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竞赛

1953年全国纺织工人85万人，其中国营厂工人21万人。⁽⁸⁸⁾在中共党组织、工会的领导下，纺织女工在各项运动、生产中迅速成为一支活跃的骨干力量。

1951年年底的上海国棉一厂，女工占全厂职工71.1%，女工工作是厂工会的主要工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行后，在宣传《婚姻法》的活动中，该厂发现部分女工存在受虐待、婚姻关系不舒畅的情况，据1951年6月～1952年8月进行的专门调查报告显示，该厂女工中发现有婚姻问题139件，其中已婚女工占多数（99件，占71.2%），主要问题是在婚姻关系中成为受害者。具体有三种情况：1.因童养媳、非童养媳受虐待的25件，占调查总数的18.0%。如一位女工，在家经常受丈夫、婆婆、两个小姑的打骂，她每月的工资，由两个小姑代领；吃饭不准上桌，只能吃残汤剩饭。2.在婚姻关系中成为受害者，其中通奸、重婚、打胎的38件，占27.3%；对婚姻不满或配偶有疾病的36件，占25.9%。两类合计74件，占总共139件的53.2%。某女工一人工作，丈夫重婚，全家人（丈夫、小老婆、婆婆、女儿）的生活都靠她一人维持，婆婆不同意她与丈夫离婚，并以离婚不准她带走唯一的女儿相威胁。也有女工因丈夫患有精神疾病，离婚未成，导致自杀未遂的悲剧。3.男女职工（主要是青工）恋爱关系处理不当（未婚同居等）的21件，占15.1%；婚姻问题已严重妨碍生产，影响女工健康的18件，占13%。在139件婚姻问题中，当事人女工已经通过不同途径寻求解决婚姻问题的有98人，约占70.5%，其中已向法院起诉，经法院判决与尚未判决的32件，约占139人的23%；经女工委员调解处理的37件，约占26.6%；已向工会反映尚未解决、处理的25件，约占18.0%；与居民委员会、妇联及有关方面共同解决的4件；尚未主动反映，也未处理的41件，约占29.5%。厂工会为了帮助、支持女工姐妹们维护个人合法权益，专门成立了婚姻服务组，接待、处理有关上访求助、咨询事项。并设法安排一些诉讼离婚的女工在法院尚未判决前，可以暂时住在厂的临时宿舍，以保证正常的工作、休息。⁽⁸⁹⁾在男女平等国策引导下，《婚姻法》颁行后，纱厂女工们在厂工会的关心、帮助下，学会勇敢地运用法律或通过群众组织的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争取自身的自主权。1951年10月，华纺局正式废除“拿摩温”制度。12月开始根据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在国营棉纺织厂建立生产小组制度的指示》，在班组经民主选举组长，实行小组民主管理。经中共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女工们被组织起来，一些挡车女工开始走上班组生产管理的岗位。在国棉一厂车间干部中，有4位女工被提拔担任车间主任，2名女工担任助理员；全厂146名生产小组长中，女工99人，约占67.8%。在该厂工会小组改选时，根据女工多的特点，也选举了女工委员；在评选劳模时，有3位女工获得二等模范，7位获得三等模范。该厂不少女工成为厂里群众活动中最活跃的骨干队伍。在厂办夜校444名学员中，女工有298人，约占67.1%。护厂运动中厂里组织了纠察队、救护队，200余人的纠察队员中女工140人，占70%以上。⁽⁹⁰⁾该厂女工也是生产一线的主要骨干力量。

1950年代前期上海的棉纺织厂系统也呈现公私纱厂并存、互相竞争的态势，职工福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国营棉纺织厂改善职工福利的大工程是劳保、托儿所、职工宿舍。1950年12月，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的国棉各厂在开展生产竞赛的同时，“为照顾女工特殊福利，已普遍设立了托儿所。在国棉二厂，托儿所、浴室、饭堂、理发室等，已加以适当改善；对怀孕六七个月的女工，已可以不摆筒管，以免过分吃力”。“在接生方面，国棉六厂聘请了二位助产士，专门到女工家里去接生。以保证产妇与婴孩的健康”。⁽⁹¹⁾1954年在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的二万户工房分配方案中，华东纺管局分到1万户。⁽⁹²⁾

