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厂区与低消费

1912年，沪东的虬江以南，租界线以北属于上海县的引翔乡。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与上海县正式分离，引翔乡被划归上海市管辖，于1928年7月改称引翔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区行政区划经调整，引翔区的南部归新市区，北部属江湾区。⁽¹⁴⁹⁾高郎桥地区分属三个区管辖（榆林区、杨浦区、新市区）后，城乡混合型的地域特色没有变，仍是地处近代沪东地区都市工厂区与近郊农村接壤地，城乡文化交错共存，商业服务网点也是城乡混杂。

城乡混杂区

19世纪末，杨树浦路一带的工厂、码头区，时有小商贩在厂门、码头，及工人出入的路口设摊，挑担叫卖等。随后在附近马路有商家租屋开店，经营针线、纽扣、花粉、胭脂、烟杂、油酱等。20世纪初一些杂货店改为小百货店，1930年代才有百货业，店家自西向东延伸，日用品也由土货换成洋货，如布袜换洋袜（纱袜），皂荚改成肥皂，生发油淘汰刨花，在沿江主要工厂区内形成一些商业街区。

杨树浦路是沪东工厂区的发源地，也是最早的工人聚居区。早期沿马路北侧陆续开张的店铺以粮油、烟杂为主，如南元发米店（1669～1671号，1891年）、瑞余南货店（1623号，1912年）、义丰油酱店（1401～1403号，1913年）。杨树浦路的早期菜场主要在太和街（1900年）、松潘路（1910年）。其中太和街初期是菜贩挑担叫卖、沿路设摊的聚集点。民初，在沪东商业街区的布局大体以工厂区的三条东西向平行干道（杨树浦路、平凉路、长阳路）为主要落脚地，自西向东延伸。1937年前平凉路以南沿江地带有糖烟酒店45家，战时有148家、战后有409家。1912年沪东地区始有第一家理发店——美洲理发店（业主扬州人），位于眉州路，属中低档次（副乙级）；有了第一家浴室——洗新池浴室（业主宁波人），位于杨树浦路44弄6号，中型标准。这些面向居民日常衣、食、消费的商业点，将沪东地区居民生活方式从自给自足渠道引向市场消费领域。

杨树浦路以北的平凉路，在1930年代已成为沪东商业街的中心地带，商业服务类别多样，以中档消费为主。早期商店有朱和康酱园（1233号，1911年）、沪东状元楼（403号，1921年）。1928年原三星牛奶场旧址（480号），被改建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里弄民居（2680平方米，今平凉路，1928年）俗称八埭头后，人烟汇聚刺激消费提升。如天泉浴室（510号，1930年）是一幢2层楼建筑，面积677平方米，设有2个浴池、4个浴盆；四九七烟店（497号，1937年）是沪东地区的烟业批发中心，销售卷烟、烟丝、雪茄、兰州水烟、旱烟、烟纸、烟具等。⁽¹⁵⁰⁾同期平凉路以北的长阳路有成泰车行，专营自行车出租、零配件供应（956～958号，1923年）；万寿堂药店（399号，1930年）营业面积190平方米，仓库230平方米，1938年聘中医名家坐堂施诊开方；亚洲鞋帽店（656号，1934年）经销皮鞋、布鞋。⁽¹⁵¹⁾服装店的特色服务如松浦服装店（临青路266号，1918年）承接西服来料加工；华昌时装店（长阳路463号，1946年）承接女式时装加工。早期布店有大成昌（杨树浦路2039号临青路口，1925年）、同大祥布店（平凉路415号，1929年），到1932年已有43家（杨树浦路32家、平凉路5家、长阳路6家）。而长阳路以北仍然是大片农田区。

中低档消费为主

1949年沪东地区的商业网点主要特点：

一、以中低档消费为主。抗战时期有百货店35家，1948年59家，1949年秋107家。布店的分布主要在杨树浦路（10家）、平凉路（25家）、长阳路（13家）。⁽¹⁵²⁾理发小摊店计176户，其中分等级的38户：副甲级2户（通北路）、正乙级21户、副乙级14户、正丙级1户，其余无等级小摊店138户。大中型浴室9家，1955年底由老虎灶小茶馆兼营的简易浴室（“清水盆汤”）26户，其中杨浦区10户；榆林区14户。⁽¹⁵³⁾理发小摊店、简陋浴室主要分布在长阳路以南的沿江工厂、码头区，为劳工、苦力提供廉价的日常消费服务。直到1928年始有洗染店（临青路51号），首家培芳照相馆落户是1932年（通北路240号）。到1949年5月，沪东地区合计有理发店、浴室、照相馆、洗染店共252家。⁽¹⁵⁴⁾

1949年5月，沪东地区成市的商业地段有6处，其中八埭头市面最大，有沪东电影院。高郎桥商业街在桥西端，聚集店铺数十家，多为日用杂货铺，桥北有高郎庙，附近有基督教灵源堂、菜场，每逢庙会或周末，人流汇集、生意热闹。⁽¹⁵⁵⁾

二、专卖店以钟表店、胶鞋店、中药店相对较多，与居民多为中低收入的务工者有关。钟表店早期有4家：森泰（1915年）、美龄轩（1926年）、森昌泰（1939年）、金钟（修理为主兼镶牙，通北路173号，1940年）等，战后新开钟表店26户，到1948年计有55家，多属弄堂口小店，雇佣1～2名学徒。胶鞋店1948年有44家。中药店1949年有56家（西药店12家），而长阳路以北，仅有一家天福堂中药店（杨家浜）。⁽¹⁵⁶⁾

三、二手货店铺、流动摊的规模也相当可观，延续到1950年代末。1949年沪东的废旧行业经营分为旧花布（33家）、废纸（12家）、杂铁（34家）、碎玻璃（12家）。⁽¹⁵⁷⁾1950年代先后开张的二手货商店有永余旧货店（杨树浦路、松潘路），它于1956年从黄浦区迁入杨浦区后，生意不错，后在定海路、延吉路设分店。另有利民日用品调剂商店（长阳路525号，1959年）。⁽¹⁵⁸⁾

四、居民日常饮食结构以中低消费为主。1937年有酒菜业（5家）、糕点店（6家）、油饼馒头点心店（44家）、茶馆熟水店（25家）；到1949年该四业合计391家，分别为酒菜业8家、糕点12家、点心店283家（油饼馒头77家、点心206家）、茶馆熟水店88家。1948年沪东地区有米店138家、油酱店168家、切面店96家；1949年沪东自然菜场17个，副食、腌腊店47个、豆腐筋粉作坊105个、咸菜及豆芽作坊200个。⁽¹⁵⁹⁾1937～1945年，沪东地区的露天菜场主要在沿江地带的龙江、荆州、定海港、周家牌路、杭州路、昆明路等处先后形成，这暗示菜场附近已有若干片状的居住点。1949年5月沪东地区有4个市立菜场，20个露天菜场。⁽¹⁶⁰⁾沪东地区临近煤气厂，1903年有煤薪炭店（通北路44号），1924年始供应煤球，1937年煤球已取代木柴、木炭为居民主要燃料，1950年代初，沪东地区有煤炭店179家（杨浦59家、榆林120家）。

