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者与后来人

棉纺织厂落户高郎桥始于1914年，选择在高郎桥投资建纱厂的是一个生于浦东、留美归来的中年人：穆藕初。他与纱厂的命运似乎有着某种奇特的相似，喜忧交加、难以自主。

留美学生的梦想

穆藕初（字湘玥，1876～1943）回国初期

穆藕初（1876～1943）祖籍苏州，曾祖父因避乱移居浦东务农。浦东是近代上海地区的植棉区，穆藕初的祖父就是穆家开始经营棉业的第一人。祖父有5个儿子，均在杨思桥落户，继承父业。穆藕初父亲穆琢庵排行第二，掌管家业后扩大棉业经营，在南市设穆公正花行经营40余年，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他有三房夫人：原配蒋夫人（生2个儿子，1女）、继娶倪夫人（生1女）、又续娶朱氏（穆藕初生母，生2个儿子，1女幼殇）。穆藕初与胞兄穆抒斋（1874～1937）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母亲朱氏出自浦东南汇新场镇望族，能书写、计算，善治家政。穆藕初排行第五，幼年体质素弱、胆小腼腆，1881年6岁时进乡塾就读，温雅少言，穆氏族人戏称他为“五小姐”。

1884年后穆藕初父亲年迈，家境渐衰。为减轻家庭负担，1889年，14岁的穆藕初与哥哥穆抒斋双双弃学谋业。哥哥在家乡设馆授徒；穆藕初则入棉花贸易行当学徒，1891年在花行担任发款。⁽⁴⁰⁾1892年父亲去世后，母子三人自食其力。1894年（甲午年）中日之战爆发，1895年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这使穆藕初深受刺激，雪耻报国成为他转学西学的动力。此后的5年间，穆藕初坚持业余学习英语，在考入江海关就职，与金氏成婚后，他又不惜辞职，放弃月薪百元的海关“金饭碗”，于1906年进龙门师范学校任英文教师兼学监。⁽⁴¹⁾1909年，34岁的穆藕初在亲友资助下，赴美求学。在美5年，他获得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士学位（1913年），德克萨斯州农工专修学校农学硕士学位（1914年），考察足迹遍及20余州，逐步接近自己的目标：“全力注意于植棉与纺织”，“并研习科学管理法”，⁽⁴²⁾为回沪办纱厂奠定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在回沪后，穆藕初无意谋求沪英美烟公司的高级华经理（月薪1500元）等高薪职位，而是开始实施自己的大计划——进军棉纺行业。

穆氏棉场

1914年夏穆藕初离美返沪后，尽管他具备植棉、棉纺织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有办纱厂的强烈愿望，但他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实践办厂理想。民初的华商纱厂由于受到华棉纤维粗而短的制约，所以一般只能纺20支以下粗纱，无法织成细布。⁽⁴³⁾而美棉细长而韧，可纺42支以上的棉纱。所以只有改良品种、自产长纤维棉花，才能解决自产细布的原棉。所幸他移植美棉来改良本地棉种的设想得到他的好友郁屏翰（老公茂洋行买办）的支持。郁屏翰慨然在引翔乡的自家墓地划出一块60亩的土地，作为穆的引种美棉试验田。⁽⁴⁴⁾于是，穆藕初在高郎桥起步，移植美棉。

在引翔乡穆氏棉场首先落脚开张，穆兴致盎然地从事改良棉质的研究。他将亲自从美国带回乔治亚州的克里夫伦大球种，进行培育，逐年选种，几易寒暑。经过4年的辛勤栽培，终于获得成功。他种植的美棉纤维，在长度、性质、韧力都不比进口的美棉逊色，⁽⁴⁵⁾为改善中国棉花质量开通了可行的路径。据《申报》报道：“穆氏在引翔植棉场引种的美棉，每亩平均产160斤，最高为200斤。”1917年穆藕初还与郁屏翰、聂云台等在浦东创设中华植棉改良社，以郁屏翰为名誉社长，会员约800人，并在杨思乡设试验场。穆还编写刊印《植棉改良浅说》，购备大批美棉种子分发各省推广美棉种植。他又在浦东创办5个县立植棉试验场，兼任各场主任，亲自下田指导棉农操作，印发资料推广；送厚生纱厂学徒方显廷到郊区的棉花试验场学习种植美国长纤维棉花。⁽⁴⁶⁾1918年，穆藕初利用移植的美棉纺成32、40支细纱。改善了中国棉布的质量。⁽⁴⁷⁾

