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铁三角

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面对国内政局的割据态势，外有经济危机周期冲击、日本军事威胁的环境压力，启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计划，加紧备战应对的走势日趋明朗。1928年8月，工商部长孔祥熙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兴办国家资本工业方案，将钢铁、机器、水电、纺织、化工、制盐、造纸等工业列入由政府投资创办的范围。时隔半年，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孔祥熙提交了《报告筹办基本工商之经过并请议决促其实现案》，将“设立国营细纱工厂，以应我民族生存最大之需要”，作为应由国家兴办的八大国营事业之一，并提出“至所需费用，拟发行公债二万万元，仍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原则”。1933年8月，实业部长陈公博在实业部《四年事业计划》的序言中指出，“目前我对于中国现状是主张采用统制经济而不主张采用自由经济”，他列举“粮食管理”、“棉花管理”、“煤炭管理”时，表示由政府出面，组织专门机构实施运输、储藏、调剂等，但尚未对何为“统制经济”，如何实现予以阐述。经济史家张忠民认为，战前国民政府建立国有经济体系的政策趋向和措施已越来越明显，同时在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份额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相比，无疑还占有绝对的优势。⁽¹⁰⁹⁾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使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建设计划的实施被迫延期。

193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中期的高郎桥地区已是工厂毗邻。期间先后有三家华资私营纱厂（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纱厂）经历了战时风云、政权交替、产权变更的风雨岁月，形成棉纺织印染生产规模，1936年高郎桥地区的三家纱厂共有工人6756人，约占同期沪东棉纺织工人总数（54518人）的12.4%，⁽¹¹⁰⁾确立了沪东北片棉纺织厂区的地位。在三家纱厂的周边地带，还有始建于1909年的德商科发药厂（长阳路1568号，今第四制药厂），1931年瑞士铝业公司（投资50万瑞士法郎，1935年增资100万瑞士法郎）也租地建设了中国境内第一家铝加工厂——华铝钢精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河间路260号），公司主要生产铝板、铝箔，占地45913平方米，建筑面积36631平方米。⁽¹¹¹⁾

1930年代中期，沪东地区的冶金、机电、化工医药、轻工四业工人总数为6917人。高郎桥地区聚集的棉纺织工人数为6756人，已接近同期沪东地区上述四业工人数的总和。⁽¹¹²⁾高郎桥地区从晚清沪东的一个准乡镇，已经变身为一个以棉纺织业为地区支柱产业，棉纺织工人为地区工人就业主体的纱厂区。

大工业的舞台：申新五、六两厂

由于1930年代前期上海的纱厂使用电力、自来水，而他埠纱厂却须自行发电、自备水井。以20支纱为例，上海与他埠比较，直接人工成本高约1.1元，但间接成本却低14.9元。⁽¹¹³⁾因此，就经营纱厂的总体生产成本而言，上海低于外埠。尽管1920年代穆藕初在高郎桥经营的2家纱厂先后易主，归属申新纱厂集团旗下，但纱厂却在高郎桥地区扎根，规模不断扩大。1940年代高郎桥地区的3家纱厂，是华商私营纱厂在沪东重镇，也是申新集团在沪东的唯一经营基地。

申新纺织公司的创业者是出自无锡西乡荣巷的荣家兄弟：荣宗敬（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他们早年家境不济，父亲常年在外埠商号理账，母亲独自在家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养家育儿。少年时代的荣家兄弟（分别在13岁、15岁）在私塾辍学后，即加入离家远行学生意的行列，这是两兄弟步入商界的起步。1896年经父亲奔走筹划，在上海鸿升码头租屋开办广生钱庄，合股3000元，自出1500元，招股1500元。由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正账。同年广生钱庄在无锡设立分庄，由德生任经理，兼管江阴、宜兴等地汇兑。并在荣巷开设公鼎茧行，兼营收茧。1898年岁末，广生钱庄另三位合伙股东退股，钱庄遂由荣氏兄弟独资经营。这一年，后来被确定为荣家兄弟创业的起点。1900～1903年广生钱庄年均盈余约5000银两，期间两兄弟又与人合股投资无锡保兴面粉厂（1900年），他们的股金从创办期的2股（计6000元，兄弟各占1股），到1903年他们又增股至24000元，在股金5万元中占有48%。两兄弟的投资重心以无锡为基地，由经商转向开办面粉厂，并注意改进机器设备。1905年4月，两兄弟投资4000银两订购六部英制钢磨主机，安装后于8月投产，由于从法制石磨，更换为英制钢磨，日产面粉由300包增至800包。至年终盈余6万余银两。同年，两兄弟又参与筹划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在集资的270800元中，两人合计入股6万元（各人3万元）。1915年两兄弟退出振新纱厂，在上海买地建立申新纱厂，在股本30万元中，两兄弟占六成（18万元），由荣宗敬任总经理。⁽¹¹⁴⁾从此两兄弟兼营棉纺织厂、面粉厂，经营重心也由无锡转向沪、锡两地。1912～1921年间，荣家兄弟经营着14家面粉厂（自建8家，租办6家），分设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到1920年代中期形成兼营面粉、纱厂两业，拥有16家工厂（上海9个、无锡4个、汉口2个、济南1个）的经营规模。1922年，申新棉纺织系统资产608.45万元，增长27倍，年均增长率达74.2%。据1922年统计，申新纺织系统的自有资本和资产总值在荣家企业中分别占58%和60%，⁽¹¹⁵⁾这个以面粉厂起家的近代家族企业，不出10年已转化为以棉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华资企业集团。1930年代前期，申新集团的纱厂布局以沪西为创业地，沪东的拓展区就在高郎桥地区，先后拥有申五、申六两家纱厂。

