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岁月

1937年8月13日，抗击入侵日军的淞沪会战在黄浦江两岸打响。高郎桥地区属沪东战区范围，当天枪炮声通夜不辍，申新五厂、申新六厂宣布停工。次日激烈的空战在高郎桥上空打响，“流弹雨下，工人乃星散”。⁽¹⁷³⁾章氏创办纱厂的设备也遭遇重创。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夕，章荣初订购的进口机器已购置停当，暂存于提篮桥的上海信托仓库内。⁽¹⁷⁴⁾打算尽快移到浦东寄放在法商永兴洋行堆栈。不料正在搬运进行之中，“八一三”的战火已笼罩浦江上空。结果这批原装整套纺织机器，或被遗弃、散失在装运途中；或流落栈楼、码头、驳船、仓库。章荣初本人也被迫返乡避乱。1937年11月11日深夜，中国军队奉命撤离上海的两天后，南翔弃守，历时近3个月的淞沪会战宣告结束。上海市区全部沦陷，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于12月5日在浦东成立。上海的租界区尚维持原状，形同“孤岛”。

1937年侵华战争的爆发，也刺激日本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在日军占领的苏州河南全部地区（租界除外），一个侵吞在沪华资工厂的阴谋计划，巧立名目迅速登场。被攫占的有黄浦江两岸11家华资船厂，6家铁厂，1家水泥厂，17家棉纺织厂，及战前唯一能生产成套棉纺机器的大隆机器厂等。⁽¹⁷⁵⁾1938年侵华日军将荣家的茂新、申新三、五、六、七厂作为“敌产”，实行“军管理”，棉花、棉纱、棉布、物料等皆被劫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申新二厂、申新九厂也被实行“军管理”。⁽¹⁷⁶⁾在高郎桥地区，3家纱厂均被日军窃占。1938年3月27日申新六厂门口被挂上“上海纺绩株式会社管理所”的招牌，数日后又换上“海陆军特务部指定日商上海纺绩株式会社经理”的木牌，成为申新系统在沪第一家被日军实行军管理的企业。随后申新五厂也被日军委托日商裕丰纺绩株式会社接管。申新系统战时损失总计折合战前币值估计达3500万元，相当于战前总资产1亿元的35%。⁽¹⁷⁷⁾在中日战争时期，申新系统上海各厂“直接受到损失的，计纱锭十四万多枚，布机一千二百多台，原棉十二万多担，棉纱六千多件，棉布六万多匹，其余机物料不胜枚举”。其中，“申五栈房六座及全部工房被毁，工场大部损坏，纱锭损失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二枚，马达一千一百匹，原棉三万九千八百二十九担，棉纱一千三百四十八件，物料全部，总值约合美金一百一十多万元。申六损失厂房六千二百五十六平方米，纱锭一万枚，布机四百十三台，马达九只，原棉二万五钱一百八十四担，棉纱一千五百六十件，棉布六千八百零八匹，物料、器具全部，总值约合美金六十多万元”，高郎桥纱厂区的两厂合计损失总值约合美元170万元以上。同期，申新八厂、申新一厂两厂损失更大，总值约合美金233万元。⁽¹⁷⁸⁾1942年申新五厂被发还，“接点后，厂房、纱锭设备约各损失一半，线锭及办公室、物料房、仓库、工房、宿舍等全毁，剩余机器主要配件完全散失”。⁽¹⁷⁹⁾1943年申新各厂被解除“军管理”，申新五厂、申新六厂两厂因原料短缺无法开工，只得稍事修理，派人看守。