当穆氏棉场初见成效时，同期国内植棉改良活动还极罕见，只有日商三菱集团、东洋拓殖会社⁽⁴⁸⁾，华商如上海的穆氏兄弟、湖北的私立三益棉场等有引种美棉尝试。⁽⁴⁹⁾穆藕初移植美棉获得成功后，不仅为华商纱厂、社会团体提供专业知识讲座《棉花与棉花之种植》、《入厂后之棉花》等，还将培育的移植美棉在厚生纱厂试纺成纱，发表《试验移植美棉纺纱能力之报告》，认为在华移植的美棉纤维，在长度、性质、韧力与进口美棉相当，这表明美棉适应中国的气候、土壤，可以推广种植。并组织听讲者到厚生纱厂参观，传播植棉、棉纺织生产等专业知识、技术。⁽⁵⁰⁾在传播专业知识，增进棉业、纱业的相互了解、协作方面，穆藕初都作出了开创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他被称为是在中国棉纺织工业起步的最初30年（1898～1928年）间的四位代表人物之一（另三位是张謇、聂云台、荣宗敬）。然而，穆藕初并不是一位单纯的植棉专家，他更大的抱负是创办纱厂。

开办三家纱厂

现代工厂企业的成立，一是包含工业资本制度的革命：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因此为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国家须有公司法、破产法等法规；工厂则有董事会、监理会等组织与一定的会计审计制度。这些法规随工厂制度的形成而发生、修正、完善。二是现代工厂使用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工厂管理、资金周转均需要遵循有关规则，这些规则是随工厂制度的形成而逐渐累积的长期经验，非一蹴而得。⁽⁵¹⁾

在“大工业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就是资本用于商品生产，以及资本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形成本身：这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存在，资本家阶级本质上就是工业上的一个阶级”。⁽⁵²⁾英语一些与工业相关的词汇含义，也保留着资本家阶级演变的痕迹。如Manufacturer的原意，是无区别地指工人又指工场主，而且接近前一意义比接近后一意义更为常见。一些小工场主往往兼有两种身份：从产权上看是老板；从职业和生活方式上看是工人。这些不同的社会成分仍然混杂一体，难以分辨。但产业革命却使两者分离，彼此明显地对立起来。⁽⁵³⁾

企业家的特殊才能一是勤勉，即Industria。罗伯特·皮尔爵士在1772年还只是伯里的印布工人，1780年起，他投资企业，几乎雇佣伯里的全体居民。1788年他又从斯塔福德郡塔姆沃思买地建工厂。1790年当选议会议员。后在对法战争最困难时他为支持皮特政府，捐助1万镑，被封为准男爵，这是世袭的头衔并带有Industria（勤勉）字样的题词。⁽⁵⁴⁾可见这种从工人到企业主的身份转变，是通过非常严格的淘汰才能实现，淘汰只让最有才能的企业继续存在。二是表现在企业组织上的突出能力。首先必须筹集必要的资本。⁽⁵⁵⁾由于机械化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并使之普遍化。管理一个工厂就是行使统治权。工厂主是真正的工业巨头。对于这些无经验的、未受过集体劳动训练的人员，要适应大机器工厂环境，必须教授严格的厂规教育、操作规范训练。工厂主是施行雇员教育和训练的组织者，英国陶瓷工业先驱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成年时只有20英镑作为资本，还是父亲生前当陶工工头时遗赠给他的。在韦奇伍德的工厂里，劳动时间是用钟声通报的，因此工厂附近的人们就称它为“敲钟工厂”（the Bell-Works）。1816年在曼彻斯特的纱厂一般在早晨4：30就开始敲钟了。⁽⁵⁶⁾于是小作坊里通常的自由放任被极其严格的规则代替：工人进厂、出厂和饮食都是在钟声所指示的一定时间进行的。厂主行使对工厂的管理权，就像“一个在自己队伍中间的铁将军”。要求工人必须极其勤奋、极其精确地工作。工人被训练得非常有规律，据说以致齿轮和铁锤的惯常和声如有不调和，就足以马上告诫厂主要发生停顿或事故。⁽⁵⁷⁾作为个体工人不仅需要在生产操作中与机器融为一体，还需要与其他工序的工人形成互相配合、各司其职的连续生产流水线中的一员。韦奇伍德在埃特鲁里亚办厂期间，也设立患病工人救助基金，开设一个图书馆，并慷慨资助当地公共学校的创办。⁽⁵⁸⁾企业家的社会公益捐款也有助于树立自身服务社会的名人形象。

