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移民聚落

近代在沪苏北移民依原籍大体可分为两部分：扬州江都地区、两淮盐阜地区。两个地区的方言同属江淮官话的洪巢片。⁽¹¹⁰⁾彼此行业分布侧重、社会层次各不相同，前者多以烹饪、理发、浴室服务业（俗称三把刀：菜刀、剃刀、扦脚刀）为生计，是扬剧的观众；后者多系码头、工厂的劳工及人力车夫，以江淮戏（淮剧前身）为娱乐首选。同样，在沪苏北移民的墓地也分两部分。1920年代初期，上海县浦西东北的江湾辟有善堂、客籍自设的义冢、日本火葬义冢（俗称日本烧人场，占地10亩余）。其中江淮公所的义冢有荒圩7亩（连公所在内），邻近的扬州八邑公所设于1916年，有殡房，有荒圩5亩。⁽¹¹¹⁾1910年代，初期来沪的苏北移民大多是从内河航道进入沪西的小沙渡纱厂区落脚，加入劳工大军。由此，源源而来的大批苏北移民成为近代上海棉纺织大军的重要一翼。⁽¹¹²⁾

沪西小沙渡（顾正红纪念馆提供）

木刻《流离》（陈烟桥，1933年）（陈超南、陈伟南编：《陈烟桥木刻选集》）

近代沪东地区的棚户区⁽¹¹³⁾始于1870年代，伴随沪东工业区的崛起，到1926年，公共租界东区就有1199间草棚分布在杨树浦路、平凉路一带，也有移民聚落是以苏北村为名的。在浦东的苏北移民聚落如高邮浜（清末建棚屋）、江北村（1920年代搭棚）等。另据朱懋澄1926年调查估计，“苏北苦力的草棚、庐舍在5万以上，人口约二三十万”。⁽¹¹⁴⁾随着沪东地区的纱厂沿杨树浦港两侧向北延伸，高郎桥地区也成为纱厂工人聚集落户地之一。⁽¹¹⁵⁾

沪东纱厂区的棚户区

近代高郎桥地区的行政管辖几经变更。自晚清租界出现后，当地警务即由县署、工部局分别管辖。引翔镇长期作为华界的基层警署驻地。1862年上海县设巡防保甲总局，下设5个局，其中引翔港镇是驻地之一。1889年工部局设杨树浦巡捕房（杨树浦路桥西堍），辖区的北界为高郎桥。⁽¹¹⁶⁾1907年华界闸北工巡总局改称上海巡警总局，编设四个警区，第四区就设在引翔港的胡家桥。1912年租界东界的东北片与上海县引翔乡（1927年后改称上海市引翔区）为邻，第六初级审判分厅和检察分厅均驻引翔港镇。1918年公共租界的杨树浦巡捕房在引翔港镇马路南侧（公共租界东区管辖范围）增设报警亭。1935年市政府改组扩大上海市保卫范围，设16个保卫团，包括引翔港保卫团。在离高郎桥不远的中王家宅（高郎桥地区的长阳路北）的村南有王姓居民建造的私房十二埭房屋，俗称十二头，其中十一埭出租，余下的一埭平房曾是华界警察所的驻地。据高郎桥地区蒋家浜的老居民回忆，当时高郎桥附近设有一个租界的警亭，当地人俗称高郎桥亭子，或巡捕亭。巡捕根据居民报告处置违章案例。高郎桥亭子与十二头的警察所毗邻相望，曾是近代高郎桥区一地两治行政管理格局长期延续的一种象征。战后高郎桥地区位于榆林区、杨浦区、新市区这三个区的交界点，也是市区与近郊的结合部。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认为，产业工人阶级“不同于昔日的城市无产阶级——一个主要的差别在于它的工作更加固定”。“如果说前产业无产阶级的典型身份是临时劳动力，那么产业劳动力的状况就不同了。早期产业工人工时既长，条件又恶劣，这些情况是尽人皆知的；但随之而来的好处则是工作固定，这种好处从长远观点看来是一种决定性的好处”。⁽¹¹⁷⁾它使进厂的外埠工人们得以在他们工作的城市定居。近代上海进入工业社会后，位于租界区边缘地带的纱厂区，往往因移民工大量涌入，造成迅速形成棚户区蔓延。在1932年的“一·二八”、1937年的“八一三”两次沪战中，引翔港均属战区，部分房屋毁于战火，留下大片废墟，但高郎桥纱厂区的经营并未中断，成为外来人口涌入的主要聚集地之一。1945年12月，沪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分设榆林区、杨浦区、新市区，杨树浦港西侧属榆林区（8.03平方公里），东侧属杨树浦区（7.7平方公里），是两个市区的工业区；而长阳路南侧的周塘浜则是新市区的南界。高郎桥地区地跨沪东三个区的结合线，工业区与农业区接壤地。原租界东北界线以北属新市区范围（原引翔区，24.96平方公里，是近郊农业区）。⁽¹¹⁸⁾战后高郎桥地区的棚户区主要在长阳路以北

