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新朋友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必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允许的”。⁽²²⁾1949年春夏的上海，大部分企业处于半停顿状态，尤其是“大小29家面粉工厂（每日生产量12万包，工人近万人），停工待料；55家煤球业，存煤只够一个月之用，具有240万纱锭的纺织工业，等待棉花供应。……这就是上海解放初期急需解决的‘二白一黑’（指大米、棉花和煤炭）困难”。⁽²³⁾当时上海的华资私营棉纺织业拥有全市近60%的纺锭，处境困难。

1949年春荣毅仁在决定留沪时，对如何应对经营似乎考虑得并不太多。“上海解放前，我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也无接触。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从反面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出身的我。正当上海有些工商业者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惶惶然纷纷举家离沪的时候，我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国民党更糟’的信念，留了下来”。⁽²⁴⁾当时企业处境极为严峻，“解放战争在继续着，交通阻塞，原料供应困难，销售都有问题；投机活动还没有扑灭，物价仍然混乱，币制也不稳定，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以及国民党飞机的滥施轰炸，要维持纱厂、面粉厂，确实是很困难的”。为了能恢复生产，荣毅仁当时将企业经营困难向华东纺管局、贸易部、人民银行等机构反映。并“主动提出了不少解决困难的办法，如供应原料、收购、订货、加工、包销、贷款等等。凡是我提出的办法，只要对生产有利，能够维持生产，度过困难的，政府总是迅速地同意照办，从没有受到过留难。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快慰”。⁽²⁵⁾1950年5月，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成立，统一管理在沪的申新一、二、五、六、七、九厂（后无锡申三、广州第二纺织厂加入），荣德生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年方33岁的荣毅仁任总经理。⁽²⁶⁾走上总管在沪申新六家工厂生产经营的岗位，不仅亲历了人民解放军进驻大上海不扰民的感人场景，而且有多次机会与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面对面地接触。

1949年6月2日，荣毅仁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参加市政府召集的一个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据与会者周而复回忆，“陈毅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要打倒的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要受到保护。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者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中立的立场。因为这些原因，也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还很落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这有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一切不是有害于国民经济，而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存在和发展。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的建设任务随着开始。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人士共同协商，有话就说，达到恢复并发展生产的任务”。此时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到会的产业界人士“接二连三地抢着发言，一个人发言将完未完的时候，另一个人就站起来了，生怕失去这难得的发言良机”。“座谈会进行了3个小时左右，大家言犹未尽，许多人还想发言，主席宣布以后还有交换意见的机会。大家依依不舍地向陈毅市长握手告别，陈毅市长满面笑容，亲切地说：你们今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可以约谈”。⁽²⁷⁾

作为到会的一位企业家，荣毅仁在会前，经人介绍，曾与陈市长握手寒暄，当时已对陈毅市长留下不寻常的第一眼印象：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布军装，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徽。乍一看，与我在马路上见到的众多普通解放军战士几无差别”。更让荣毅仁感兴趣的是亲自聆听陈毅市长坦诚的讲话。他指出当前面临的严峻局面，首先是建设的困难；阐明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希望大家响应政府号召，行动起来，迅速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如果有困难，党和政府一定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地尽力解决，并要开诚布公地和大家民主协商，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人，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陈市长说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铿锵有力，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他性格豪爽而幽默，态度随和而诚恳。我坐在他斜对面，看着他一边讲话，一边不时用手捻着桌上的花生米，嗑着瓜子，有时还夹进几句笑话，引起会场一阵笑声。真难想象他就是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陈毅将军。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²⁸⁾