荣家兄弟：荣宗敬（左）、荣德生（右）

申新五厂（摄于1925年）（引自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

伴随棉纺织厂区的形成，近代大工业⁽¹¹⁶⁾的工厂组织形式深刻、迅速地塑造出高郎桥地区棉纺织工人的生活模式。

1.大工业是由机器体系⁽¹¹⁷⁾控制生产流程，在大幅度提供生产力的同时也掩盖了工人劳动强度提高的现象。1920年代落户高郎桥的纱厂已引进机器体系进行生产，包括发动机（由工部局电气处统一供电）、传动结构、工作机均为进口设备。这一整套机器设备使手工棉纺织加工程序的复杂、琐细操作全部得到科学分解，摆脱了人力限制，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同时机器生产也可以通过提高机器转速、扩大工人劳动范围，使工人的劳动紧张程度大大提高。德大厂转为申新五厂时，因机器更新使工人操作纱锭数有所增加；1934年申新六厂⁽¹¹⁸⁾将精纺机由每台288锭接长为400锭，就使细纱单产提高18%（每千锭时细纱由38.38公斤提高为45.4公斤）。1936年申新六厂的规模仅次于申新九厂，设备仅次于申新八厂。战后申新六厂扩建成集棉纺织印染于一体的全能厂，4个大车间建筑面积各为450平方米，机器设备约占车间面积的80%。最大限度使用机器是降低生产成本的上策，申新五厂、申新六厂推行12小时工时制、日夜两班。战后申新六厂“1946年精纺机从一排288锭接长为400锭，这是局部改造，工人操作范围扩大了，罗拉（roller，滚筒、滚柱、滚轴）转速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当然提高了”。⁽¹¹⁹⁾

2.大工业的协作劳动形式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即“集体力”，也导致严密生产管理制度的强制推行，采用“兵营式纪律”。⁽¹²⁰⁾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42～1924）在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初版）中第一次明确地并且带有系统解释地把“组织”列为一种生产要素，使传统的“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发展为“生产四要素”。他认为，“土地是指大自然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赠与人类的物质和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用手和大脑从事的生产活动。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货物，和为了获取通常被算作收入的那部分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设备。资本是财富的主要资料，与其把它看作是满足欲望的直接源泉，不如将它看作是生产的一个要素”。“有时把组织分开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似乎最为妥当”。“在某种意义上，生产要素只有自然与人类两个。资本和组织是人类工作的结果。倘使自然和人类的本性和力量固定不变，则财富、知识和组织的成长就随之发生，正如原因产生结果一样”。⁽¹²¹⁾近代上海有幸成为快速工业化地区，而棉纺织工业是最主要的产业之一，它似乎未及经历手工作坊的过渡，直接跨进大生产时代的门槛。机器生产使劳动空间相对紧凑，数千工人有计划地进入互联、分工的生产程序，在由机器全程控制的生产过程中，工人成为局部机器的辅助部分，必须接受规范、简化的机械式操作，服从兵营式的纪律。穆藕初制订的德大纱厂《工人约则》等管理条文、措施，被申新五厂、六厂继续沿用，⁽¹²²⁾是保障生产机器正常运行的配套措施。机器生产在使工人的分工细化、操作简化的同时，也使劳动力的价值相应降低，工人及其家庭生活对工厂的依赖也更强。结果资本家成为“工业的司令官”，而工人“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¹²³⁾美国学者彼得·F.德鲁克（P.F.Drucker）指出，大生产原理是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创造的，大生产原理不是一种机械、呆板的原理，它是一种社会原理——一种关于人类组织的原理。福特工厂的创新并不是组织、利用机械力的方式，而是组织人类完成一项共同任务的方式。它是一种用于组织一切制造活动的基本原理，更是一种“组织人们一起劳动”的普遍原理。这一新原理对传统文化、人与社会关系，及家庭具有破坏性（蜕变更新）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影响是“劳动者与产品和生产手段的分离”。即劳动者自己无法生产产品，他必须加入到由人、机器和劳动工具组成的高度复杂的组织中（即工厂）。它的产品不是由单个工人或工人小组生产的，而是由工厂生产的，是一种集体产品；它的生产单位，即“生产手段”，是组织本身，而不是任何具体的工具。因此在一个工业体系里，是组织具有生产力，而不是个人。在大生产方式下，这一分离是一种绝对的本质现象，与法定控制权或政治制度毫无关系。⁽¹²⁴⁾1946年申新六厂失业工人《呼吁书》称“全家老幼均待工人做厂糊口”，“眼前工人等老幼终日一粥不饱，子女日夜啼饥”，“失业等欲死不得，欲生不能，……做小生意无本钱，想苦做又没人要。而今进退两难，前后死路一条”。⁽¹²⁵⁾1947年申新五厂有工人1555人，申新六厂有工人3100人，合计4655人，⁽¹²⁶⁾显然，当时纱厂工人家庭的命运已与大生产的方式息息相关，同呼吸、共进退。