穆杼斋（字湘瑶，1874～1937）

“一战”期间，在华兴办华商纱厂有32家，其中16家设在上海。投资者以商人最多，尤其是棉纱商、布商，其次是官僚、军阀，真正的产业资本家寥寥无几。由于商人资本的流转路径是货币—商品—货币，资本运作的原则是买贱卖贵，与生产全然无关。商人的意识并不关心生产问题，由商人转为资本家者，往往既不知如何管理生产，也难免有热衷投机的旧习。⁽⁵⁹⁾穆氏兄弟为了实践共同办纱厂的愿望，先是胞兄穆杼斋辞去警长职务，改行办实业。1914年8月欧战爆发后，穆藕初得知有一家尚未完工的工厂打算出售地块（14亩）。穆氏兄弟立即商妥，向亲友筹资20万银两买下这家厂。于是10月初，这处位于高郎桥东堍南侧的地块，就成为穆藕初兴建德大纱厂的舞台。⁽⁶⁰⁾

其实1914年穆藕初在引翔乡租办植棉实验场，移植美国长纤维棉花时，就到过高郎桥地区。在穆藕初眼里，当时的“高郎桥，非常冷落，桥下只有一爿来煽茶馆”，所谓“来煽”是因为“顾客无多，须客至，然后催炉应客”。⁽⁶¹⁾当时高郎桥西堍的霍山路、齐齐哈尔路一带是本地人世代居住的老屋。“听长辈说，我父亲（1915年出生）小时候家门前还是稻田”。⁽⁶²⁾桥堍周围成片的稻田、孤独的茶馆、本地人老屋，映证民初高郎桥还是一片寂寞、冷清的农田区。

高郎桥地区是沪东工厂区北部的边缘地带。有水、电、煤气之便，德大纱厂的问世可谓神速：1914年中秋（10月4日）发起筹建，从定机、筹款、基建到安装、调试到1915年端午（6月17日）出纱，整个过程仅用了8个多月。

德大纱厂（今长阳路1382号）由穆杼斋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穆藕初是经理（月薪仅80元），负责生产。穆藕初借了1万银两作为投资，并以股票抵押给借款人。初期工厂雇佣男工100人，女工400人，办事员20人，锭子1.6万枚，日产30包纱，每包420磅。⁽⁶³⁾厚生纱厂全称是厚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河间路29号），占地40亩，以120银两／亩成交，于1918年6月27日正式投产，⁽⁶⁴⁾由在沪颜料商投资成立。董事长薛宝润，总经理穆藕初。该厂由穆主持筹建，但他个人并无股份。穆独自掌管两家纱厂经营，月薪约400元，个人月伙食费6元。由于薛宝润等颜料商看好棉纱市场，1919年，又集资在郑州创办豫丰纱厂。穆藕初才以历年积累所得投资15万银两，并被邀请兼任经理。⁽⁶⁵⁾