市郊接壤地交通图。高郎桥位于长阳路、兰州路交叉点，兰州路右侧即杨树浦港。纱厂区位于长阳路南、河间路北、杨树浦港东、眉州路西的地块

木刻《上海的边缘》（珂田，1947年）（引自苏林编：《中外黑白木刻精品库：国统区黑白木刻》）

近邻异域：高郎桥与引翔镇

战后高郎桥地区在武先生的记忆中依然清晰，“高郎桥在我印象里是很破烂、荒凉的。路灯不全，没有电话亭，申新六厂周围马路的路面也很差、煤屑路、弹街路、泥块路等。河间路、兰州路、眉州路没有行道树，长阳路有一些树。杨树浦港的长阳路以北到今控江路一带，沿河无路，须在简屋、棚户住家区穿行；眉州路的长阳路以北是断头路，约200米。河间路申新东里、霍山路沿街的里弄房屋，居民在沿街搭设的炉灶烧饭”。

“我初进申新六厂时，申新五厂沿长阳路处还保留一块‘飞地’。那是一块原来业主的祖传坟地。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家传的地产、房产是不能卖的。申新六厂在西湖路厂门附近有仓库，那里的厂门主要用于货物进出，当时申新六厂没有专用的码头。当时有条东西向小河浜（西通杨树浦，贯穿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二厂），这条废弃的河浜曾是荣丰厂印染废水排放水道，当时浜北是荣丰厂，浜南原有国光印染厂（后出售给申新六厂）”。

战后高郎桥地区的商店取名新旧并举。其中服装店如龙兴（长阳路1399号）、永泰（长阳路1385号）、永裕泰（长阳路1389弄27号，棚户）、伟达（长阳路1249号）、渭利（齐齐哈尔路599号）、华源（齐齐哈尔路837号）、心安（齐齐哈尔路1002号）；成衣铺（店）有龙新（长阳路1351号）、德兴（长阳路1375号）、宝祥（长阳路1361号）；也有培利西服店（长阳路1371号）；理发店有美兰（长阳路1383号）、万里香（平凉路399号，河间路82弄6号）；熟水店有永乐园（长阳路1393号）、明星茶园；面店有集美斋（长阳路1353号）等。

高郎桥厂区周边的商业设施相对集中在长阳路、河间路，主要有熟水店：同兴（长阳路1217号）、正雍（河间路168号）、美兰茶楼（长阳路1393号）。面店有：王大兴面店（河间路40号）。理发店有：朱庆记理发店（河间路70号）；米号有：同安米号（26号）等。

据申新六厂武先生回忆，战后高郎桥“纱厂区周围最大的店铺是桥西北侧的两家贴隔壁开设的布店，也卖些绸、毛衣料。南侧是柴、炭店。桥西一家茶馆店是家老虎灶，店里没有自来水龙头（可能附近有给水站）。有挑水的木桶，用木勺舀水，有2张折叠式的小木桌，早上5时就搭起来放在路边，用完后收起，晚上生意少。悦来理发店（兰州路904号）有印象，河间路申新六厂厂门口附近有大饼、油条店，沿马路而设，面店卖阳春面、肉丝面，有时我也去吃。还有米店、简陋的饭店、成衣店，合作社里有酱油、盐等”。⁽¹⁶¹⁾高郎桥地区的居民消费在沪东属于低档次。除了一家茶楼外，酒楼、饭店无处寻觅。齐齐哈尔路菜场的底层（顶层毁于战火）一直延续使用到1992年。尽管附近有菜场，但有些私房居民还是在屋前自己种菜吃。蒋家浜、方子桥一带有些居民自家种菜，阿根回忆，“我奶奶也种菜，就在我们家现在的房子这里，她种菜是自己吃，不卖的”。王琪的奶奶也在家里的宅基地上开出一块地，种上毛豆、茄子、黄瓜等。后来因为浇水不方便，改种过小麦。她还从她外甥家牵来一只老湖羊，是公羊，养了一年多再卖些钱。⁽¹⁶²⁾这种在自家屋前的小块空地，种菜自给的方式多少能减少日常生活的支出。

战后在高郎桥纱厂服务的青年职员相对居民是一个高消费群体。他们一般住在本厂宿舍，大学毕业生的月薪150元，约是工人的5倍。他们的消费习惯、商品档次与高郎桥一般居民存在明显的差距，如习惯穿西装，他们的社交娱乐有同学、同事的圈子，一般极少在厂区周围的店铺消费，而是习惯于定期享受某些“上门服务”的便利。如兰州路某理发店一般每逢申新六厂青年职员夜班做完翻班时就安排员工来厂为他们理发。“当时我在申新六厂每到夜班做出，这家店的老板就来厂为我们职员理发，大约2周一次”。他们的衣服由虹口大名路的竺兴昌西服店的员工定期上门定做，量尺寸、试样、交货，包括衬衣、西服、大衣。有关纺织技术类的图书，也是由书店员工送书到厂，提供青年职员选购。⁽¹⁶³⁾武先生称，“进厂第一年我的经济负担轻，就做了3～4套西服，是竺兴昌西服店（虹口大名路）的员工上门服务的。当时申新六厂职员做衣服都是这家店做，他们每月来厂一次接生意。我做的衣服主要是春秋季节穿的，有西服（都是毛料）、大衣、衬衫等”。⁽¹⁶⁴⁾厂内高层管理者一般住在市中心区。

同期的引翔港镇，大体延续它作为沪东乡镇商业中心的功能。

清末引翔港镇的传统商品、店铺、商业规模与晚清基本无异，大体有布号、米店、酱园、药铺、染坊、典当等。镇上老字号名店有天元香店、晋源米店、裕大酱园、小华文具店、天一堂中药铺、瑞昌典当、元兴染坊、周永成京货店等。⁽¹⁶⁵⁾民初的引翔港镇不过300～400户人家，镇西有店铺120余家，与沪东地区的沈家行（店铺68家）⁽¹⁶⁶⁾、屈家桥（店铺40家）相比，引翔港镇仍保留着沪东地区规模较大老市镇的席位。

民初公共租界东区筑路填浜计划的实施，城市化、工业化的脚步快速走进引翔港镇。1913年华德路（今长阳路）延伸到引翔港镇西栅口。1917年三友实业社毛巾厂迁入镇西北角的杨家宅（今双阳路7号，五一电机厂），占地4万平方米，工人2000余人。同期，永元机器染织公司在西栅口外建厂房，与日商合资经营，俗称“小东华”（今上棉三十厂）。1920年10月日商又在小东华对面开办东华纱厂（俗称“大东华”，今纺机厂），西栅口俨然已成为引翔港镇的一个工业小区。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引翔港路三友实业社生产总厂被焚毁（引自张镜予编辑、白克令指导：《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

到1920～1930年间，引翔港镇已是上海市浦西东北角的重要集镇之一。街巷规模有东西南北四条街及后巷，散处116家店铺。早市有70余摊位，衣（布、衣、鞋3类）10户、食（肉、鱼、豆制品、米面、点心、烟糖、油酱、南货）8类61户、用（柴、中药、理发、铜木竹器、粮棉、砖瓦、寿器、银店、手工匠、典当）9类38户。茶馆、老虎灶合计7户。居民日常用具取材多为竹、木、铜。据91岁的周慕韩老人回忆，引翔港镇最盛时有店铺120～130家，茶馆、酒楼有说书、唱滩簧，街头有卖艺杂耍演出。⁽¹⁶⁷⁾直到1949年，沪东的农户大多仍用草木灰、土碱、皂荚等传统用品洗涤衣物，很少改用肥皂。日常雨具仍用蓑衣、油纸伞。⁽¹⁶⁸⁾引翔港镇与租界相邻近百年，却仍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运行。