3.大工业赋予高郎桥全新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也塑造了新一代的居民就业主体：纱厂女工。美国学者彼得·F.德鲁克认为，“Industry”一词从前的含义是组织人类劳动，只是到了18世纪或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该词的含义才变得狭窄，意指“制造业”。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生产革命——的爆发，“Industry”重新恢复其从前的含义。⁽¹²⁷⁾棉纺织行业属粗加工、劳动密集型产业，高利润、高风险，既是民初投资的热门，也时遭投机风潮的侵袭。国内原棉市场不规范，棉价起落直接影响纱厂效益，在沪纱厂被迫以兼做原棉投机来减轻经营风险（包括申新）。⁽¹²⁸⁾1920～1940年代棉纺织工业也往往是上海工业化初期诸多矛盾汇集的焦点。战后国营纱厂凭借政府支持，垄断国内原料市场等非正常现象，都暗示国内法制环境不健全，无形侵占纱厂经营的净收益。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相对剩余价值是以技术革新、改善管理为前提，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生产力来实现。而申新系统初期的组织模式带有浓厚的家族企业色彩，过度投机、任用工头管理车间生产等做法，都与大机器生产强调重视技术革新、改善管理的理念不符。如1930年代《工厂法》颁行后，有厂主仍依据自订厂规管束、控制工人，工人的自主就业权、劳动保障、报酬未能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申新五厂工人约则》（《继承德大纱厂的约则，后推广于申新六厂）⁽¹²⁹⁾中对工人不服抄纱，私自跳厂等严厉处罚，轻者罚款，重者开除；⁽¹³⁰⁾申新六厂均处以开除，工资悉数充公。⁽¹³¹⁾1936年申新六厂工人曾罢工2天，迫使厂方接受普加一成工资。1949年初，申新五厂厂方将积压的龙头细布、士林蓝布抵充工资发给工人，养成工的工资只够买一条肥皂或一副大饼油条。后经罢工谈判，每人增加2角底薪。⁽¹³²⁾申新五厂工人罢工、谈判、资方让步的周期性循环正是在沪纱厂工人求生抗争命运的缩影。

新旧参半的企业管理

荣鄂生（1928年）（引自陈文源、胡申生主编：《荣德生和他的事业史料图片集》）

申新公司是个华商家族企业集团。据申新纺织无限公司章程规定，在未得到全体股东大会同意前，不能将自有的股份转让给局外人，只能在股东内部转让。总公司不设董事会，各厂股权独立。经理的人选或解任，应得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通过，但人选多由荣家指派的亲友及后辈担任。1928年荣家成员担任申新各厂主要职务的有申新二厂副厂长荣溥仁（荣宗敬长子），申新五厂副厂长荣伟仁（1906～1939，荣德生长子），申新六厂经理荣鄂生（荣氏兄弟族叔）。⁽¹³³⁾1935年由荣德生二儿子荣尔仁（1908～1994）担任申新五厂厂长。1928年申新系统各厂职员共483人，其中无锡人273人，约占申新职员总数的56.52%，其中荣姓38人，约占无锡人的13.92%。在荣家企业集团任职的职员合计957人，其中无锡人617人，约占64.5%；荣姓约占无锡人的12.2%。⁽¹³⁴⁾各厂的经理、厂长对本企业的生产负全部责任，原料采购、供应、产品销售、资金周转及人事安排等方面由总公司集中管理，统筹规划。但总公司的业务并未严格按照《条例》执行，一切以总经理荣宗敬的意见为转移。一位银行家称“总公司事无巨细，均以荣氏（荣宗敬）一人之旨意为依归……很少见其静坐写字台前，批阅文件或静思默想。更未闻其召集重要职员，开会商讨业务……所有重要会议均于其家中，而非办公室内举行”。⁽¹³⁵⁾荣宗敬将申新纺织无限公司的重心确定在上海。荣毅仁回忆，“我伯伯和父亲的经营思想作风各有特点。我伯伯重业务，主张做交易所；我父亲反对交易所，重视生产成本。伯伯崇洋，喜欢请外国人，重视科学知识；父亲崇土，比较保守些。他办茂新时，就相信工头，对外国人有敌对心理，他相信自己厂里培养出来的人。如对待汪孚礼和薛先生（薛明剑，申新三厂总管）就有所不同。薛先生的意见，言听计从；汪孚礼的建议，就要肚里算笔账了”。“他们两人要求发展事业是一样的，只是采取的办法有些不同”。父亲认为“自己内部经济既然这样困难，应该先把现有这几爿厂办好，然后再发展。伯伯则认为，多一爿厂，就多一个盈利机会，也就多一个还债机会。他一天不看到锭子，心里就不舒服。他说：‘债多勿愁，虱多勿痒，债愈多愈风凉’。……他们两人的想法固有不同，但老兄弟俩感情非常好，相依为命。虽然有争论，最后我父亲还是听伯伯的决定”。⁽¹³⁶⁾由荣家兄弟合力创办的申新棉纺织企业如同一个容纳不同主张、实践的新旧混合体。其迅速扩展、尝试改革的步伐自然也伴随着变幻莫测的风险和内部阻力。

