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风浪：整风、审干、肃反

1950年代中期的上海，拥有近10万资本家，1万多高级知识分子，9000多个上层民主人士。⁽¹⁷³⁾是将他们视为包袱，还是财富？如何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是一个复杂、敏感的问题。1956年春，中共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公开地向民主党派检讨了统战部门的错误工作作风。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多党制的主张，重申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56年9月，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刘述周在中共八大发言时指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深切地体会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有些的确不是劳动人民所能代替的”。“全市有12000个高级知识分子，在十多万资本家中，还有七八千人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半数以上熟悉工商业务的人员。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充分利用起来，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很有用处的。例如最近召开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收到的276件提案中，70%以上是关于改进工商事业、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等工作的具体建议，其中有许多是切实可行的。又如在大会讨论中，资本家的36篇联合发言，一般都有情况、有分析、有批评、有办法，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帮助很大”。“他们对我们进行批评和监督，也日益积极，往往能深刻地揭发我们某些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或主观主义错误”。“这些批评，对我们的工作都起了一定的督促和推动作用”。⁽¹⁷⁴⁾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新情况，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出现一些新问题。毛泽东开始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发表重要的讲话。荣毅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讲话，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想到一个问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有了调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可否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可否用相应的方法来解决呢？他反复思考，在1956年6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提出上述想法和问题，希望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给以理论上的指导。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他还向毛泽东请教这一问题。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倒蛮会动脑子、提问题的’”。这一“问题提出后，引起不少争论，有的报刊还开辟专栏讨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指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¹⁷⁵⁾很快，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性整风运动就席卷全国。

1957年上半年，高郎桥纱厂区的“整风运动”拉开序幕，到1958年1月上旬三家公私合营厂“整风运动”先后转入大鸣大放阶段，其中申新五厂到2月4日止，参加鸣放的人数占全厂职工的80%以上，共贴出大字报9341张；申新六厂到2月5日止，贴出大字报10270张，共提出意见23484条。3月2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的黄炎培、陈叔通到申新六厂了解私方人员在企业中自我改造的情况。3月底，三厂的“整风运动”先后结束。⁽¹⁷⁶⁾

申新五厂施副厂长在“鸣放”时坦陈，“公方确实是勤勤恳恳工作，但偏差是有的”，如工作布置不够及时，“公方代表是要的，要有德有才，宁缺勿滥，如党的力量强，无适当之人，可不必硬派”。批评公方是“政治脱离实际”，是“党八股”，“公方到外面学习结合实际不够，开大会（周末传达）出席率不到一半，说明政治脱离实际”。还认为，“党对私方人员认为是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有问题，拿这一理论来宣传，我们资产阶级一般有自卑感，要想发财是想不到的”，“资方代理人原来是有酬金的，是定股定息，四马分肥⁽¹⁷⁷⁾，资方代理人是有份的。改定息后，为什么就没有酬金了”。秦厂长在“整风运动”中，也吐露自己的感受，认为报纸言论千篇一律，对纺织技术要向苏联学习表示不服贴（即服气）。上述看法主要涉及的是公私合营后本厂领导日常工作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本应在公方、私方厂长之间及时沟通、解决。秦厂长、施副厂长是通过党组织规定的“鸣放”渠道公开、郑重提出上述问题及看法，是希望党组织能认真予以讨论研究，妥善解决，改进工作。

“整风运动”后，1958年3月13日高郎桥三家纱厂在区委领导下先后拉开“肃反”、“审干”工作的序幕。“审干”、“肃反”工作是相结合自上而下逐步推进的，不是搞运动。4月1日申新六厂成立审干办公室，5月2日区委“肃反”办公室组织各厂学习永安厂“肃反”与“审干”结合的经验。

在“整风”转入“双反”斗争的同时，“审干”工作穿插推进。3月31日，秦厂长（归总务科系统）完成申新六厂干部个人又红又专规划，提交组织。他在该规划中表示，“为了保证在三年内力争两年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及又红又专的纺织技术人员”，他认真制订了五方面的详细规划：

