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雄风

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经济部公布“收复区敌国资产处理办法”依据该规定，敌国在中国的公私事业资产及一切权益一律接收，由中国政府管理和经营。1945年9～10月，经济部下属机构陆续接收在沪日资棉纺织厂20家，部分恢复生产。12月4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在重庆宣告成立，聘任束云章为总经理，29日，中纺公司在上海江西路138号挂牌办公。1946年1月16日，原由经济部接收的20家在沪日资棉纺织厂悉数转由中纺公司接管或接办。因上海第二十棉纺织厂于1946年5月发还原业主，故中纺公司在沪实际接收棉纺织厂19家，⁽¹⁸⁹⁾形成战后国有纺织厂大公司的强势。在沪纱厂重新洗牌的序幕在此背景下拉开。

上海是战后中国国营棉纺织生产重镇。战后2年，中纺公司迅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超级巨头，计有180万纱锭，生产设备约占有全国棉纺织业的40%，在原料、产品市场也居控制地位。⁽¹⁹⁰⁾期间中纺公司的棉纺织机器设备分布在上海、青岛、天津及东北，其中半壁江山在上海。⁽¹⁹¹⁾

中纺一厂接收一周年（1946年）（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1947年申新系统企业与中纺公司相比，前者的纱锭相当于后者的38.0%，布机相当于11.5%。⁽¹⁹²⁾申新系统的实际管理组织形式也形成三分天下：荣鸿元管辖申新一、六、七、九厂；荣德生掌握申新二、三、五厂；李国伟管理申新四厂等。高郎桥地区的申新五厂、申新六厂分属荣德生、荣鸿元系统各自管理。战后荣家企业的接收被交给荣尔仁负责，并以经济部名义发表了一批接收人员（顾鼎吉等）。由于在沪荣氏系统股东们反对荣尔仁的办法。顾鼎吉遂改为交由各厂原负责人自行接收。(www.daowen.com)

1948年1月，由荣德生父子控制的申新二厂、申新三厂、申新五厂和茂新公司、合丰企业公司、天元事业公司（后又加开源机器公司）在沪组成总管理处，实行统一管理，由荣德生任总经理，荣尔仁为副总经理。下设生产、业务、财务、贸易四个部，由他的三个弟弟和妹夫唐熊源分任部经理。其中荣毅仁任生产经理。这表明，荣德生直系亲属掌握的企业在形式上已完全统一起来了，⁽¹⁹³⁾荣毅仁的经营管理也转向家族企业的生产领域（面粉厂、棉纺织厂）。

战后，高郎桥地区的3家纱厂开始了紧张的恢复重建工程。申新五厂经“修补整理，迄胜利后始局部复工，至卅五年（1946年）年底开齐。同时向美国HMB公司订购二万余锭，卅六年（1947年）春末已到达装竣，大部开工。俟零件到后，即可全部开工，连旧有纱锭整理后，全部可达六万纱锭（现有纱锭56216枚，线锭5047枚）。厂房、宿舍亦在兴工修建中，将来并拟建设织布厂，二、五厂各设织机五百台”。期间，申新二厂、五厂两厂“应用新式科学管理，对技术改进及劳工福利特别注意”⁽¹⁹⁴⁾，申新六厂总经理荣鸿元兼业务经理，荣鸿三任财务经理，荣鄂生任厂务经理。厂里设备革新，精纺机改装O.M.B.大牵伸装置，每台由288锭接长为400锭；车间一律改用封闭式单独马达，气象一新。此时厂内有纺机67648锭，线锭2572枚，织机557台，又添置丰田自动织机201台，当年安装开工。生产的棉纱、棉布均用“囍”字商标，厂区陆续建成办公大楼、新织布间、职员宿舍、锅炉房、机动部工场、水泥码头、电机房等。⁽¹⁹⁵⁾由于申新五厂增设针织部，有最新针织机10台，成为上海第一家以进口原料生产粘胶化纤纱的纱厂。1946年申新纺织公司以85万美元买下芜湖裕中纱厂，交申新六厂接办后，仅运回6000纱锭。1947年申新六厂以1680件20支棉纱价购进毗邻的国光印染厂，⁽¹⁹⁶⁾旋即开工，改名申新纺织印染第六厂，“囍”为该厂印花布商标，与棉纱、棉布同。⁽¹⁹⁷⁾战后的申新六厂，论规模与申新九厂相当，机器更新，仅次于申新八厂，也是申新系统附设印染设备的第一家。

上海印染厂在战时被日方强行收购，1946年初，章荣初向敌伪产业处理局申请发还，当时潘序伦主张准予发还。事后章荣初收回上海纺织印染厂，改称荣丰第二纺织印染厂，并以荣丰公司名义向立信会计学校捐赠一幢校舍“纺织楼”的建筑费，计法币2875万元（时法币2000元：1美元，折合14375美元）。⁽¹⁹⁸⁾1946年荣丰厂添设第二厂，计有纱锭31200枚，布机1040台，漂染印花整理厂一个，生产能力为日夜可整理布8000匹。计划3年后的发展目标为纱锭7万枚，布机1700台。“他们要使她成为一个最完美的工厂，再加一个完美的管理”。⁽¹⁹⁹⁾当高郎桥纱厂区展示战后新雄姿时，它周边的棉纺织配套厂家包括棉纺织、印染、纺机、针织、毛巾厂⁽²⁰⁰⁾等。

战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使棉纺织品的需求大增，因棉纱、棉布供不应求，顿时就刺激市价连续攀升。期间在沪申新系统各厂的经历是狂喜与惊恐，无奈、苦涩的纠结。1946年申新系统的全年棉纱产量不到战前的2／3，棉布产量仅及战前的1／6，但企业的盈利却空前惊人。在沪申新各厂的账面盈利合计161亿余元，按当时黄金的全年平均市价，约合黄金8万余两。当时棉纺厂均以盈利套购外汇、黄金，申新一厂、二厂、五厂、六厂、七厂的平均利润率高达82.7%。⁽²⁰¹⁾此外，在通货贬值趋势已定，金融外汇管理政策波动期，纱、布自然也是投机市场的抢手货，大量抛售期货栈单成为纱厂攫取暴利的重要招数。1946年申新一厂、二厂、五厂每月抛售的棉纱栈单由数百件节节攀升至数千件，如申新二厂、五厂每月平均生产的棉纱约2700余件，9月份抛售的棉纱栈单约2000件。⁽²⁰²⁾对于纱厂经营重商轻工的弊病，汪孚礼曾有分析“我国之办厂者，每视从工务中所得之利益既苦而微，不惜以一厂之资本，专注意于营业方面，甚至逸出常轨而经营投机事业者亦有之”。“以此风气而办厂，欲求工务之进步其可得乎。工务既无进步之可言，倘营业有失败之时，则其厂非宣告出售、即须出租或改组矣”。⁽²⁰³⁾1946年，既是棉纺织资本家眼里久违的“黄金时代”，又是昙花一现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