一个加工点，它的生产流程只限于来料加工、成品外运。1965年杨浦厂年实现利润2157.15万元，是1958年杨浦厂固定资产净值2728万元的79.1%，略高于1958、1962年2年实现利润的总和（2048.8万元）。⁽²⁵⁾对于这笔增收，杨浦厂全部上交国家。1966年3月纺织局组成三查（设备、材料、流动资金）节约工作领导小组，到11月底全局清出呆滞积压物资4209万元，向国家上缴资金1000万元。⁽²⁶⁾

期间，杨浦厂作为一家公私合营企业，但涉及生产经营的设备调整、产品变动等重大决策均由市纺织局决定。三厂合并后，上级公司为了统一机型，决定将杨浦厂织布车间原有部分织机（荣丰厂204台日本坂式自动布机、申新六厂X型、E型织机128台）与其他厂调换，添置了254台自动换梭布机。⁽²⁷⁾另外，在1960年二季度以前，杨浦厂印染车间一直是做内销任务，品种不多，颜色单纯，质量要求不同，生产一向较好。1960年7月上级公司要求杨浦厂做外销任务。生产出口缅甸的印花布，品种繁多、印染颜色复杂，质量要求高。最初产品出口合格率仅达到37.37%，后经厂工程师攻关，使出口合格率达到81.81%。⁽²⁸⁾按期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就是杨浦厂在生产经营领域唯一的奋斗目标。

1959年荣毅仁调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他离开上海，举家移居首都北京。在他落户北京的第一个金秋，欣逢建国十周年大庆。“1959年国庆之夜，荣毅仁应邀携带家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毛泽东把荣毅仁叫到身边，询问他调到北京任纺织部副部长后的工作和家庭安置情况。并对他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不久，国家遭遇严重经济困难，棉花奇缺，寻找纺织替代原料一时成为纺织工业面临的一场攻坚战。1960年荣毅仁带领科技人员先后到四川、山东、河北等地进行考察。写出《四川省野杂纤维利用情况考察报告》”。1960年代初，他又率纺织部工作组赴陕西调查。⁽²⁹⁾

1958年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按照中央关于“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的发展方针，成立化纤厂筹建委员会、化纤筹建办公室，从纺织系统抽调干部、技术人员428人，在纺织部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设立化纤研究室。当时，上海发展化纤战略的第一步是两路并进。

一方面，1960年代初期上海纺织系统一些棉纺织印染厂利用部分旧设备，大搞小化纤群众运动，制取粘胶短纤维、浆粕。年底设点31处。杨浦厂也参与研制化纤的攻关。1958年3月申新六厂私方厂长秦德芳在个人红专规划中曾提到，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决定每周3小时以上攻读人造纤维书籍。1960年上半年由于棉花歉收，杨浦厂开工不足，收入减少，有时甚至连按时发工资也成问题。为了解决原棉不足，杨浦厂也着手试制化纤原料。1961年4月根据上级指示，杨浦厂将原申新六厂印染车间改建成化纤车间，生产粘胶纤维。11月，杨浦厂的印染车间和化纤车间合并为染化车间，吴其昌任车间主任。粘胶纤维的生产不仅解决了企业生产所急需的原料不足困难，还开发了粘胶混纺新产品。1961年上海经过整顿，形成化纤生产能力的厂点计18家，杨浦厂也是其中之一。1962年杨浦厂化纤车间生产的化纤织成人造毛哔叽及华达呢357万米，制成人民装70余万套，远销国内各地（除西藏地区），杨浦厂化纤的纺、织、染一条龙生产的上缴利润达到335万元，占当年全厂总利润的47%，几乎等于国家对该车间总投资的2倍，上缴税收185万元，是杨浦厂刚冒尖的创利王牌新产品。1963年6月全市有65家纺织厂开始成批生产化纤织物。11月吴其昌被纺织工业局提任为杨浦厂副厂长，12月化纤车间被改称杨浦厂附属化纤分厂，对外是一个独立经营核算单位，在业务上接受市化纤公司领导，对内接受杨浦厂部的领导与监督。老工人秀珍回忆，“1960年厂里缺少棉花，我们车间关掉一些纺车，正好也关到我的车。当时我就找车间主任说，既然关到我的车，我要求调换照顾工作。车间主任就同意我调到化纤车间。当时我们一共有160人调到化纤车间，男女都有，凡是被关车的女工都调去了，是敲锣打鼓送去的”。⁽³⁰⁾

另一方面，1960年纺织局投资1324万元在浦东北蔡建立安达一厂化纤五厂（今十二纤）是国内首家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工厂，年产34000吨粘胶纤维。杨浦厂化纤分厂1962年上缴利润335万元，这笔钱相当于纺织局对安达分厂投资（1324万元）的25.3%。1964年6月上海市人造纤维厂动工，1965年3月建成，为全国第一家小化纤厂样板。

上海发展化纤战略的第二步是成立市化纤公司。1962年10月经市编制委员会批准，撤销化纤筹建办公室，成立市化纤公司，由纺织局直辖。⁽³¹⁾随后，一些棉纺织厂的化纤分厂陆续转变身份。公私合营杨浦厂化纤分厂成立仅一年，就于1965年1月被正式划出，定名国营上海第三人造纤维厂（简称化纤三厂）。原属公私合营杨浦厂生产资源一部分的化纤分厂被整体剥离，变成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化纤公司所属的一个国营企业。一部分杨浦厂职工，连同厂房也随化纤车间一起划归化纤三厂。它的厂门就是杨浦厂厂区的东北角边门（眉州路629号），主要产品是粘胶人造毛、人造棉、中长等本白、有色纤维。当年化纤三厂研制成功富强纤维，提高了粘胶纤维强力，特点是耐穿、耐磨，成为上海成功开发的几项化纤产品之一。1970年代初安达化纤分厂也步杨浦厂化纤分厂的后尘，被划归市化纤公司，市第三十二棉（今化纤五厂）、第二十三棉（今化纤十一厂）也转产化纤。

1963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视察杨浦厂的化纤车间时，曾对职工们说“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现在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穿的问题要快马加鞭。有人造纤维，就可以减少棉田，增加粮食”。⁽³²⁾1960年代末，上海化纤工业总产量17000吨，占全国25.5%，是国内最早的化纤工业基地。1970年代末上海化纤年产54258吨，占市纺织工业纤维总用量的40%。⁽³³⁾显然，如果上海化纤工业没有走快车道的发展战略，仅靠国家投资来创业，上海的化纤工业难以在10年完成研制、投产、形成规模经营的业绩。公私合营杨浦厂析产奉献，参加了上海化纤工业的成功创业，自身主业却仅存附加值较低的单一棉纺织印染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