劳工医院与接生婆

近代国家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19世纪末的德国。1883～1889年在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的推动下，德国议会先后批准由国家建立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老年与残疾保险等三项保险法案。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速了美国对社会保障的立法。⁽¹⁶⁹⁾近代沪东公共医疗卫生设施的起步始于租界区，参与方涉及企业、教会、市政府。晚清随着租界辟设、扩展，西医输入，引翔乡南部逐渐形成以工业医院、工厂医务室、私立医院为主体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

沪东地区的医院始于工厂医务室。1897年英商怡和纱厂设立了一个7平方米的保健间，配备护士、保育员各一人。这是沪东地区最早建立的工厂保健间。1949年杨浦、榆林两区有工厂医务室23家，厂医68人。⁽¹⁷⁰⁾日商大公纱厂公大医院（今平凉路2767号）有2名医生（其中1人专为日籍人员看病）、4名护士，战时一度成为日本陆军医院，战后被国民党军队接管，床位增至400张。战后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二医院（宁国路236号，1946年）。

由美国浸礼会创办的沪江大学（1906年）于民初设立的一个社会服务型机构：沪东公社，即“杨树浦社会中心”（Yangtszepoo Social Center）。主要以该地区工人群众为对象，开展俱乐部、书报阅览、业余学校、医院、讲演等活动。上海工业医院于1915年由美国浸礼会和沪江大学发起创立，得到杨树浦许多工厂主的集资赞助。1919年该医院收治各集资厂的重症病人。⁽¹⁷¹⁾1923年天主教会的圣心医院设于赖霍尔路（今宁国路）41号，占地60亩，有病床100张，职工多为教徒。先后建有7幢房屋，病房分4等，1934年日收费标准为：10元（头等）、5元（二等）、5角（四等，一间房间设10余张木床）。1934年添设附属的震旦高级护士学校。⁽¹⁷²⁾

市政府对沪东地区的公共医疗投资始于1930年代。1933年上半年市总工会在沪东设置夏季临时诊所，分别位于倍开尔路（今惠民路）1112号、浦东开平局18间，为工人施诊施药。⁽¹⁷³⁾市第二劳工医院的地块原为工部局一处苗圃（16亩），1947年由市府筹资60亿元（当时币制，约合30万美元）建成，1949年3月16日对外开诊。1949年沪东地区计有医院13所，床位907张，其中公立医院510张（军队医院床位400张），占56.2%，私立医院床位397张，占43.8%。⁽¹⁷⁴⁾圣心医院、劳工二院、中纺二院为沪东地区三大医院。⁽¹⁷⁵⁾

天主教圣心医院（1931年）

工部局聂中丞公学（今市东中学）

租界行政当局在沪东地区开展防疫工作始于1929年。工部局卫生处在沿江工厂区设第6分处（松潘路30号，近杨树浦路），俗称沪东打针处（1938年结束），实施防疫监控的重点是工人聚居区，并设卫生队，在各区设卫生稽查员⁽¹⁷⁶⁾。1933～1934年又设立第4、5分处（扬州路311号），为东区防疫点（1945年结束）。1927年7月上海市卫生局成立，但最初3年间华界尚未设置地区性公共卫生专管机构，凡事由市局直接处理。1930年市卫生局在各区开办产婆训练班。1946年8月改称杨树浦区卫生事务所（乙级），属区级卫生行政组织，该所下设四个股（总务、医务保健、防疫统计、环境卫生）。

市二劳工医院（1949年）

1946年6月市卫生局将松潘路诊疗室（后称分所）划归该所使用。所设妇婴组对孕妇实行产前检查，上门接生，产后访视。1946～1948年共实行产前检查5086人次。助产士年人均接生271.5人（1947年）、260人（1948年）。医疗消费据1947年市政府《关于统一收费标准》规定，门诊挂号1000元，复诊挂号免费。接生3万元，接生敷料费1000元～2万元，手术费全免。证书费5000元，助产士来回车资由产家负责。⁽¹⁷⁷⁾

近代沪东地区的公共卫生设施（垃圾箱、小便池、公共厕所）量少、简陋。1946年杨树浦区境仅14个公共给水站，饮用井水、河浜水的居民占区境人口（75798人）的52.8%，据居住在高郎桥纱厂附近的老工人回忆，家里一般是趁涨潮时到杨树浦港去挑水，回来后将水倒在水缸里，用明矾过滤。由于民居与厂房为邻，环境污染也逐渐凸现。工业废水流入居民区，区境内受污染河浜多达954条，长约100余公里；因传染病导致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9%。⁽¹⁷⁸⁾

1940年代，高郎桥地区的长阳路北侧还是医院空白区。蒋家浜老居民阿珍（1924～）回忆，“大仙堂（长浜路）原来供过老太爷、胡小姐等木雕的像，有一人高，有一个老管家看守、打扫，他是苏北人，自己就住在里面。附近的人在初一、月半常去烧香，香烛都是从外面买来的。有人生病、许愿，也有农民去烧香的”。阿珍1945年21岁生大儿子，是在家里请邻居老太太（接生婆）用老法接生的。王琪回忆，“在我的记忆里，后浜（尤家浜一带）曾经有人死去时全身发黑，有人说这是鼠疫，关照我们小孩子不要再到后浜去玩。当时为了防止传染疫病，家里烧了韭菜汤要我们吃”。同期，引翔港居民阿宝也请苏北同乡产婆接生，“生一个小孩给接生婆3元，3尺红布，留她吃一顿饭”。此外，“双阳路的长阳路口（门朝东）有一家中药店，里面有医生看病，也可以上门看病”。⁽¹⁷⁹⁾

大同会馆（位于杨树浦港与江浦路之间）是高郎桥地区一处带有慈善性质的殡葬馆。它占地2.4万平方米，原系杨海坤及堂弟、张姓、朱姓等募捐，于1917年建成。1924年在大同会馆附近又出现一家沪东公所的殡葬馆。两家殡葬馆也办理移民运送灵柩返回原籍。蒋家浜老居民阿珍回忆“大同会馆离严家木桥不远。有钱的人死后，棺材装船运回老家，没有钱的人就在大同会馆火葬”。⁽¹⁸⁰⁾

教堂、学校与小戏馆

近代高郎桥的文化是欧美宗教文化、都市商业文化、乡土文化的三者共处，居民文化消费以乡土文化略占强势。主要表现在传教事业、厂区文化、江淮戏演出三个领域。

沪东地区早期的教堂始见于1851年，由美国圣公会华人传教士黄光彩在引翔港镇西建立布道所。清末民初，天主教、基督教在沪东活动的重心在南部。如1890年上海织布局（杨树浦路）的经理是天主教徒，该厂工人中不少是教徒，厂区设有教堂（亚纳堂）。1928年建成的基督教和平堂（惠民路694号）邻近工人聚居区，次年有教徒739人，1935年有1638人。相比之下，同期高郎桥地区的教堂却极为简陋。1928年建成的真耶稣教会沪东教堂（蒋家浜19号，高郎庙附近）是老虎灶店主许法杰自建的，是一间50平方米的草屋，内有长凳30余条，⁽¹⁸¹⁾教徒受洗就在屋后的小河浜举行简单的仪式。高郎桥纱厂区天主教徒很少，有些是在故乡江阴入教的青年。⁽¹⁸²⁾高郎桥地区长阳路以北的大仙堂（兰州路）供有老太爷、胡小姐等木雕像（约1人高），有一个老管家看守、打扫，附近居民（包括农民）逢农历初一、十五常去烧香、许愿。⁽¹⁸³⁾高郎庙（兰州路1060号）在1930～1940年代连庙会、喜庆仪式也很稀疏。1950年代初期成为一座冷清的尼姑庵。⁽¹⁸⁴⁾