那天，荣毅仁还结识了副市长潘汉年同志，留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印象。没想到几天后，潘汉年就约荣毅仁见面。那次见面不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严肃谈话，更像是一次朋友间的私人聚会，地点在盛康年岳母家中。“大家吃着点心，喝着咖啡，随便地聊了起来，从企业生产、市场行情和经济状况，谈到个人的家庭、经历和爱好。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有了对共产党人的新的认识”。“以后，我同潘汉年同志的交往日渐加深，经常互相串门，聊天谈心”。⁽²⁹⁾彼此之间的互信、共事互助与日俱进。1949年12月市一届二次协商委员会召开，新设立人民胜利公债上海推行委员会，主任是潘汉年，荣毅仁担任副主任之一。⁽³⁰⁾1949年年底，市政府“大力取缔投机活动，从而稳定了物价。这又是一个‘奇迹’。这使我不得不开始信服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了，感到自己过去十多年未能实现的办好实业的理想现在是可能实现了。于是，在推销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时候，我代表荣氏各企业认购了12万份公债，表示我以12万分的热情来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³¹⁾其实，1950年国家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原本分配给上海的任务很重。原定推销额3000万份，占华东4500万份的三分之二，占全国1亿份的三分之一弱。到3月31日，全市认购3068万余份。截至4月13日，共交款2267万余份，其中工商界交款1914万余份。⁽³²⁾陈毅市长为此曾邀请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楼上开会，动员认购。“荣毅仁先生当场认购了很多。哪里晓得到交钱的时候，却交不出来。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他讲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潘汉年同志就要我们进行调查。我们一了解，荣毅仁所说的确是实情。潘汉年同志就如实向陈毅同志反映，陈毅同志又立即向毛主席报告。不久，陈云同志来到上海，找工商界人士谈话，调查了解情况。潘汉年同志也如实向陈云同志反映了情况。通过调查，陈云同志充分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回京以后，就削减了上海的认购公债任务”。⁽³³⁾1949年底的农历岁末，“一天申新六厂的一些女工团团围住荣家，荣毅仁正巧办事在外，久等老板不回，抱着孩子、饿着肚子的女工们索性一拥而入，‘占领’客厅，说是不拿到工资不走”。⁽³⁴⁾当天荣毅仁不能回家。结果是潘汉年副市长亲自及时、妥善处理了这场年关风波。荣毅仁回忆，“记得1949年底，因为要发双薪，有一个工厂发不出，工人有意见，跑到我家里来。潘汉年同志知道后，亲自安排我在上海大厦住下，然后请市委书记刘晓同志出面，要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向工人们做解释工作。经过一天一夜，问题终于得到解决”。⁽³⁵⁾短短半年的亲历见闻，使荣毅仁感到惊喜、亲切，对自己与申新企业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随着市政府相关机构、制度的建立，荣毅仁这位申新企业年轻的当家人，很快也参与了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多项社会活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区城市组织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上海市第一届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于1949年8月3日举行，代表的名单由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商定邀请，荣毅仁是工商界的代表之一。潘汉年副市长在致开幕词中指出，“这样的会议，在使人民政府能进一步的沟通与加强与各界人民的联系，听取各界对市政的意见，沟通协商问题，是一个必要的过渡形式，……过渡到用普选产生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³⁶⁾1949年12月5～11日，市一届二次各界代表会议主席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提出组织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简称市协商委员会）及其名单的提案，经会议讨论通过决议成立市协商委员会，它是市各界代表会议休会期间的常设机关，于1950年6月起代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的职权。其职权：1.保证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2.协商提出对本市人民政府的建议；3.协助本市人民政府动员人民支援前线，并参加建设工作等；4.负责进行有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5.负责进行本市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荣毅仁在一届三次各界代表会议（1950年4月—12月）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市协商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专门小组）负责人之一，担任工商组第一召集人。在市二届一次协商委员会（1950年10月—1951年4月），他担任地价评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市三届一次协商委员会（1953年2月—1955年5月），他又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于是，自1949年12月5日起的市协商委员会，到1955年5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简称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共举行全体会议38次，⁽³⁷⁾荣毅仁都是与会工商界代表之一，直接参与市政府领导机构立法、政务管理活动，他的视野、思考也逐步拓宽。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认为“要使人们愿意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投下大量资金，那这些人本身就必须拥有形式更为流动的其他资源，以便紧急时可以很快把它变卖以应急需；或者必须有把握借到资金——就是说有把握从能够借到钱的人或拥有流动资金的人那里（可能是一家银行）借到钱”。⁽³⁸⁾1950年初春，在刚经历政权更替的上海，私营企业要维持继续生产的首要前提，是迅速恢复融资渠道。4月25日，在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在沪工商界人士就融资问题，向市政府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上海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作《工商联筹委会维持生产报告》，认为目前上海工商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一是消费市场萎缩，而生产机构依旧，使生产与消费脱节，形成严重的亏损。二是因为严重的亏损而引起周转资金耗光，社会的信用都赔贴在里面，发生周转不灵，而被迫工厂停工，商店倒闭。三是因为工商业萎缩倒闭，而扩大了劳资纠纷，使劳资双方都感到十分痛苦，而且严重影响了正当工商业的经济基础。为了及时克服困难，维持生产，渡过目前的艰苦阶段，“我们建议政府：第一，在不妨碍政府目前收缩通货稳定物价的政策下，对于民生必需有关的生产事业，予以适当的贷款，收购成品与订货。自然，我们一面向政府要求维持生产，一面必须自己做到保本自足，有再生产的能力，有保证还款的信用”。第二，“在目前筹措资金如此困难的情形下，是否请有关方面暂时的对资本主要股东的垫款及职工的薪资存款不作为私营拆放，并允许酌给不超过牌价的利息，使筹措资金多一条路”。第三，“建议中央早日颁布公司法，确定投资人的权利与责任，不然，颁布有关临时办法，以鼓励投资的兴趣”。“近来，劳资纠纷时，有部分劳方就去包围董监或股东住宅，要董监与股东负无限责任；企业机构发生倒闭清理时，有部分债权人也去包围董监与股东，强使有限责任的股东，要他负无限的责任。这些现象，更增加了出资人的恐惧，使有资金者没有勇气再将资金投入生产事业”。⁽³⁹⁾(www.daowen.com)