一、服从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一方面做到服从领导，一方面做到守职尽责”。他计划每月至少一次向党公方代表汇报有关工作方面、思想方面情况，面请批评指示，来更好地改变立场，改造思想。

二、守职尽责。“坚决保证在党和公方代表领导下，工会配合下，发动和依靠全厂职工，以提高质量为重点”，完成国家计划，完成上缴500万元。

三、参加劳动实践。每周半天参加体力劳动，保证50%时间到车间研究解决问题。

四、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在讨论时联系思想，敞开暴露思想，虚心接受批评，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每周自学3小时政治理论书籍，“1959年起读哲学：矛盾论、实践论、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等，改变立场，改造思想，克服个人主义，一心一意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每周3小时以上攻读人造纤维书籍。

五、生活朴素。秦在“五反”后送儿子去新加坡读书，1953年他的妻子（英国籍）申请去英国探亲。秦厂长在个人红专规划中表示要树立勤俭朴素的习惯，“可省坚决省”，每月收入中存30元购买公债，帮助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反对特殊化，他还表示“坚决立即放弃定息，要求评级评薪”。

秦厂长对个人红专计划制订检查措施包括：每周自我检查一次，每月与本厂私方人员互相检查一次，请区统战部、工商联组织互查。

根据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22日～7月10日高郎桥纱厂区的三家纱厂党委领导职工开展“双反”（反右、反对坏分子）斗争，分为准备、行动、斗争三阶段进行。申新五厂有1人被划为右派，76人被批判；有25人被作为“坏分子”处理。申新六厂有6人被划为右派。荣丰纱厂有20人被作为“坏分子”处理。这一结果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据老同志回忆，“反右时我也差一点轧进去。反右时厂领导也给工人排过队，五厂也‘搞出’了一些所谓的坏分子，即反社会主义分子，其实最多就是发发牢骚。后来受到区委副书记的批评。荣丰纱厂在工人中排队抓坏分子就被停止了。后来甄别时，坏分子可以甄别、纠正，但右派一律不能动”。⁽¹⁷⁸⁾1957年8月上海市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展反右斗争，把一些市人大代表、列席人员对中共和政府工作所提出的正确的或有片面性的批评意见也当作“右派”言论点名批判，并在报纸上公开报道。⁽¹⁷⁹⁾8月8日，上任未满一年（1957年9月～1958年10月）的申新五厂党委书记，代表申新五厂党委常委会（此前是党总支部），在中共杨浦区委扩大会议上，对他在“双反”斗争中，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作深刻检讨。6月申新六厂有3名肃反对象被定案，审干对象35人；申新五厂在肃反中有6人被捕，8月底“审干”、“肃反”工作基本结束。⁽¹⁸⁰⁾

期间，申新六厂完成组织机构的精简、干部下放等重大改革。厂部原有11个科室被合并为5个科室（劳动、供销、计划、总务、保卫）；将原来6个车间并为4个车间（纺、织、印、机动）。5月9日起实现干部跟班劳动制度，有124名干部下放在固定生产岗位上。5月21日荣丰纱厂也紧缩行政机构。⁽¹⁸¹⁾

经历“反右”运动的秦厂长、施副厂长虽幸免戴帽，但身处被改造的环境中，处处如履薄冰。同年秋，秦厂长仍以申新六厂厂长身份当选区第三届人民代表，于10月3日出席代表大会。就在秦厂长制订自我改造计划后不出半年，他的任期也在1958年9月匆匆结束。高郎桥三家公私合营厂于1958年10月迅速实现合并。