教会与工厂、工部局是推动近代沪东地区学校教育的主力，学校主要分布在南部。天主教教会创办了6所小学及斯高中学（1933年，杭州路672号）、济灵女子中学（1944年，杨树浦路2219号）。基督教教会也兴办沪江大学附小（1945年，军工路小杨浜38号）、沪江大学附中（1906年，军工路）、沪东初级中学（1925年，杨树浦路1509号）。工部局在1916年创办聂中丞华童公学（荆州路42号，今市东中学），后添设华童东区小学（汇山路，租赁校舍）。⁽¹⁸⁵⁾这些中小学大多位于杨树浦港西侧及东端的军工路，建筑厚实大都沿用至今。1911年美国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传教士弥勒尔在引翔镇西南购地50亩，建造中华总会、教堂（沪东堂，1925年建成），并建成神职人员住宅17幢。1919年美国教会在宁国路458号创办三育大、中、小学，由美国人梁思德任校长。1925年大学迁镇江。⁽¹⁸⁶⁾

高郎桥地区的工厂办学始于严氏第一公学（1920年，蒋家浜小街23号，严裕棠创办）。战后一些大型工厂如中纺、申新、正泰橡胶等厂利用闲置的空地办子弟小学（职工子女免费入学，先后办小学10所。战后高郎桥地区的小学主要有：申五职工子弟小学（长阳路1349号）、申六职工子弟小学（眉州路607弄，1948年）。⁽¹⁸⁷⁾另有文美小学（中王家宅38号），怀远小学（眉州路尤家浜），翔云小学（眉州路928号），启云小学（眉州路936弄9号），⁽¹⁸⁸⁾及科发制药厂子弟小学及皖兴小学等。王琪的母亲是申新五厂女工，家住高郎桥地区，他回忆“1947—1948年我11～12岁时，进了申新五厂的子弟小学。当时一名职工可以有1～2个子女或弟妹免费进子弟小学读书，书费自己出，也有个别学生是借了别人的名义进来的”⁽¹⁸⁹⁾。

厂区文化设施首先诞生在南部外资大型企业中。1883年英商自来水厂在厂区内辟设绿地，为沪东工厂第一块绿化地。怡和纱厂内也设有专供外籍大班使用的小花园、网球场。工部局发电厂、日资公大纱厂都有供职员使用的游泳池，日资裕丰纱厂有足球场。这些设施主要是企业提供的员工福利（工友很少享用）。

高郎桥纱厂区员工的业余文化娱乐活动起步于1940年代初，在厂方支持下，由一些青年职员自发组织，形式多样。1943年申新五厂几个职员自办工人读书班，分高级班（三年级）、低级班（一年级），学习文史、算术等常识。1945年3月因开工不足，职员大多被解雇，读书班停课。1946年申新公司经理荣尔仁从美国考察回国，在申新所属各厂办学。申新五厂工人夜校（1947年10月）腾出单人宿舍6间作为教室。申新六厂工人夜校设在兰桂坊859号楼上三间男工房（工会会址），办有壁报《申六工声》。荣丰工人夜校（1948年12月）设2间教室。⁽¹⁹⁰⁾这些为工人提供免费业余教育的活动主要是公益行为、职工福利，不是个人文化消费。战后申新六厂招聘一些大学生进厂担任技术工作，他们住在厂内的职员宿舍，有自己的俱乐部、专用食堂，并将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带进纱厂。有的青年职员合伙订阅外文报纸《ChinaPress》（英文《大陆报》，1911～1949年），有些人自备美式收音机，有些喜欢京剧的职员，到厂外参加票友活动，青年球迷们自发在厂内空地打篮球（篮球架由车间青工焊接），男子篮球队以青年职员为主，篮球队采取俱乐部制，费用由队员自愿捐助（工人队员可以少出些），曾聘请一位有经验的教练（月薪100元）指导了5年。球队平时利用休息时间练球，主要参与本市、本区、本厂的赛事。后来经厂方同意，在眉州路厂区内辟设一处灯光篮球场。⁽¹⁹¹⁾荣丰厂曾办《雄风》期刊，在职工中组建了雄风足球队、排球队。战后，高郎桥三家纱厂各设有自办图书室。荣丰厂的艺圃图书馆除借阅图书外，还发行过几期《醒艺》油印刊物，指导读书；申新五厂1947年4月成立流动图书馆，图书室将书刊放在手推车上，趁工人吃饭休息时推到车间和油房间（更衣室）让大家借阅。申新六厂的“联艺图书馆”由中共地下党创办，有藏书200余册。⁽¹⁹²⁾

近代沪东地区商业娱乐设施极少。1920年代始有数家中低档剧场落户沪东。1927年沪东首家戏院天一楼戏院在怀德路开业，1929年附近又有如意楼戏馆（通北路116号）开张，均为砖木结构的小戏馆，各有200余个座位，演出均以申曲（后称沪剧）、越剧为主。沪东第一台（江浦路934号）建于1931年，有座位456个，演出京剧、沪剧、锡剧。1930～1945年间沪东地区屡遭战火，一些剧场歇业如云鹤楼（1934～1937年）、振兴大戏院（1940～1941年），中华新舞台（1935～1940年）则出售改作煤栈。

1930年代，沪东地区一些苏北移民聚居区，在娱乐领域也留下乡土娱乐的痕迹。1934年长阳路、江浦路西侧的明园跑狗场改为开放式露天卖艺表演场，江湖艺人出入，俗称“江北大世界”，是附近居民就近消遣的户外场所。⁽¹⁹³⁾直到战后，沪东地区才有江淮戏专用舞台。如以淮、扬戏为主的楚城戏院（1946年，周家牌路91号）占地200平方米，建筑面积532平方米，砖木结构，舞台面积约50平方米，高约4.9米，木板长凳532只；朝阳戏院（1948年，沈阳路17号）座位597只。另有胜利大戏院（1947年，杨树浦路1929弄4号）占地333平方米，木板靠背长凳479只，舞台高6米，面积60平方米，以越剧、沪剧为主，兼演常锡文戏。东新戏院（1948年，扬州路370号）建筑面积430平方米，砖木结构，有座位654个，以演出越剧为主。⁽¹⁹⁴⁾

同期的高郎桥地区虽也是沪东的苏北移民聚居点之一，却没有一家戏院。江淮戏班通常是在棚户简屋区的空地上露天演出，当地人称之“马路戏”。阿根回忆，蒋家浜有“马路戏”，在长浜路、昆明路一带的空地上放几只长凳，天天演戏，围在凳子外的人站着看，演戏时收费，有些人就走开，不给钱，但坐在凳子上的必须给钱，大概1～2角。有时也有说书的书场，有油布拉起来。这些演员不是蒋家浜人，来这里演出时，有些就在居民家借宿。蒋家浜喜欢听淮剧的苏北人较多。⁽¹⁹⁵⁾另有极少数棚户人家在门前做些零星的娱乐小生意。如昆明路、茭白园有一个高尔夫摊（似乎是打康乐球），⁽¹⁹⁶⁾唯一的小书摊设在河间路38弄，主人是一家棚户的主妇（文盲），丈夫是绸厂工人。明星茶园（兰州路1053弄）的女老板是南通人，女儿做纱厂，丈夫无业。高郎桥地区缺少公共娱乐设施的现状，使纱厂区的厂工会成为工友共享文化娱乐的一块绿洲。

