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毗邻的纱厂区
高郎桥地区的早期聚居点至迟在晚清已基本形成，本地人保留着沿浜同姓聚居的习俗，民居建筑风格颇有地方色彩。民国初随着沪东工厂区的兴起、北进，影响到周边居民的就业选择。一些本地人也成为当地最早进厂的男女工人、童工。
墙圈里人家
高郎桥西堍沿杨树浦港的霍山路南、齐齐哈尔路的西侧，曾经有一些本地人老屋的集聚点，这当中有一处张家老房子。中中回忆，“我的家位于霍山路南、齐齐哈尔路的西侧，纵横距高郎桥一条马路，原来的地名叫竹［音］家浜。那里的老居民都姓张，祖上带点亲属关系，说话的用词和语调略接近浦东口音。我家在浦东没有亲戚，张家最早从哪里迁来也不是很清楚。据小时候听长辈说，至少在曾祖父时已住在竹家浜，再早就不知道了。竹家浜往西约百把米是另一居民点，叫汤家宅，我祖母就是汤家宅人。
张家的老房子是通常所说的本地人房子，全是私房，和本地传统乡村的房子差不多，中间是客堂，两边是厢房，后面有灶间，房子不很高，都是平房。屋前有廊檐，雨天可以晾衣服。小时候记忆中张姓老房子聚居处有7—8户人家，与靠霍山路还有一些张姓居民的房子已不相连，房子呈半椭圆形，中间有一片蛮大的空地，称‘庭心’。院中有一口井，有下水道。在半椭圆形的北端有一块空地，小时候记得有花草树木，听长辈说这原来是我家的老宅基，抗日战争时房子被毁了。战争结束后，父母在父辈的宅基地上盖了一排平房（主要原因是房子未完全破坏，恢复起来比较省力）。所以我家就住到了半椭圆形的最南端。我家住的地方虽然紧挨齐齐哈尔路，但很长时间内门牌号一直沿用江浦路的。出弄堂过江浦路就是秦家弄，原来也主要是本地人的居住地。”(233)
在杨浦区东北的沈家桥（军工路、周家嘴路），也有本地人的老屋。傅莹回忆，“我家是本地人，祖辈一直住在沈家桥（今军工路水产大学附近），至今已有3—4代。听说祖上是撑船的，后有三兄弟撑船在沈家桥落户。我们家的老房子很特别，俗称‘绞圈房子’，是一组回字形的瓦房，都是平房，四周厢房有对称的门，门内间数不等，由四周厢房围着的天井叫庭心，地面铺砖，挖了一口井。各家的房门都朝向天井开启。天井正北是客堂，可以放6张圆台面，正南是墙门间（走道），连接天井通到大门。我家有4间厢房，大约200多平方米。这样的绞圈房子在沈家桥共有三处连排，是同姓”。
作为墙圈里的孩子，他们的童年依然生活在田园环境中，但父辈中已有人开始走出老屋，选择新的行当。中中回忆“我的祖父在日本人开的印刷厂做‘排车’主管，该厂解放后改名上海市印一厂，(234)位于齐齐哈尔路、昆明路”。“我的祖母在亲戚开的神鱼袜厂（曹家渡）和五和针织厂（许昌路1013号）做过，解放初离厂回家照顾家务”。父亲去世后，子承父业进厂做工往往是最寻常的出路。“我父亲读到高小，16岁时因祖父去世，他与我的叔叔一起进这家厂做学徒。”傅莹回忆“我父亲3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奶奶种田。父亲8岁半就进日本人的丰田厂（战后改为中纺机厂）学习修理纺机。父亲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在日本人的裕丰纱厂（今十七棉），弟弟后来进上海柴油机厂工作。我们父亲一辈多数进厂做工，附带也种些地”。(235)
马路与纱厂
清末民初的高郎桥地区已被纳入公共租界的筑路计划图，1899年的筑路规划图已包括杨树浦港西侧的江浦路，1895年霍山路开始动工，兰州路始筑于1905年。但是高郎桥地区的筑路工程推进长期延续，而且宽度不一，路面多种。
高郎桥西侧的主要南北马路有兰州路（杨树浦路北段），未能按计划宽度施工（杨树浦路南宽15.2米，路北宽8.3米），1907年铺弹街路面。齐齐哈尔路（南接杨树浦路，北抵蒋家浜小街）1913年开始修筑，路宽12.2米，1925～1934年铺碎石路面。江浦路于1930年冬完成杨树浦路昆明路北路段，1926～1931年逐步改建碎石路面，并补铺人行道。由于近代高郎桥地区的马路相对简陋，今长阳路以北的路段难以完全贯通。江浦路、齐齐哈尔路均延伸到昆明路为止；兰州路、眉州路到长阳路就结束了。(236)高郎桥地区的长阳路以北筑路工程起步主要是在战后。路窄、简陋。长阳路以北的茭白园路（原来是农田，后成为简屋区自然小道）。1945年筑成沥青路面（杨树浦港江浦路，长400米，宽8.2米，含车行道6米）。长浜路（北到大同会馆）依然是沿港小道。(237)
近代纱厂区也彻底改变了高郎桥地区大片土地的传统用途。德大纱厂（长阳路1382号，1914年）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厚生纱厂（1918年）占地约1万平方米。同期引翔镇的西栅口附近也先后兴建了仁德纱厂（1915年？）、三友实业社毛巾总厂（1917年），(238)日纱东华纱厂（1918年）是买下永元机器染织公司的厂房建成的，1920年日商又在该厂对面开办东华第二纱厂。(239)在1920年代初期，自高郎桥东堍到引翔镇西栅口，就形成一个较集中的棉纺织厂小区。三友实业社在引翔港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包括5幢两层的办公楼、厂房是13排，每排14间，后面设染房、漂间、饭间等，还有花园。1930年代初三友实业社生产的三角牌毛巾在市场上销路很好，胜过日本的铁锚牌毛巾。(240)1932年1月18日有日僧5人到总厂寻衅，工人义愤之下打死一日僧。日驻沪领事要求封闭反日各团体，限1月28日下午答复，并于1月20日天亮前唆使在沪40～50日本浪人纵火焚烧三友厂房，逮捕3名工人，遂挑起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241)
落户引翔港的三友实业社生产总厂（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引翔村落风貌（1924年）（引自《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
市风与乡风
曼彻斯特曾是英国西北地区的首位城市，也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并进的样板之一。该市的支柱产业在16世纪是羊毛、毛织物（经伦敦出口欧洲）。1620年织造亚麻为经线，棉纱为纬线的混纺织物，开创了棉纺织工业的开端，1780年开设首家纺织厂，1830年，该地区共有99家棉纺厂，形成棉纺工业单一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经济单位，带动现代铁路开通，1894年又开通入海运河。1910年成为国内第4大港，在码头旁的特拉福德帕克建成英国第一个（目前仍为最大的）工业区。
在产业革命时期，曼彻斯特以棉纺为主的纺织业向市郊发展，在合并周围其他工业区后，成为30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在19世纪，它是英国无可争议的第二大城市。在20世纪初，城市向外扩展的部分将曼彻斯特与环城的棉织制品制造城镇相连，曼彻斯特被认为是过去250年西方世界所建新一代巨型工业城市中的第一座。
1918年日本商人丰田佐吉(242)创办丰田东京自动纺织社，随后他也参与在沪投资纱厂。1933年该公司设立了汽车部。这一选择长足拓展了丰田企业的业绩，深刻影响着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变迁。1938年丰田汽车公司总部从刈谷迁到举母（属本州爱知县），使这个原来做桑蚕集散地经营的市镇，改名为丰田市，到1955年发展成为一座汽车城；期间丰田汽车公司跃为日本丰田集团的母公司，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之一，而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现为它的一家子公司。(243)
近代高郎桥地区也因棉纺织工业而兴。它地处市郊结壤地，填浜筑路、兴办纱厂的进程，使高郎桥地区的昔日地区一派僻乡田园风光被彻底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南北景观的对视、反差鲜明。
长阳路南部是厂区、工房区（德大里、申新东里）、石库门里弄小区（兰桂坊、申新坊）、马路，呈现近代城市街区风貌。长阳路以南的河间路是由三星白铁皮厂、华铅钢精厂、益丰化工厂、上光铸造厂等8家厂组成的工业带。
长阳路北及昆明路以北仍是农田、小浜、木桥、小道、农舍、坟地，呈现尚未开垦的田野风貌。(244)这时的高郎桥已形成以纱厂为中心，人烟渐聚，有多种行业汇集，日常经营活跃的消费点。