这一安排从酝酿到批准仅半个月，是在中共杨浦区委领导下，由三厂中共党组织具体操作的。10月11日，遵照“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提高生产设备及辅助设备的利用率，精简机构，降低生产管理费用，在区委领导下，“三厂的企业领导经过反复研究，联合成立三厂并厂工作组”。当时何女士既是申新六厂公方副厂长（1955.9～1958.10），也任并厂工作组组长，组员8人：有申新五厂党委副书记、公方厂长、党委常委、申新六厂党委书记、荣丰纱厂党总支书记、副厂长等。但是，这个“三厂合并工作组”成员中，却没有一位三家纱厂的私方厂长、副厂长。10月19日，中共申新五厂的副书记、申新六厂的书记、荣丰纱厂的书记三人联合签署了上报中共杨浦区委关于三厂合并后党委会人选的报告。次日，三厂党委、总支分别对各厂干部就合并问题进行思想动员。

1958年10月27日，经中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高郎桥三家纱厂合并，更名为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简称杨浦厂），次日上午杨浦厂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新民晚报》当天发表专题报道《从纺纱织布到印染 一家全能厂诞生》称，“本市最大的一家从纺纱织布到印染成花色布的全能厂，今天诞生了”。这三家厂性质相同、厂址在一个地段内，厂与厂之间只隔一道墙，职工宿舍也在一起。“最近在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为了适应更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需要，经过三个厂职工的讨论，经上级批准，决定合并为一家，这样人力、设备各方面都可以统一调度，职工积极性也可以充分发挥出来”。“这个厂现在有职工8632人，116800多纱锭，19200线锭，1173台布机，4套印花机和1套精元机。目前一年能生产棉纱107000多件，线18000多件，棉布3485万多公尺，花布和色布4671万多公尺”。⁽¹⁸²⁾

《新民晚报》发表的三厂合并报道

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成立大会（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当高郎桥纱厂区刚掀开三合一的新篇章时，该厂的领导班子也发生了悄悄变化，厂党委书记、厂长均是外派干部；部分原三厂领导人均担任副职：公方5人、私方2人。4位副厂长中2位公方（原申新五厂公方厂长、申新六厂副厂长）、2位私方（原申新六厂私方秦厂长、申新五厂私方施副厂长），私方人员在公私合营纱厂担任行政正职的安排被取消了。

高郎桥纱厂区在经历创业、拼搏，确立三鼎甲的格局延续40年后，经产权变更，改为三家公私合营企业后，未及5年就被三厂合并。从规模看企业明显变大了，占地171.028亩的厂区，1958年底拥有工人10600人（其中技职507人），是在沪的大型棉纺织印染厂，有纱锭116832锭、线锭19200锭、布机1173台、印染机4套、精梳机1套，1958年总产值11899万元，占杨浦区工业总产值的4.6%，是上海纺织行业中一个纺、织、印染的全能厂。⁽¹⁸³⁾

杨浦厂名义上仍是公私合营性质，但原来分设公方厂长、私方厂长的方式仅维持3年（1955年9月～1958年9月）就被取消。

近代高郎桥纱厂区在经历华商自主经营企业（1914～1954）的40个春秋后，被改变为三家公私合营企业（1954～1958），仅仅4年后又被合并为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58～ ），成为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纺织局、中共杨浦区委直接管理的工业系统下属的一个基层单位。

【注释】

(1)参见：［美］彼得·F.德鲁克（Peter.F.Drucker）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2)参见：叶檀：《减税！》，《南方周末》，2008年7月31日，E29。

(3)蒋以任主编：《上海工业结构调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4)同上，第8～9页。

(5)杨万钟主编：《上海工业结构与布局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6)蒋以任主编：《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第3页。

(7)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在1931年《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中根据对20多个国家的有关数据，分析了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的比例关系，认为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随工业化的进程系数下降。这一关于工业化阶段与工业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理论，被称为霍夫曼定理。这个比例即霍夫曼比例。由此他把工业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一统天下，霍夫曼比例约为5；第二阶段，生产资料工业发展提速，但相对消费资料工业，仍显不足，霍夫曼比例约为2.5；第三阶段，生产资料工业与消费资料工业旗鼓相当，霍夫曼比例约为1；第四阶段，生产资料工业领先增长，霍夫曼比例小于1。霍夫曼对工业结构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分析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趋势。实际情况表明，霍夫曼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理论在工业化前期是基本符合现实的。参见百度百科：霍夫曼比例。