19世纪末，上海近郊的民乐业余爱好者依然保留在村头茶馆、宅院演奏江南丝竹的消遣方式。他们也应邀为庙会、喜庆活动演奏，届时乐器上多扎有蝴蝶、宝塔、双龙、彩凤等彩头，边走边演奏，引人观望，带有浓郁的江南市镇娱乐韵味。晚清，引翔港镇上茶馆、街头常有艺人说书、演唱滩簧、表演杂耍。⁽¹⁹⁷⁾1934年由沪东国乐研究会组建的女子丝竹班在引翔港镇侯家宅成立。同期沪东地区先后有3个江南丝竹团体：沪东国乐研究会、声扬国乐社（松潘路），另一国乐团体设在萧王庙，战后又添2家，即沪东国乐社（江浦路陈家头）、凤鸣国乐社（沈阳路杨家宅）。⁽¹⁹⁸⁾这些地方性民间曲艺的观演活动，一般在本地人居民居住区延续不绝。

1922年，粤商马玉山捐资筑成引翔港镇西栅口至沈家行的马玉山路（今双阳路、营口路）。1920年代后期，沪东的两处大型娱乐场所分处高郎桥东西两侧：东侧是远东公共运动场（俗称跑马厅）：西起马玉山路（今营口路），东至观音堂路（今佳木斯路），占地57万平方米，1926年1月31日开张。每年春秋两季举办大香槟（彩票赛），平时每周一～三连赛3天，周六决赛。为了便利市区赛马迷往返，特地安排无轨电车，生意颇兴隆。西侧有明园跑狗场（今长阳路、许昌路）。占地53亩，于1928年5月6日开幕。绿茵场内铺设供电兔“跑”动的环形铁轨，赛狗在后追逐，赌资小者3～5元，也有出手上千元的大客。后迫于公众舆论批评，工部局下令禁止经营，改为游乐场。设有温水游泳池、电动椅、骑驴、唱戏等游园活动。因游泳池连续发生溺水事故，1930年代初期游艺场一度停业。这两处占地开阔的游乐场主要是提供市区居民一个尝试新鲜玩意的去处，当地居民极少光顾。

直到1942年1月1日，沪东地区第一家电影院落户开映，即沪东大戏院（平凉路525号）。它由俄籍犹太人托哈奇投资兴建，建筑面积942平方米，于1941年12月落成。它的正门为教堂式建筑风格，设有木板长凳1140座位，用12扇翻窗调节空气。首映影片还是10年前的旧片——胡蝶主演的《姐妹花》。战后加设木板靠背，为专放旧片的三轮电影院。⁽¹⁹⁹⁾同期高郎桥地区没有电影院，唯有桥东宁国路的教会学校三育中小学（今宁国路小学），据当时的学生回忆，该校有礼堂、钢琴，每周都放电影。

近代高郎桥地区是集纱厂区、棚户简屋区、市区低消费区于一体的缩影，也是本地人与苏北移民混合生活区的一个例证。这也是近代上海纱厂区共有的特点。在高郎桥的西北角，是引翔乡的沈家行市（五角场附近），它的近代经历与高郎桥很相似。它位于上海县与宝山县交界地，因沈姓在此开货行得名，1860年初已成村镇，称沈行、沈家行。1923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选择在沈家行市进行社会调查。当时沈家行附近有纱厂，东南部还是大片农田；当地农业雇工收入还高于工厂粗工。当时调查者乐观地认为这个过渡期的村镇在5～10年后将会成为发达的市镇。⁽²⁰⁰⁾战后的沈家行由于大多数房屋毁于战火，加上河道淤塞，外来人口不断增加，沈家行镇南也形成以纱厂区为邻的棚户区。截至1949年5月，沪东已有132处棚户区，⁽²⁰¹⁾分布在通北路底、陈家头、姚家桥（西段）、茭白园、方子桥（北段）、定海桥（东段）等一线，高郎桥地区就是北段棚户集中区的主体。

传统工业区与低收入住宅区形影相随，与商业贸易区的发展差距鲜明的现象，曾是19世纪欧洲巨型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常见的景观，须随城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多样化调整逐步改善。⁽²⁰²⁾1950年代初期一个以产业工人及城市贫民为主体的庞大低收入居民群体继续在上海都市边缘地带生存、膨胀，居民谋生方式单一结构未出现整体性变动。它们构成上海都市的“下只角”，也是近代都市文化多元色调中相对暗淡的边缘带。其中沪东是全市旧工房最大的使用区，棚户简屋面积约90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棚户简屋总面积的27.9%，而且60%需维修，⁽²⁰³⁾棚户区成为近代上海工厂区一份沉重的遗产。

近代高郎桥地区是近代上海棉纺织厂区与棉纺织工人聚居区紧密结合综合体的一个缩影，⁽²⁰⁴⁾它的未来走向，已与高郎桥私营棉纺织厂区息息相关。

【注释】

(1)1900～1935年间西区人口净增31.57万人，约是1900年的9.4倍，西区人口占公共租界比例由10.68%上升至30.46%。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第121、116页；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43、6页。

(2)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44页。

(3)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4)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51页。新市区原引翔区，属近郊农业区。

(5)杨浦区约13.81万人，其中本地人约1.17万人，约占8.47%，江苏人8.88万人，占64.30%，浙江人1.92万人，占13.90%，安徽人5952人，占4.31%，山东人6526人，占4.73%，四省移民占区境人口的87.24%，其中江浙人占78.20%，超过3／4。本地人加四省移民占95.71%，女性占47.83%。榆林区本地人加四省移民合占总人口94.55%，其中女性占45.81%。杨浦区档案全宗号：B168-1-744，第2～7页。

(6)旧工房指砖木结构二层联排式住宅（石库门），区别于1950年后兴建的工人新村（新工房）。旧工房由外商出资建造的519550平方米，占总面积的56.14%，华资出资建造的占43.86%，其中纺织、金融业主投资建造的旧工房面积占华商建造总面积的37.57%。李春涛主编：《上海住宅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18页；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286页。

(7)1918～1937年今杨浦区境共建旧式里弄195条，建筑面积100余万平方米。1930年代初周家牌路顺成里月租为20元／幢，而纺织工人的月薪在6～15元。参见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98、315、316页。

(8)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289～290页。公大二厂工房（今纺三里）是日式二层，分单开间、双开间，一户一幢，内附设医院、大礼堂、游泳池、运动场等。大康社宅在隆昌路东西两侧，西侧541弄是高级职员住宅，有俱乐部、花圃、花房、网球场等，东侧542弄建筑（二层楼）为一般技术人员居住。裕丰工房（职员宿舍）有菜场、花坛、园地等。