1920年前，德大、厚生2家纱厂还使用蒸汽动力，1921年均改用工部局提供的电力。⁽⁶⁶⁾为办好纱厂，穆藕初身兼两家纱厂经理，连家也搬到纱厂附近的德大里（多年后才迁居法租界的太原路、永嘉路口）。他成为高郎桥地区的一个新居民，也是在高郎桥地区播下工业社会种子的园丁，享受着追梦耕耘的喜悦。

德大纱厂大门（引自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www.daowen.com)

厚生纱厂大门

厚生纱厂车间（引自唐国良主编：《穆藕初——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1919～1925年，穆藕初身兼三家纱厂经理，奔波于沪豫两地。作为三家纱厂的经理，穆藕初企业管理的才华得到展示。

1.在经营中注重提供示范、培训点。德大厂采用英式机器设备，而厚生厂采用美式机器，两家纱厂除日常生产外还提供不同纺机使用性能的示范，接纳外厂工人学习生产操作。尚在筹建期的无锡广勤纱厂高层管理人员周辑之、杨翰西，曾到德大纱厂考察。1917～1918年，国内纱业购置美制纱锭75万枚，均由穆藕初介绍慎昌洋行定购。德大厂初期的产品就不是随大流的单一粗纱，而是兼产细纱线。这一产品的长处在第二年就见成效。1916年4～5月，当上海市面出现粗纱滞销、细纱缺货的局面时，多产粗纱的纱厂一时暂停夜班，唯有德大厂昼夜加班，仍供不应求。穆藕初的纱厂在华商纱厂中率先纺42支棉纱，32支、42支双股线。为了提高产品质量，穆藕初对拼花工序的各环节制订细致、严格的质量指标：拼合的棉花纤维长短相差不得超过十分之一；棉花色泽须注意配合匀称、粗细相当、不可混用等。6月德大纱厂的宝塔牌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所的产品竞赛中获得第一名。⁽⁶⁷⁾厚生厂的产品是纱、布并举，生产的双喜牌棉纱、股线；三虎、飞机、团鹤商标的平布、市布、粗细斜纹布，颇受国内市场欢迎。⁽⁶⁸⁾

2.引进近代企业管理理念，建立企业规章。工业工程是工业化生产的产物，一般认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并且从泰罗（F.W.Taylor，1856～1915年，一译泰勒）⁽⁶⁹⁾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念⁽⁷⁰⁾发展起来。泰罗早在1880年代就致力于车间管理的研究。他针对当时美国已盛行大机器生产，但管理方法仍停留于凭经验办事的状况，结合自己的生产实践，从改革计件工资制入手，研究了作业分析、工时测定、生产进度、车间组织、人员选择与训练等问题。他先后向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提交的主要代表作《计件工资制》（1895年）、《车间管理》（1903年）、《科学管理原理》（1909年）三篇论文，认为科学管理的主要意义在于引起一场“精神革命”，内容包括：劳资双方必须停止对分配利润的争论，共同致力于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使用科学手段掌握资料，改革工作。同时他还注意对工具、设备、材料、作业环境采用标准化配备、管理；对工人进行科学选择、培训，提高工作效率。⁽⁷¹⁾1909年鉴于“科学管理”这一新事物在美国社会引起一些误解、争论，机械工程师学会将泰罗提交的论文《科学管理原理》搁置了18个月，为了澄清真相，泰罗自行出资将这篇论文印发给全体会员。1910年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正式通过决议采用“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一词。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在纽约出版。⁽⁷²⁾1913年当穆藕初在美留学期间，泰罗的《车间管理》（1903年）对于穆如同一本内容丰富细致的办厂指南，它包括方法研究、时间研究、工具标准化、工艺制度、计划部门、零配件分类编目、成本核算法、选用工人、奖励制度等内容。1912年“效率学会”、“科学管理促进会”（1915年改名泰罗学会）在纽约成立。⁽⁷³⁾穆藕初因学习工厂管理而接触到泰罗的新著《科学管理原理》，并与泰罗、弗兰克·吉尔布雷斯（Frank Bunker Gilbrech，1869～1924，泰罗的学生）⁽⁷⁴⁾多次探讨过有关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工厂问题。⁽⁷⁵⁾这些交流见闻，无疑是日后促成穆藕初人生道路转折的重要因素。