上海棚户区分布图（1949年）（引自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棚户区的变迁》插图）

新中国成立前纺织工人居住的草房（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即新市区的南部边缘区），形成方子桥、茭白园、蒋家浜等大片棚户区，既是高郎桥纱厂区的近邻，⁽¹¹⁹⁾也是沪东棚户最集中的路段之一。

战后沪东人口（榆林、杨树浦、新市三个区）持续猛增的背后，是棚户区的蔓延。1945年，共有约21.2万人，1946年为24.8万余人，1947年增加到34.5万余人，1949年5月已超过45.4万人，短短4年人口净增一倍多。⁽¹²⁰⁾一个庞大失控的贫困人群和成片的棚户区在沪东形成。

1920年代中后期，高郎桥地区苏北移民聚居的色彩逐渐鲜明。桥北的沪东公所丙舍（长浜路400号，墓地）约辟设于1925年，1931年高郎桥地区已有淮安会馆。⁽¹²¹⁾廼银的爷爷是江苏阜宁人，是个船老大。他的父亲小时候在家乡只念过2年书，年仅12岁独闯上海，当时他也许是跟船来的。他初到上海曾在曹家渡（沪西，苏州河沿岸）、小木桥（沪东杨树浦港沿岸，沈阳路）、三条弄（榆林路巡捕房附近）都做过，是帮人家打工。后来廼银的父亲从一个奶牛场的打工仔，到独自经营自己的奶牛场。“解放前父亲曾经在印度人开的牛奶棚（高郎桥的眉州路底）做事，先是打工，几年后父亲有些个人积累，就同印度人合办奶牛场，挤奶是人工操作，后来印度人回国了，就将奶牛场并给父亲。父亲当时请雇工2～3人，最多时有十余头奶牛。高郎桥附近只有父亲这一家奶牛场，占地很大，房子有几百平方米，有堆放草料的房屋、牛棚，我们家也住在里面，家里有电灯，记得大门口也安装一盏灯，让过路的人也可以照明。吃水是到河里挑，家里有水缸。父亲的绰号是‘小放牛’，他人缘很好，愿意帮助别人。他的草料房里堆着许多草料，如果有人家里缺少柴草，来找他，他就让他们自己去拿；有时有人没有米，找到他，他也总是让他们自己到米缸去拿一些。我的妈妈是高邮人，家里没有田，她在申新五厂做筒子间挡车工”⁽¹²²⁾。

印度牧场示意图（引自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3257-1-367）

一些苏北的女孩子被亲戚安排来沪谋生，或是被亲戚带来做纱厂。阿宝（1929～，江苏阜宁人）回忆，“我17岁时，经邻居介绍，一个叔伯的爷叔要我带到上海做纱厂。当时我听说过上海，认为到上海有前途，可以不要父母养我了。离开家是在秋天，我们一路上坐小船，有时水浅靠拉纤，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上海”。“我是1948年结婚的，丈夫比我大8岁，1920年出生，也是阜宁人。听说他11岁时，是坐在爷爷挑的担子里到上海来的。爷爷靠养猪赚了些钱，在引翔港租地盖了5间芦席的草房”。⁽¹²³⁾

