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合作的尝试：私营公私合营

1949年5月底，在沪原中纺公司所属18家棉纺织厂被军管会接收，改为国营厂，计有纺锭89.82万枚，占全市纺锭总数的37.61%；54家私营棉纺织厂共有纺锭143.2万枚，占全市纺锭的59.95%，另有外资纱厂2家，纺锭5.85万枚，占全市纺锭的2.44%，当时上海合计纺锭238.87万枚，占全国纺锭总数的46.3%。⁽⁴⁷⁾棉纺织工业既是上海城市工业舞台的主角，也是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形象代表。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我们可以用生产力量的组合概念解释生产过程。这些组合的结果，就是产品”。劳动、土地“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在生产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领导的劳动有某种创造性的东西，即它能为自己定出目的”。“如果独立的个人自行进行生产，也做执行的工作，那么他就等于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领导，一个是工人”。“独立劳动之所以是一种特别的东西，恰恰因为它具有领导的职能”。⁽⁴⁸⁾1950年代初期，私营工厂的领导者从单一的厂长、经理系统，改变为中共党组织与厂长双重领导系统。

同期的高郎桥地区三家纺织厂，生产过程依旧，通过银行信用贷款筹集流动资金，但生产力量组合很快发生变化，厂内原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公开政治身份后，纳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业企业组织系统，成为纱厂的最高领导核心。1949年5～6月，三家纱厂陆续建立了党支部，随即，各自的共青团支部、工会组织也于1949年第四季度成立，成为党支部的助手。从此三家纱厂的经营就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统一行动。1950年春，三家纱厂的党组织陆续向群众公开了党支部和支委名单。“1950年4月13日，从这一天起，申新五厂地下党员的政治身份公开了。后来4月13日这一天就成为我们这些五厂地下党员老同志每年聚会的日期，一直延续多年”。⁽⁴⁹⁾于是，高郎桥三家私营纱厂就存在两套各成一系的管理系统。

作为一厂党组织的一把手，三家纱厂的党支部书记均由上级党组织任命，任期不定，调动较为频繁。当时三家纱厂党支部书记的产生过程，一般是在运动中由区委派出工作组进厂，由工作组组长过渡为支部书记，或由区委书记兼任等。⁽⁵⁰⁾荣丰厂自1949年5月～1954年6月公私合营时止，党支部书记换了4任，厂长1任；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自1949年5月～1955年9月公私合营时止，党支部书记分别更换6、4任，同期厂长分别更换2任。⁽⁵¹⁾在三厂党支部书记频繁调动的过程中，原来由该厂地下党员担任支部书记的，被陆续调离，换成外来干部主持纱厂的党务工作。⁽⁵²⁾同期私营厂长任命后一般不轻易变动。从此，中共组织对私营工厂的领导扎根于基层，形成跨行业、地区的联系。

1949年12月～1950年10月，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共举行全体会议11次，先后通过《上海市私营企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通则》等13个条例、规则和办法。⁽⁵³⁾高郎桥纱厂区的三家纱厂建立了相应组织。厂工会、工厂委员会的主席也由党支部委员担任。于是党支部、工会、工厂委员会三方，就组成党组织在私营纱厂开展群众工作的领导系统。1950年4月1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到上海市总工会“请向全国工人兄弟呼吁以互助办法救济上海失业工人”的专函后，即于20日召开紧急常委会议。当天发布“为救济失业工人告全国工人书”，指出“上海已有15万失业工人，连他们的家属计算，将近50万人，生活十分困苦，有的喝汤粥度日，有的以豆渣、豆饼、糠秕、野菜充饥”，“现在上海全市的在业工人，在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下，已纷纷响应，捐助一天工资来救济失业工人的运动。同时北京、天津等地许多工厂企业中的工友也都自动地起来捐款救济”。“我们号召全国一切公营、私营工厂企业、矿场、商店、机关、学校的男女工人职员们，都发挥工人阶级高度的阶级友爱”，“在今年4月底5月初作一天义务工，把这天所得的工资捐作救济失业工人基金”。⁽⁵⁴⁾1950年3～4月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针对市场出现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的严峻局面，提出调整工商业政策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1950年4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1000多家，停业的商店有2000多家，失业工人在20万人以上。⁽⁵⁵⁾期间高郎桥三家纱厂根据上级指示，经劳资协商取消抄身制度（1950年），实施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实行8小时三班运转工作制（1954～1955）。随后，全国性的多项政治运动也先后在三家纱厂开展。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4月27日夜全市统一行动逮捕反革命分子，申新五厂有8名、申新六厂有38名、荣丰厂有17名反革命分子被捕。1952年的民改运动以职工诉苦（荣丰厂有1162人进行诉苦）、交代历史问题（申新五厂有284人交代历史问题）为主要内容，并废除了“拿摩温”制度，选举产生生产组长。⁽⁵⁶⁾