1916年，穆藕初与人将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合译成中文，书名《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由中华书局出版。⁽⁷⁶⁾当工厂管理、科学管理在近代中国还是个陌生的知识领域时，穆藕初独自成为最初的拓荒者，引进近代企业科学管理理念的传播者、实践的先驱。他在《科学管理原理》中译本里，介绍自己对“经理”的理解，认为“‘经理’两个字英文中除了manager以外，还有一个叫overseer，用中国话来说，就是监督的意思”。“有一个英文director，它的意思，就是指挥者，所以做经理的人，只要指挥人家去办事，而不需凡事都自己去动手。有监督指挥人家的才干，才配做经理”。⁽⁷⁷⁾在担任德大纱厂经理期间，穆藕初曾亲自起草制订厂规《工人约则》、《厂间约则》、《罚则》等，《德大厚生两厂服务约则》也经他亲自修订。穆将纱厂经营管理、职工岗位规则细分为总则、厂约、厂员、告假、账房、栈房、验花、物料、车务稽查等29项，使员工明确生产流程各环节的岗位职责、奖罚规定。并将纱厂罚则细化。如迟到：5分钟罚3分；10分钟罚5分；15分钟罚1角。钟点未到先行出厂，按时酌罚。私行出厂，罚一工。相骂，各罚一工。辱骂司事，开除。⁽⁷⁸⁾这些严厉的处罚细则对保障纱厂的机器生产流水线正常运转，紧密配合的生产秩序是必要的。当时该厂员工中也有许多穆藕初的亲友，穆秉公办事，若有亲友违章，他也不讲情面，照章处罚。⁽⁷⁹⁾1925年德大纱厂被申新纱厂买下后，德大纱厂《服务约则》（1915年2月）及《女抄纱约则》（5条），也被更名为《申新五厂服务约则》（含《女抄纱约则》）继续沿用。穆在实施依法治厂的同时，也较注意管理的人性化操作。在筹建豫丰纱厂时，穆藕初考虑到郑州当地男女接触界限极严，由男工教授、管理纱厂多有不便，于是1919年6月他将就地招收的12名女学生送到上海德大、厚生厂学习纺纱、改良植棉等技术，再返回当地担任培训女工的教师。另在上海招熟手百余人为培训助手，赴豫协助操作技术的传授、辅导。

为了规范纱厂生产管理，穆藕初于1919年9月发表《纱厂组织法》，将公平、廉洁、谦抑、爱才及指挥能力、遵守章程作为当好经理的要素。他的管理模式是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并掌握人事任免权；下设科室、车间，由工程师、技术人员为负责人；由工程师、技术人员制订生产操作、原材料消耗、设备使用维护等规程。他还亲自参与设计制作生产报表，拟订各种报表的格式、内容，供科室、车间负责人使用，通过建立一日一报的报表制度，力求实现对生产流程的耗材、用工、用时、产量、质量进行量化管理，便于及时发现、解决一些管理、技术等问题，提高生产效益。同期在沪的其他华资纱厂管理系统仍沿袭文场（账务）、武场（生产）两大分工，武场由工头指挥生产，从无报表记录，对比之下穆藕初的经营实践与之截然不同。穆藕初后来将科学管理的原则归纳为纪律化、标准化、专门化、简单化、艺术化五个方面。最终目标是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⁸⁰⁾尽管穆藕初过早离开企业经营第一线，未能在实践中检验、修正他的管理规则。但他对纱厂生产管理采用统计、报表、簿记等方式，渐为在沪其他纱厂参照、借鉴。⁽⁸¹⁾

