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身：从棉纺织经营到城市管理

1958年10月后，杨浦厂成为高郎桥地区一个万人企业。厂区占地广阔，南北覆盖河间路到长阳路、东西自兰州路到眉州路的整片街区（约11万余平方米），并向长阳路北延伸。位于杨树浦港东侧连为一体的成片厂房建筑群依然是高郎桥地区最醒目的地标。三厂合并后，厂部改建的两个职工食堂，总面积4451平方米（一纺食堂面积1825平方米，二纺食堂面积2626平方米），2处食堂配备厨师共40人，其他工作人员80人，可容纳500人同时用餐。⁽¹⁾

在杨浦厂，主持生产经营班子的主要领导者（包括党委书记、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人选）均经上海市纺织局党组决定。纺织专家施之仁、秦德芳、庞韦祥⁽²⁾均在原高郎桥三家纱厂有十多年主持经营管理的经验，新任总工程师张炳南1956年7月经华东纺织管理局任命为公私合营荣丰棉纺织印染厂生产副厂长兼总工程师⁽³⁾。公私合营杨浦厂的厂名已抹去高郎桥三家公私合营厂的厂名，它的行政、技术领导层，都不再有以私方代表身份出现的成员。1961年8月秦德芳担任第三届杨浦区工商联常务委员，1965年9月施之仁任区工商联常务委员，1984年任第六届区工商联常务委员。但他们作为副厂长，并不主持企业的技术、业务管理，也无任期。熊彼得认为，“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情况：1.采用新的产品，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夺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⁴⁾三厂合并后的杨浦厂是公私合营的棉纺织印染厂，它的主要工作是努力完成上级党组织下达的各项任务。

杨浦厂部分干部（士秀提供）

“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这是毛泽东在1950年代送给荣毅仁的一句话。1956年12月28日～1957年1月9日，上海市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期间，陈毅同志曾走上台为荣毅仁“助选”，他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他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要好朋友之一，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他还举一个实例，有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中国时，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会谈，事后这位客人对陈毅说，谈得很开心。原来荣毅仁告诉这位客人，“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担心敲诈绑票，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也给荣家多留下一点好名声。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爿纱厂”。陈老总讲到这里问大家：“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该不该？”一席话使会场顿时出现欢声笑语。⁽⁵⁾随后，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他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记者采访时说“首先我非常感激，感谢政府和人民给我这样大的信任和鼓励。当然，这也是对本市工商界的信任和鼓励”。“现在，正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根本不同于国民党政府的人民民主政权，我们的国家才这样繁荣昌盛，经济事业才这样飞跃发展。看到这一切蓬蓬勃勃的新气象，使我十分激动”。他还引用了陈云讲过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转变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唯一的道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辛苦勤劳地为国家人民服务，不计个人利害得失，这种忘我的精神，我一定要经常用它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我相信我能够做到守职尽责，努力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⁶⁾(www.daowen.com)

当荣毅仁从申新系统私方总经理转入副市长领导岗位后，他与常务副市长曹荻秋同志有机会经常接触。“在讨论市长分工的会议之前，荻秋同志找我谈话，由于我搞过工业，准备让我分工管轻纺工业，问我有何意见。我觉得自己是党外人士，又在市工商联分工负责一些事务，就对他说，最好今后主要还是在那里工作，市里只挂个名，不必负责具体工作了。他马上说，既然大家选你当副市长，就应当把责任担当起来，希望你在市政府把轻纺工业抓好。以后他嘱咐市府办公厅为我布置好办公室，还特意安排一个秘书组，协助我和他工作，并要轻工业局和纺织局分别向我汇报工作”。“他放手叫我抓工作，遇事同我商量，不仅在办公室里找我，有时还到我家里探望，关心我的工作”。⁽⁷⁾在市政府的工作经历，使荣毅仁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曹荻秋：“他待人诚恳，谦虚谨慎，乐于广泛听取意见，善于团结党外同志一起工作。同时，他又是一位有见识、有魄力的领导人，对工作满腔热情，一丝不苟，在关键的时候，果敢决断，勇于承担责任。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才识过人、襟怀坦荡的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也许这种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影响，使荣毅仁在大跃进的高潮期，能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表现出处事谨慎、实事求是的作风。1958年上海市委、市政府组织万人检查团，下基层进行全面大检查。总团长是常务副市长曹荻秋，荣毅仁是副团长之一，并兼任嘉定分团团长。在3个月里，荣毅仁几乎跑遍了嘉定县（仅朱桥乡未去），下基层察看生产情况。他在参观徐行乡大石皮大队的棉花丰产田时，对写着“亩产皮棉1200斤”的一块纸牌有疑问，曾询问随行的张乡长：“1200斤收得到吗？”张乡长告诉他，按一株能有200多铃子，约可收籽棉2斤推算，一亩3000多株，约可得籽棉6000斤，100斤籽棉合30～40斤皮棉，因此可得1200斤皮棉。荣毅仁听后只说了一句：“嗯，这样算倒也对。”回到徐行后，他对张乡长说：“搞试验田，高产是会有的，大面积推广恐怕会有困难。”他向乡里提出个人看法：小面积试验要积极，大面积推广要慎重。事隔30多年，张乡长还清楚记得荣毅仁的这番话，认为“看来他当时的头脑还是冷静的”。⁽⁸⁾

上海市副市长荣毅仁在办公室处理公务（新华社发，引自杨胜群、鲁炜、孔丹主编：《荣毅仁》）

在嘉定县徐行公社检查工作时期，还发生一件让荣毅仁难忘的事。“1958年搞‘大跃进’，在上海掀起了一阵大炼钢铁的狂热，不少人把一些住宅的大铁门卸下，把客厅壁炉的火砖和铁框拆下，拿去炼钢”。“我觉得，这样做并不能炼出真正的钢，反而把本来有用的东西，化成了一堆废料，就向荻秋同志反映了这件事。他听后当场没有表态。但是，隔了两天，卸铁门、拆壁炉的事停下来了。这件事发生在整风反右之后，‘左’的气氛笼罩着中国大地之际，足以说明荻秋同志的胆识和品质是何等难能可贵”。荣毅仁在上海市政府的从政实践不足3年，他的办公室在市府大楼（今外滩浦东发展银行）4楼最好的房间，是一个套间，东南朝向，临窗可以眺望外滩浦江西侧街景。⁽⁹⁾1959年10月荣毅仁被调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离后去北京工作，但他在第四（1962年7月至1964年9月）、五届（1964年9月至1967年2月）上海市人大会议均连任副市长。“从那以后，我每次回上海，只要市人委开会，就必定通知我参加”。1986年荣毅仁深情地写了回忆曹荻秋同志的文章，“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差不多二十个春秋过去了。然而，只要一想起过去在上海和荻秋同志相处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总是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怀念难忘”。⁽¹⁰⁾1950年代的上海，见证了荣毅仁从棉纺织经营走向城市管理领导岗位的转身，留下勤奋、务实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