1945年10月，年轻的中国学者张培刚完成博士论文：Agriculture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46年毕业回国，应母校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他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245)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及研究员，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在泰国的曼谷工作。但张培刚的兴趣依然是继续深入研究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这也是他选择回国就业的初衷。
高郎桥居民区分布图（1950年代初期）
他认为，（一）“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246)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工业化与农业改造，尤其是在发展迟缓的区域，根本可以认为是一个问题的互相连结的两部分”。据此，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也“可以将工业发展及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247)（二）在近代中国，农业将继续是粮食供给、提供制造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家庭以‘隐蔽失业’（Disguisedunemployment）的方式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将只扮演一个主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248)
1940年代后期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国情背景显示，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生产要素分布的格局是原料、劳动力主要靠农村，而生产设备则集中于少数沿海城市。棉纺织工业已成为中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主体支柱。
1949年，张培刚的论文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由哈佛大学出版，成为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之一。同年张培刚离开曼谷，再次踏上回国之路。他的下一步研究课题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业期，与棉纺织工业、农业改造一起掀开新的篇章……
【注释】
(1)［美］高家龙（Sherman Cochran）著、程麟荪译：《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裔大企业（188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Cochran，Sherman：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Western，Japanese，and Chinese Corporationsin China，（1880～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Berkeley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td.London，England.）
(2)汪熙等主编、陈梅龙编：《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400、368、455页。
(3)《上海华商行名簿册》（1906年）。
(4)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281、283、129页。
(5)杨树浦港自江边—高郎桥河段从2座桥又增设4座桥：杨树浦桥（1872年重建硬木桥）、沈阳路桥（1908年）、平凉路桥（1914年）、广州路桥（1915～1916年）、河间路桥（1921年）、高郎桥（1924年重建混凝土桥）。周塘浜沿线有眉州路桥、宁国路桥、临青路桥，使东区道路沿江跨港连成通途。沿杨树浦路设立往返黄浦江两岸的4处轮渡码头，间隔约1公里。浦东：居家桥路（东渡路，1906年）、钱仓路（其昌栈大街，1906～1916年）、歇浦路（1933年）、华开路（开平路，1936年后）。参见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268、265、253、396页。
(6)1921年日商大康纱厂老板开汽车在沪东沿江腾越路一带转了一大圈，立了界碑作为大康纱厂需要的土地，后来工部局就根据这些界碑划定大康厂的占地面积。参见《蒋昌宁访谈记录》，第1页。
(7)1930年公共租界平均地价为中区150879元／亩，北区52947元／亩，西区28612元／亩，东区仅16594元／亩。张辉：《上海市地价研究》，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12页。
(8)同兴纱厂前身为华资大纯纱厂，后为日资三泰纱厂（1906年）、上海纺织二厂（1908年）。后有上海第二制麻厂（1949年10月）、永民纱厂（1952年）并入。今为上棉九厂，占地13.27万平方米。公大一厂即今上棉十九厂。
(9)今上棉十二厂。
(10)今上棉十七厂。1920年代还有日资公平纱厂（公平路200号）。
(1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79页。
(12)将在香港经营的一家棉纺织印染公司（1899年创办）清理后设备运沪，与收买的杨树浦纱厂（华商丝花局，1900年代）合并经营，厂址杨树浦路1056号，额定资本150万两银子，纱锭2万枚。
(13)怡和纱厂，即西厂（杨树浦路670号）。
(14)1950年后为上海电站辅机厂（西厂）、上海第四碾米厂。参见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第330页。
(15)同期上海有工厂大小1800余家。参见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1930年印行，第1版，第10～12，35～37、42，44～46，105～107、127～129页。
(16)杨浦区商业志办公室编：《杨浦区商业志》，1995年版铅印本，第7、8页。
(17)1920年受战后世界粮荒影响，中国粮价上涨，粮田挤占棉田。1920～1921年棉田减少511余万亩，致使棉花产量下跌，与1918年国内棉产量相比，1921年约为一半（约542.9万担），1923～1925年仍减少30%（700万担）。且同期国际市场棉花价格攀高，刺激原棉出口逐年递增，1924年达108万余担，约为1920年的1.8倍，更加剧国内原棉供应短缺。同时，国内纱厂的棉花需求由260万担（1919～1920年）增至540万担（1922～1923年），如此需求缺口引发原棉投机囤积，造成市场花贵纱贱，花纱比价失常。参见贺水金：《从供给、需求曲线变动看1914～1925年中国棉纺织业的繁荣与萧条》，《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4期，第173页。
(18)以每生产一包16支纱计算，1914年盈14两，1915年亏3.13两，1916年盈5.45两，1917～1921年上半年间最低获利15.33两，最高达50.55两，为中国纱厂界空前未有的厚利。1921年秋季前盈利20～30两，冬季盈利6两。1922年亏14.75两。参见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187页。
(19)官利，在纱厂未开车前，靠股金支付；开工而失利时靠股金或借贷支付。参见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24～125页。
(20)原棉常规湿度为低于10%（印度、美国约7～8%），上海有时原棉湿度竟高达17～18%，曾引起出口棉花被退货。参见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08页。
(21)英国有《工厂法》（1833年）、《工场条例法》（1867年）、《10小时工作法》（1847年）、《工会法》（1871年）、《雇主责任法》（1880年）、《工人赔偿法》（1906年）等。参见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324页。
(22)凡运销南满的棉布，由三井物产选择种类、检查质量、负责办理运销，采用同一用料、织法、商标。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07～108页。