申新推行改革的主要措施，大体涵盖了192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后期。随着荣家第二代进入企业管理层，这种不同经营思想的碰撞也在父子之间萌生、延续。

一是逐步淘汰工头制，任用工程师、技师。申新纱厂管理系统实行工头制与职员并举。各厂经理下设武场总头脑—双领班（日夜两班）—工头—领班—小领班；文场总管—双领班（日夜两班）—拿摩温—童工头两个系统。武场总头脑掌管全厂生产技术管理，如原料选择、成品检验，车速、操作，机工的招工、解雇等；工头管理重要车间（清花、钢丝、细纱、粗纱等），下设领班、小领班。文场总管的地位在武场总头脑之下，双领班（日夜两班）管理职员（负责记账、统计、人事、考工、劳动工资、交通运输等），拿摩温管理女工，童工头管理童工、小工。⁽¹³⁷⁾自1924年起，由薛明剑提议，荣德生在申新三厂试行管理改革，逐步废除工头制，聘用一批具有专业教育资质的年轻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财务、行政、人事、设备、技术、工务等方面的，仿照外国企业，实行新的管理制度。如1928年申新各厂引进工程师，添机、改良。⁽¹³⁸⁾汪孚礼（1886～1940）曾是参与申新公司改革实践的高层技术管理人物之一。他是湖南沅江人，1913年由省政府公派留日，进入东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1914年回国受聂云台聘任，任恒丰纺织新局技师。后在恒丰养成所任教，培养青年技术人员。1921年大中华纱厂开办，汪聘任各纺织学校毕业生担任基层管理和技术干部，生产出的纱品优良。1923年大中华纱厂经营失败，汪辞职回湘，曾任湖南常德甲种工业学校教务长。1925年春，汪经恒丰纱厂老板聂云台介绍，由上海申新纺织总公司具名，被聘为纺织技师。随后出任申新三厂总工程师。当时申新三厂实行工头制，汪以原大中华纱厂基层技术人员充实各车间，在行政、技术、运转、保全方面实现全面整改，以《纱厂工作心得》作为职工工作准则，实行标准工作法，以提高劳动效率、产品质量，结果遭到比恒丰纱厂更大的阻力。1925年3月，汉口申新四厂因为“请了几个新式工务员的改良事件发生暴动”（这几位新式工务员恰系汪孚礼的学生或旧同事）。4月，无锡申新三厂在工头们的煽动下，突发工潮，“公事房打坏，新职员殴伤，工务室所有的书籍文房，也都不翼而飞”，“厂经理德先生，也不得不宣告暂时停厂”。工潮平息后，新进职员仅剩汪孚礼和保全部主任毛翼丰。“虽承厂当局多方维持，得以相安无事，但要改革其已深之积习，仍属势所难能，不得已单就技术方面之可改者改之，人事问题只好暂置不问”。⁽¹³⁹⁾后来，汪担任申新总公司的厂务部长（1932年），申新二厂厂长（1933年）。

申新系统高层管理者汪孚礼（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汪孚礼在申新系统的改革虽被叫停，但他仍关注华资纱厂经营管理方面的症结。1931年汪先生曾在《纺织周刊》发表《我国纱厂未上轨道之实例》，认为“所谓轨道也者，非必如机械式之轨道，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但至少必具有原则，制有标准，以为办厂之方针”。他归纳为10个方面：重商而轻工，组织之复杂，纺纱无定支，用棉不规则，技术少专家，工人无训练，设备不完全，物料不考究，用人无定额，出数无定量。被该刊编者认为是“一篇很可名贵的文字”，“差不多把我国纱厂办理不善、进步迟缓的弊病，整个的加了批评。他所言的处处没有离开事实，但也针针可以见血”。⁽¹⁴⁰⁾1935年汪孚礼转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稽核，主持面业投资，并参与中行有关各厂厂务决策。⁽¹⁴¹⁾