方显廷早年曾是厚生纱厂一名学徒（引自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

穆藕初在经营纱厂期间，也非常注重对工人、学徒进行职业培训，并注意提携青年人才，用其所长。他在德大纱厂办工人夜校，教工人粗浅的识字、读写，还亲自将进口机器的零件、性能、使用说明译成通俗文字，向工人讲授。⁽⁸²⁾1917年厚生纱厂招收70名学徒工，穆藕初既是纱厂的经理，也是这些学徒工的师傅。他亲笔书写的条幅“秉烛中夜宜勤读，闻鸡起舞锤筋骨，冀尔青年当自勉，誓成大器为民族”被贴在学徒宿舍的墙上，作为众学徒的座右铭。⁽⁸³⁾豫丰纱厂开工后，他还请在沪的基督教全国青年会工作人员到豫丰厂主办职工业余教育，提高工人素质。⁽⁸⁴⁾由他制订的豫丰纱厂《厂约》5条：同事宜友爱、办公宜谨慎、交际宜谦和、治躬宜俭朴、“宜力戒吃烟酗酒赌博冶游及一切不名誉之事”⁽⁸⁵⁾反映了穆藕初能吸取传统美德的精华（友爱、谦和、俭朴、谨慎等），引导员工树立敬业、诚信的职业规范。厚生厂学徒方显廷在担任办公室杂务时勤奋刻苦，并利用空余时间看报、学习，到北四川路青年会夜校进修英语。1920年春，方显廷致信穆藕初，希望能借阅一些专业书籍，穆藕初经考察后，安排方辞职求学，并答应支付一切所需费用。方后考入南洋中学高中部。1921年秋，穆藕初又安排方显廷赴美国留学，并每月给方汇款80美元（相当于中国政府给留美研究生的助学金），持续2年之久，1923年夏因穆氏经营受挫被迫中断。⁽⁸⁶⁾方显廷后来靠奖学金、半工半读完成学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方显廷的成长也直接得益于穆藕初的慧眼惜才、育才有方。

经济史学家朱荫贵认为，穆藕初以泰罗制的规范原则为基准，针对当时纱厂管理的工头负责制进行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①建立新的生产指挥系统。即总经理负责制，掌握企业的人事任免权，下设科室、车间，直接负责对生产的指挥调度。他认为大工厂制度形成后，股份制工厂的资本多来自股东，应由股东大会选出代表组成董事会，掌握全厂最高的行政权，总经理则由董事会互选一人充任。总经理应具备五个“善用”，即善用人才、善用物力、善用时间、善用金钱、善用时机。工厂的科室、车间负责人主要由工程师、技术人员担任，并负责制订生产操作、物料消耗、设备及工具的使用、维修等项操作的规范程序和指标。②建立起比较科学的用人制度。雇佣工人必须经厂方考核，解雇工人必按厂规。③建立对工人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训练制度，使工人的操作规范化。穆藕初在自家纱厂办短期培训班，实行养成工制。④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是对产销过程实施控制和总结，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针对当时许多中国的企业依然延续流水账、旧式会计方式的管理，企业在资金运用上厂、家不分，跨厂混用等现象，穆藕初在厂里引入西方国家的复式记账⁽⁸⁷⁾方式，并保留传统单式记账方式作为补充。这种较温和的过渡方式也使复式记账较易于被接受。⁽⁸⁸⁾穆藕初在总结自己管理纱厂的经历时，欣慰地认为，“从民国四年开始办纱厂以后，但凡遇到业务繁荣的年度，我的厂总比别家的工厂盈利多些。如遇到不景气的年度，即使亏本，也总比别人的厂亏得少些。这不能不说是实行科学管理的结果”。⁽⁸⁹⁾这一收获对于在企业管理行当初试身手的穆藕初来说，无疑是至高的酬劳。