中纺十厂职工庆祝废除抄身制（引自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

同期，三家私营纱厂建立厂长车间主任轮班工长生产组长四级组织形式。申新五厂厂长是一正一副、申新六厂是一正两副，荣丰厂只设一名厂长。⁽⁵⁷⁾施之仁、秦德芳是战后申新企业集团得力的技术管理骨干，施之仁当时是申新二厂、申新五厂工程师，1950年5月～12月任上海申新总管理处技术课长；秦德芳1950～1953年5月在申新总管理处无锡区任处长、申新三厂副经理等职，两人深得申新集团高层的器重。1953年8月申新在沪总管理处安排秦到申新六厂任厂长，当时总管理处领导人之一吴士槐认为，“申新各厂秦顶得力，顶有办法，他能用人，敢向工会坚持自己的意见”。

1950年“二六轰炸”⁽⁵⁸⁾后，高郎桥三家纱厂一度被迫停产。因原棉不足，1951年6月全市所有公、私纱厂于6月6日～7月21日停产1个半月，停工期职工工资按4月份原工资的75%发放。同年开始，政府对高郎桥三家纱厂先后实行扶持政策，通过与上海花纱布公司签订代纺、代织、代印加工协议，三家纱厂的经营被纳入政府计划中，通过为政府代纺、代织的形式，逐步恢复生产。1953年开始，企业产品全部由国家统购包销。1953年11～12月，申新五厂、申新六厂已成为全部加工订货的中型厂，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1954年9月，政务院决定自9月15日起，棉布实行统购通销。从新棉上市起，棉花由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人民消费用布，实行凭票限量供应。⁽⁵⁹⁾私营纱厂实际上成了政府的来料加工场。

1950年冬季，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截至12月14日，上海工商界已签订爱国公约的占全市同业公会总数的2／3。⁽⁶⁰⁾荣毅仁代表申新职工提出捐献10架战斗机的计划，工人与资方签订爱国增产捐献合同，后共捐献12架飞机。⁽⁶¹⁾1950年12月16日清晨风雪交加，天气奇冷，为表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上海工商界组织了包括300多个行业，15万工商业者的队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分四路进入跑马厅：中路由251个同业公会组成的行业队，及黄浦、老闸、高桥、杨思等区游行队伍；西路包括新成、江宁、普陀、静安、长宁、常熟、徐汇、新泾、新龙华等区；东路是虹口、北四川路、杨树浦、提篮桥、北站、闸北、吴淞、新市等区。南路为嵩山、卢湾、邑庙、蓬莱等区；上午10：30时，四路游行队伍“齐进跑马厅”，总指挥胡子婴宣布示威游行典礼开始。由各方来宾87人组成的主席团（高郎桥纱厂区的荣丰纺织印染厂厂长韩志明也是成员之一）登上检阅台，顿时礼炮齐鸣，奏响庄严的国歌，国旗冉冉升起。荣毅仁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宣读了上海工商界《致全国工商界电》。“从巨大的游行行列中发出共同的声音：‘要保家卫国，必须抗美援朝’”。四路游行队伍在跑马厅广场会师后，迎着寒风微雪开始示威游行。棉纺织业的游行队伍也展示了生产业绩：棉纱生产量从1950年2月的30%，增到10月份的200%；棉布从170%增到410%。⁽⁶²⁾4月17日的《解放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游行盛况，在第五版用半个版面刊登游行的新闻照片，标题：上海工商界的愤怒！⁽⁶³⁾那天的经历同样也令荣毅仁难忘，“在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的那一天，我热情地参加了游行，擎着大旗，迎着大风，从南京路外滩一直坚持到西藏路人民公园。这是我生平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⁶⁴⁾当时沪东地区的8000工商户分属榆林区（5000余户）、杨浦区（3000余户），实缴捐款105.9亿元，按当时一架战斗机15亿元（折合人民币15万元）计，相当于捐献7架战斗机。申新六厂捐款价值1.5架飞机，申新五厂、荣丰厂合计捐款价值31.5708亿元，换言之，三厂合计捐款价值约在3.5架飞机，约占沪东地区工商界捐献7架飞机的一半。⁽⁶⁵⁾老工人对当年的义务加班记忆犹新。“抗美援朝时，为了捐飞机，每到厂休的前一天，要加班2个小时。有时夜班做出还要加班，做到中午12点。或者6点半下班，再延长2小时。工人除了上班，就是睡觉。也不记得有节日休息”。⁽⁶⁶⁾1951年6月1日，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巳生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名义，号召全国人民捐献武器，支援抗美援朝。从8月11日至12月底，华东纺管局所属各厂捐款数折合人民币148万元，私营棉纺、染织、纺织各业也响应号召，共捐献66架战斗机（每架折合人民币15万元）。⁽⁶⁷⁾