(9)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4、20页。

(10)同上，第359、363页，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第99页。

(11)范围大体是眉州路以西，江浦路以东；河间路、霍山路以北，昆明路以南地区。

(12)1925年5月15日沪西日资内外棉七厂厂主以原料断绝，宣布关闭工厂，下午5时半该厂六百余夜班工人要求进厂上工，日籍职员开枪打伤工人十余人（其中顾正红因伤势过重于17日在医院去世）。当晚中共上海地委议决：控诉东洋人打死人，要求惩办凶手，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等要求。5月23～24日在沪大学生在租界进行募捐援助顾正红案（或参加顾正红追悼会）活动，先后有6人被公共租界捕房拘捕。5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紧急会议通过《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30日在沪学生约三千人在南京路演说、散发传单，约百余学生被捕。下午3时公共租界老闸捕房门口聚集万余人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籍捕头下令开枪，酿成血案。先后有13人致死，重伤五十余人。造成“五卅惨案”。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1919～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240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举行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各业罢工工人从8月底到9月上旬陆续复工。参见百度百科。

(13)依英国普通法，军警若遭受群众的暴动与袭击，必须由当地的市长或镇长向群众三次宣布解散令，再过一小时十分钟，群众仍不解散而且继续暴动和袭击，此时才可开枪。如果军警不经这种手续和时间而开枪杀伤群众，应以杀伤论罪。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8页。

(14)施英（赵世炎）：《三论上海的罢工潮》称厚生厂工会2200人，申新五厂工会1100人。《向导》第161期（1928年7月5日），转引自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工运史办公室：《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1页。

(15)中共上海市委基层工作研究委员会编印《国营上海第十棉纺织厂调查》（1951年4月），第3部分第1页。

(16)苏林编：《中外黑白木刻精品库：国统区黑白木刻》，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17)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128页。

(18)《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1924年6月27日，9月19日，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74～275页。

(19)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96页。

(20)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677页。

(21)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680页。

(22)李普：《我们的民主传统：抗日时期解放区政治生活风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129、132、133、178、179、182、106页。

(23)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工运史办公室编：《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第246、249页。

(24)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430页。

(25)1947年底，申新系统将固定资产、房产、地产等质押给各大银行，资金外移至南美洲、东南亚，留下的厂已是银行的抵押物。1948年2月春节，申九没有按常规发年稍（年终奖），还辞退一批工人，故引起工人罢工。厂方请市政府警察局军警出动装甲车镇压，发生二·二惨案。《蒋昌宁访谈记录》。

(26)《老同志访谈记录》。

(27)［美］彼得·F.德鲁克（Peter.F.Drucker）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1962年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8)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58～259页。

(29)她的哥哥是老大，在无锡的纱厂做浆缸染布工作，大姐婚后住在沪东地区，小姐姐婚后在农村安家，进纱厂，小姐夫种田。《王琪访谈记录》。

(30)《王琪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武宝璋访谈记录》。

(31)当时部分纱厂实行计件工资制，条子粗纱以亨司（纺纱长度，每840码为1亨司）为标准；细纱以木棍为标准。此处指的木棍属机器范围，每1木棍对应4个锭子。《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32)《秀珍访谈记录》。

(33)《武宝璋访谈记录》。

(34)［美］彼得·F.德鲁克（PeterF.Drucker）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第16页。

(35)孙宝山：《上海纺织厂的包身制工人》，1932年，第472页；基督教女青年会调查见《国际劳工通讯》，1937年7月，第454～455页。转引自韩起澜著、吴竟成编译：《解放前上海的包身工制度》，《史林》，1987年第1期，第134页。

(36)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3年版，第218～220页，转引自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卷第1册，第883页。

(37)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58页。

(38)1936年6月10日在左联创办的《光明》半月刊发表。

(39)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116～117页。

(40)认为“此等日渐长成之养成工调换‘不安分’之男工。此等养成工既大半系女子，且受厂中训育，一方面技术成熟，别方面当然较外来工人驯服”。《民国日报》1925年2月22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30～331页。

(41)《向导》第102期，1925年2月14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473页。

(42)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17、218、219、221页。

(43)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68页。

(44)1947年申新五厂开始招收养成工，人员来自江苏、浙江两省。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汇编》，第1册第84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2册，第55页。1947年中纺2、3、7厂均招收养成工。

(4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工运史办公室：《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第32～33、253页。

(4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工运史办公室编：《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第31～32页。

(47)同上，第33～34页。

(48)《林女士访谈记录》。

(49)同上，第3页。

(50)汪孚礼：《我国纱厂未上轨道之实例》，《纺织周刊》第1卷第19期（1931年8月21日），第478～479页。

(51)《武宝璋访谈记录》。

(52)汪孚礼：《我国纱厂未上轨道之实例》，《纺织周刊》第1卷第19期（1931年8月21日），第478～479页。

(53)《阿英访谈记录》，《容女士访谈记录》。

(54)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2册，第55、54页。

(55)《宝娣访谈记录》。

(5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工运史办公室：《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第252页。

(57)中共上海市委基层工作研究委员会编印：《国营上海第十棉纺织厂调查》（1951年4月），第3部分第16页。

(58)《秀珍访谈记录》。

(59)《王琪访谈记录》；《云仙访谈记录》；杨浦厂工会档案：65-3，第72号。

(6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第45号。

(61)《金娣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

(62)三十一棉的前身即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二厂。1947年上海中纺7厂苏北籍工人1903人，占工人总数28.83%。《中纺七厂1947年度工作概要》（1947年），第29页。中纺2、3厂工人人数1946年1631人，1947年2102人，其中江苏籍人数分别为898人、1417人，所占比例由55%上升为67%。《中纺二、三厂概况》（1948年），第104～105页。

(6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81页。

(64)《武宝璋访谈记录》。

(65)《武宝璋访谈记录》。

(66)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526页。

(67)川村纪念时钟塔于1950年代被拆除，但大自鸣钟的地名至今仍在沿用。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68)《秀珍访谈记录》；中中：《高郎桥印象》。

(69)厂房“大半均简陋异常。一入其中，但觉光线黑暗，空气污浊，机械装置凌乱，一无秩序，房屋则破旧零落，时虞倾圮。至于工人卫生之设备，尤属缺乏”。参见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上海之工业》，1930年版，第129～130页。

(70)中国政府公布《工厂法》（1929年）原拟自1931年2月施行，后展期为8月1日。当时若按《工厂法》完全严厉施行，多数工厂将被停闭，大宗工人失业，工业凌乱的局面是不难想象的。

(71)《秀珍访谈记录》。

(72)《秀珍访谈记录》；《武宝璋访谈记录》。

(73)《武宝璋访谈记录》。

(74)中中：《高郎桥印象》。(www.daowen.com)

(75)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649页。上棉三十一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

(7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工运史办公室编：《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第29～30页。

(77)据国营第三十一棉纺织厂退休工人劳保卡资料。

(78)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5-4，文件第45、28号，65-3，第72号。

(79)朱懋澄：《上海工人住房及社会情形记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工部1926年印行，第5～6页。

(80)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向外相币原呈报上海日商纱厂二月罢工的经过，1925年5月21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61页。

(81)中共上海市委基层工作研究委员会编印：《国营上海第十棉纺织厂调查》（1951年4月），第3部分第16页，第4部分第25页。

(82)《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二纺织厂概况》：1947年编印，第4页。

(83)《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纺织厂概况》：1948年编印，第9、154页。

(8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29～230页。

(85)《阿英访谈记录》。

(86)《宝娣访谈记录》；《容女士访谈记录》。

(87)《云仙访谈记录》；《武宝璋访谈记录》。

(88)耿心一：《谈劳工福利》，《纺织年刊》1947年，第102页。

(8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工运史办公室编：《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90)1956～1957年这三个档次的食堂才被取消。《武宝璋访谈记录》。