(23)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11、125、127页。
(24)［美］高家龙著、程麟荪译：《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裔大企业（1880～1937）》，第120～121页。
(25)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6页。
(26)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45～146页。
(27)郑学稼：《东北的工业》，上海印刷所1946年版，第156～157页。1931年日本在青岛的纱厂有6家、分厂有10家，占在华日资纱厂总数的22%。日本在华北的纺织业投资以青岛为重点。转引自赵津、卢娜：《日本对华投资的区位研究（1894～1931年）》，朱荫贵、戴鞍钢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28)日本经营史研究所：《稿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百年史》，第281～282页；《三井企业史·本编》第3卷，第一部分，第53页；［日］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61页；桑和干雄：《综合商社与战前日本的经济发展》，博士论文，多伦多大学，1982年，第208页。转引自［美］高家龙著、程麟荪译：《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裔大企业（1880～1937）》，第100～101页。
(29)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08～109页。
(30)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42页。
(31)而中国内地纱厂车间的夏季温度可高达摄氏36.7度（华氏98～99度），湿度在80度。［日］元目光之：《内外棉株式会社五十年史》，内外棉株式会社昭和12年发行，第111～123、130～131页。
(32)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33)［美］高家龙著、程麟荪译：《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裔大企业（1880～1937）》，第120～121页。
(34)A.S.Pearse：The Cotton Industry of Japanand China，pp.163.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89页。
(35)穆藕初：《我国棉纺织业之前途》（1931年1月），《纺织周刊》第1卷第1期，见《穆藕初文集》第345～346页。
(36)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09页。
(37)李春涛主编：《上海住宅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120页；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页。
(38)沈智、李涛主编：《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39)鲁宾·波特：《民国时期的工业改革》，第37页，Porter，Robin：Industrial Reformersin Repub-lican China.Amonk，N.Y.：E.Sharpe，1994.；［日］宇高宁：《中国的劳工问题》，国际文化研究会，1926年，第343页；［日］西川寺一：《中国劳工近况》，1925年，第140～141页；兰普森：《中国工人的住房问题》，载《中国经济杂志》第2卷第2期，第139～142页。Lamson，H.D.：The Problem of Housing for Workersin China.Chinese Economic JournalII，No.2（1932）.［美］高家龙著、程麟荪译：《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裔大企业（1880～1937）》，第128～129页。
(40)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272页。
(41)《藕初五十自述》，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第16～17页。
(42)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9、222、12页。
(43)《藕初五十自述》，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第46页。
(44)以墓旁余地整片划出，俟种作得成效后，始收受租金。《藕初五十自述》，转引自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第37页。
(45)《报告美棉迁地之效验》，《穆藕初文集》，第103～104页。
(46)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页。
(47)《与日本某侯爵改良华棉之一席谈》，《穆藕初文集》，第163～164页。
(48)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50～151页。
(49)在改良品种上最有成绩的是南通农科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三个教育机关。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288～289页。
(50)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28页。
(51)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86页。
(52)［法］保尔·芒图（Paul Mantoux）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Larèvolution Inductrielleau XVIIISiècle），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6页。
(53)同上，第297～298页。
(54)［法］保尔·芒图（PaulMantoux）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Larèvolution Inductrielleau XVIIISiècle），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5页。
(55)同上，第304、305页。
(56)同上，第486页，注44。
(57)同上，第306～307页。
(58)［法］保尔·芒图（Paul Mantoux）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Larèvolution Inductrielleau XVIIISiècle），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4页。
(59)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59页。
(60)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著：《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1、65页。
(61)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62)中中：《高郎桥印象》，第1页。
(63)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21页。
(64)因欧战爆发，欧洲货物的进口中断，薛宝润原先从德国进口的染料存货股票即成倍暴涨，他因此大发洋财。穆藕初成功劝说薛等颜料商以股票交易中新获得的资金投资建新纱厂。方显廷（H.D.Fong）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页。