(8)纺织工业部计划司统计处编：《纺织工业主要专业设备》，《中国纺织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纺织工业年鉴》（1982年），纺织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未列出1949年全国棉纺锭数字，仅称上海的棉纺锭占全国的46.3%。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9)指上海、青岛、天津是三个棉纺织工业重镇。1949年上海、青岛、天津三市棉纺织设备占全国的70%左右，其中上海占48%。三个城市的棉纺锭：上海240.16万枚（1949年）、青岛纱锭38万枚、线锭4万枚（1947年）、天津34.93万枚（1949年）。《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第60、254、255、305页。

(1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一），李懋欢主编：《上海统计年鉴》（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历年纺织工业主要产品产量（一），《中国纺织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纺织工业年鉴》（1997～1999），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11)表11-2工业总产值，上海市统计局编：《新上海五十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历史统计资料（1949～1999）》，上海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准印证（2000）第235号，第192页。《1949～1995年上海纺织工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一览表》，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278、289页。

(12)其中1949～1957年（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占45.27%，1957～1967年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占25.16%，1971～1981年（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占20.71%，1981～1985年（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占22.83%。仅1968～1971年（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居第二位（占18.33%，化学工业居首位，占23.04%）。主要工业部门工业总产值（一）、（二）、（续二），李懋欢主编：《上海统计年鉴》（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8、100、101页。

(13)刘兆忠主编：《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志》，1997年版铅印本，第47、48页。

(14)蒋苏平主编：《中共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组织史资料 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组织史资料（1949.5～1999.12）》，中共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2001年版，第1～3页。

(15)中译本将industrial enterprise译成“工业化企业”，是因为作者在此使用“industrial enterprise”，有“实行工业化大生产方式的企业”的意思。作者将苏联的集体农庄也说成是largeindustrial enterprise.——译者注。［美］彼得·F.德鲁克（P.F.Drucher）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第32、34页。

(16)［美］彼得·F.德鲁克（P.F.Drucher）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第44页。

(17)中共上海市委基层工作研究委员会编印：《国营上海第十棉纺织厂调查》（1951年4月），第4部分，第1页。

(18)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19)《劳保条例》规定劳动保险的一切费用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劳保事业的执行和监督，由各企业工会基层委员会万执行的基层单位，分层管理。对雇佣劳动者的生、老、病、死、伤、残依法予以切实保障。适用范围为雇佣职工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工厂、矿场及铁路、怀孕、邮电的各企业单位合附属单位。江庸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图说》，大众法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2页。

(20)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31～32、36页。

(21)《老同志访谈记录》。

(2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23)周而复：《回忆陈毅同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3页。

(24)荣毅仁：《陈毅师长给我信心和希望》，《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风范永存：忆陈毅市长》，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年版，第22页。

(25)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26)陈文源、葛红：《荣德生生平事业年表》，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纪念荣德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00、701页。

(27)周而复：《回忆陈毅同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第77～78页。

(28)荣毅仁：《陈毅师长给我信心和希望》，《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风范永存：忆陈毅市长》，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年版，第16～17页。

(29)荣毅仁：《怀念潘汉年同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30)蔡秉文主编：《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页。

(31)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一说荣毅仁认购公债60.5万份。计泓赓：《荣毅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32)许涤新：《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报告》，《解放日报》，1950年4月25日第2版。

(33)梅达君：《在解放初期的日子里》，原载《民主与法制》1983年第1期，转引自本书编辑组：《回忆潘汉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34)计泓赓：《荣毅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35)荣毅仁：《怀念潘汉年同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36)蔡秉文主编：《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志》，第82、87页。

(37)蔡秉文主编：《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志》，第103、481、514、515、522、523、82页。