3.他办厂的目的不仅是生产纱和布，还希望将工厂办成一个理想的小社会。1920年初，厚生纱厂扩招女工时，该厂湖南籍职员黄本操向穆藕初建议可否试招湘籍女工，为家乡培养一批熟手女工。穆藕初遂派黄回乡招女工，进展顺利。但这一信息经当地报纸传播后，立即引发不同的议论。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刊文批评厚生厂在湘招募女工的方式涉及“人格问题”（须家长签字及有力铺保）、“劳力问题”（12小时工作制）、“工资问题”（月薪8元）等。有些言论相当尖锐，如称日本工厂里朝鲜工人做12小时工作，“大约湖南对于上海是亡国奴”等。黄到报社约请几位作者座谈，希望消除分歧，也徒劳而归。有位女工的家长亲自来沪访问穆藕初了解情况，并参观工厂及在建的湖南女工宿舍，他返湘后在报纸上发表感想认为，“穆君确有社会眼光，不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穆藕初也利用报纸宣传自己的见解，认为欲救中国之贫弱，舍振兴实业无他道。他忠告学者“宁以行胜，勿以言胜”。这场沪湘两地的信息沟通也引起在沪的国民党、共产党言论界注意。朱执信在《星期评论》发表《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表示“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赚钱，中国就不穷了么？”主持《新青年》的陈独秀也发表文章《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第7卷第6号），认为这“不单是湖南的女工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他称穆藕初是“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穆先生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是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⁹⁰⁾然而，近代企业的功能是通过创造新生产力，刺激社会财富增长，而不同于一个救济社会贫困的慈善机构，履行企业的功能才是一个近代企业家的社会职责。

严酷的现实很快就使穆藕初的梦想屡遭挫败。德大纱厂是无限公司，集资范围小。经理事事须请示股东，大股东拥有支配决策的影响力，穆藕初只是董事会意见的执行者。后因放款给德大纱厂的钱庄陆续收回放款，德大纱厂总账范某等宕账严重，致使德大纱厂资金周转不灵。⁽⁹¹⁾1921年德大纱厂总会计结伙挪用公款做私人投机，亏空数十万，德大纱厂遂于1925年4月以65万元出售，改名申新五厂。⁽⁹²⁾厚生纱厂、豫丰纱厂均为有限公司，有股东任意安插私人，⁽⁹³⁾厚生纱厂初期连年赢余，累计达107万银两，股东满意。但1923年初厚生纱厂约200余万银两借款到期无法偿还，银行、钱庄催索。董事会对于穆藕初提出的解决方案拖延不办。穆藕初被迫停产3天，清查全厂财务（亏损甚微）后，宣布辞职。⁽⁹⁴⁾1931年10月，荣家纺织集团以340万银两盘入厚生纱厂，更名为申新六厂。⁽⁹⁵⁾

豫丰纱厂的命运更令人痛心。它地处中原交通枢纽郑州，遭逢1920～1930年代华北军阀混战，在劫难逃。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1924年直奉战争，1930年蒋、冯、阎中原之战期间，豫丰纱厂屡遭军阀种种名目的勒索。首先是1920年吴佩孚驻军过境征收慰劳费、开拔费，1926年又以筹集军饷为名，索取借款4万。吴佩孚胁迫与豫丰纱厂有业务关系的浙江兴业银行出钱，这笔钱最后也由豫丰纱厂“垫付”。因中原战事频繁，平汉、陇海铁路均被军队占据，豫丰纱厂因供销中断、资金短缺被迫停产。⁽⁹⁶⁾豫丰纱厂原可凭借地利就近以陕西棉花为原料，就地产纱销售，“易于获利”，却不料置身战区，连遭兵灾，难以幸存。⁽⁹⁷⁾1936年豫丰纱厂因欠浙江兴业银行34.1万元，被迫以25万元作价清算，于1937年易主，成为内战的牺牲品。