荣毅仁参加上海工商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图为中路主力队伍由主席团领队向会场行进，荣毅仁高举上海工商联的大旗，在寒风中呼啦啦地飘。他的左侧是胡厥文，右侧是刘鸿生（引自《解放日报》，1950年12月17日）(www.daowen.com)

1950年代初期，在上海的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直接参与恢复生产、认购公债、抗美援朝等群众性政治活动，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新成员，荣毅仁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感慨万千。他在晚年回忆与潘汉年的交往时认为，“大家一方面是工作关系，一方面建立了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成为知己。时隔多年，我常想，潘汉年同志同我的经历和背景有很大差别，为什么很快成为知己，最重要的一点，应是我们相聚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双方都很坦诚，心是相通的”。⁽⁶⁸⁾正是在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宏伟目标感召下，荣毅仁加入到亿万劳动者的行列中。正如他在1953年7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坦言：“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更是‘人心所向’，这个人心同样包括了我们工商界的心”。⁽⁶⁹⁾

1955年12月17日～24日，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进行。会议的主题是听取、审议陈毅市长的政治报告和副市长许建国《关于上海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的开法非同寻常。“陈毅市长的政治报告用谈家常的方式讲了7个小时，到深夜12时结束。全市设立拉线会场，有60万人收听了这个报告。他说：‘现在我们都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里。特别在今天晚上，几十万市民很高兴地收听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几十万人就是在上海市的大家庭里聚会，谈家常。正如古人一句话：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知识分子问题，我们都可以用谈心的方式来谈谈。这种谈心的方式，是能够互通声气，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的’”。⁽⁷⁰⁾会议讨论中有106名代表和6名列席代表发言（包括书面发言）。荣毅仁既是公私合营申新系统的一把手，又是资方总代表，他也倾吐了自己的心里话：“以前，我在称呼别人同志时，把它作为代替‘先生’的尊称，因为曾经有人告诉我，他称别人同志，人家叫他资方先生；有时称别人同志，人家还不睬他。我也感到自己既非工人，又非农民，而是一个资本家，是不是可称得上同志，别人是不是愿意把我当做同志，思想上总有些疙瘩。最近在北京听了中央首长们的指示，这次又听了陈市长的报告，使我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我虽然是个资本家，但我深深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决心接受改造，最后放弃剥削。我确实感到是和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间，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称呼大家为同志，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尊称，而确实表达了我诚恳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志愿。我所经营的企业虽然已是合营了，但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改造，以致最后变为全民所有。在这中间我所得的利润，一定以投资企业、购买公债等方式支援国家建设。我个人并愿意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做一个真正的同志。”⁽⁷¹⁾荣毅仁在那次会上还意味深长地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要坚决改造成为一个劳动者的决心。“《共产党宣言》曾讲到：‘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瓦解的过程便来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致使统治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而归附于革命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的阶级。……现在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而这便是已经进步到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那一部分资产者思想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是人的本质可以改变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或许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因此特别喜欢这一段话。这段话鼓励了我接受改造的决心，当然也使我认识到改造的不易，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的”。⁽⁷²⁾荣毅仁的发言出自肺腑、诚恳坚定。经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委员（30人）名单产生，荣毅仁成为市政府委员之一，当时他的身份是民主建国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简称民建）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⁷³⁾

在私营企业经营面临转轨期，申新五厂、申新六厂两位厂长：施之仁（1951年1月～1953年5月任申新六厂副厂长、厂长；1953年6月任申新五厂厂长）、秦德芳（1953年7月任申新六厂厂长）及荣丰厂韩志明厂长（1949年5月～1954年10月）重任在肩，他们既要维持企业的经营运作，兼顾职工福利改善，还要经受政治运动的考验。

沪东纺织工人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恶霸（1951年4月30日）（引自丁锡满主编：《上海45年的历史足迹：解放日报摄影资料选萃》，第27页）