(38)［英］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1页。

(39)胡厥文：《工商联合会筹委会维持生产报告》，《解放日报》1950年4月25日，第3版。

(40)工商界代表荣毅仁发言，《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各界代表发言》（四），《解放日报》，1950年4月27日，第6版。

(41)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第9～10页。

(42)荣毅仁：《怀念潘汉年同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43)荣毅仁：《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路》，《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3页。

(44)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第10页。

(45)计泓赓：《荣毅仁》，第132页。

(46)许涤新：《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十）》，上海市委统战部文史资料征集组，1991年版，第4～5页。

(47)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48)［美］约瑟夫·阿·熊彼得（J.A.Schumpe）著、杜旭贞等译：《经济发展理论——财富创新的秘密》，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4页。

(49)《老同志访谈记录》。

(50)1952年7月中共沪东区委决定申六民改工作组组长王中一（原区委书记）担任申六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由团区委书记钱其琛、原申六党支部书记张书记担任。1952年1月中共杨浦区委委派汪先生任工作组组长，到荣丰二厂领导党内“新三反”运动，他于1953年10月～1954年9月担任荣丰党支部书记。1953年中共申六第一届总支委员会成立，总支书记由杨浦区委副书记萧明兼任。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13、16、21页。

(5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64、66页。

(52)李先生是江苏建湖人，1949年5月～1950年8月申五党支部书记（原地下党支部书记），1950年7月当选申五工厂委员会主席。李在1950年6月30日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参加学习。张书记是浙江鄞县人，1950年8月～1952年7月，当选申五党支部书记，1952年7月～1953年6月任申五党支部副书记。周先生是常州人，1949年5月～1951年9月任申六党支部书记（原地下党支部书记），1951年8月由沪东工委借调离厂学习。王先生是江苏射阳人，1951年8月沪东工委任命代理申六党支部书记，1951年10月当选申六第二届工厂委员会主席。1953年1月由区委批准任申六总支书记。1954年7月离去。高先生（常州人）于1949年5月～1953年10月担任荣丰二厂中共党支部书记（原地下党支书），1951年9月当选荣丰厂委员会主席；1953年10月～1954年4月，任荣丰厂党支部副书记。1954年6月荣丰附属机器厂实行公私合营，高先生调任公方厂长。倪先生是江苏海门人，1953年1月～1954年7月任申新六厂党总支副书记，1955年6月当选申六第四届工厂委员会主席。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9、24、28页，上棉三十一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1册，第64页。

(53)蔡秉文主编：《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志》，第103页。

(54)《解放日报》，1950年4月19、22日，第1版。

(5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文稿丛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0、67页。

(5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10、19、20页。

(5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10、18～20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2册，第26、34～36页。

(58)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军队对上海发动空袭。造成2500余间厂房、民宅被毁，1372人倒在血泊中。江珉、陈思劼主编：《上海故事——一个甲子的万象更新》，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5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21～22页。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4页。

(60) 《解放日报》，1950年12月17日，第1版。

(61)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申新纺织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8页。

(62)《解放日报》，1950年12月17日，第1版。

(63)《解放日报》，1950年12月17日，第1、5版。

(64)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第11页。

(6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17页。

(66)《林女士访谈记录》。

(67)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志》，第31页。

(68)荣毅仁：《怀念潘汉年同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第43页。

(69)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第13页。

(70)蔡秉文主编：《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志》，第149～151页。

(71)蔡秉文主编：《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志》，第151页；王树人：《六百万人民向社会主义前进——记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解放日报》，1955年12月25日，第3版。

(72)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第16页。

(73)委员30人中属于民主党派的11人，其中民建7人（胡子婴、荣毅仁均在上海工商联兼职）、民革1人、民盟2人、工商联1人。《解放日报》1950年12月25日，第1版。

(7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1994年铅印本，第17、22页。

(75)江珉、陈思劼主编：《上海故事——一个甲子的万象更新》，第37页。

(76)《五反运动情况》（1952年4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B182／1／373／144。转引自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2006年3月），第22页。

