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私方

1950年代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内两种工业企业一般使用国营企业、民营企业的称谓；1950年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这两种企业分别称国营企业、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前景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约在1950年，荣毅仁以工商界代表身份，不时在上海、北京参加重要的会议，但他的第一身份仍是私营大企业的老板。“那时，我认为是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固然要发展，它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但觉得私营经济也应该同国营经济‘平行发展，各得其所’，这样也没有什么坏处。也就是，我思想上只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希望新民主主义‘长存’、‘万岁’，而并不希望社会主义到来”。⁽¹³⁰⁾1951年6月，经纺织部批准，在沪的私立中国纺织工学院和外地一些纺织院校被并入新设立的华东纺织工学院（由纺织部领导），整个合并、组建过程延续至1956年完成⁽¹³¹⁾。期间，上海棉纺织工业系统公私合营的进程也如大海潮涌，势不可挡。

“1953年通过总路线的学习，使私营工商业者初步看到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的趋势，认识到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步骤”。截至1954年8月前，上海有2000余户私营工厂申请公私合营。据工商行政部门不完全统计，违反法令的各类案件1954年共计10441件，1955年1～9月已减少到4724件。⁽¹³²⁾爱国守法、学习、工作成为上海市约20万私营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主题。在申新系统，广州二厂厂长在征得荣毅仁同意后，于1953年12月首先向广州市委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1954年6月正式批准）。1954年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第80次会议，决定授权总经理荣毅仁办理无锡申新三厂的合营手续。荣毅仁当天向无锡市人民政府提出合营的申请。1954年4月申新86户股东开会决定由总经理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申新系统的公私合营已成大势。此前荣丰厂总经理韩志明在赴朝鲜慰问期间，曾于1954年2月拍电报回国，要求董事会申请公私合营，不出半年，7月1日荣丰厂更名为公私合营荣丰纺织染织厂，也是高郎桥纱厂区第一家公私合营纱厂。

私营厂经组合过渡到公私合营厂，公私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者，又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1955年12月，陈毅市长认为，“上海新老公私合营厂有三百多家，其中，公股代表与私股代表的合作关系，做得极好的是少数，坏的也是少数，大多数是平平常常。特别要重视这个问题。改造是相互的，学习也是相互的”。“加强团结，取长补短，以便共同进步。我们认为绝大多数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我们认为和平改造是完全可能而且必需的”。⁽¹³³⁾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的刘述周，在市人大一届三次大会上发言指出：“对于私营工商业者本身改造工作的要求是什么？概括地说，要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已经阻碍着我们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使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愿意逐步改变和放弃他们的剥削生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他还指出，“对合营企业的资方必须根据他们对社会、对企业的贡献和工作能力给以妥善的政治和工作的安排，其中除年老力衰，丧失工作能力的给以必要的政治和生活的照顾以外，对其他的资方实职人员均须赋予相应的工作责任，使之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培养劳动习惯，提高工作技能，要克服过去某些合营企业中，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吃干薪’和‘有职无权’、‘有职无责’的情况”。⁽¹³⁴⁾

1955～1956年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期逐渐临近。1955年5～10月，毛泽东发动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紧接着就部署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毛泽东主席在10月27、29日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谈话，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荣毅仁聆听了毛主席的谈话，在发言中“讲了荣家的发家史和父辈在旧社会办实业的坎坷经历，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首届执委会通过决议和告全国工商界书，指出：‘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6～24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召开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毛主席在最后一天参加会议并讲话。他说，“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结果“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不少城镇申请公私合营的人流，日夜不断，其势甚猛”。1956年1月15日，北京传出首都郊区实行农业合作化、市区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两大喜讯。“继北京之后，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于1月底全部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薄一波称之为“出乎预料的速度”。⁽¹³⁵⁾