27日荣毅仁出席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四点具体说明：

一、资金缺乏的原因和补充办法。资金缺乏的原因：1.原来在沪的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及部分工商业资本已“逃跑了”。2.过去随时可变为周转资金的地产、房屋、机器设备、股票证券，现在被暂时冻结难以活动。“既不容易出售，又不能抵押，很难变成现金，于是虽然有这种产业，却没有办法变成流动资金”。3.一般社会资金的减缩。私营行庄一方面是存款微薄，另一方面是部分放款因工商业的亏蚀，暂时无法归还，遭受冻结；“同时大部分的工商业者，本来对于流动资金是很缺少的，10个月来受了不断的亏折，继续竭力的设法支撑着他的事业和维持职工的生活，到现在已经筋疲力尽，无法可施”。如何补充资金呢？他归纳为五点：1.对于那些可以争取回来的国外资金，还是应该尽力鼓励的。2.设法将没有归到生产事业的一般社会资金，用招股和发行公司债等各种方法，引导他们投到生产事业。但是这种资金是要在保本生息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吸收，否则是不易办到的。3.私营行庄虽然仅有微薄的存款，仍有可能以联合放款的方式，在有保障的条件下来帮助工商界，渡过这一个短期的困难。4.工商业者应该就自己的事业范围内，彻底的清查，有没有不需要的机器、物料、货品，拿这些东西来出售，补充他的流动资金的不足。5.在不妨碍国家总的财政经济政策下，请政府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用贷款押汇订货收购等的方式来维持和扶助。

二、力争收支平衡。“我们一定要精打、细算，把每一块钱的效用都用出来，不仅要做到减轻成本足够开销，还要做到价廉物美，适合一般人民的购买力，方才能保本，还可能获得利润。也只有如此才能保障投资的安全，并能做到维持生产再恢复生产，再发展生产。我们要做到收支平衡，要从三方面来着手：第一，我们对于生产的计划，营业的方针，要有新的合乎时代的办法，不可再用老一套的盲目生产，重货轻币，投机囤积的方法来经营，使得营业上吃亏。第二，对于不必要的开支，如考究的装潢，浪费的电力、原料、物料等无谓的消耗，都应节省，减少无谓的负担”。第三，精简人事。“使得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合于事实的需要，而且是适合于他的才能，同时对于暂时失业的工人救济也应有救济的办法”。“总之，劳资双方如果开诚布公，团结起来，各负责任，对于收支平衡，一定能够达到理想”。

三、改变经济方针。“现在全国大陆上统一了，我们面对着这样广大的消费面应该考虑着大众的需要是什么东西，估计他们的购买力如何，对于原料如何来获得，同时也要了解国外市场的情形，同那些国家我们是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之下做交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如此来决定我们的生产计划，来供应需要，我们要铲除投机囤积的心理，各商业家更要详细地计算如何来沟通城乡关系，使得农村的原料能够大量的贩运到城市来”，不使农民吃亏，兼顾工厂成本。