(77)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第11～12页。

(78)《新民报晚刊》1952年7月24日、8月10日。

(7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文稿丛编，第123页。(www.daowen.com)

(80)和孚镇网站。

(81)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志》，第32页。

(8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14页。

(83)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申新纺织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页。

(84)［美］约瑟夫·阿·熊彼得（J.A.Schumpe）著、杜旭贞等译：《经济发展理论——财富创新的秘密》，第78页。

(85)1953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文稿丛编，第157页。

(86)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763页。

(87)3人以下，可在本市已登记失业人员中自行招用；如无法找到所需人才，须经区政府劳动科批准另行招用，或申请劳动科代为招聘。不得诱挖或变相诱挖在业职工；不得录用属于统一分配范围内之在校生及毕业生等。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申新纺织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第306～307页。

(88)陈维稷：《纺织工业与国家工业化》，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4年版，第14页。

(89)《上海国棉一厂婚姻服务组工作总结》（1951.6～1952.8），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史料委员会，棉纺基10，第1～3、9～10页。

(90)《中国纺织工会上海国棉一厂委员会女工工作总结报告》（1951.12），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史料委员会，棉纺（基）9，第1～3页。

(91)《女工生产成绩显著》，《解放日报》1950年12月29日，第5版。

(92)上海档案馆编：《城市记忆：上海历史发展档案图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159页。

(93)许克端：《十年来纺织工人物质文化生活的变化》，中国纺织编辑部：《纺织工业光辉的十年》，纺织工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377～380页。

(94)《中国纺织工会上海国棉一厂委员会女工工作总结报告》（1951.12），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史料委员会，棉纺（基）9，第5页。

(95)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页。

(9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文稿丛编，第157页。

(97)《林女士访谈记录》；《老同志访谈记录》。

(98)1951年2月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全国总工会劳动部部长到申新五厂抓试点。4月下旬申新六厂根据劳保登记发出家属诊病证2947张。

(9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80、79页。

(100)《秀珍访谈记录》，《王琪访谈记录》；《宝娣访谈记录》。

(101)《余力访谈记录》。

(102)《余力访谈记录》。

(103)程钦泰主笔：《杨浦区服务业志》1992年铅印本，第5、35页。

(104)《林女士访谈记录》。

(105)《武宝璋访谈记录》。

(106)1952年在市职工教育委员会部署下，许多纱厂办起“速成识字班”。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扫盲教育的决定》，提出5～7年基本扫除文盲。当时华东纺织管理局下属25后国企职工中文盲（半文盲）54326人，占职工（66076人）的54.46%。1957～1958年扫除22000人，到1960年又扫盲54320人，全局文盲占15%。1964年占6%，1965年全局基本完成青壮年职工扫盲。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698页。

(107)《老同志访谈记录》。

(108)《余力访谈记录》；《容女士访谈记录》；《老同志访谈记录》；《廼银访谈记录》；《成女访谈记录》。

(109)江珉、陈思劼主编：《上海故事——一个甲子的万象更新》，第197页。

(110)《七六游行》、《劳军宣传》，上海总工会《工运史料》棉纺（总）21《申五职工斗争情况》第15、20、25～27页。

(111)《林女士访谈记录》；《王琪访谈记录》。

(112)陈维稷：《纺织工业与国家工业化》，第2～3、10、14页。

(113)期间翻译出版［苏］A.马依士林著、王允元译：《纺织工业的计划管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4年版；［苏］A.马依士林著、纪洪天等译：《纺织工业经济核算》，纺织工业出版社1957年版；［苏］K.富利琼别尔克著、丁相英等译：《纺织企业生产计划》，纺织工业出版社1957年版等。《纺织企业生产计划》一书的评阅者乌沙科夫认为，此书阐明纺织企业生产计划的制定程序，提供了技术生产、财务生产的观念，研究纺织企业生产计划基本技术经济指标和援引了指标的制定方法。［苏］K.富利琼别尔克著、丁相英等译：《纺织企业生产计划》，版权页。