申新纱厂系统的管理模式带有传统文化痕迹。由于荣宗敬习惯于旧式账簿，故总公司会计部就采取旧式账簿、新式簿记并用，产品无成本核算，无法为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提供正确的数据；也不定期向股东公布公司及企业的账目。申新在创建新厂、扩建老厂时，往往不通过集股而由各厂盈余直接调拨垫付。⁽¹⁴²⁾由于长期靠举债扩大再生产，申新企业摊子越来越大，危机也逐渐显露。1932年底，申新企业集团共有纱锭521552枚，布机5357台，线锭40040锭，工人31717人，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华资棉纺织资本集团。但申新系统流动资产为2236万余元，而流动负债达2456万余元，当时不仅继续将机器厂房抵押在外，而且全部营运资金全靠借贷度日。1933年后，不仅申新系统第一至第九厂已全部作为抵押品向行庄借款，甚至因申新债务关系，另将茂新一、二厂的厂产，福新二、四、八厂的道契也被作为抵押品。1934年6月底申新系统资产总值有6898.6万元，负债总额为6375.9万元。⁽¹⁴³⁾已临近资不抵债的边缘。

尽管纱厂的改革一时受挫，但荣氏兄弟培养儿子实习纱厂管理，启用技术专家经营纱厂的进程却依旧继续。1926年夏，在荣家兄弟安排下，伟仁、溥仁、尔仁、王启周趁暑假之便，随汪孚礼学习纺织。他们半天上课，半天到车间实习。“两月之后，又领往上海各名厂参观数天，作详细比较，为时虽短，极感满足”。后伟仁、溥仁仍往交通大学肄业。尔仁、启周仍回无锡，与汪到车间又实地工作半年。1927年伟仁、溥仁毕业后，就在上海帮助总经理荣宗敬做事，后来申新五厂改组时，汪孚礼与荣尔仁、王启周会商推荐朱仙舫（时参与主持申新职员养成所）为申新五厂厂长，并由荣尔仁、王启周赴沪征得总经理同意。汪认为此项任命非同寻常，“申新厂之由纺织专家主持，当以此为嚆矢”。到1932年，“伟仁、溥仁等仲昆四人，分任总公司货厂方的要职，各能胜任愉快，这就是学有根底的原因”。“现从经理、厂长、技师，以至主任、监工辈，殆无有不称职之人”。⁽¹⁴⁴⁾1931年申新五厂、申新六厂的主要技术管理者也启用中青年纺织专业人才，如申新五厂的总工程师黄炳奎（36岁，长沙人，美国罗威纺织学校毕业）、副总工程师任浩（35岁，湖南人，大中华养成所毕业）、粗纺部主任胡幹才（28岁，湖南人，湖南第一过夜学校毕业）；申新六厂工务主任卢达纶（31岁，吴县人，苏州工专访科毕业）。他们都是中国纺织学会的正会员。⁽¹⁴⁵⁾

这种进厂跟班实习的经历，荣毅仁也记忆犹新，“我在童年的时候，经常在晚上陪着父亲乘凉或是烤火。父亲常常把他创办实业的经过讲给我听”。“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他的衣钵的继承者，管教很严。从我15岁起，学校放假的时候总是送我到厂里去学习。我是和职员一起食宿的，有时也到工房里去看看，和工人谈谈天。我看到工人起早落夜，工作得实在辛苦。但是他们吃得很不好，穿得很破旧，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有的还向我借钱。我总是想，父亲说我们开了工厂，工人就有饭吃，为什么工人还是这样苦呢？这一问题长久地在我脑海中盘算着”。⁽¹⁴⁶⁾荣家兄弟对申新系统管理层的调整优化经历近十年的努力，步入正途。

二是通过办各种养成所，培养职员、培训工人。申新系统“自1928年期正式开班纺织职员养成所，招收国内工校毕业生，半授课、半实习，毕业之后，分派各厂服务”，到1932年已办到第四届。“又设立技工养成所、艺徒学校、补习学校之类，有时或径由厂方招收练习生，施以特殊的训练”。⁽¹⁴⁷⁾申新系统的技术、管理人员主要由申新职员养成所输送，自1928～1940年仅在上海、无锡共培训250人。⁽¹⁴⁸⁾荣毅仁回忆，“申新办有职员养成所，是干部的主要来源。一般的干部，从自己办的公益工商中学出来的很多。申新职员离开后，反过来与申新唱对台戏、对申新不利的情形没有发生过”。⁽¹⁴⁹⁾1932年无锡申新三厂又尝试创办女工养成所。招考新生由厂方备函，通知乡间各区长，介绍身体强健、品行温和、举动灵敏、略识文字的农村女子（15～20岁）填写登记表，结果应考者200余人，录取50人。⁽¹⁵⁰⁾此举是申新纱厂系统培训女工的起步。

三是从无限责任公司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变。钱钟汉回忆说“德生先生与他的儿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企业办成一个托拉斯集团。但具体做法各不相同。荣尔仁的意图是想把无限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推举董事，成立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权力机关。总经理、经理、厂长等都聘用行家担任。这种思想是受了汪孚礼的影响。荣尔仁曾向他父亲建议过，任命汪孚礼当申新三厂厂长。但德先生认为，自己的企业怎么可以交人家去办呢，坚决不同意。最后，汪孚礼被迫走了，荣尔仁也去了上海。”⁽¹⁵¹⁾(www.daowen.com)