1951年4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三家纱厂有63人被捕（1951年），在肃反中有3人定案、6人被捕。⁽⁷⁴⁾紧随而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在1951年底拉开序幕，持续到1952年。1952年2月4日，根据店员职工揭发，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因骗取中国人民志愿军购药巨款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2月28日上海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资财罪判处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⁷⁵⁾一场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的群众运动在上海全面铺开。高郎桥三家纱厂具有“五毒”行为者写了上百份交代材料，党支部组织400余党、团、积极分子办了为期4天的“五反”运动学习班，召开430余人参加的职工控诉大会。据统计，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因运动而自杀者达到了876人。⁽⁷⁶⁾荣毅仁回忆，“五反”运动开始时，“我也认为这些不法行为确实不好，应该反掉。但是后来斗争到自己头上来了，心里很不痛快，以为自己这几年来一直靠拢党，做事也规规矩矩，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也要‘反’？又怀疑政策是不是在改变”？“斗争终究是苦痛的，我一面又要检查自己，一面又要安定各个企业负责人的情绪，精神上又紧张又苦闷”。⁽⁷⁷⁾1952年7月，上海市人民法庭举行审判委员会会议，审理“五反”中违法工商户案件。当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五原则）为标准，全市调集“五反”运动中的干部、职工百余人，经学习、训练，分别担任材料、调研、审讯、核查等工作。各区分庭审判长、副审判长、审判员等人员已由市政府任命。人民检察署于1952年8月8日在全市各区设立60具人民检举箱，在泰兴路89号设立一个人民接待室，受理人民的检举控告。据报纸新闻，“两天来收到不少检举信，并有100多人亲自跑到接待室，控告坏分子”。⁽⁷⁸⁾薄一波回忆，“在对上海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案处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有很大程度上落空的危险。我和陈毅同志商量后认为，可视他们的政治表现，适当从宽处理”。“荣毅仁先生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⁷⁹⁾

人民接待室工作人员与检举人谈话（引自《新民报晚刊》，1952年8月10日）

“五反”运动的浪潮也席卷到高郎桥纱厂区。荣丰厂老板章荣初17岁开始到上海做生意。经过30多年艰苦奋斗，先后在上海、杭州、湖州、菱湖等地创办了近40家企业，拥有资产1000多万元，成为1950年代初期浙江省留在国内资产最多的民族资本家。他还在家乡菱湖开办医院，修路，造桥等，投资地方建设工程耗资400余万元。黄炎培先生了解他的事迹后，曾亲笔写下“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愿为”的对联赠与他，对章荣初坚韧奋进的企业家精神表示钦佩、赞赏。⁽⁸⁰⁾“五反”运动中，章荣初在市级交代中，由于对政策不理解，也曾于1952年4月2日发生吞服生鸦片自杀未遂一事。“五反”运动自1952年3月25日至7月21日结束，上海棉纺、毛纺两行业共118家工厂，其中守法户8家，基本守法户16家，半违法、半守法户69家，严重违法户23家，完全违法户2家。⁽⁸¹⁾高郎桥地区三家纱厂的资本家均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⁸²⁾1952年7月，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对申新下达评定通知书，申新被评为守法户，核定退赔金额为657万元。“五反”后，申新六厂资方再次从香港调回港币5.68万元。⁽⁸³⁾熊彼得认为，“实际上只有私人资本而无‘社会’资本。只有在私人的手里，支付手段才能起到其作为资本的作用”。“发展把资本这个新的要素引进经济过程，从而还会有一个使人感兴趣的第三市场，那就是资本市场”。⁽⁸⁴⁾“五反”运动后，在沪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自然受到较前更严密的外部制约。

1950～1953年期间，“国家资本主义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呈现出从统购、包销、订货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凌驾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仅次于国营经济，居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其中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所有，企业基本上还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只是在企业外部即流通领域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生联系。它的生产和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限制了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它的利润按照‘四马分肥’的比例进行分配，因而在一定程度是限制了资本家的剥削。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公私合营。企业由公私共有，企业领导权基本上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经进入企业内部，资本主义剥削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⁸⁵⁾1953年中共中央明确对私营厂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⁸⁶⁾1954年6月上海市政府以通告形式规定，对公私企业招用工人、职员予以多种限制。⁽⁸⁷⁾贯彻、执行这些方针、措施，自然就成为高郎桥三家纱厂中共党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1955年8月，私营三明纺织厂采取并股、并人、并任务，不并机器的方式并入申新六厂。

当时申新六厂的秦厂长并无自主经营权，又夹在上级与厂部中间，有职无权，无所适从，“现在公司抓财务，厂里要添机料，厂长夹在中间，两面为难，还是早点合营好”，这吐露了他内心的忧虑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