(65)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200页。
(66)同期东区其他纱厂使用电力或蒸汽、电力并用。参见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整理：《中国棉纺统计史料》，《棉纺资料第14期专辑》，1950年版，第17、28页。
(67)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21页。
(68)同上，第21～22、28页。
(69)泰罗中学毕业后考取哈佛大学法学院，因发现视力损伤遂放弃学法律，于1874年进企业水力工程厂（Enterprise Hydraulic Works）当艺徒。1878年进费城米特维尔钢铁厂（Midvale Steel Co.）当工人，在担任工长时，他开始研究科学管理。1884年升总工程师，并在斯蒂文斯研究所（Stevens Institute）取得机械工程学位。1901年他离开工厂，专心致力于写作和演讲。他一生共取得约100个专利，1906年担任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主席。他还与同事们花了25年时间进行金属切削的研究，1907年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年刊刊登了他的长达200页的论文，该论文成为切削金属加料和速度的规范性文件。1911～1914年他每年冬季到哈佛大学免费讲课。1915年泰罗去世时，已有140家工厂使用他的管理方法。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4、16页。
(70)古典经济学把工人看作生产工具，如同原材料、制成品一样受供求经济规律的支配。泰罗设计的“科学管理”制度，将这一观念发展到逻辑的顶端。他利用时间与动作研究，将工作分解为各组成工序，并计算出每项动作所需要的时间。利用此研究，他为各单项工序，也为整个工厂引导出最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但他并不考虑如何将工人们作为一个整体，鼓励他们工作得更有成效。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页。
(71)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第10、12页。
(72)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第15页。泰罗将他的理论归纳为以下五条基本原则：（一）用科学的方法决定每一个工人应该做的工作量和工作方法，以代替旧的单凭经验的做法；（二）用科学的方法选择和训练工人，以代替过去工人自选工作和自行训练的方法；（三）开展对“工作时间”的研究，在“标准工作时间”内达到“标准工作量”者奖，不达到者罚；（四）促进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以便按科学管理原则指挥生产者；（五）管理人员与工人实行分工合作，改变过去几乎将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落在工人身上的状况。参见张培刚：《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509～510页。
(73)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第14、16、17页。
(74)他早年因家境困难，17岁时当上砌砖工的助手，他经过观察砌砖方法，即设计了可以调整高度的台架，调制合用泥浆，改进操作办法，使原来的18个动作简化为5个，砌砖速度从120块／小时，增至350块／小时。从砌砖开始，他一生从事“时间和动作研究”。他研究不同工作后，将动作分为五个基本体系：操作、运输、检验、储存、耽搁。并将全部手工劳动分解为17个基本动作要素（therblig，即他的姓Gilbreth的倒写）：接近、移动、抓住、放到位置、解开、放手、检验、操作、放到身前、寻找、选择、计划、平衡性耽搁、紧握、不可避免的耽搁、可避免的耽搁、休息。他用电影拍摄被研究对象的动作，每个动作根据影片的张数计算它的时间。为了分析操作中双手的动作，他用小电灯泡缀在劳动者手上，定时开闭一次，取得双手动作连贯记录、时间记录。此方法被称为“计算轨迹摄影”。参见杨锡山：《美国工业管理的过去和现在》，第19页。
(75)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76)初以《学理管理法》在《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12期（1915年11月）～第3卷第3期（1916年3月）连载，后改名《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于1916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1928年前后中华书局的这本书在短期内销售3000～4000本。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16、229页。
(77)穆藕初：《科学的管理法》，《穆藕初文集》，第39页，转引自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第219～220页。
(78)规定每日须分驻厂间，不得脱离职务；放工时按名抄纱，不得徇情；冬则更宜严密；抄得花纱，即将该工人应罚之款半数给赏；厕所内宜经常查察，不准女工入内休息、梳头、闲谈；如有将花纱带入厕所者报情酌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80年印刷，第131、177～178页。
(79)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249页。
(80)穆藕初：《科学管理》第二讲（1942年3月），《科学的管理方法》（1939年8月13日），参见《穆藕初文集》，第573、526页。
(81)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22～23页。
(82)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168页。
(83)方显廷（H.D.Fong）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14、16～17、18～19页。
(84)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36—37页。
(85)同上，第28页。
(86)据方显廷记忆，穆藕初共资助22人出国留学。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27、28、19、78页。
(87)在会计工作中，对每项经济业务，按相等金额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关账户相对应地同时进行登记。可全面、相互联地反映由于各项经济业务所引起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等的增减变动情况，并可利用全部账户借贷两方面发生额合计以及资产和权益总额相等的关系，检查账户记录的正确性。
(88)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03、204～205、206～207页。
(89)穆藕初：《科学管理》第二讲（1942年3月），参见《穆藕初文集》，第573页，转引自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第207页。
(90)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0页。
(91)同上，第200页。
(92)同上，第23～24页。
(93)《藕初五十自述》，参见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第44、45页。
(94)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2页。
(95)当时荣家在常州租办的申新第六厂停办，有现成的管理班底。
(96)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200～201页。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第288～289页。