1935年申新二厂、五厂因经济不景气，一度停顿，后由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为主体的申新一、二、五、八厂银团管理，以委托经营方式，聘荣尔仁为厂长，改组复工，对生产技术及经营管理整顿改进，营业渐有起色。申新六厂原系租办常州纱厂，由荣家出资15万元租办，原申新三厂副经理荣鄂生调任申六经理，于1931年退租。“另购上海厚生纱厂改称申六厂，仍由荣鄂生任经理”，将纱锭设备迁上海杨树浦河间路29号，并加意扩充。迄廿六年（1937年）已有纱锭75000枚，线锭5500枚，布机900台”。⁽¹⁵²⁾申新五厂、申新六厂毗邻而设，成为申新系统在沪东的纱厂基地。期间，申新系统的生产技术改革也有所改进。如细纱机改用大牵伸（1923年西班牙首先试验成功），将细纱机的牵伸部分加重，速度加快，使棉纱拉长。1934年4月申新系统20支纱每件平均工缴费用（不包括原料成本和统税）为41.43元，日厂为25.20元；利息支出申新为16.25元，日厂仅3.42元。⁽¹⁵³⁾可见，从生产成本、流动资金看，申新系统与在沪日棉纺织厂的竞争中尚处劣势。

在家族企业成长面临内外险境之际，荣家第二代年轻的企业家们也开始接掌引领家族企业走向工作标准化，管理科学化的重任。1931年荣伟仁担任申新五厂厂长时，曾与李伟国、荣鸿元、荣尔仁等赴日本考察12家纺织厂。他将考察心得归纳为：专门化（各司其职、精益求精）、家庭化（视厂若家、厂事重于家事）、合作化（合作互助）、工作标准化、设备科学化。荣尔仁时在无锡申新三厂任职，他考察归来，在向全厂同仁作题为《日本纱厂之合理化与标准化》演讲中，认为“就尔仁观察所得，平心而论，吾国纺织事业与日厂相比拟，当差二十年。在此二十年中，宜如何加倍努力，兼程前进，庶或有并驾齐驱之一日”。⁽¹⁵⁴⁾荣毅仁在读大学期间，曾奉父命住厂实习。他晚年回忆，“1932年我中学毕业升大学后，每逢寒暑假，父亲就要我到工厂去学生意。用文明话来说，叫实习。我读大学的几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寒暑假的。因为一休假回到无锡，就要到茂新面粉厂住厂实习。我父亲对我们小辈要求严，不许摆少爷架子。我这个小开可不好当啊！”“厂里的技术员、管理员当然不会叫我这个小开去爬机器底下，是我自己要钻下去看的。……不能动手的人，就不可能学到真本事，不可能很好指挥工作”。“工人待我蛮好。我也能懂得一点工人的疾苦。有人生活有困难，对我说：‘小老板，帮帮忙，借点钱好吧？’我就经常给工人帮点小忙”。⁽¹⁵⁵⁾

1932年的申新系统已扩展至9家纱厂，占全国华商纱厂数（84家）不足九分之一，却拥有纱锭（50万枚）占五分之一，织机（6600架）占三分之一，线锭（56000枚）占二分之一。鉴于申新系统已居中国纺织业首席代表的地位，汪孚礼深知，申新虽逐年扩充，但“实在的经济力量，鄙人虽不是深悉，恐怕不容做如许的事体”。“最好暂留一步，将现有的局面，积极的加以整理”。当时，中国华商棉纺织尚处纺粗纱、织粗布阶段，所谓32支、42支、60支，外国人只叫做“中号纱支”，还算不得细纱；普通所说的12磅细平、细斜，更算不上是细布。因此“棉纺织中的真正细纱、细布，都要急起直追”。汪表示“惟望在中国纺织界已得有较稳基础的申新，起来解决这问题，担负这责任”。⁽¹⁵⁶⁾对于汪孚礼的审慎提醒，申新企业决策高层未能及时有效应对，2年后的申新系统企业就陷入难以自拔的危局中。

1934年6月申新总公司发生内部经济周转呆滞。除第一、二、五、八厂订有营运借款合同，第六、七、九厂随时照营运借款办法全部照常活动外，总公司各部几陷于停顿状态。照申新一般股东的看法，1934年荣宗敬的儿子运用申新资金做棉花投机，蚀去1000万元，是弄成总公司资金搁浅的主要原因。当时荣毅仁还只是个18岁的青年，他回忆“1934年7月，有一天报上大字标着：‘申新搁浅’。那时我正在学校里，看到了报纸，呆住了。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¹⁵⁷⁾？