正是在1956年1月，荣毅仁也亲历了几件令他终生难忘的大事。他回忆，“1955年10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我又见到毛主席，我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抽点时间到上海去。他说，去倒是去过，只是没有公布。1956年1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陈丕显同志的电话，要我速回家中。我匆匆赶回，丕显同志已在那里等我。他说：‘毛主席来上海了，要来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我们到申新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他一下车就对我说：‘我来了！’当时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那句话，他竟记在心上了”。⁽¹³⁶⁾1956年1月20日，在全市公私合营大会上，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的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会后，上海各界十余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全市有50万人冒雨游行。⁽¹³⁷⁾在那个雨夜，工商界人士也共度了一次难忘的联欢晚会，荣毅仁清唱了一曲《草桥关》⁽¹³⁸⁾，讲的是东汉皇帝刘秀赦免功臣姚期父子的故事。熊彼得认为，“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比其他类型的人是不怎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的，他的独特任务是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这一点虽然主要是适用于其经济行为，但也可以推广应用于其经济行为在道德、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造成的后果”。⁽¹³⁹⁾此时荣毅仁内心正经历一次空前的历史性跨越，义无反顾。周恩来总理很能体谅荣毅仁此时的复杂心情。据薄一波回忆，1955年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荣毅仁时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¹⁴⁰⁾1956年4月荣毅仁撰文坦陈自己的心声，当时“申新是一个私营企业，虽然在国家领导管理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能符合国家计划的要求；而且劳资关系的存在，也影响着生产的进一步的提高”。公私合营后“在公私合营上海申新棉纺织厂总管理处里，我担任了总经理的职务，和公方代表、职工们一起共同来搞好生产。在生活上，也过着比过去安定愉快而自由的生活。就是在将来我放弃了股息，却占有了全国伟大建设成果中间的一部分”。“相信社会主义的美丽花朵将在全中国开放、结果，让我们都能尝到社会主义的幸福甜美之果吧”！⁽¹⁴¹⁾1956年全国清产核资结果表明，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投资总金额为24.2亿元，其中上海约12亿元，几乎占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半。另据1964年统计资料，上海有资本家及其代理人84126人，当时全国资本家月薪300元以上的1004人，上海占937人。⁽¹⁴²⁾迈出公私合营这一步，客观上意味着原属荣氏家族的申新系统、连同荣毅仁及其家人的命运已经与人民共和国的前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公私合营后的上海资本家群体也是如此。

1956年1月，毛泽东参观申新九厂（上图为毛泽东了解产品情况，下图为毛泽东在车间观看女工操作）。这是毛泽东一生中视察过的唯一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引自杨胜群、鲁炜、孔丹主编：《荣毅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工商界报喜队代表荣毅仁向毛主席报喜（1956年1月30日，新华社发）（引自丁锡满主编：《上海45年的历史足迹：解放日报摄影资料选萃》）

公私合营后的申新总管理处由荣毅仁任总经理，副总经理有：鲍复（公方）、吴中一、汪君良、吴士槐。荣毅仁说“要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现在的‘志’”。⁽¹⁴³⁾这一由公方、私方共同参与企业经营领导的模式，使申新公司对所属企业行政领导人的任命权已不能独自处置，企业的实际领导权在企业中共党组织。

企业当家人：党组织

熊彼得认为，“资本，无非是把生产要素转用于新用途或引向新的市场方向的一种手段。这是资本的唯一职能，这种职能完整刻画出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中的地位”。“资本可以定义为在任何时候转交给企业家一宗支付手段的数额”。⁽¹⁴⁴⁾但是，公私合营后的企业当家人已不再是资本家。申新六厂合营筹备的步骤是华东纺织管理局派出工作组，由该厂党支部组织干部培训班，组织筹备分会。按照“公方领导，私方负责，职工参加，公私协商，书记批准”的原则，筹备分会主任由工作组组长、公方代表兼任，副主任由私方代表、职工代表（工会主席）担任。分设公方厂长、私方厂长。申新五厂是公方厂长，私方副厂长3名；申新六厂是私方厂长，公方副厂长1名，私方副厂长2名；荣丰纱厂是私方厂长，公方副厂长1名。⁽¹⁴⁵⁾合营后，高郎桥三家私营纱厂原来的厂长在1955年9月有两人留任厂长（申新六厂、荣丰纱厂），1人改任副厂长（申新五厂）；公方的一位厂长、两位副厂长进入高郎桥纱厂区的领导层。合营后三家纱厂陆续配备的多名副厂长均由政府机关批复任命。申新总管理处对所属各厂行政领导人的任命不再参与。