四、调整公私关系。“共同纲领明确的规定着公私企业的关系，私营企业要接受公营的领导，来分工合作，我们听到陈市长的报告‘对广大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事业逐渐增加公营’，我们深切了解这种意义，同时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今后做事业的范围。私营的事业仍旧有他很广大的经营地域的，目前的公私营事业，虽然有很多的联系，关系还是不能做到密切，陈云副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报告说：‘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予以调整，使公私兼顾的原则在实际政策和具体办法上表现出来。’这说明了今后的公私关系，必定有更好的事实能够表现出来，我们私营工商业者也应该要安心的和诚心的来与公营企业合作”。“我们深切了解，公私兼顾，才能克服困难”。“我们明了由于政府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使得当前的通货收缩，物价平稳，是创造了今后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的基础，我们不必要忧虑卖了货补不进来，我们只要安心计划着事业的经营方针和办法，同劳方共同来协商，执行生产计划。东北和华北工商业发展的例子，就是上海将来的远景”，“我们也有信心，决心来渡过和克服当前的困难”。⁽⁴⁰⁾荣毅仁的建议，联系实际，合理可行，表现出与人民政府协商合作的诚意与企业家的明智。

1950年5月，荣毅仁以特邀代表身份，代表上海工商界参加中央税务会议。“当我第一个发言的时候，当时财政部薄一波部长，听不懂我的口音，几次要我讲的慢一点，以便把我的意见记下来，我一面感到有点难为情，一面又深深地为领导干部这种谦虚和认真的作风所感动。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对若干问题的争执很多，上海的代表们也提了不少意见。当时有一个地区的税务局长认为，国家如此照顾上海的私营工商业，上海工商界意见还这样多，真不应该。我听了很不舒服，立即插嘴说：‘政府邀请我们来，原是要听我们的意见。如果认为我们意见太多不好，那么我们可以不提’。薄部长听见了，就再三鼓励我们要多发表意见，说人民政府的事是大家商量办事的，批判了那位局长，对我的态度也提了意见”。会后荣毅仁还列席全国第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⁴¹⁾他回忆，“会前，毛主席宴请参加会议的部分民主人士，潘汉年同志提议我也参加。那天，他带我去出席”。⁽⁴²⁾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在6月10日那天荣幸地参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为列席代表举行的宴会。我们走进颐年堂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前热情迎候我们。人民领袖的谦虚，温暖人心。当潘汉年同志把我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握住了我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主席的手，又柔软，又有力。他问我：‘老先生（指我的父亲荣德生）好吗？’此时，我初进中南海的拘束感顿然消释，仿佛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的不是一位大国大党的领袖，而是一位相识已久的师长。我问候了毛主席，回答了他的提问。在宴会中，毛主席鼓励我们说，要为人民做好事，一贯地做下去，做好事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怀的”。⁽⁴³⁾这次北京之行给荣毅仁很大的心灵触动，受益良多。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需要关心荣家企业的利益，也应该关心国家的利益。1957年他回想这段经历时认为，我“那时提意见的出发点大半还是为了私营工商业的利益，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这两次会议给我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它使我在思想上缩短了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距离。会后我觉得，以后光讲做生意是不行了，还要多懂些道理。我回到上海，就和朋友们一起，选择了‘七一’党的生日那一天，成立了学习组织，学习国家的政策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想学懂一些政策和理论，才能好好地跟共产党走”。⁽⁴⁴⁾荣毅仁希望学习一些国家的政策、共产党的理论的愿望，在当时上海工商界并不是个别现象，当时许多同行已意识到，要尽快适应新环境，就必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当时盛康年是上海工商界的一位活跃分子，他得到潘汉年的同意后，便组织一个工商俱乐部。这是一个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学习组织，取名“7.1学习会”，学习地点先是借用原海关总署署长的住宅，后纺织界人士董春芳愿意将他亲戚在沪西的一处花园洋房作为会址，学习会就迁址沪西这处花园住宅中。选择的读本是冯定的《平凡的真理》。⁽⁴⁵⁾1950年7月1日是学习会开始的第一天，潘汉年是应邀去做报告的第一人，他讲的是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市工商局长许涤新是第二个应邀做报告的党员干部，报告的题目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我根据《资本论》讲了资本家财富是由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形成的，但是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明确地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继续经营，但阶级矛盾还是客观存在着，希望他们重视劳资两利的政策”。⁽⁴⁶⁾于是，这幢设有客厅、草地、游泳池的花园洋房，就成为工商界人士学习时政、理论的课堂，也是他们在学习之余，娱乐、休息的活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