(9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工运史办公室编：《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第26～28页。

(92)《武宝璋访谈记录》。

(93)马歇尔著、张桂玲等编译：《经济学原理》（精华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9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19、235页。

(95)《秀珍访谈记录》；莲莲口述、士秀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变迁史》，《宝娣访谈记录》。调查40个行业、240家厂，其中棉纺厂38家、棉织厂42家。上海社会局：《上海工厂劳工统计》，1947年印行，第1版，第17、19、23～24页。

(96)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工运史办公室编：《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第247、254、253页。

(97)《成女访谈记录》；《王琪访谈记录》。

(98)马歇尔著、张桂玲等编译：《经济学原理》（精华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99)朱友渔著、刘麟生中译：《曹家渡调查》，《约翰年刊》，1921年。

(100)黄汉民等：《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

(101)《秀珍访谈记录》；莲莲口述、士秀整理：《五代纺织工人家庭变迁史》。

(102)《金娣访谈记录》。

(103)据国棉第三十一厂退休工人劳保卡资料。

(104)［英］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887年版，第112页。

(105)周乐山：《细纱间》，《时代画报》，第8卷第10期（1935年11月5日）。

(106)《恒通纱厂女工婚姻情况》（1952年11月），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史料委员会，棉纺基08，第1～3、4页。

(107)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4-6，文件顺序第17号。

(108)上棉三十一厂档案：工会综合类65-4，文件顺序第3号、64-6，文件顺序第39号。

(109)［美］彼得·F.德鲁克（PeterF.Drucker）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第15页。

(110)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1987年版，B3（官话之三）。在沪的扬州、江都人多以烹饪、理发、浴室服务业（俗称三把刀：菜刀、剃刀、扦脚刀）为生计，是扬剧的观众；在沪的两淮盐阜移民多为码头、工厂的劳工及人力车夫，以江淮戏（淮剧前身）为娱乐。

(111)钱淦等编：《江湾里志》，铅印本，1924年版，卷十义冢，第4页。

(112)顾正红是内外棉七厂的杠棒工，他父亲也是纱厂杠棒工。杠棒是毛竹做成的，当时纱厂的棉纱纺好后，需要上浆后才能进织布车间。当时采用浆纱机上浆，需要更换大轴，是由多个杠棒工一起用杠棒抬起来装轴，换轴时杠棒工们要一起用力杠轴安装，换好后一般可连续运转约1～2小时，这段时间杠棒工就空闲着。杠棒工的劳动特点是重体力劳动，需要多人配合操作，但工作间歇时有空闲，男工之间也容易抱团、参加帮会。当时做杠棒工的一般苏北人较多，附近的潭子湾是苏北籍工人聚居地之一。《蒋昌宁访谈记录》。

(113)1870年代始于沿江码头、船坞区，一些码头工利用家乡摇来的小木船搭建草棚栖身，建筑材料主要是毛竹、芦席、木板、铁皮等。清末工厂区附近村落渐有务工的移民搭屋落户。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第127页。

(114)到1931年草棚增为1780间，棚户的兴建长期屡禁不止、并有蔓延。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城市经济组编：《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顾炳权主编：《上海市浦东新区地名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182页。朱懋澄：《上海工人住房及社会情形记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工部1926年印行，第7页。

(115)杨树浦港长约4.5公里，沿港工厂近百家，战后纱厂主要有永安纱厂、中纺十五棉、十六棉及高郎桥纱厂区的3家纱厂。在黄浦江涨潮时，附近居民多从杨树浦港挑水，加明矾沉淀后使用。

(116)1899年以杨树浦港为界，分设杨树浦路巡捕房（港东地区）、榆林路巡捕房（港西地区）。1933年杨树浦巡捕房迁至今平凉路2049号（隆昌路，今杨浦分局），榆林路巡捕房在榆林路（今杨浦区政府所在地）。

(117)［英］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2、143页。

(118)1952年撤销并入江湾区。

(119)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第28页。

(120)1950年代初今杨浦区境棚户、简屋总面积约在90万平方米以上，占全市棚户、简屋总面积的27.9%，而且60%需维修。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242、42～43、46、331页。

(121)《1931年上海行号录》（中西对照），第1148页。

(122)《廼银访谈记录》。

(123)《阿宝访谈记录》。

(124)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简称上海纺）在沪投资棉纺织厂始于1898年，到1940年先后在沪增设上海一、二、三厂，股权日人占77%。战后被中国政府接收，改称中纺第十厂。1951年改称国营第九棉纺织厂，简称九棉。

(125)《成女访谈记录》。

(126)《阿珍访谈记录》。

(127)朱懋澄：《上海工人住房及社会情形记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工部1926年印行，第15页。

(128)《阿宝访谈记录》。

(129)《阿珍访谈记录》。

(130)《阿宝访谈记录》。

(131)《成女访谈记录》；《阿宝访谈记录》。

(132)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83、102、115、61～62、89、90页。

(133)施玮等：《宁国街道志》，铅印本1993年版，第20页。

(134)《阿珍访谈记录》。

(135)1947年底，在沪流亡的苏北难民约30万人，在闸北、南市一带借宿江淮、平江、江宁、吴江、扬州、潮州各公所，在沪东尚有一些苏北难民流落街头巷尾，遂发生自称苏北难民强入大同寄柩所、沪东公所事件。上海档案馆卷宗S440-1-27；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632页。

(136)中中：《高郎桥印象》；《王琪访谈记录》。

(137)它的前身是明园跑狗场，始建于1927年，1928年开业，占第4万平方米，1934年后成为露天游戏场，每周一、三、六晚上8～10时举行夜场赛狗，门票分2、4、6角。1931年因工部局禁止跑狗，改为游艺场，设温水游泳池、电动飞车、电动椅、骑驴、演戏、杂耍、放映无声电影等。因泳客不时溺死，经营年余即被迫歇业。

(138)《阿宝访谈记录》；《阿珍访谈记录》。

(139)江淮戏是晚清由民间小调“门弹词”、“香火戏”组合，吸取徽剧的剧目和表演艺术形成的乡土小戏。发源地是江苏盐（城）阜（宁）、两淮（淮阴、淮安）一带，流行于苏北、皖北地区，1910年代中期出现于上海街头。

(140)包括太湖东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吴语区太湖片的6个小片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中国语言地图集》B3（官话之三），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1987年版。

(141)也称“平地大舞台”（在空旷地垒土为台或拼几张桌子，上铺门板为舞台），后有“拉帏子”（以布或竹篱在空地围成一圈演戏，观众买竹筹入场）。

(142)茶楼唱戏始于华仁街的鹤鸣茶园（1916年前后）。1920年代进入剧场演出才使用简单的照明、伴奏、服装、化妆。筱文艳：《淮剧在上海的落户和发展》，《戏曲菁英》（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页。

(143)近代扬剧、淮剧同属苏北地方戏，但在上海的观众群略有不同。扬州地区在沪移民主要分布于商业系统，素有“三把刀”之称（即理发业的剃刀、沐浴业的扦脚刀、餐饮业的厨刀），在文化、教育界也有不少扬州人，有一定社会影响。而且这三业分布主要在市中心商业区，扬剧也进入市中心区的剧场演出。而淮剧的主要观众是两淮、盐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纱厂、码头、三轮车行业的工人及贫民小工，工作辛劳、收入低微，主要聚居于沪东、沪西、南市、闸北的棚户区。故近代在沪淮剧演出一般也限于市中心区周边缘区，未进入市中心区的剧场、游乐场。罗苏文：《趋时与留俗：女演员与江淮戏在上海的演变》，姜进等：《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0～391页。

