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去还是留下？

是离开上海，还是留在上海？1949年初春的荣德生、荣毅仁、章荣初都面临决定自己与自家产业的重大抉择。

荣毅仁回忆，1947年国民党政府调整外汇，物价波动剧烈。宋子文曾要荣毅仁抛售面粉，稳定市场价格。“当时，我认为稳定物价是一件好事，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益处，是爱国的行动，于是就联合了几家面粉厂一起抛售面粉，暂时也起了一些稳定物价的作用”。“不久，宋子文下台了，国民党监察院说我舞弊，对我提出所谓‘弹劾’，并向法院起诉。因此，监察院、法院、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反对机关，都乘机向我敲诈勒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还被敲去10000美元”。“由此，我深深地体会到，在这个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民族工业是绝对没有前途的，实业救国只是一种梦想；单靠克勤克俭，企业也是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可以说，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深恶痛绝，希望它赶快垮台。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后，我更看出国民党已经崩溃，为这个反动政权的寿命即将结束而高兴”。⁽²²⁵⁾

1949年2月，荣德生派钱钟汉秘密去苏北解放区，实地考察中共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实施情况，他拒绝工厂南迁，表示想留在家乡。1949年4月无锡解放前夕，荣德生乘坐黄包车穿行于闹市区，向市民表明他留在家乡的决心。⁽²²⁶⁾同月，荣毅仁搬进在沪的新宅，不料“搬进去没有几天，家门口来了几百个国民党的军队，他们架起了机关枪，要我们搬出去。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敲诈一番，我只得拿出几百银元了事。那时我已兼管申新纱厂的业务，每天就是在敲诈、吃官司、物价波动中弄得焦头烂额，被压得透不过气来”。⁽²²⁷⁾最终，与荣德生一起留下来的，有四子荣毅仁和七子荣鸿仁。但留在上海的荣毅仁，当时的心情是茫然、犹豫的。“当时，我希望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说老实话，我自己也不很清楚，只想有一个贤明的、廉洁的政府就好了”。“我家也有人主张走，他们以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一定要吃苦头，不如带些钱到香港，可以自由些；也有人主张不走，特别是我父亲更为坚决，他认为自己长期受外国人的欺侮，办实业就是想不受别人的欺侮，所以再也不愿去仰人鼻息，同时，他又不愿意离开自己毕生精力创办的心爱企业。他更说：‘国民党政府是历史上最坏的政府，不可能再有比它更坏的了。’”。⁽²²⁸⁾当时，二哥尔仁曾对四弟毅仁说，“我们两人总要留一个”。后来荣毅仁对二哥说：“我留吧。”事后他把家眷也从香港接回上海。⁽²²⁹⁾他非要亲眼看一看上海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在当时也是左右徘徊，举棋不定。一方面受到反对派的摧残压迫，实在痛恨他们；另一方面听了谣言，对共产党也是害怕，怕留在国内生活、自由没有保障，但跑到国外去做白华要受尽白眼，而且事业又都在国内，感到前途茫茫。再三思量：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过去反动统治几十年，没有把国家搞好，现在反动统治被推翻了，是不是会好一些呢？我想我还是留在祖国的土地上，等着瞧罢”！⁽²³⁰⁾荣家父子这三位企业家决定留下来的这一选择，改变了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影响到留下的十几家荣氏企业的未来。(www.daowen.com)

章荣初于1948年底去香港，听了“民革”主席李济深的开导劝告，于1951年由李济深介绍加入“民革”，并于1952年召回在美国留学的大儿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²³¹⁾显示他再创“金城”的雄心不变。

近代纱厂区矗立的烟囱、宏大的车间建筑群，勾画出高郎桥周边的天际轮廓线；汽笛声、织机飞梭有节奏的拍击声，彻夜明亮的电灯光，终结了高郎桥地区延续二百余年的寂静夜晚。数千男女工人汇聚高郎桥地区进厂做工，在厂外的里弄工房、简屋、棚户栖身，由点而形成片状分布。大批入居的苏北移民改变着高郎桥地区居民点稀疏，偏于单一的浦东口音。在近代中国承受工业革命洗礼之初，高郎桥地区有幸脱离一个准乡镇的成长轨迹，快速转向沪东北部纱厂区的竞争场，形成引翔乡西部一个近代工业市镇的雏形。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申新六厂、荣丰厂决策者从海外调回外棉约合73621.5美元。⁽²³²⁾高郎桥纱厂区将会遇到怎样的挑战？那里的数千男女纺织职工、居民们的人生命运将会掀开怎样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