(97)1931年1月陈光甫参观该厂发感叹：“斯厂可收陕西所产之棉，制纱销售本地，苟无战事，可以开工制作，较之沪上之厂，易于获利。不幸郑为军事要地。”“损失甚巨，此亦枪尖下之横祸也。”参见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38、201、40～41页。
(98)［美］吉尔·琼斯（Jill Jonnes）：《光电帝国》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97～98页。
(99)［美］吉尔·琼斯（Jill Jonnes）：《光电帝国》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285页。
(100)同上，第132页。
(101)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199页。
(102)《藕初五十自述》，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第43页。1919年德大资本30万银两，1921年60万银两。参见《中国棉纺统计史料》，第16、19页。
(103)慎昌洋行于1906年由丹麦侨民安德森（Anderson）与梅耶（Meyer）合伙创办。参见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第20～21页。
(104)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第45、44页。
(105)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第21页。
(106)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第178页。
(107)同上，第64页。
(108)同上，第8页。
(109)张忠民、朱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5、45、43页。
(11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80年印刷，第255页。
(111)1937年战时被迫停工，1938年以中立国地位复工。1942年10月日本住友株式会社藉口该厂有半数敌国性（同盟国）资本，强行军管，生产军需产品，以飞机残骸轧制铝合金钢板。1945年战后归瑞商经营。因原料缺乏亏损，1960年7月中瑞签订有偿转让合同，更名上海铝材厂。施玮等编写：《宁国街道志》，打印本，1993年第1版，第95、96页。
(112)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72、81、88、92页。(www.daowen.com)
(113)其中动力费占43%，物料费占14%，其他各项不足10%；推销及管理成本，上海较他埠低0.8元。王子建等：《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4、32、213页。
(114)陈文源、葛红：《荣德生生平事业年表》，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纪念荣德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81、683、687页。
(115)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8、12、20页。
(116)近代大工业的一般特点是生产场所相对集中，使用机器体系控制加工全过程，有计划地组织大批工人进行协作劳动，并拥有建立世界市场联系的近代交通、通讯工具。
(117)机器体系包括发动机、传动装置、工作机。“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完成加工全过程，“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6页。
(118)1925年荣家兄弟租办常州纱厂，改为申新六厂，租期2年。1927年续租常州纱厂2年。1929年再续租常州纱厂2年。又先后在沪购进（申七）、新建（申八，1929年）、收买建立（申九，1931年）合计三家纱厂。1931年申六租期满，退还原主。10月购得上海厚生纱厂，补申六之缺。参见陈文源、葛红：《荣德生生平事业年表》，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纪念荣德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90～692页。
(119)《武宝璋访谈记录》。
(120)通过协作使单个操作成为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提高个人生产力，也创造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即集体力。“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第362、366、464页。
(121)马歇尔著、张桂玲等编译：《经济学原理》（精华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122)规定工人必须提前15分钟上班，对迟到5、10、15分钟的工人分别处以罚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1896～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7页。
(12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第369、200页。
(124)［美］彼得·F.德鲁克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7～8页。
(125)德大纱厂1924年以69万银两卖给债权人，归钱庄经管，1925年申新公司以65万银两收购添置设备。1926年资本总额130万银两。1930年雇佣4315人的厚生纱厂停工。1931年厚生纱厂改名申新六厂时，重新招收2000余职工。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293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1994年，铅印本，第4、2～10、50、55页。
(12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81页。
(127)［美］彼得·F.德鲁克著、沈国华译：《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28)国内棉花价格在新花上市前后（9～10月）时有不正常涨跌；相对经营规模而言，华资纱厂大多缺乏适量的资本，依赖信贷，业主既追逐厚利，也难以摆脱供求失控、滞销跌价的风险。参见罗苏文：《沪东：近代棉纺织厂区的兴起（1878～1928）》，《史林》，2004年第2期，第98～99页。
(12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8页。
(13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7～178页。
(131)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棉三十一厂党史汇编》（第2册），第84～855页。
(132)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党史编写组：《上棉三十一厂党史汇编》（第1册），第8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2册，第53页。
(13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8页。
(134)同上，第289页。
(135)姚菘龄：《中行服务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9页，转引自［美］高家龙著、程麟荪译：《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裔大企业（1880～1937）》，第161页。
(136)荣家企业座谈会记录（1959年），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200页。
(137)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38～39页。