进入这三家纱厂的公方厂长、副厂长一般是政府机关派到三家纱厂参与筹备公私合营工作的干部。具体是：

孙先生，1955年8月任申五公私合营筹备分会公方代表，1955年9月～1958年10月任申新五厂公方厂长。

何女士（地下党员），1954年12月杨浦区为加强申新六厂党总支的力量，派她赴申新六厂任工作组组长，后参加总支委员会，任第一副书记。1955年7月华东纺织管理局为加强公私合营筹备工作，派五人工作组进申新六厂，何女士为组长。1955年9月～1958年10月任申新六厂公方副厂长。⁽¹⁴⁶⁾

马先生，1954年4月华东纺织管理局批准荣丰厂改为公私合营，派马先生、高先生等三人为公方代表。1954年9月～1957年4月马先生任荣丰厂总支部书记，1954年10月～1957年5月任荣丰厂公方副厂长。1957年4月调任杨浦区副区长。⁽¹⁴⁷⁾(www.daowen.com)

汪先生，1952年1月中共杨浦区委委派工作组组长，到荣丰纱厂领导党内“新三反”运动，1953年10月～1954年9月任荣丰纱厂党支部书记。1954年6月以杨浦区委工业部副部长身份到荣丰纱厂参加公私协议书会议。⁽¹⁴⁸⁾

三厂公私合营后，均参照国营纱厂管理方式，设立党、政两套领导班子。当时公私合营纱厂的中共组织负责人由区委任命，行政领导由华东纺织管理局任命。如1956年5月申新六厂徐先生（技术人员），被提拔为经营副厂长，1957年4月区委调崔先生（1925～ ，山东人）任荣丰纱厂总支书记兼公方代表副厂长。由华东纺织管理局任命的，如1956年7月荣丰张先生被任命为生产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56年9月申新五厂王富英（女工出身，前厂工会主席）被提拔为生活副厂长。1957年7月免去崔先生荣丰厂副厂长职务，调章先生任公方代表副厂长。⁽¹⁴⁹⁾期间，任期最短的一位公方厂长仅3个月就被免职。

公私合营后，工厂党组织的工作大体分为主要工作与专项工作。

主要工作即根据上级指示、部署，领导开展重大政治运动和制定有关企业经营管理的一切重大决策。

1958年“反右”运动期间高郎桥三家公私合营纱厂被批判76人、划为“右派”7人（其中5人于1961年摘帽）、坏分子45人。1962年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通知，对1958年以来的运动案件进行甄别，有24人被认为是处理错或基本错的，2人被认为是部分处理错，分别重新作出结论。⁽¹⁵⁰⁾工程师武先生回忆，“由于我的社会关系被认为是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我不交新朋友，怕牵连别人，老朋友之间也很少联系。对于一些容易敏感的技术也不接触（如无线电）。我只参加篮球活动。1952～1953年我参加过天文爱好者协会，参与活动的都是些不认识的人，参观佘山天文台、听科普讲座。我业余学过俄文，能看俄文技术资料。参加过纺织学会组织的高等数学班进修业务”。⁽¹⁵¹⁾

1954～1955年三家纱厂转制为公私合营企业后，在生产运作方面，三厂各自的工艺、设备、运转操作管理初步形成制度。荣丰纱厂于1955年5月建立了职能科室和纺、织、印染等4个生产区域的管理制度。⁽¹⁵²⁾公方、私方厂长之间也形成事实上的分工。凡重大管理制度的改革是由党组织系统依据纺织局的指示，组织进行的。如成立工时改革委员会、推行三班制、工资改革等，一般经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实行；以职工倡导劳动竞赛的方式，推行挡车工扩台等。三厂的管理制度改革步骤一致，只是有些具体做法、实行时间略有差异。1955年上半年根据纺织管理局的指示，三家纱厂在各厂党组织的领导下，推行工时改革。荣丰厂的主要步骤是由厂的党、政、工、团组织和技术人员组成工时改革委员会，经厂职工大会通过实行“三班制”的决议，4月1日起实施。为了配合这一改革，当时荣丰厂有81个小组订出保证投入竞赛。细纱车从每人挡400锭扩大为600锭；自动布机从每人挡16台，扩大为24台；普通布机从每人挡4台扩大为8台。9～10月荣丰纱厂对职员、工人进行民主评资定级。根据纺管局1952年8月指示，申新五厂于1954年7月8日经劳资协商，决定工时改革，实行8小时三班运转工作制。申新六厂是1955年12月底实行8小时三班运转工作制。⁽¹⁵³⁾可见，涉及工时改革、扩锭、扩台、职工评资定级等生产管理的重大决策都是通过党组织系统部署、推行，采用发动群众参与的方式完成的，资方管理高层不参与领导，三家纱厂私营期的管理方式已不存在了。