战时初期，荣德生曾辗转离锡到汉口避难。荣宗敬于1938年初在香港病逝，荣伟仁于1939年在沪病逝，接连蒙受兄长、长子病故的打击，66岁的荣德生身心疲惫，于1940年6月迁居上海孤岛后，只以收购文物书画、阅读古书自遣。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断然拒绝日军提出“合作”经营申新三厂的要求，并酝酿战后复兴企业的天元计划。他设想将茂福、申新股份划出，独资创办天元事业公司，自任总经理，经营范围包括面粉、纺织、服装、建材、机械、电气、化工等。约在1942年夏，荣尔仁为了实施“大申新计划”，设想组织一个专家智囊团，智囊团的人员即未来的企业重要干部。当时已有的骨干有顾鼎吉、秦德芳。⁽¹⁸⁰⁾约在1943年申新二厂、五厂成为他实行该计划的试验基地。荣尔仁在申新二厂、五厂两厂之上成立管理处，统一管理两厂的业务、财务、人事、生产，聘请顾鼎吉、秦德芳任协理。两位厂长分别是荣德馨（申新职员养成所学员）、原申新七厂副厂长孙镇域（任期1943.7～1946年，顾鼎吉推荐）。

1940年申新九厂开办私立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中国纺织工学院的前身），⁽¹⁸¹⁾设纺织、染化、机电三系科，学制3年。当时租界内一般纱厂的经营陷于半停顿，只有申新九厂生产兴旺，赚了许多钱，荣鸿元出资办大学培养纺织人才。

武宝璋是嘉定人，战时在上海中学读书。他作了如下的回忆：“1943年我中学毕业后原想考机械学校，当时哥哥婚后可以自立，一般不负担家里生活，全家的生活靠父亲做公务员的收入维持。我后来选择读私立中国纺织工学院，原因之一也因为这所学校不必缴纳学费，并且供给膳食、住宿。

我是第三届学生，我们班没有女生，其余年级有2～3名女生。当时在校生中江苏人较多，生源除上海中学以外，还有像无锡中学、常州中学、镇江中学、扬州中学、泰州中学、南通中学都是省内不错的中学。此外，浙江、广东来的学生也有。学生食宿是免费的，使用交通大学的教材。

我的同班同学中一位级长（浙江诸暨人）是班级中最优秀的学生。这位级长后来得到顾乾麟奖学金（当时上海一项较大的奖学金），被送到美国纺织机器厂实习，费用由荣鸿元出，回来后到申新服务。我的老师吴中一是英国留学生，近代英国有四大棉纺织城市：利兹（Leeds）、曼彻斯特（Manchester）、利物浦（Liverpool）、博尔顿（Bolton）。我校的毕业生多进入申新工作。到1948年第八届招生时，中国纺织工学院录取率是50∶1，可见生源质量是很不错的。”⁽¹⁸²⁾(www.daowen.com)

1943年，日方欲收购申新一厂、八厂两厂产权，荣德生坚决拒绝，并撰书“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一联以明志。并派荣尔仁到重庆，向国民政府办理企业登记注册，以求取得战后复兴之合法地位。⁽¹⁸³⁾这一宏大的事业蓝图是支撑荣德生期待光复的精神支柱。1943年10月荣尔仁将上海的事全交给秦德芳，自己带了顾鼎吉、荣德馨（后去美留学）到重庆。他在重庆即以股份有限公司性质成立申新、福新、茂新总公司，并向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登记。1944年他在重庆成立公益工商研究所，⁽¹⁸⁴⁾所长刘大钧，研究问题分工业经济、衣食工业及化学工业三系，偏重工业经济方面，曾以申新四厂为研究对象，与厂方合作，开展调查分析。⁽¹⁸⁵⁾这些创办纺织高专、成立工商研究所的活动也是为荣家企业战后恢复、发展的一种准备。

日机轰炸上海（1937年）（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战时章荣初的企业也频遭重创。1937年“八一三”后不久虹口沦陷，高郎桥也被日军占领。上海纺织印染厂的流动资产（原料、半成品、成品、原物料等）价值约在250万元以上，均被日军拿走。厂里1300余只雕花铜滚被日军运走千余只。在日军占领的4年间，章荣初始终没有进厂去看过一次。1942年驻沪日军从上海印染厂拆走200台旧织机，后从英商老怡和及日资裕丰纱厂弄来200台日式自动换梭机。并强迫章荣初与日商裕丰纱厂“合作”。由日本兴亚院以通知开会的形式，胁迫在沪的纱厂业主们与日方签署为期3年的一纸“合作协议书”，将这些纱厂的经营权交由日资厂掌握。上海纺织印染厂归日资裕丰纱厂管理，经理菱田。此后3年，作为“合作”一方的章荣初对厂的业务一无所知，作为“合作”另一方的裕丰厂经理也从未将每年的经营报告书送交章荣初。⁽¹⁸⁶⁾