(114)［苏］K.富利琼别尔克著、丁相英等译：《纺织企业生产计划》，第8、7页。

(115)郝建秀（1935～ ），山东青岛人，1949年至1954年为青岛国棉六厂工人。195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16)陈维稷：《纺织工业与国家工业化》，第12页。

(117)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118)熊永家、娄文忠编著：《工业工程：从入门到精通》，第42～43、47页。巴恩斯在《动作与时间研究》一书中根据人体动作的特点联系作业场所的条件和工具设备的情况提出“动作经济原则”，其中与身体有关的原则8条，与作业场所有关的原则6条，与工具有关的原则6条。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119)在此基础上，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奎克（J.H.Quick）等三位工程师从1934年起用了11年时间，研究了1.7万个动作，研制成预定工时定额（Woek-Factor System）。梅纳德自1940年开始试验一种基本动作预定定额制度，到1948年与另两位联名取名“方法—时间测定”（Methods-Time Measurement，简称MTM）出版。后来全国MTM标准和研究协会也随之建立。MTM制度清楚易懂，应用方便，成为简化工作方法，订立劳动定额广泛使用的工具。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8页。

(120)主要优点：一、巡回有规律，工作主动有计划；二、加强预防检查，减少布面经纱疵点和机器故障；三、合理组织各项动作，善于运用时间，省时省力；四、基本操作又快又好又安全。“五一织布工作法”。参见《百度百科》。

(121)是“梳棉机、细纱机、织布机三种设备的平车工作法和梳棉机、细纱机两种设备的揩车工作法”的总称，是棉纺织设备维修管理人员的操作规程。

(122)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志》，第31、33页。

(123)当时国内纺织厂三班制的一些具体规定与前苏联的做法不尽相同，苏联棉纺织厂实行夜班工作7小时，即两班制：早班8小时，夜班7小时；三班制：23小时（早、中班各8小时，夜班7小时）。［苏］K.富利琼别尔克著、丁相英等译：《纺织企业生产计划》，第8页。

(124)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65页。

(125)同上，第530页。

(12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3册，第24页。

(127)［苏］K.富利琼别尔克著、丁相英等译：《纺织企业生产计划》，第4、5、6、32页。

(128)一般实行两级管理：厂级（一级）、车间（二级）。分别配备专职或兼职的生产计划员。百度文库：生产作业计划管理制度。wenku.baidu.com／view／b54252a20029bd64783e...2010-5-22-百度快照。

(12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30页。

(130)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第10页。

(131)1950年私立中国纺织工学院与文绮染织专科学校（1936～ ）、诚孚纺织专科学校（1940～ ）、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1942～ ）合并为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1951年并入华东纺织工学院。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689页。校址在今延安西路、中山西路交叉的原光华大学废墟，及农田计183亩。蒋孙谷主编：《中国纺织大学校史（1951～1986）》，上海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3～11页。

(132)刘述周：《上海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后培养私营工商业者进步分子的工作》（1955年），《刘述周文选》，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23页。

(133)《陈毅市长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摘要），《解放日报》1955年12月23日，第2版。

(134)刘述周：《上海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后培养私营工商业者进步分子的工作》（1955年），《刘述周文选》，第123、118、120页。

(13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文稿丛编，第287～289页。

(136)荣毅仁：《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路》，《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上），第43页。

(137)江珉、陈思劼主编：《上海故事——一个甲子的万象更新》，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138)京剧传统剧目。刘秀登基后，命姚期镇守草桥关，日久思念姚期，又命马武、杜茂、岑彭三人替回姚期，随朝伴驾。姚期入都后，其子姚刚打死郭太师，姚期绑子上殿请罪，刘秀怒而将姚期全家问斩。马武适因牛邈攻打草桥，回朝搬兵，闻信，闯宫保奏，逼刘发下赦旨，救姚期父子，使戴罪出征。一名《姚期》。净角唱工戏。金少山、裘盛戎又在原基础上加以发展。参见百度百科。