(138)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纪念荣德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9、691页。
(139)汪孚礼：《申新纺织公司过去的回顾和今后应取的方针》，《纺织周刊》第二卷第10期（1932年3月18日），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394页。
(140)汪孚礼：《我国纱厂未上轨道之实例》，《纺织周刊》第一卷第19期（1931年8月21日），第476页。
(141)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96页。《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392页。
(142)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31～33页。
(143)同上，第95～96、97、124页。
(144)汪孚礼：《申新纺织公司过去的回顾和今后应取的方针》，《纺织周刊》第二卷第10期（1932年3月18日），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394、395页。
(145)《纺织年刊》（1931年）本会会员录第1、8页。
(146)荣毅仁：《申新纺织厂的命运》，《人民画报》1956年4月号，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下册），第1289～1290页。
(147)汪孚礼：《申新纺织公司过去的回顾和今后应取的方针》，《纺织周刊》第二卷第10期（1932年3月18日），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400页。
(148)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43页。
(149)《荣家企业座谈会记录》（1959年），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205页。
(150)考试科目包括：识字（初小，50个字）、算术（加减乘除题10个）、持续性、记忆力、注意力、手指测验、插拔铜管、个别谈话、体格检验。预定训练3个月。陆涵若：《申新三厂考试女工养成所新生志》，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13～817页。
(151)黄汉民：《钱钟汉访问录》，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209页。
(152)山禾：《申新各厂概况》，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385、388页。
(153)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93页。
(154)荣伟仁：《考察日本纺织厂续记》，《纺织周刊》第一卷第八期（1931.6.5），荣尔仁：《日本纱厂之合理化与标准化》，《纺织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1.7.3），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下册），第1226、1232页。
(155)计泓赓：《荣毅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5页。
(156)汪孚礼：《申新纺织公司过去的回顾和今后应取的方针》，《纺织周刊》第二卷第10期（1932年3月18日），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397、409、407～408、410、411页。
(157)荣毅仁：《申新纺织厂的命运》，《人民画报》1956年4月号，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下册），第1290页。
(158)《申新改进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书》（1935年6月12日），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502、507、543、544页。
(159)潘序伦：《改良申新纺织公司会计制度意见书》，存上海市档案馆，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480—485页。
(160)钱钟汉：《有关申新二、五厂茂新天元合丰总管理处的片断回忆》，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569页。
(161)黄汉民：《钱钟汉访问录》，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210页。
(162)计泓赓：《荣毅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348页。
(163)英商纶昌印染厂的前身是1923年创办的中法印染厂（浦东），是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的印染厂，1925年由英商接盘，改名纶昌印染厂。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改名上海第三印染厂。其厂址浦东南路3600号，目前是上海世博协调局所在地。《蒋昌宁访谈记录》。
(164)参见上海纺织博物馆陈列介绍。
(165)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3册），1994年，铅印本，第39页。
(166)章荣初：《经营上海印染厂时期的遭遇》，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1962年第11辑，铅印本，1962年第1版，第54～56页。
(167)章荣初：《经营上海印染厂时期的遭遇》，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1962年第11辑，第59、61页。
(168)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169)章荣初：《经营上海印染厂时期的遭遇》，《上海文史资料》1962年第11辑，第64页。
(170)参见菱湖地方丛书《菱湖人物》、百度百科：青树中学。
(171)1936年7月至12月，傅作义领导晋绥军队在绥远省（今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为抗击日伪军进攻，于1936年8月初到11月中旬，进行红格尔图保卫战。基于中国军方反对日本主张的蒙古“自治”与“满洲国”政权，以傅作义为首的中华民国国军在11月与王英大汉义军和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德王、李守信交战，傅作义部夺回百灵庙等战略要地，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了日军西侵绥远的阴谋。参见百度百科：绥远抗战。
(172)赠品编号计601件。其中特奖第一10件、特奖第二8件、特奖第三6件、特奖第四1件、特奖第五1件、特奖第六2件、特奖第七5件、特奖第八5件。上海地方协会、《章荣初君援绥赠品清册》，上海，上海市妇女绥远剿匪慰劳会1937年2月印制。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藏书。
(173)《申新五厂损失报告》1938年6月30日，《申总档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324页。
(174)章荣初：《经营上海印染厂时期的遭遇》，《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1期，第54～67页。
(175)攫占可分五种形式：1.“军管理”：与军事密切有关的工厂由日军部直接控制，经营管理委托相同行业的日商企业代管。2.委任经营：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工厂，先由有关日商产业系统出面与华资业主“接洽”，达成“同意委托”日商经营，或由日军部依“无主产业”论，直接“委托”日商经营，经营收益归日商所有。3.“中日合办”，有名无实，是日方独占的幌子。4.“租赁”，由日方自行确定租赁条件，以低微代价攫取企业经营权。5.“收买”，由日方擅自定价，以日本军票“收买”华资工厂，更改厂名，占为己有。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3页。