战事暂停章荣初重回上海后，他的另一个企业在虹口的租界区。昔日的中央印染厂已成一片焦土。经与驻沪日军交涉，他将残存的机器搬到友人家中暂存，设法将中央印染厂的残余机器搬运到公共租界西区的华华中学（今愚园路），并留意捕捉新的市场商机。他发现当时单纯印染布匹并不赚钱，而棉纺织品却供不应求，遂向中国垦业银行租赁位于沪西大西路（今延安西路74号）的一处厂基（20余亩），年租金法币400元，并罗致一些棉纺织人才，仅用3个月，1938年9月荣丰厂就在这片荒草水洼地上建成，有纱锭11000枚，章荣初有60%以上的股权，担任常务董事，任总经理。10月初，该厂机器安装运转，奠定了战时荣丰厂的基石。当时一件20支纱的成本是法币250～260元，市价为380元，余利近50%。⁽¹⁸⁷⁾一年后荣丰厂添租场地6～7亩，扩大经营规模，建成织布工场、印染工场，形成拥有纱锭2万枚，布机420台（其中新机200台）的规模。战时欧洲形势变幻莫测，牵动原料、外汇波动频繁；国内运输不畅，上海租界游资汇集，投机囤积逐渐抬头。当时用进口棉花纺出的纱织布出售难免会亏本，而直接贩运棉花却可能赚大钱。

章荣初对自己的评估是创造有余，守治不足。他曾说过“我生平最成功的一件事，是能识人，能用人”。战时在章的身边，相交十年，身负重职的朋友不在少数，但他却选择结识才5年的韩志明为荣丰厂新经理的人选。韩原任荣丰厂的会计主任，后任厂长。1941年1月28日（农历新正初二），章安排了一个隆重的经理交接典礼。并亲笔写了一副对联赠予新经理：“外信内勤，惟诚处事；规严则守，以宽待人。”韩志明举手宣誓，决心以至诚无私奉行职守，章的对联被悬挂在办事处。新经理接任后的人事变动包括，由金思义任厂长，乌润生继续负责营业，其余各部冗员予以裁汰，留任同仁薪津都加到足够维持生活的水准，以安心工作，增进办事效能。1943年3月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成立，对纱、布实行限价，进而全面收买。荣丰厂私购棉花被宪兵按“私货”截获，章、韩及会计主任马燮元三人以破坏经济罪名遭逮捕。韩经理熬刑挨打，未吐露荣丰厂的商业机密，经营救，章等于次日被保释，但不出10天，荣丰厂被伪商统会处罚购买纱布587件（大部分为细纱），荣丰厂2年多的存货被一卷而空。随后又因被停止供电，造成停产。为维持生产，荣丰厂被迫将收买纱布的黄金换成7部木柴引擎，日产纱4～5件，勉强支撑到抗战胜利。⁽¹⁸⁸⁾

上海印染厂签约2年半后（约在1944年），章荣初将上海印染厂卖给荣丰，并讲明，如到期能够发还，则买卖正式成立；倘若不能发还，该买卖契约作废。在与日厂“合作”期满后，章又花费4个月的交涉，双方才交换了到期解约的同意书。当章荣初终于走进阔别4年的上海印染厂，“满目一片荒凉”。日方给他一份3年的盈余分派书，告诉章，他名下可以分到中储券1000余万元（按当时的价值不足黄金十两）。接收一年后，章将上海印染厂交与荣丰，改为荣丰二厂，它成为加盟高郎桥纱厂区的第3家华资纱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