王家宅简屋分布图（引自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3257-1-367）

木刻《城市背后》（陈烟桥，1933年）（引自陈超南、陈伟南编：《陈烟桥木刻选集》）

引翔港老居民成女是在上海出生的苏北移民的第二代。“我是1929年出生，属龙，祖籍江苏阜宁，我是在上海出生的。我的妈妈原来是农民，是父亲的同乡人，他们是在家乡结婚的。我们兄妹5个，4男1女，我最小。我小时候家里住在引翔港（长阳路、双阳路附近），是草棚”。“妈妈在大东华纱厂摇纱，她做了11年。我8岁时爸爸就去世了。抗战开始时日本人在上海打仗，家里人逃难在曹家渡住过。当时有邻居小姐妹带我去做过胡丝栈，我们是做打盆工，用开水浇蚕丝。当时我9岁，做了一个礼拜，因为得了冷热病（疟疾）就不做了。我10岁时全家还住过大世界的难民所。我的二哥、四哥都是十多岁就做纱厂。后来我在永新毛纺厂做过2年。17岁进上海纺⁽¹²⁴⁾，当时还是日本人的厂，我是写号头进厂的”。⁽¹²⁵⁾早期来沪的苏北移民的婚姻一般多在同乡之间，也有常在上海、故乡两地流动的现象。阿珍（1924～）回忆说：“我的父母都是江苏高邮人，他们是同一个村的。我爸爸的姐姐在上海做小生意，她到商店批些香瓜子再到马路上去卖。后来我父亲也到上海来，他没有做事，只是来玩玩的。当时我妈妈也在上海做小生意，她是卖糖果的，到商店批一些糖来卖，和我姑姑差不多。1924年我是在上海出生的，当时爸爸在乡下种地，妈妈在上海做小生意”。“我的哥哥在乡下，他属羊（生于1919年），我还有个妹妹是属兔子的（生于1927年）。有时我也到乡下去，是爸爸把我放在箩筐里挑回乡下，妈妈也回乡。我9岁的时候爸爸在乡下生病突然去世了，后来妈妈生病离开上海回乡，在我12岁那年，妈妈也死了。当时家里没有大人了，我的哥哥才15岁，他在乡下种田。姑姑要带我到上海给人家做童养媳，我不肯来，哭了，她就用绳子把我扎起来，乘船送我到上海来的，妹妹在乡下给人家做女儿（养女）。”⁽¹²⁶⁾

草房住户

1926年朱懋澄在调查工厂区的棚屋时，走访芦家浜路一户草棚人家。2间草棚面积162方英尺（约合17平方米）。该草棚建于1919年，当时造价20元，到1926年造价已增为40元。建材分别是墙壁：竹片涂泥；屋顶：竹梁、竹席盖草；地面：泥土、炭渣（房基低于四周）；门牌：木板。⁽¹²⁷⁾这类简陋廉价的棚户，就成为来沪苏北移民最初的家。

早期在高郎桥落户的苏北移民，一般是同乡结亲，散处周围的棚户简屋区，延续着故乡亲属聚居的习惯。

阿宝的丈夫是做纱厂的，“我们结婚时他家住在引翔港，有5个兄妹，弟兄4个，我丈夫是老四。老大开老虎灶，老二12岁做纱厂，老三原来是拉黄包车，老四和老二同在小东华（日商东华纱厂，今三十棉），小姑与我同年，9岁就做纱厂。他家在引翔港租地盖了5间芦席的草房，中间是大家的吃饭间，右边2间是老二、老三各1间，左边是婆婆、老四各1间。大伯在弄口有2间草房。小姑1947年出嫁，妹夫（盐城人）拉三轮车”。阿宝婚后在大伯的老虎灶浴室帮工，要拎热水、洗毛巾。“当时我在浴室干活，主要是洗毛巾，一天3角钱，浴室每年10月到过年是旺季，我拿12元；淡季时我只拿9元钱。上午我还要给女浴客拎热水。我要在浴室写名字（可以按份子分钱），大伯不肯。我性子急，和他吵过多次”。“当时家里由婆婆买菜，我要烧20多人吃的饭。大伯母（宁波人）在家却不做事”。⁽¹²⁸⁾阿宝肯吃苦，但不愿受人欺负，是个豪爽、豁达的妇女。(www.daowen.com)