这一次空前危机，客观上也是促进申新企业系统内部加快改革的机遇。为应对危机，债权者采取由银行派员驻厂管制资金，1934年8月1日总公司迅速成立申新改进委员会（简称改进会），以荣伟仁为主席，下设业务、厂务、总务三组，组下设股。经一年改进，总公司建章立制、改进管理，⁽¹⁵⁸⁾使企业管理规章制度逐步改善。1934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申新总公司委托，查核总公司于上海各厂的账目。两年后主任会计师潘序伦在《改良申新纺织公司会计制度意见书》中认为现行会计制度应行改善的有十点，具体办法：1.组织改良会计委员会；2.实行成本计算；3.划一记账方法；4.设立主计处。⁽¹⁵⁹⁾

在申新资金搁浅后，按银行债团指定，荣尔仁被调任上海申新一厂、申新八厂厂长，后又调任申新二厂、申新五厂经理。荣尔仁在沪期间，曾在上述四厂“都采用过汪孚礼的一套管理办法，主要措施是重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来代替亲戚故旧；开办职员养成所，培训各厂的基层职员”。由于在股东间未遭到强烈反对，他的改革推进比较顺利。当时荣尔仁还开始酝酿对荣氏企业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化管理。要点一是将荣氏家族逐步由经理等实职退居董事会，由董事会决定企业的一切大政方针；所有经理、厂长全请有能力的代理人担任。二是将企业一切组织办法按照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制度化。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申新资本系统内叫做“大申新计划”。⁽¹⁶⁰⁾由于中日战争爆发，该计划的实施被推迟。“抗战胜利以后，荣尔仁从后方派员去沦陷区接收荣家的企业，准备实施他的‘大申新统一计划’。但到上海后遭到各方反对，当然也遭到德先生的反对”。⁽¹⁶¹⁾

年轻的荣毅仁当时没有直接参与“大申新计划”的筹划，但申新搁浅事件成为他日后经营活动中铭记的教训。1987年11月，他就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一次谈话中谈到，“金融的作用应该是促进生产，同时要防止走入歧途，应该在各行各业中期融通作用，而不是仅从钞票到赚钞票”。“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时，我刚刚进大学，看到自己家族中有人这种时机下参与一些投机活动，几乎导致家族企业的毁灭，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之后的50年中，我一直忘不掉这次教训，一直认为目标应看得大些，而实际工作则应该尽量稳妥扎实”。⁽¹⁶²⁾

章荣初加盟

章荣初（1901～1972）是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人，父亲在镇上经营丝行。章上过小学，1918年来上海在棉布号学生意，在杭嘉湖一带贩卖棉布，从学徒、跑街、一路升到副经理，章荣初24岁时以1400元独资开设华丰祥记棉布号，经销日本印花布。他梦想有一天能开一家印染厂，1928年，章荣初在宁波富商郁震东的支持下，以20万两银价买下杨树浦高郎桥东侧一家行将倒闭的中国樟脑厂（今长阳路1382号），筹集25万银两资本，从日本买进印染机器，招收500余工人，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华资印染厂：上海印染厂，拥有该厂股份的50%，任总经理。章的经营也从商业转向工业。

当时上海只有2家印染厂，一家是英商纶昌印染厂，⁽¹⁶³⁾其前身是1923年法商在浦东白莲泾开办的中法印染厂，1925年由英商接盘，改称纶昌印染厂，资本600万英镑，是首家在华外商投资的印染企业。⁽¹⁶⁴⁾章的上海印染厂资本仅25万元。印染方面的颜料、药品不下千余种，章是贩卖棉布出身，对颜料、药品的性能完全是门外汉。两家厂的印花布自然也不是一个档次，初期上海印染厂购买了2台日本印花机，它的印花布比纶昌的印花布售价便宜一、二钱，每匹可赚到五钱，一天生产1000匹，就有500银两利润。开工2～3个月后，纶昌的英国大班和马买办就到上海印染厂参观，流露出骄傲、轻视的态度。随即马买办单独约谈章荣初，提出要投资上海印染厂，遭到章的拒绝。

英商纶昌印染厂全貌（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英商纶昌印染厂总办间（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英商纶昌印染厂职员合影

事后不到一个月，纶昌就用自动跌价挤压章荣初。不到2个月，纶昌的印花布价格就从四两五钱一路跌至二两八钱。此时，章接受二两八钱的价格，就意味他每匹要亏一两银子，每天亏1000两银子。章没有退路，只能硬撑，撑到9月23日被迫停工。厂里亏欠银行、钱庄63万银两。当时正值废两改元，不出3个月，纶昌的印花布售价又从每匹二两七钱涨到7元左右。

第一轮竞争失手后，章并不死心，不到一年又拼凑调整，从日本购进二手纺机、织机。印染厂于1931年7月先开工，还筹备增加纺、织两个部分。1932年他又投资50万银两，购置旧纺织机，改称上海纺织印染厂（1938年10月投产），逐步形成自纺、自织、自印、自染和自拉绒的全能厂。⁽¹⁶⁵⁾