穆藕初的梦想和实践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这也是一些近代企业家们永恒的梦境追求。19～20世纪一些欧美的工业企业家也曾怀有以生产的工业品造福大众的梦想。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是19世纪后期推动美国电力革命的巨擘之一，也是实践造福人类崇高理想的一个时代伟人。他少年时代在家庭作坊劳动，当过兵，也在联合学院学习过。他与电力天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携手合作通过安全变换高交流电压，实现新的、更经济有效的远程输送电流方式，使电力进入工厂、办公楼、民宅。威斯汀豪斯和爱迪生观点一样，视金钱为重要的“储备基金”，用于他的工作和扩大再生产。“我的愿望就是给更多有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努力工作来自食其力”。他于1871年6月起，实施每周六下午半天休息的制度，这在当地企业界是个创举。威斯汀豪斯公司还是开创工人安全保障、伤残福利和退休金的先驱。⁽⁹⁸⁾威斯汀豪斯曾自豪地宣称“在我的词汇中，没有‘不可能’这个词”。直到他1914年去世时，他所创建的公司有5万工人在工作，公司总值达2亿万元。⁽⁹⁹⁾当特斯拉构想出旋转磁场时，他宣称“世界上将没有人再做重体力劳动的奴隶，我的马达将解放人类，造福世界”。随后他与威斯汀豪斯达成专利交易：将九分之五的收益给他的合作者。⁽¹⁰⁰⁾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年）的梦想是使经营者、生产者、消费者均成为工业生产的受益者。他们的梦想代表着工业社会新一代企业家的不凡抱负。

穆藕初堪称是近代中国棉纺织界一个难得的企业家人才，但他必须身处固有的文化环境中。毕云程认为穆藕初“是一个没有资本而富于天才的民族工业家”。⁽¹⁰¹⁾作为一个企业家，穆藕初的个人投资能力确实很有限，但他以沪商子弟、海关职员、植棉与纺织专业留美学生的个人文化背景和奉献社会的事业心，在沪商界赢得极高的社会声誉，也成就他在上海纱厂界知名经理人的机遇。他五年间创办三家纱厂，由他运用的资源：德大纱厂20万银两、厚生纱厂120万银两、豫丰纱厂200万银两，合计投资340万银两，其中他个人投资15万银两，仅占4.4%。⁽¹⁰²⁾他经营3家纱厂的业绩，以及他有关棉纺业经营管理的著述、演讲，为1915～1925年华商纱厂的创业篇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印痕。

近代中国经济学家方显廷（1903～1985，浙江宁波人）（引自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

经济学家方显廷认为，穆藕初不仅首先引进美国长纤维棉花作为细支棉纱精纺的原料，同时还最早将主要由索科劳威尔制造的纺织机器引进中国。尽管在1937年前日本、英国的纱厂占据中国棉纺织工业的主要位置，但大多数华资棉纺厂在穆藕初影响下，以慎昌洋行（Andersen，Meyer＆ Co.，Ld.）为代理商，在沪购买自美国进口的棉纺织机器。⁽¹⁰³⁾他的理想与实践也留下了难以超越时代限定的遗憾。他的经营目标并非单纯追求盈利，而是实践富民强国的梦想。1926年他在藕初《五十自述》中回顾总结经营纱厂的期待和反省，流露“不知世局何日澄清，法律何时有效，而扫除实业界之障碍”；“精神之不能不节用，处世之不能太猛进”⁽¹⁰⁴⁾的感慨。

穆藕初也是棉纺织厂界第一个有较广泛社会影响的企业家。他一生的事业是服务社会，自奉俭约、敬业奉献。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执行校长的蒋梦麟请求穆藕初资助5位学生运动领袖出国留学，穆慨然答应提供5万银元作为资助。⁽¹⁰⁵⁾他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也来自他崇奉的佛教信仰。穆藕初是位虔诚的佛教居士，他深信“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义，做许多好事于人间”。1925年母亲朱氏去世后，穆藕初每天诵经念佛半小时，持续2年。⁽¹⁰⁶⁾1922年10月，穆藕初在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期间写的日记中曾留下一段话：“信仰可为行事之标准，凡深信一事必须如此者，必能力行勿怠。”⁽¹⁰⁷⁾穆藕初面对经营纱厂17年的坎坷经历，从无抱怨、愧恨，只是痛心地告诉儿子：“希望你们今后不要搞工，学经济。”⁽¹⁰⁸⁾在近代中国，推进工业化的使命似乎过于神圣而沉重，穆藕初的执着奉献、进退踌躇、梦想破灭，最终被既不能承担又不能放弃的重负所吞噬。穆藕初的人生实践精彩而备遭磨难，他在高郎桥是掀开纱厂区首页、激励来者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