阿珍回忆，“我丈夫也是高邮人，比我大1岁。有点文化，他家就住在蒋家浜，他是独生子”。“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在冶炼厂做工，工资大概40～50元。”阿珍婚后就在高郎桥地区做小贩。“新中国成立前，我哥哥也到上海来，他先是卖臭豆腐干，就住在我家里，后来他和别人一起在齐齐哈尔路口卖甘蔗，就把卖臭豆腐干的小生意让给我做。我到齐齐哈尔路小菜场去批臭豆腐干，一般是下午我一个人挑了担子到外面去边炸边卖，就在附近到处走，像齐四小学、沪宁戏院这些地方都去，炸好的臭豆腐是有稻草串起来。一天可以卖1～2板臭豆腐干。我天天卖，下雨天也照样卖。我做小生意的时候，大儿子就在家里带弟弟、妹妹。”

阿珍结婚时，“在蒋家浜借了一间草房，没有桌子，也没有床，就用别人借给我们的铺板，蚊帐、铺盖都是借来的，也有些是别人不要了，我们就用这些旧东西”。后来“我们造了房子，原来是平房，后来翻建两层瓦房，室内是泥地。遇到发大水时，墙篱笆的墙就有些危险，泥会冲掉的。现在我住的这间房子大概有16平方米，是解放前花850元买的，瓦房一间，搭阁楼可以睡觉”。⁽¹²⁹⁾1948年，阿宝经同乡介绍结婚。“我们结婚是同乡一个朋友介绍的。他（介绍人）在闸北拉黄包车，与我父亲、我丈夫都认识。结婚时，我做了4套衣服，大妈（大伯母）借给我一个金戒指。我丈夫做了夹袄，棉袍、帽子是借的。结婚那天我穿了新买的黄色小牛皮鞋，烫了头发，我们请人烧喜酒，大概有4～5桌。当时家里有电灯，用水有给水站，没有井，周围都是草房，是用毛竹搭成人字梁，稻草弯过来糊上烂泥做成墙，买不起涂料，就捡一些地石糊（石灰块）弄碎加水调成糊状，在墙上涂一层白色。房子里大概有2米高，没有窗，如果出现洞，就塞些旧棉花堵住。屋内地方很小，床挨桌子，桌子靠着煤炉，地上就是烂泥地。周围都是草房。每到暴雨时，双阳路上就会积水”。⁽¹³⁰⁾成女的丈夫也是苏北人，“我丈夫生在上海，当时是拉三轮车的。听说公公是10岁从家乡逃难出来的，到上海先在中山北路的菜园养猪、养鱼。后来公公婆婆在引翔港种田，生了兄妹2人”。成女回忆，“我结婚时大哥在做生意，在家里摆了20余桌酒菜”。婚后，“当时公公做木匠，婆婆做家务，家里是我丈夫当家，附近有给水站。大哥开老虎灶（带浴室），他也给我拉电线，所以我们结婚时家里装上了电灯。当时附近居民用电灯的极少，只有2～3家。我家里烧灶，也用煤炉。当时丈夫拉三轮车，婆婆做家务，我做厂”。“我生过5个孩子，现在是3女1男”。在高郎桥地区的苏北移民家庭，老一辈人在进入上海市生活后，日常置身吴语方言区的语境，在人际交流上多少有些不便。阿宝说“我上海话讲不好，‘江北人上海话讲不来，下油锅’，不如不讲，但我听得懂上海话”。⁽¹³¹⁾

棚户夫妻（引自朱懋澄：《上海工人住房及社会情形记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工部1926年版）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认为，“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曼彻斯特的“工人区与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他在20个月的时间里亲身观察曼彻斯特工人区，认为“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最糟糕地区的最糟糕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的，其中的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只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在曼彻斯特，沿着河岸的一堆乱七八糟的矮小的平房中，“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除了土就没有任何东西，每一家都只有一个房间，厨房、起居室、卧室，什么都是那一间唯一的房子”。“他们就连大小便的地方也没有”。“现代社会中的这些奴隶的住房并不比在他们小屋之间的那些猪圈更干净些”。⁽¹³²⁾19世纪中期恩格斯笔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在100年后的上海纱厂区也有类似的重现。