从复工到1934年，这个厂正常经营。1934年5～6月，印花布畅销，纶昌厂再次跌价挤压章荣初，开价从7元／匹，到年底跌倒3.7元／匹。章荣初的再次受挫损失惨重，包括厂基押款、货物押款在内，共约600多万元，法院在厂内贴出扣押封条有54对，当年章向市商会申请清理。为了偿还债务，1935年章荣初又筹集1万元使印染厂部分开工。⁽¹⁶⁶⁾

章荣初在高郎桥经营印染厂期间，不时受到流氓的勒索、诈骗、骚扰。曾有一陌生人拿了南市警察局长卢英的名片，找章扬言有强盗称章借给他手枪，要调查，并以卢英姨太太要祝寿，要章送礼。无奈之下，章花了一笔钱投靠杜月笙，向杜投了一份门生帖。但杜的“敲竹杠”（勒索）接踵而来。仅杜为章排解官场麻烦，就在章的绸业银行存折取款2万元，杜要章投资民生纱厂复业，要章破费2.5万元，事后就没有下文了。章荣初这张绸业银行的存折还有4万元的“帮忙费”出账，分别是捐给潘公展的《晨报》2万元，送给社会局局长吴开先2万元，章的付款方式都是根据潘、杜的吩咐，将存折交给他们办理。⁽¹⁶⁷⁾

在上海商界闯荡，同乡纽带、帮会关系都是不可缺少的护身符。1928年章荣初创建上海印染厂时有职工500余人，其中很多人是章荣初的湖州同乡、同族。另据1934年4月的《恒社社员录》可知，223名社员中商界有120人，约占百分之54%，其中也有章荣初。⁽¹⁶⁸⁾1930年代前期作为一个在上海企业界的经营者，若没有出入官场、商场、黑道三界的关系网，几乎是寸步难行。

1930年代前期，章荣初在虹口还有一家中央印染厂在天同路的天同里（今天水路，有156号、172号两处入口），但他的经营重心已在高郎桥。遗憾的是他的上海纺织印染厂在战前已归上海银行、交通银行管理经营，由银行委派经理、厂长，章荣初只是名义上担任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没有实权。⁽¹⁶⁹⁾

章荣初在上海企业界闯荡的同时，他还在教育方面办了两件大事：一是1933年他在家乡湖州菱湖镇南栅榜眼厅南（即现在菱湖粮管所范围）出资购买了20亩土地，建造了青树小学，于1934年2月正式开学。学生上学免交学杂费，免费提供校服，因得到上海湖社社长康伯耆的推荐，他请菱湖在沪名人潘公展担任青树小学董事长。后来青树小学发展到12个班级。二是设立“青树奖学金”。他用“青树”两字为校名，寓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事业长青。这所完全小学不仅是章荣初馈赠桑梓的一件礼物，也表明投资教育、培养人才已纳入他兴办实业长远规划中。章荣初曾总结过自己一生致力于实业的最大体会：“作为一个企业家，个人的事业是动力，是基本；各种专业知识与技术理论，为事业兴衰成败的决定条件；而学有专长的人是企业兴旺的关键。”⁽¹⁷⁰⁾作为一个企业家，章荣初一生投资基本集中上海和故乡菱湖两地，主要涉及工厂企业、教育两个领域。

章荣初

在章荣初涉足企业、办学的初创期，华北时局的演变也不时牵动他的心。1935年7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以政治谋略和军事进攻两手兼用的夺占绥远的政策，先是妄图策动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与其合作，遭傅拒绝后，即决定诉诸武力。当时，国民政府采取有限度的局部抵抗政策，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也采取联共、抗日、联蒋路线，傅作义决心誓保国土，抵抗到底。绥远抗战和百灵庙大捷⁽¹⁷¹⁾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是局部抗战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战役。傅作义将军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抗战热情。1937年2月，章荣初以私人所有全部精美家具、珍贵名裘、名人书画、古玩陈品601件（估价3万余元），委托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妇女绥远剿匪慰劳会标卖集款，汇寄前方充作慰劳。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妇女绥远剿匪慰劳会印制《章荣初君援绥赠品清册》、捐金赠券1万张（每张5元），依赠品价值顺次编列奖号，定特奖10个（价值1000元～数百元）于2月14日开始发售；3月14日在浦东同乡会杜厅当众摇奖，以摇出号码与奖号各件凭券对号赠予奖品。无论获奖与否，概赠傅作义签名纪念状。章荣初函称：“傅部卧冰吞雪，浴血抗敌，荣初治业沪滨几近十年，初办印染之业以与外商竞争，继因时势需要复为纺织业之建设。”“潮流所趋，工业艰困不袛一厂，然以时变之未来未能预谋，愿付将沪上住宅售偿私债，准备移居厂内，专心业务，期祗于将所有各种私有各物，除留存少数家庭需用者外，将全部红木家具、男女皮衣、书画银器等500余件送请大会标卖”。⁽¹⁷²⁾章荣初倾其家产慰劳抗敌将士的义举，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章荣初援绥赠品清册（193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