曹杨新村远景（引自上海档案馆编：《城市记忆：上海历史发展档案图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国营棉纺织厂的劳动保险费用支出共计2519万元，平均每一职工5年内享受342.9元。托儿所床位从1949年的1230张，增加到1958年为7088张，是1949年的685%。总投资3342万元的新住宅，居住面积28.4万平方米，入住带眷职工1.4万户、单身职工14700余人。⁽⁹³⁾国营厂在女工健康保护方面也领先一步。据1951年5月统计，国棉一厂对北纺甲班细纱车间153名女工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妇科病、职业病较多，其中患月经病的99人，患白带病的58人，患肠胃病的也很多。由旧法接生的314个婴儿中，死亡134个。⁽⁹⁴⁾1954年华东纺织管理局在上海国棉七厂、九厂试行怀孕7个月的女工如从事有碍孕妇及胎儿健康的工作的，得调换或减轻工作；哺乳女工在工作时间必须有哺乳时间，制定抱奶代替工和7个月以上孕妇工间休息制度。当年这一制度在上海14家国营纱厂实行。⁽⁹⁵⁾

国营棉纺织厂的职工福利措施，对同期私营纱厂也是一种挑战。1953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不管是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的个别的公私合营，在价值分配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为国家和工人阶级所掌握。企业新生产的价值，首先分为工人的工资、私方的利润和公方的利润三个部分，三分天下，工人阶级有其二；尔后企业利润又可分为国家的税收、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工人的奖金和福利、企业的公积金，四马分肥，工人阶级得其大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已经不是单纯地为资本家生产，而同时是在为国家生产”。⁽⁹⁶⁾1950年代前期，高郎桥三家私营纱厂的职工福利也有较大改善。林女士回忆1950年代初期“当时纺织行业里国营厂的福利比不过私营厂，私营厂利润高、福利又高，搞‘福利竞赛’”。老同志认为，造成这一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私营厂，工人可以干预分配”。⁽⁹⁷⁾

同期，高郎桥纱厂区的职工医疗条件也有改善。“申新五厂设有医务室，工人可以免费看病，原来一个班只有一个医生。公私合营后有几位医生。”1950年4月申新六厂有3044名工人，根据劳保登记发出家属诊病证2947张，享受劳保的家属约占职工人数的96.8%。此项职工家属劳保措施的实施时间要比在沪国营纱厂系统提早1年。申新六厂老工人秀珍回忆，“解放初期，厂里开会、学习，我们每人一张竹凳，坐了45天，结束后就实行劳保。我的2个孩子享受劳保”。⁽⁹⁸⁾在1958～1960年代高郎桥地区三家纱厂合并为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后，职工的家属就诊卡背面都贴有享受职工家属劳保的个人照片，一般一张家属就诊卡背面贴着2～3张子女照片的属常见。

漫画《劳资协作》（乐平）（引自《解放日报》，1950年4月17日，第6版）

高郎桥纱厂区初期的子弟学校是各厂自办，有申新五厂、申新六厂两所小学，各设4个班。到1957年，两所小学的教室分别为10间、11间；班级分别扩大为14个、19个，在校学生合计1648人。1954年申新管理处为解决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职工子弟入学难又开办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职工子弟中学（1954年，长浜路2号，大同会馆内），只招初中，设3个班级，由申新管理处管理。1956年秋季转由申新五厂负责，1957年为解决附近工厂职工子弟入学问题，改由附近10个厂联办，改称杨浦区纺织职工联合子弟中学。⁽⁹⁹⁾申新六厂老工人秀珍的两个孩子，一个10岁，另一个8岁。由于厂里只能照顾一个子女入学，她的小儿子进子弟小学、子弟中学，都是免费的；大儿子是上其他学校。王琪是在子弟中学完成初中学业，再考入私立澄衷学校读高中。宝娣回忆“当时双职工的子女上学可以在厂里报销学费”。⁽¹⁰⁰⁾

住进工厂集体宿舍的单身职工，生活方便，个人花费并不高。1956年余力初中毕业分配进申新五厂工作，住过男职员宿舍。“我们睡上下铺，住8～9人，里面有橱、脸盆架，冷、热水龙头。一个楼面有一个厕所，宿舍有专人烧水。住宿费每月0.3元，铺盖（两套被套、床单）、草席是厂里提供，厂里还有缝纫组，被套、床单坏了可以以旧换新”。⁽¹⁰¹⁾