英国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工人住宅以及粪水池，（约1840年）（引自［美］罗伊·波特等编著、张大庆等译：《剑桥医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当高郎桥地区的北片从农田、废墟变为苏北移民落户地后，近代城市市政设施（马路、给排水沟渠、供电等）、公用设备（自来水、煤气）与他们近在咫尺，他们却曾长期无缘分享，依然生活在前工业社会环境。阿珍回忆，“当时除了两条小马路（蒋家浜小街、茭白园路）外，其他都是烂泥地，也没有路灯。由于蒋家浜的地势低，下雨天常常积水，家家都有水。有时积水很深，几天不退，我们只好用盆子把水刮（舀）出去”。高郎桥地区南部的河间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东起眉州路，西到杨树浦港，北起长阳路，南到河间路38弄，解放前有6个给水站（1983年拆除）。⁽¹³³⁾但长阳路北居民区的公共供水设施明显较少。阿珍回忆，“家里吃水是到兰州路河边去挑水，在涨潮的时候用小桶去挑的，一路都是烂泥地，下雨天脚踩下去陷得很深。回来后水里放些明矾再用。有时也到别人的土井用铅桶去拎水。蒋家浜在解放前就有给水站，还有一个洋水井，在齐四小学附近的居民家门口，打水时要用手把一个长柄往下揿。家里烧饭是用煤球炉子。我们买煤球要到陈家头。我们一般到齐齐哈尔路菜场买菜。家门口10米的地方也有本地人种菜，挑着担到马路上卖菜。今辽阳中学隔壁就有菜地，有菜贩住在那里。解放前蒋家浜人倒马桶是每天一次，推马桶车（粪车）的人推到路口，叫大家把马桶拎出来。粪车装满后推到高郎桥头的粪码头倒入粪池，再推车回来继续倒粪”。粪车收费是0.25元／月。“我21岁生大儿子，是在家里生的，是个邻居老太太（接生婆）用老法接生的，那还是日本人在的时候。我生过6个孩子，死去2个（一男一女）”。⁽¹³⁴⁾

高郎桥道路图（1949）

比较这三个苏北移民家庭夫妇两代人在上海的谋生选择，不难发现特点不同。他们的上辈人来上海后，生计主要还是半工半农，延续传统谋生方式，如成女的妈妈做纱厂，她的爸爸、公公都养过猪，公公后来养鱼、种田。他们多次往返上海与故乡之间，还有较大的流动性。到第二代在沪苏北人时，男性中有两人是做生意（牛奶场、浴室），三家都各有一人做厂（两人做纱厂，一人做小工）。一般自家都造了草房，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都市新兴产业挂钩。1947年11月，数百苏北难民涌入沪东公所（长浜路），将寄柩移至屋外，占屋入居。1949年8月，大同、沪东两个难民所入居难民约2000余人，主要是苏北难民。后因公所无法施粥救济，难民又散往他处。⁽¹³⁵⁾作为苏北移民，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在高郎桥地区也难以落户。

木刻《拾煤渣的人》（陈烟桥，1936年）（引自陈超南、陈伟南编：《陈烟桥木刻选集》）

相比而言，战后高郎桥地区一些本地居民修建后的老屋，比当地苏北移民的草房要讲究一些。中中回忆，“张家的老房子是通常所说的本地人房子，全是私房，和本地传统乡村型的房子差不多，中间是客堂，两边是厢房，后面有灶间，房子不很高，都是平房。屋前有廊檐，雨天可以晾衣服。小时候记忆中张姓老房子聚居处有7～8户人家，与靠霍山路还有一些张姓居民的房子已不相连，房子是半椭圆形，中间有一片蛮大的空地，称‘庭心’。院中有1口井，有下水道。在半椭圆形的北端有一块空地，小时候记得有花草树木，听长辈说这原来是我家的老宅基，抗日战争时房子被毁了。战争结束后，父母在父辈的宅基地上盖了一排平房（主要原因是房子未完全破坏，恢复起来比较省力）。所以我家就住到了半椭圆形的最南端。”王琪是本地人，家里的老房子毁于战火，战后，家里依靠母亲和姐姐做纱厂，奶奶在家种菜维持生活，并在1948年租地造了自家的房子。他小时候捡过煤渣，也“曾经卖过芝麻糖。在脖子上挂个铅皮盒子，里面放些从小店批来的芝麻糖。当时附近茶馆里常有人打麻将，我就到茶馆里去卖糖果、小吃，有人打赢了，就愿意买芝麻糖”。⁽¹³⁶⁾这种本地人与在沪苏北人之间生活消费的差别，也无形致使彼此都更习惯于依籍贯聚居、交往。