新的管理方式难免引起一些新问题。如1956年10月为了庆祝党的“八大”召开，三家纱厂党总支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¹⁵⁴⁾当时三厂党组织对涉及生产管理的一些重大措施的提出，未与私方充分研究协商，难免有轻率之处，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当时申新六厂私方秦厂长对中共的私营企业改造政策不很理解，认为“解放时说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总路线说是15年，全市合营是6～7天，将来共产党只要再来一次高潮，不是可以收归国有了吗”？施厂长原为私营申新五厂的厂长，合营后任申新五厂的副厂长，他认为公方厂长没有技术。合营后自己的职务降低了，“不能像私营时那样自由，受到限制”，“生产是虽能守职尽责，但不积极、主动”。

公私合营后，三家纱厂的资方厂长、副厂长参与厂务管理的实际影响力受到内外环境的制约，被削弱。当时厂领导层分党、政、工三套班子，还有其他添设的机构（工厂管理委员会），有些公方领导兼职过多。如荣丰纱厂的马先生身兼三职：公方副厂长、厂党总支书记、工厂管理委员会主任，而私方厂长韩先生、工会主席均为工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私方厂长、副厂长在厂领导层往往是独自1人，孤掌难鸣。如申新六厂的厂级领导有4人：党支部书记、公方副厂长、工会主席（兼工厂委员会主席）及私方厂长。尽管三家纱厂的3位厂长中，2位是私方厂长，但公方领导人是实际执行全厂经营管理的一把手。1956年10月，三家纱厂提前一年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1956年12月，在沪近千家公私合营棉纺、织布、印染厂实行原料、商品自行购销，各厂产品恢复专用商标。但是高郎桥三家纱厂的劳动力、原料、产品市场均按行政分配数量调节，而不是按商品价格调节。工厂招工由区劳动局统一调配，或老职工退休，安排子女顶替。一个企业连进入市场采购原料、招聘员工的权利都不具备，实已丧失作为一个独立经营实体的资格。

三厂合营后，私方厂长的社会政治身份有所提高。秦厂长当选杨浦区第二、三届人民代表（1956.12～1958.12），施副厂长是出席杨浦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三届的代表（1956～1961）。他们个人在本职岗位上也被认为是有改进。申新五厂的私方副厂长带病坚持工作；申新六厂的私方副厂长以前被工人称为“拖拉机”，合营后在扫盲、防汛、防台风等工作中表现突出，厂内公认他“转变很大”。申新六厂加工的花布、色布质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¹⁵⁵⁾他们的工作得到党组织的认可和职工群众好评。有些职工至今还笑眯眯地提及，秦厂长个子高，当年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他隔着几个人也能从排队的窗口拿到自己的饭菜，在食堂和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时也很随和的场景。

据薄一波回忆，“1956年8月国务院四办⁽¹⁵⁶⁾召开的一次会议反映，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人员能够明确分工，做到私方人员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从生产实践中得到改造而显有成效的，是少数；公私共事关系很不好的，也是极个别的现象；绝大多数的工厂，公私双方人员是表面上相敬如宾，实际上貌合神离，关系不够正常。私方人员普遍感到有职无权，说是：‘职位好定，权难定，守职容易尽责难’。”“公方代表则感到，和资本家相处，‘左’了违反统战政策，‘右’了丧失阶级立场，因此在工作中大都谨小慎微，宁‘左’勿‘右’，不敢接近私方人员，不敢放手使用他们”。1956年12月10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进行会员代表大会。会前，毛主席在12月5、7、8日花了3个晚上，分别找部分代表谈话。其中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工作安排问题。毛主席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这一点工人不大了解，应该向工人说清楚”。“对资本家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物质问题，一个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经验。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¹⁵⁷⁾