(144)沪西大舞台（胶州路967弄55号，1930年）、三星大戏院（长寿路383号，1940年）都是芦席屋顶，长条木凳，可容200～300人的小剧场。张一雷主编：《普陀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62～363页。

(145)朝阳大戏院的前身是中华新舞台（1924年），1940年售于日商安泽洋行，为煤栈。战后复业，1947年修建称朝阳大戏院。1948年沪东另有东新剧场（怀德路370号，430平方米，越剧为主）、胜利大戏院（杨树浦路1929弄4号，333平方米，越剧、沪剧、常锡文戏）。钱铮主编：《杨蒲区地名志》，第324、332～333页。

(146)何叫天：《淮剧在上海》，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1集，上海艺术研究所1987年刊印版，第22页。

(147)宦子庆等主编：《上海淮剧志》，内部铅印本，1998年版，第271页。

(148)《阿根访谈记录》，《王琪访谈记录》。

(149)参见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13～14页。

(150)杨浦区百货公司：《百货行业资料长编》，铅印本，1991年版，第90、65、74页。

(151)《杨浦区商业志》，铅印本，1995年版，第50、53～54、63页。

(152)杨浦区百货公司：《百货行业资料长编》，铅印本，1991年版，第25～26、29～30页。

(153)《杨浦区服务行业志》，铅印本，1993年版，第1、3、5页。

(154)《杨浦区商业志》，第111～115页。

(155)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129页。

(156)《杨浦区商业志》，第76、55～56、104、14～15、51页。

(157)《杨浦区商业志》，第99页。

(158)同上，第17页。

(159)《杨浦区商业志》，第80、76、55～56、104页。

(160)《杨浦区工商管理志》，内部铅印本，1997年版，第131页。

(161)《武宝璋访谈记录》。

(162)《阿根访谈记录》；《王琪访谈记录》。

(163)《武宝璋访谈记录》。

(164)《武宝璋访谈记录》。

(165)施玮等编写：《宁国街道志》，第175页。

(166)1931年前的沈家行镇东西长500米，有店铺59家。1945年战后只剩2爿小店。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129页，《杨浦区商业志》，第135页。

(167)施玮等编写：《宁国街道志》，第178、175页。

(168)杨浦区百货公司：《百货行业资料长编》：1991年打印本，第31页。

(169)中央电视台《公司的力量》节目组著：《公司的力量》，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170)黄莹主编：《院志》（1949～1990），杨浦区中心医院，铅印本，1993年版，第84页。

(171)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39、241页。

(172)黄莹主编：《院志》（1949～1990），第136页。

(173)陆兆珊主编：《杨浦区卫生志》，1996年版铅印本，第1、14、2、3页。

(174)同上，第1页。

(175)黄莹主编：《院志》（1949～1990），第2页。

(176)据稽查员1939年工作报告反映，稽查范围分11项：卫生教育、预防鼠疫、消毒、督促改进公共卫生事宜、灭蚊、尸体焚化等。陆兆珊主编：《杨浦区卫生志》，第2页。

(177)陆兆珊主编：《杨浦区卫生志》，第108、92页。

(178)黄莹主编：《院志》（1949～1990），第37页。

(179)《阿珍访谈记录》；《王琪访谈记录》；《阿宝访谈记录》。

(180)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第330页；《阿珍访谈记录》。

(181)战后由教徒捐资在原址改建瓦平房。因疏浚杨树浦港，由政府拨款在昆明路底另建教堂。参见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958页。1950年代初期，真耶稣教堂（蒋家浜小街80号），由湖南人邓某（1878～，足跛）管理，另有工友2人。

(182)《范星访谈记录》，申五女工中的天主教徒爱琴，住蒋家浜；小敬是基督教徒，住茭白园。

(183)《阿珍访谈记录》。

(184)师傅是湖北人彭某（1904～，女），女徒弟昌某（1918～）也是湖北人。另外6位尼姑中湖北人4人，盐城、南汇各1人。1958年高郎庙改为民居。

(185)另在西区也设立一所。华童教育费约占工部局年度支出的9%。工部局计划每年为华童教育费将与年俱增，到1938年底华童教育费可占工部局年度支出的16%，华童学校可达23所，届时约能容纳界内学龄儿童的7%。工部局华文处译述：《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2卷，第414～418页。

(186)施玮等编写：《宁国街道志》，第5、2页。

(187)1956年改为杨浦区棉纺织印染厂第二职工子弟小学，后称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子弟小学（眉州路607号），占地3亩，校舍1300平方米。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第140、150、152页。

(188)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第150页。

(189)《王琪访谈记录》。

(190)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第2册，第73～74页。

(191)一些不会打球的职员也成为球队的赞助人，如一位厂医（大学毕业生），是球队的积极参与人之一。《武宝璋访谈记录》。

(19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工运史办公室编：《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第118、64页。

(193)战时它又一度沦为日军养马场，战后场内棚户成片。1972～1979年间，在“明园”旧址拆除棚户简屋900余户，建造明园村：5—6层商品房47幢，建筑面积5.49万平方米。周家友主编：《杨浦文化志》，第45页。

(194)周家友主编：《杨浦文化志》，第3、35～36页。

(195)《阿根访谈记录》。

(196)摊主是江苏射阳人，1947年来沪，住西茭白园，靠设摊、拾荒为生。

(197)施玮等编写：《宁国路街道志》，第140页。

(198)周家友主编：《杨浦文化志》，第120页。

(199)周家友主编：《杨浦文化志》，第3～4、38页。

(200)张镜予编辑、白克令指导：《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沪江大学勃朗丛书第一种，商务出版社1924年版，第101页。

(201)《杨浦区地名志》，第99页。

(202)19世纪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与索尔福德（Salford，西）、斯特雷福德（Stretford，东）两个工业区、构成核心城市，斯托克波特（Stockport）、奥尔德姆（Oldham）、罗奇代尔（Rochdale）、贝里（Bury）的博尔顿（Bolton）等东、北面形成一些棉纺织工业市镇和村落，与城郊地区连成一片，成为市区的延伸。核心城市与城东、北部边缘地带纺织业城镇的经济，长期以来存在很大差异。直到1960年代，后者的经济基础仍局限在纺织业上，雇佣就业女工的半数以上。核心城市的经济则多样化，同时广泛的服务业使经济稳定。20世纪后期，城市重大经济变化表现为纺织业从城市经济支柱减缩为巨大制造业的残迹；熟练体力劳动力转为对脑力劳动的需求，造成淘汰性失业；带状工业区、贫民区的衰退、清理，使差别明显的旧格局因核心城市工人雇佣人员迅速减少，外围城市工业多样化增大，使制造业的扩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编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卷，第421～424页。

(203)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331页。

(204)近代上海沿苏州河、黄浦江两岸，既是工厂（或车站、码头）区分布的相对密集地，如沪南的打浦桥，闸北的中山北路（铁路沿线）等，也是棚户聚集区。其中以棉纺织工厂区与棚户区合一为特点的还有沪西的曹家渡、沪东的定海桥。1954年中共上海各区委工业部下设有纺织科的是杨树浦、榆林、提篮桥、新成、蓬莱、卢湾、普陀、江宁、静安9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