食堂，俗称饭间，“申新五厂当时工人和职员在厂里的餐厅是分两个地方，职员的餐厅由茶房添饭。饭间（食堂）楼上是厂里职员的宝塔俱乐部。五厂的食堂办得好，还开设了小灶，当时区里领导也来吃过”。“申新五厂食堂的午餐是分批供应。早班职工10：15用餐，常日班职工是11：30用餐。职工都是免费午餐。女工怀孕后会受到照顾也到楼上的食堂用餐，是圆台面，一桌桌的菜、汤已经摆放好了。职员是在楼下大堂里吃，是长桌，每4个人固定坐在一起吃饭，四菜一汤（如果只来3个人吃，汤、菜也不减量），饭是随便吃。我们一般都吃不完。这样的免费午餐我们吃了两年。申新五厂的职员午餐，出勤一天，老职工扣1角，新职工扣2角。当时工人带饭的多”。⁽¹⁰²⁾(www.daowen.com)

当时职工的业余文体活动主要在俱乐部、球场。“解放初期，青年工人喜欢娱乐活动，厂里有沪剧团。团组织在纱厂很活跃，青年工人一般是在本系统认识，互相交际的。老工人也参加青年人唱歌、跳舞。由于纺织厂女工集中、轮转班的工作特点，厂工会、团委也组织青年女工与重工业、部队的青年进行联欢，为男女青年交朋友创造条件。结果介绍成功的很多，不少养成工找到满意的配偶。平时厂工会也买电影票发给职工，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五厂的大礼堂有时也包场放电影，附近职工家属也来看电影”。1956年11月长阳路东泉浴室增设女子部，为区境内第一家女子浴室。⁽¹⁰³⁾而高郎桥纱厂区的浴室对男女职工免费开放，“1960年代后期，每逢农历过年过节，发洗澡票2～3张，招待职工家属”。⁽¹⁰⁴⁾

申新六厂新添的球场曾是青年工人业余活动汇聚地之一。“当时有2个球场，足球场在厂区内，篮球场在眉州路东、河间路南，还安装灯光，可以晚上比赛使用”。武先生回忆，解放前“刚进申六时厂里还没有篮球队，老板一般不喜欢职工有组织的业余活动。解放初，工会对工人业余活动很支持，我们几个青年职员就在宿舍边的空地上打篮球，篮球架是机动车间工人自己做的。厂里的篮球队，由职员、工人一起组成的，十余人，我是队长。当时我们聘请过一位有经验的教练，每月酬金100元，指导了约五年。球队是俱乐部制，费用大家自愿出，有些人愿意多出些，工人可以少出些”。⁽¹⁰⁵⁾

医务室、食堂、俱乐部、浴室、子弟学校的兴办、改善，如同解放初期体现私营纱厂工人福利的五朵金花，一般是经劳资协商决定，由工会出面兴办、管理。这些设施邻近厂区，收费低廉或免费，对职工家庭是极大的实惠、便利，也有助于协调劳资关系，增进企业的凝聚力。党组织也通过工会、共青团组织开展群众工作，成为私营厂团结职工的政治核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市纺织职工中的文盲、半文盲占上海市职工总数的75%，是全市扫盲重点行业之一⁽¹⁰⁶⁾。高郎桥三家纱厂为贯彻政府“在2年内扫除文盲”的号召，在厂内开展职工业余扫盲教育。“解放初期的工人识字班是根据区里的布置组织的，做得很好。厂校的老师称‘大先生’，自编课本，班里有‘小先生’，是脱产的，当时老工人积极性很高，学得很用心，会写自己的名字”。“当时车间有宣传员，脱产做扫盲工作，实行‘小先生’到班，要求每人做到识100个字。”⁽¹⁰⁷⁾余力1956年进申新五厂做职员，“当时厂里的老师傅文盲还很多，看到我这个初中生，就说是‘十年寒窗的人来了’，当时像我这样的初中生在厂里还不多。我也参加过厂里办扫盲班工作，当时扫盲的老师都是厂里抽调的干部，我分包甲班细纱扫盲。女职工居多，扫盲用的课本是统一专用课本，扫盲班的工人都不脱产，利用早班下班后开课。”容女士也是参与人，据她回忆，“厂里扫盲是由文教科负责的，当时我第三个儿子寄养在无锡娘家，我也参加扫盲工作。在3个月里有32个工人是一字不识的，记得当时要女工读一篇课文，背出来，写一封信。后来40多个女工有2人不过关”。由于基础不同，扫盲教育的效果也不一样，秀珍回忆，“我小时候读过2年书，有点基础，扫盲时脱了文盲帽子”。廼银的母亲是申新五厂女工，她也参加扫盲，没有扫出来。成女回忆，“解放初期我也在厂里参加过扫盲班，会写自己的名字，认得一些路牌”。⁽¹⁰⁸⁾1960年代前期，扫盲巩固班也列为杨浦厂业余学校的课程之一。扫盲运动也为组织工人参加时政学习扫除障碍。