期间公私合营纱厂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同样繁重。一是发展党员。公私合营后三家纱厂党组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注意发展党员，也不时通过政治运动对全厂人员进行政治清理（及甄别）。据老同志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五厂养成工多，有些党员是由小姐妹介绍一起参加的，后来上海有些谣传，什么国民党要回来吃月饼等，土改时也出现有些党员不服从组织安排，不愿去，支部多次做工作，还是不去的情况，后来他们就脱离了组织，约有6～7人。后来党组织发展党员也是先入团，后入党，够条件就发展，结果是个个可靠。”⁽¹⁵⁸⁾1959年杨浦厂有党员856人（当年发展142人，创该厂1959～1992年间，年度发展党员最多的纪录⁽¹⁵⁹⁾），共青团员778人。1960年发展105人，1962年该厂党员980人，也是历史上党员最多的一年。⁽¹⁶⁰⁾在积极发展工人党员的同时，“当时在职员中发展党员就遇到一些麻烦。新中国成立后，申新五厂的职员与工人有些对立，职员中原来有地下党。1957年也有职员要求入党，但在支部讨论时，通不过，没有发展过。厂党支部也在职员中培养干部，都是男的，一般是提拔为科级干部，再输送到外地，当时都认为很光荣，愿意去”。武先生回忆说，“1955年在支部书记谈话动员后，我写过入党申请报告。在1958年评工程师职称时，没有搞个人申报，是厂、公司、局三方面决定的。我没有评上，原因也讲不清楚。1959年杨浦厂的党委书记、组织科长都是原申六的干部，当时厂的中层干部全是党员，结果我在一个月里被发展入党，提拔为保全科长，解决工程师职称（依然是没有搞个人申报）”。⁽¹⁶¹⁾

二是培养、输送干部。1950年12月国棉八厂通过生产竞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由行政上提名，经纺管局批准，提拔了7位女工担任领班。从工人中提拔领班，而且是女工，当时曾是上海纺织业的一件新鲜的大事。⁽¹⁶²⁾1952年“五反”运动后，在运动中经受锻炼、教育的大批职工积极分子，被提拔到级党政领导部门参加工作，仅纺织、五金、铁路、邮电、公用系统就有1036人。⁽¹⁶³⁾高郎桥地区三家私营纱厂也是中共培养、输送干部、劳动模范的基地。在输送干部方面，申新五厂较为突出。申新五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招收的养成工不仅成为厂里生产上的生力军，也形成中共党、团组织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这也与申新五厂的养成工多住在厂集体宿舍，较容易组织活动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申新五厂的养成工都住在工房里，青年多、有一定文化，比较容易组织青年工人活动，这一点同荣丰纱厂、申新六厂的情况有所不同。后来申新五厂的女党员先后发展了10多个”。老同志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申新五厂的党员年纪轻，一般有初中文化，曾大量输送到区机关工作。杨浦区委的干部来源是纺织厂的特别多，香烟厂也较多。”⁽¹⁶⁴⁾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厂与国营厂之间的党员干部、企业干部与政府机关干部之间的工资差距很明显。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私营厂属于区委领导，私营厂干部工资低。我的工资曾经是50元，1953年我肾脏动过手术，当时工资关系还在车间，就恢复工厂工人工资91元，如果党员关系在机关，就拿不到这个标准。一些调到区政府工作的党员个人收入一般都有下降。有位技师原来工资260元，到区里评个科级只有103元。一位从肥皂厂调来的同志，原来在外资工厂做，收入二三百元，到区里任副科长，只有90元，后来一直拿补助”。林女士也有同样的记忆，“1954年筒子间女工月薪90多元，我调到区委时定级21级，月薪74元，当时22级是64元（戏称‘起码干部’）。有一个同事只拿64元，一直吃补助，离休时85元。”⁽¹⁶⁵⁾可以说，当时离开工厂企业进政府机关工作，对于个人往往是程度不同的减薪。