在高郎桥居民日常文化生活领域，苏北移民文化的影响相当强势。1930年代中期高郎桥厂区周围唯一的公共娱乐设施是位于长阳路、怀德路的一块闲置场地，俗称“江北大世界”。⁽¹³⁷⁾当时这里已成为附近居民日常娱乐、休闲的集聚点，时有江湖艺人卖拳头、杂耍、卖唱，小贩出入。这处简陋的开放式平民娱乐场在1937年后沦为驻沪日军的养马场，战后又成为垃圾堆积场和棚户区。

随着苏北移民渐增，高郎桥周边地区出现了简陋的江淮戏小戏馆。阿宝回忆，“引翔北街有个简易小戏院，演江淮戏，戏院是毛竹盖的，座位是长条凳，有公共厕所（是一条沟槽，不用水冲洗，也不收钱）。”另有一些简陋的商业设施，如一家中药店，有医生坐堂看病，也可以上门出诊。小菜场及附近农民沿街卖菜。双阳路的长阳路口旁边还有洗衣房、木头店、布店、理发店、酱油店等。阿珍回忆，“大同会馆离严家木桥不远。有钱的人死后，棺材装船运回老家，没有钱的人就在大同会馆火葬”。⁽¹³⁸⁾从就业、安家到娱乐、落葬，落户高郎桥地区的苏北移民已大体形成稳定的社区公共文化设施。

江淮戏

近代上海市区人口的构成始终以江苏人稳居首位，这也与近代轻纺工业落户上海，致使大批苏北劳工移民群持续进入有关。这一契机也让江淮戏⁽¹³⁹⁾相应跨越故土的江淮官话方言区的洪巢片，插入吴语区太湖片的苏沪嘉小片⁽¹⁴⁰⁾传播，不出半个世纪，就使上海都市成为江淮戏在他乡的大本营。

江淮戏主要是伴随苏北盐阜、两淮地区大批移民来沪谋生而在近代上海落户的。与京、昆、沪、越几大地方戏曲逐步都市化的经历相比，江淮戏在沪的命运有很大不同。江淮戏的观众、演员主要是民初逃荒来沪的苏北难民，它始终只能在都市边缘地带的东、西两大工厂区、码头车站区活动，观众是低收入的劳工同乡群。它在观演场所、表演风格、经营收益等方面都保留了更多的乡土味，与都市文化环境既有接触，又不易融合。

江淮戏的演出多以家班为形式，进入上海后仍长期延用户外流动表演的方式。早期的演出场所在路边空场，如闸北太阳庙路（今汉阳路）、沪东定海桥等，俗称“搭墩子”。⁽¹⁴¹⁾演出形式极为简陋，“即‘六人三对面’，演出过程中，台上2～3人，加伴奏人员，演出形式活泼、随意。演员可以代敲锣鼓，伴奏人员也可以与演员搭话配戏”。⁽¹⁴²⁾曲调是“三可子”（可用于僮子念赞、可唱门叹词、可演戏），江淮戏在租界的露天演出往往受到巡捕制止。“每到晚上，演员们找来几块门板和长板凳，搭成一个戏台，观众围在四周观看。在演出时如遇到英国巡捕来，即将门板取下赶快溜，被他们抓住要罚款”。⁽¹⁴³⁾参照本滩（沪剧的前身）1920年代已更换“申曲”的雅称，以反映都市生活的“西装旗袍戏”吸引观众，同期江淮戏的剧场却只局限于小菜场戏园（南市、闸北），沪东、沪西工厂区的简陋戏院。