申新九厂职工业余学校开学（1952年3月）（引自丁锡满主编：《上海45年的历史足迹：解放日报摄影资料选萃》）

1950年代初期，组织多种非生产性质集会、游行曾是三家纱厂工会的日常工作之一。1949年7月6日上海人民举行首次大规模的庆祝游行活动。清晨，兴奋的居民们不断从周边向南京路汇聚，9时庆祝仪式正式开始，走在最前列的是欢迎人民解放军的鼓号队，当披挂彩带、锦旗的坦克、装甲车在马路上缓缓行进，头戴钢盔的战士们扛枪齐步游行时，马路两侧的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¹⁰⁹⁾上海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在沪东高郎桥地区，申新五厂工会也组织了纪念七七、庆祝解放的游行，职工们12时整队出发，前有秧歌队、活报剧《活捉蒋介石》，后有大队人马，在杨树浦路等到15时，突然天下大雨，大家在雨中与解放军汇合，“欢呼歌唱，有的人跳到坦克车上向解放军握手致敬，游行一直到半夜22时半”。9月24日晚申新五厂职工在足球场进行庆祝人民政协闭幕和庆祝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下午16时进场，因沪东各厂代表也来参加，共有4000余人，演讲后是余兴演出，有越剧、国术、大秧歌、清唱、独唱、《活捉特务》、《王大娘补缸》、《逃犯》等。10月8日的庆祝人民政府成立大游行，申新五厂职工10时午餐，12时出发，队伍前面是国旗、厂旗、和平门、五角大红星、宣传队、莲湘队、歌咏队，后面是“广州号”火车带领男工游行，“台湾号”军舰带领女工游行，再是火炬队、红星队、职员和子弟学校学生队伍。一路游行还一路表演打莲湖等，“受尽了欢迎”。队伍过了长治路后，180多盏五星灯、100余只火炬、飞机灯、军舰灯都被点亮，“照得满天通红”。20时队伍走到跑马厅，22时才回厂。⁽¹¹⁰⁾王琪回忆，“每逢五一节、国庆节，长阳路上就有游行队伍，五厂的腰鼓队、彩车搞得不错，附近群众都要看五厂的游行队伍。有时厂里停产组织工人纠察队到人民广场维持秩序”。“解放初期我在申五子弟学校读书，我参加乐队，喜欢吹喇叭。当时凡是有工会成立，我们乐队都会去演奏，劲道十足。每到五一节、国庆节，都有广场狂欢、游行，虽然感到吃力，但年轻人还是很兴奋。当时我们3点钟就起床，参加打腰鼓、扭秧歌，当时厂里也组织游行队伍，摇荡河船（用一种纸糊成船形框架，扎在表演人的腰上，走动表演），展出厂里的产品，游行队伍从长阳路一直要走到外滩”。⁽¹¹¹⁾这类兼有宣传、娱乐功能的活动一般由厂工会组织，很受青年人的喜欢。昔日昼夜开工，生活单调的纱厂青年工人们，此时心怀翻身的激情，成为游行、狂欢的主力军，深深地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气氛中。

上海市民庆祝宪法诞生（1954.9）（引自丁锡满主编：《上海45年的历史足迹：解放日报摄影资料选萃》）

申新五厂游行秧歌队

申新五厂职工游行庆祝（1949年10月8日）（引自三十一棉档案资料）

1949～1958年的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轨期。高郎桥纱厂区也沉浸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梦幻般的新生活起点。职工们能切身感受到身边发生种种变化，积极参与一切由工会组织的活动，年轻人更是以满腔热情拥抱那朦胧、富有魅力的幸福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