(176)陈文源、葛红：《荣德生生平事业年表》，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纪念荣德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95、696页。
(177)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134、137、162页。
(178)荣毅仁：《抑止不了心底的愤怒》，上海《新民晚报》1951年3月4日，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下册），第1284页。
(179)山禾：《申新各厂概况》，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385页。
(18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104、122、140页。
(181)学校由荣鸿元、吴中一、唐鑫源分任正副校长。在小沙渡（西康路）、新闸路自建校舍，免收学费，膳宿由学校提供。毕业后由学校负责分配进申新系统工作。当时每年应考千余人，录取仅20余人。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第689页。战后该校改为4年大学制的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1948年又改为中国纺织工学院。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51页。《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表-109，近代主要纺织院校沿革表（二）。
(182)《武宝璋访谈记录》。
(183)陈文源、葛红：《荣德生生平事业年表》，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纪念荣德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96、697页。
(184)钱钟汉：《有关申新二、五厂 茂新 天元 合丰总管理处的片断回忆》，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571～573页。
(185)荣尔仁：《公益工商研究所创办经过》，《公益工商通讯》第1卷第1期（1947.4.5），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596页。
(186)章荣初：《经营上海印染厂时期的遭遇》，《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1期，第64～66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2册，1994年，铅印本，第17页。
(187)江岛：《荣丰八年史》（一），荣丰纺织厂企划部《雄风》第1卷第1期（1946年6月），第3～4页。
(188)江岛：《荣丰八年史》（二、三），荣丰纺织厂企划部《雄风》第1卷第2期（1946年6月），第2～3页；第3期（1946年6月），第2～3页，
(189)中纺公司在沪另接收印染厂6家，毛纺厂6家，制麻厂2家，绢纺厂1家，机械厂2家。中纺公司编：《中国纺织建设公司》，1948年刊印，第1版，第59页以下的各厂鸟瞰；中纺公司编：《纺建要览》，上海，1948年刊印，第1版，第197页以下的各厂简介；上海市商会编：《纺织工业》，1947年刊印，第1版，第L1页中纺公司简介。转引自［韩］金志焕：《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1945～195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49～52页。
(190)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11页。
(191)1947年中方公司棉纺织机器设备：工厂38家、纺锭1758480枚、织机38591台，其中上海分别为18家、887364枚、17548台。上海市商会：《纺织工业》，1947年刊印，第1版，第L22页。转引自［韩］金志焕：《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1945～195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19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558页。
(193)钱钟汉：《有关申新二、五厂 茂新 天元 合丰总管理处的片断回忆》，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577—579页。
(194)山禾：《申新各厂概况》，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第385页。
(195)《申总提供的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418页。
(196)国光纺织印染厂于1939年由庞韦祥、沈经傅合股开办，占地14.112亩，有印花、漂染、整理、丝光、打包全套设备。1947年3月被毗邻的申六买下。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36～23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532页。
(19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55页。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1册，1994年铅印本，第14页。
(198)潘序伦：《追述私立立信会计学校的一些史料》，载《上海文史资料未刊稿》，第9册第200页。
(199)江岛：《荣丰八年史》（三），荣丰纺织厂企划部《雄风》，第1卷第3期，第3页。
(200)高郎桥西侧有日资康泰绒布厂（今上海针织厂）；东侧有三友实业社毛巾总厂。
(201)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18、235页。
(202)同上，第217～218页。
(203)汪孚礼：《我国纱厂未上轨道之实例》，《纺织周刊》第1卷第19期（1931年8月21日），第476页。
(204)据中纺公司（上海）留用日籍技术人员名单，这128人的留用时间：2年112人，1年7人，未注明留用时间9人。“征用日籍技术人员”，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Q1-17-650；“中纺公司厂长接收人员联席会议记录（13～19次）”，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Q192-3-27。转引自［韩］金志焕：《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1945～1950）》，第70、64～69、63、71页。
(205)班级同学对秦德芳的评语：他是我们班级的干事，他是班上最热心的男孩之一。他总是尽其所能地准备为班级提供帮助、服务，就像他为学校做得那样好。他总是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当有任何竞技运动时，你永远不会错过他的身影，他是团队的成员，或是场外拉拉队的头。难怪他如此受人喜欢。他是坦率的、有同情心的，但也一点天真、单纯。我们希望他在未来步步成功。《约翰年刊》，1924年，第111页。
(206)布莱克本（Blackburn）英国中部城市，13世纪以毛纺好羊毛贸易著名，后纺织棉纺织工业，全市约四分之一工人从事纺织业。有纺织博物馆。博尔登（Bolton）位于曼彻斯特地区，16世纪以毛纺业闻名，18世纪棉纺织业取代毛纺，19世纪中叶成为纺织、采煤业中心，1960年代机械制造业成为从业人口最多的行业。
(207)1911年在沪开业，行址：先后在仁记路（今滇池路，1911～1914年）、南京东路（1916～1922）、格兰路（隆昌路，1923～1941年）。马长林主编：《老上海行名辞典（1880～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208)《武宝璋访谈记录》。