约在1920年代初期，江淮戏的观演已从沪西进入沪东。当时在沪东，著名的戏园有：中华新戏园（兰州路，1921年）、天一桥（怀德路646号，1920年代）、朝阳大戏院（沈阳路17号，1924年），均地处南部，⁽¹⁴⁴⁾但仍有户外流动演出。1924～1939年间，江淮戏在上海形成四大名旦，培养出第一代女演员，有十多家班社。1940年代，沪东的江淮戏戏院从沿江地带渐向北部发展，主要形成了楚城大戏院（周家牌路91号，1946年，524平方米）、朝阳大戏院（沈阳路17号，593平方米）、沪东第一台（江浦路934号，1931年，380平方米）。⁽¹⁴⁵⁾但直到1949年高郎桥地区依然没有一家剧场，也没有可供江淮戏演出的其他公共娱乐场所，这为该地区戏曲消费低档次提供了一个佐证。

江淮戏表演以乡土气息为特色。1930～1940年代，上海市中心区戏曲演出已具备剧场演出特点，灯光、布景变化多，服装、伴奏、道具等中西并用，但江淮戏演出地依然限于都市边缘一带，演出传统戏除“九莲十三英”、“七十二记”外，受欢迎的还有《关公辞曹》、《安国定邦志》等。表演形式、风格都保留浓重的乡土气。演员并不化妆，穿戴平时衣服，坐着说唱。“锣鼓伴奏，清唱，不用弦乐，后来虽有化妆，但也十分简单，男的借人家长衫和礼帽，胡子用玉米须和芦粟须做成；女的借人家头巾，脸上略施白粉、口红。艺术上是相当粗糙的，但生活气息很浓”。⁽¹⁴⁶⁾乐器以锣鼓为主，声音嘈杂，剧目以“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唱词俚俗、生活气息浓郁，表演风格明快泼辣，与扬剧比，它的武功路数较多；与柔美委婉的越剧比，它以唱腔、表演“硬梆梆”而叫座。战后在苏北籍工人较集中的英、法电车公司、沪西的棉纺织厂（今国棉一、六、七厂）也有职工业余淮剧演出。江淮戏粗犷、质朴的表演特色，既与观众群以男性劳工为主有关，也与演员在上海长期流动性户外演出磨炼出特殊的硬功夫分不开。

江淮戏的演员、观众同为低收入群体，致使它只能长期处于低成本、低消费的经营层次。演员的基本功是“眉毛眼睛嘴，身体胳膊腿”；讲究“文戏唱得痛快，武戏打得热闹”。最受到观众欢迎的一是苦戏，越苦越吸引人；二是快节奏的戏，情节紧张曲折，武打热闹。淮剧演出收入的分配，是采用京班的做法（俗称对半拆账），戏馆老板、戏班各得五成，分到每个演员手中就寥寥无几。一般江淮戏演员的生活是“上台像公子，下台叫化子，吃饭像猴子，睡觉像虾子”。⁽¹⁴⁷⁾1940年代后期，在沪越剧著名女演员袁雪芬的包银是一出戏1两黄金，而江淮戏著名女演员筱文艳却因收入不敷，只能白天与家人一起自产自销卖汤圆，晚上登台演出，靠兼职维持生计。小剧场与马路户外演出，是江淮戏在上海市区边缘地带立足江湖的唯一支点。

1950年代，高郎桥地区苏北移民的分布已不限于1～2个居民点。据蒋家浜老居民阿根回忆，1950年代，“蒋家浜、方子桥、茭白园三个地方居民差不多，互有来往，兴趣接近的人一起玩。当时外来人到这里多是同乡靠同乡，印象里方子桥的苏北人是阜宁、盐城人较多；蒋家浜高邮人多些，小街有7～8户本地人，也有阜宁、盐城、扬州人；茭白园原来是农田，有无锡人、浙江人，是杂帮”。据王琪回忆，小时候后浜（今东海村北）一带主要是种田的人家，也有工人，是本地人和苏北人混居地区。⁽¹⁴⁸⁾高郎桥地区的第一家私营沪宁戏院就坐落在蒋家浜附近的集福里。廼银的父亲也是沪宁戏院的创办股东之一。生活在高郎桥地区的苏北移民在高郎桥地区的娱乐舞台上留下自己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