1952～1953年经过“五反”、“民改”及整党工作，三厂大批生产骨干被吸收入党。莲莲（1930～ ）回忆“我是1951年加入共青团，1952年加入共产党。1952年荣丰纱厂进行民主改革运动，我当时是车间大组长。医生给我开单子，叫我去看病，我把单子放在口袋里，照常工作，在车间有三次昏倒，最后一次是在开会中昏倒的。我被送到医院，诊断结果是宫外孕，病情非常危险，立即接氧气、输血，动手术，才抢救过来”。申新五厂地下党员林女士回忆“民主改革结束后，1953年我调到杨浦区组织部党员管理科，当时科里有6个人，我主要联系几家大厂，另一个同事联系小厂。搞建党工作，当时厂里发展党员有指标，要求做到无空白生产小组，也就是说每个班组必须要有一名党员。当时有些班组如有几个党员，就调到其他没有党员的班组”。⁽¹⁶⁶⁾1952年1月，申新六厂有党员79人，候补党员67人，11月民改后首批发展17人，申新五厂在1952年9月首批发展28人。1953年1月申新六厂有党员103人（其中候补85人），申新五厂有党员102人。⁽¹⁶⁷⁾根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组织上对工人干部的培养很重视，比如王富英，我们教她工作中如何做记录、向群众讲话等，我最关心她，是主动关心她，因为解放前虽有老工人入党，但解放初期老工人党员较少”。王富英（1910～2006），上海人，8岁到怡和纱厂做童工，解放时是申新五厂细纱间挡车工，1951年6月入党，被培养成纱厂的工人干部：第二届厂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7月）、厂工会副主席（1951.6～1956.3）、申新五厂细纱车间副主任（1956.3～1956.6）、申新五厂副厂长（1956.6～1958.4）、申新五厂工会主席（1958.4～10），杨浦厂副厂长（1960.3～ ），一直做到退休。

1949～1958年三厂合并前，三家纱厂的厂级党、工、团干部中，原地下党员的比例分别是14／29、8／25、7／37。在三个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中，原地下党员约占党组织领导的50%、占工会领导的37.5%、占团组织领导的21.6%，其中担任一把手的原地下党员约占党组织的50%（7／15）、占工会的70%（7／10）、占团组织的37%（5／13）。本厂的原地下党组织依然是该厂党、群工作的基本领导力量。三家纱厂的党、工、团三套班子成员的男女性别比例分别是25∶3、16∶9、13∶24；这三套班子一把手的性别比例分别是15∶0、9∶1（地下党员）、13∶7。⁽¹⁶⁸⁾这表明解放初期，党组织注意在工会、团干部中培养女青年。私营时期三家纱厂的正副厂长13人均男性，公私合营后三厂正副厂长先后有15人，男女比例13∶2，5名厂长中女性1名。1956年底申新六厂提拔干部216人，向外输送干部16人。1957年1月余力等青年干部经申五党组织推荐，通过华东纺织管理局第二干校考试被录取，“学习期间，我们在学校的住宿、饭钱由厂里负担，工资仍由申新五厂发，还增加3元，是33元／月。据说当时政府计划在郑州兴办一家大型棉纺织联合企业，是由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管理的援建项目，我们这批接受培训的青年是准备派到郑州的棉纺织联合企业工作的骨干。后来中苏关系不好了，我们学习一年后仍回到厂里工作，当时我的工资增加到48元，是大学生的工资标准”。⁽¹⁶⁹⁾兼有生产产品、培养干部的双重功能，是共和国工业企业的一般特性之一。

期间，三厂的职工福利也有改善。1950年代中期，高郎桥纱厂区的职工，在政治上翻身做主人，但一般职工家庭经济仍不能完全自给有余，须要集体互助接济。1956年申新六厂、荣丰纱厂成立了职工死亡互助会。规定职工本人死亡，互助100元；家属死亡按年龄分档给予互助金：3～5岁25元，5～16岁50元；16足岁以上100元。每人先交2角，然后有职工死亡时每人收5分，不足数由基金填付。⁽¹⁷⁰⁾三厂的职工互助储金会始于1958年三厂合并前，人均缴纳基金标准不一：申新五厂12.80元。申新六厂5元，荣丰纱厂10元。三厂合并为杨浦厂后，“每年逢到交书［费］、学费高峰月，车间工会主席要到工会‘避难’，只得在工会经费中临时暂借部分救救急”。⁽¹⁷¹⁾可见当时一部分职工家庭的一些大项急用支出，也需要依靠厂内工会提供的借款服务调剂。

在公私合营后的高郎桥纱厂区，三家纱厂的当家人：中共党组织须承担党务、生产多项任务，却无须继承以往企业经营人面对市场进行融资、投资、通过生产创造利润的职责。也即熊彼得所谓，“在实现新组合的情形中，为了表明货币及其替代物变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称这种情况为资本。因此，根据我们的观点，资本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没有发展的经济体系内是没有资本的，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不发挥其特有的职能就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要素”。⁽¹⁷²⁾公私合营后的高郎桥纱厂区依然继续以往的生产，但却逐渐失去一个企业独自经营的四个生产要素的一半（组织、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