(209)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2册），铅印本，1994年版，第26、28页。
(210)此外，月薪在300元（金圆券）以上者占6.4%；200元以上至300元者占14.6%；100元以上至200元者占39.3%。“中纺公司董事会会议（三届一次）”，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475-2996，转引自［韩］金志焕：《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1945～1950）》，第71～72页。
(211)《武宝璋访谈记录》。
(212)《荣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职员服务暂行规则》，铅印本，1947年版。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藏书。
(213)倩华：《从束云章谈到中纺公司》载《经济导报》22期，1947年5月23日，转引自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19页。
(214)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20页。
(215)同上，第220～221页。
(216)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217)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38页。
(218)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09、119页。
(219)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第251页。
(220)章荣初：《经营上海印染厂时期的遭遇》，《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1期，第71～73页。
(221)荣丰纺织厂企划部《雄风》第1卷第1期（1946年6月）第1页。
(222)同上，第4页。
(223)菱湖建设协会在乡村无偿发放抽水机、桑秧和改良蚕种。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3册），第39页。
(224)资料来源：菱湖地方丛书《菱湖人物》风业键入于2006.10.12。
(225)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第6页。
(226)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227)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第7页。
(228)荣毅仁：《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荣毅仁、郭琳爽等：《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第7页。
(229)计泓赓：《荣毅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90页。
(230)荣毅仁：《申新纺织厂的命运》，《人民画报》1956年4月号，转引自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下册），第1291页。
(231)章荣初1961年当选浙江省政协委员，“文革”中受到冲击，于1972年病故。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修志办：《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厂志资料汇编（1914～1992年）》（第3册），1994年铅印本，第40页。
(232)申六调回美棉119750磅（约合39517.5美元），荣丰调回印棉113680磅（约合34104美元）。据1950年5月13日调查。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整理：《中国棉纺统计史料》，第112页。
(233)中中：《高郎桥印象》。
(234)前身是日商大阪池田印刷株式会社上海分社（齐齐哈尔路920号）的印刷分厂。
(235)《傅莹访谈记录》。
(236)未能贯通的路段有怀德路（龙江路扬州路、霍山路惠民路）两段，榆林路（江浦路齐齐哈尔路）、腾越路（隆昌路海州路）。西湖路（广州路杭州路、1921年规划北段河间路长阳路，未辟通，成两段，居民进出须过西湖路桥借道兰州路）。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第198、200、205页。
(237)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199、200、213页。
(238)陈万运（1885—1950），浙江上虞人，1900年15岁时就到南汇县周浦镇三阳泰烟纸店当学徒。1912年与同乡沈九成、方智达各出资150元创办三友实业社，在海伦路鼎兴里经营棉线烛芯厂。一次大战时生意颇兴。1915年三人又向社会筹集股金3万元，成立股份公司，将工厂迁引翔镇西栅口（占地70亩），先后生产三角牌毛巾及被单、蚊帐、浴巾等。1932年淞沪战争厂房被日军占领。1941年日军占领租界，实行经济统制，三友社资金耗尽，陈辞职。施玮等编写：《宁国街道志》，第165—166页。
(239)1943年改为日本第五机械制造所。战后由政府接收，归中国纺织建设公司。1946年10月成立中国纺织机械制造公司。《宁国街道志》，第93页。
(240)《蒋昌宁访谈记录》。
(241)1933年总厂解散，部分工人转入杭州厂。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第330页。
(242)他于1897年研制成功柴油机带动的狭幅动力木织机，后称丰田织机。同年他与别人一起成立乙川棉布合资公司，用丰田织机生产棉织物。此后，在三井物产公司的资助下，丰田织机在日本被迅速推广，并于1906年成立丰田织机公司。1894年美国的J.H.诺斯勒普发明了自动换纡织机，1904年传入日本。丰田佐吉遂积极从事自动织机的研究，但受到三井财团反对而辞职赴美考察。1926年他终于研制成功自动换梭织机，一名挡车工可同时照看3至4台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丰田佐吉的长子丰田喜一郎（1895～）在父亲的支持下决定投资汽车制造业，当时应世界排名第一的纺织机械厂家英国普拉德公司的请求，丰田佐吉在1929年（昭和4年）以10万英镑（合当时的100万日元）的价格出让了其自动换梭织机专利的使用权。1930年丰田喜一郎开始研究开发小型汽油发动机，1937“丰田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诞生（1200万日元），1938年举母工厂（现在的总公司工厂）建成投产，实现丰田纺织向丰田汽车的蜕变。1974年丰田财团成立，于1975年参与住宅建设事业，2003年丰田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公司。参见百度百科。
(24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编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卷第165页。
(244)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第28页。
(245)《“小诺贝尔奖”张培刚，断裂人生》，2010.2.2《南都周刊》，转引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246)生产函数通常总是写为P＝f（a，b，c），其中P是产品，而a，b，c，…则是生产性的劳务或生产要素。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70页，注释①。
(247)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第70、74、71页。
(248)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第209、210、211、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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