(139)［美］约瑟夫·阿·熊彼得（J.A.Schumpe）著、杜旭贞等译：《经济发展理论——财富创新的秘密》，第54～55页。

(14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文稿丛编，第303页。

(141)荣毅仁：《申新纺织厂的命运》，《人民画报》1956年4月号，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下册），第1291、1292、1293页。

(142)杨叔铭口述、殷之俊整理：《中央解决遗产继承权问题始末》，中央文史馆、上海市文史馆主办：《世纪》，上海世纪杂志社出版，2011年，第1期，第14页。

(143)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申新纺织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刊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第1201～1204页。

(144)［美］约瑟夫·阿·熊彼得（J.A.Schumpe）著、杜旭贞等译：《经济发展理论——财富创新的秘密》，第73、77页。

(14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1994年铅印本，第66页。

(14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27、29页。

(14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23、34页。

(148)同上，第13、24页。

(149)同上，第34～35页。

(150)1978年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有131人得到平反昭雪。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1册，第22、23、26、27、36页。

(151)《武宝璋访谈记录》。

(15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28页。

(15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1册，第19、20页。

(15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27、28、30、33页。

(155)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申新纺织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刊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第1204页。

(156)1956年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贾拓夫，主管轻工业、手工业。白如冰：《缅怀与思念》，《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上），第266页。

(15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文稿丛编，第304、305、307页。

(158)《老同志访谈记录》。

(15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2页。

(160)该厂历年发展党员一览表中未注明党员总数的年份：1960、1961、1963、1964、1967～1971年、1977～1978年。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3册，第11～12页。

(161)《老同志访谈记录》；《武宝璋访谈记录》。

(162)她们都是有十年以上工龄的有技术的女工，其中9岁进厂的3人，11岁进厂的2人，工龄最长的26年（9岁进厂，当时35岁），最短的也有14年（9岁进厂，当时23岁）。她们都是生产积极分子。《女工当了领班》，《解放日报》，1950年12月29日，第5版。

(163)李家齐、江柯林：《上海总工会六十年》，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85年第1版，第50页。

(164)《林女士访谈记录》；《老同志访谈记录》。

(165)《老同志访谈记录》；《林女士访谈记录》。

(166)莲莲口述、士秀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变迁史》，《林女士访谈记录》。

(16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13、19、21页。

(168)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64～72页。

(169)《余力访谈记录》。

(170)职工或直系亲属死亡互助会工作总结（196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档案64-7，第1页。

(171)《职工互助储金会整顿工作小结》（1964），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工会档案64-7，第1～4页。

(172)［美］约瑟夫·阿·熊彼得（J.A.Schumpe）著、杜旭贞等译：《经济发展理论——财富创新的秘密》，第77页。

(173)刘述周：《关于上海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几点意见》（1956年9月在上海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刘述周文选》，第137页。

(174)刘述周：《要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办事》（1956），《刘述周文选》，第123、131页。

(175)杨胜群、鲁炜、孔丹主编：《荣毅仁》，第89页。

(17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36～37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1册，第22页。

(177)“四马分肥”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说法。1953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每年结算盈余，其利润分配依照“四马分肥”的方式，即将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即年息五厘所代替。参见百度百科。

(178)《老同志访谈记录》。

(179)在预备会议的小组会上和在正式会议的全体大会上，被作为“右派分子”点名批判的有市人大代表20人，列席人员3人，共23人。揭发、批判的内容还在上海市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摘要刊登并公开点名。此外，尚未公开点名为“右派分子”、被作为“右派言论进行解放、批判的有市人大代表5人合列席会议的参事1人”。上述29人中有工商联成员5人。根据1978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经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其中的27人先后予以改正，撤销其所受处分，恢复政治名誉。蔡秉文主编：《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志》，第3、158、159页。

(18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36～38页。

(18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2页。

(182)《新民晚报》，1958年10月28日第4版。

(18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12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1949.5～1987.12）第2册，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