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东：上海棉纺织厂的半爿天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已形成沪东、沪西两个初具规模的棉纺织厂区，拥有国内机制棉纱生产能力的大半。1897年上海纱厂纺锭总计309972枚，占全国纱厂纺锭（400892枚）的77.3%，1913年上海纺锭增至491032枚，占全国纱厂纺锭（838192枚）的58.6%。1913年前的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棉纱进口国，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棉布进口国。⁽¹⁾此外，国内原棉集中的消费方式逐渐形成。上海原棉消费市场始于1890年，位于沪东的华盛机器纺织总局1893年在周边农村多处设有花行：崇明（海门）、六渡桥（附太仓、南翔、嘉定）、周浦（浦东）、江湾、吴淞、杨树浦等。⁽²⁾1906年杨树浦有棉纱业商号6家。⁽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郑州、济南是三个原棉转运市场，上海则是原棉终点消费市场。此时的上海已坐拥中国纱厂的半壁江山，也是中外棉纺织业竞争的聚焦地。⁽⁴⁾沪东纱厂区正是上海棉纺织工业崛起的缩影之一。

沪东纱厂区的雏形

1920年代公共租界东区已是中外棉纺织厂落户的沃土。区内马路贯通、街区有序、市政设施配套。路面的更新主要在杨树浦港西侧，如江浦路、齐齐哈尔路、霍山路、昆明路。马路的触角自西向东，也迅速向高郎桥地区周边贴近。孟买路（今河间路）于1915年建成，自杨树浦港东进；华德路（今长阳路）在1913年已越过杨树浦港，向引翔港镇逼近（1915年建成）；南北走向的马玉山路（今双阳路）建于1922年、客拉契路（今眉州路）建于1913～1921年。即便是有近200年桥龄，被称为大石桥的高郎桥也于1911年、1924年两度动筋换骨，改建成混凝土桥，这使高郎桥与杨树浦港沿岸的其他混凝土新桥如平凉路桥（1914年）、河间路桥（1921年）具有同样吨位（13吨）的承重力，得以加入沪东地区的汽车货运网络。

随着沪东马路工程的拓展，沪东工厂区呈现出棋盘式、大街区的马路干道网，浦西沿江港区和工厂区联为一体。1937年公共租界东区已有55条马路（东西向30条、南北向25条）。⁽⁵⁾成为市区地价相对低廉、马路贯通、面积最大的综合性工厂区，也是上海两大棉纺织厂区的东块。

前公共租界东区道路图（1948年）

日商大康纱厂地界石碑⁽⁶⁾（上棉十二厂捐赠，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永安纱厂锯齿形厂房（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上海裕丰纱厂车间地板（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由于厂房设计往往受产品制约，每年折旧率高，不易出售，故公共租界东区平均地价低于其他三个区的平均地价。⁽⁷⁾沪东的外资纱厂集中在杨树浦港入浦口两侧，并循杨树浦港北进，以大型纱厂最为瞩目。日资纱厂投资集团有：东洋纺绩下辖同兴纱厂占地43亩；上海纺绩株式会社（简称上海纺，辖4厂），一厂占地44亩；公大第一纱厂占地10.67万平方米；⁽⁸⁾大康纱厂占地8.77万平方米；⁽⁹⁾裕丰纱厂占地19.17万平方米；⁽¹⁰⁾日本棉花（辖东华2厂，属江川财阀）。⁽¹¹⁾

英商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1921年）辖3家纱厂：新怡和（1914年，占地4.87万平方米）、⁽¹²⁾老怡和（1895年，占地5.8万平方米）、⁽¹³⁾公益纱厂（今长寿路150号，1907年）。

民初华资纱厂主要有三新纱厂（杨树浦路87号，占地20万平方米）。⁽¹⁴⁾恒丰纺织新局（许昌路1—2号，占地35亩，1889年）。1920年代中后期又有荣家集团、永安集团在沪东经营纱厂，其中，永安一厂建筑面积有8万平方米。

沪东纱厂区也带动（针织、印染、纺机等）相关工厂就近设立。1928年沪东已有工厂百余家，主要分布在杨树浦路（15家）、长阳路、东余杭路（各9家）、岳州路（8家）、周家嘴路、海宁路（各7家）等。按类别分：有纺织厂36家（其中棉纺厂10家），棉织厂（资本在5000元以上）9家，针织厂（资本在3000元以上）5家，漂染印花厂（资本在5000元以上）5家。同期沪东的卷烟厂（资本在1万元以上）有49家（有6家厂无工人，工人11171人），机器厂（资本在5000元以上）26家。合计纺织、卷烟、机器三业计83家，堪称沪东工厂的三甲鼎。⁽¹⁵⁾1928年沪东的棉纺织工人49033人，占上海棉纺织工人的47.32%，略次于沪西（50116人）。

怡和纱厂车间（1920年代前期）

沪东的城市化进程与工厂区推进紧密结合，里弄住宅兴建、商业街市也首先在沿江地区出现。如平凉路的八埭头，始于1908年韬朋路（今通北路）铺筑后建成八埭住房（每埭14间）。1909年后附近又有惟兴里（平凉路、福禄街）、亚纳里等建成，成为沪东早期里弄居民点。围绕这些居民点，陆续形成城市住宅区的商业设施，如泰森钟表店（1915年），及菜场、茶楼、饭馆、烟杂店、中药店等。1937年沪东地区的商业街区排名前列的是杨树浦路松潘路、八埭头、长阳路的辽阳路及大连路—通北路段。⁽¹⁶⁾1920～1930年代沪东既是工厂区，也是工人聚居、生活便利的中档住宅区之一。

纱厂：中日较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已迅速成为国内近代棉纺织工业重镇，在国际竞争的激烈环境中，在沪华商纱厂的隐患也有所表现。

①国内棉价的不正常上涨，花贵纱贱⁽¹⁷⁾影响纱厂收益骤起暴跌、变幻莫测。上海棉纱市场在1917～1921年间一度出现纱价涨而棉价变动转缓，纱厂业有“一件纱赚一只元宝”之说（生产一件棉纱，可获利50两银子）。⁽¹⁸⁾1920年代中期，由于多数华商纱厂生产多集中于粗纱、低支纱（以8～20支为主），它们在分享厚利的同时，也承担因机纱供大于求导致滞销、跌价的风险，甚至导致棉纺织厂停工、减产、倒闭。

②就经营规模而言，华资纱厂大多缺乏适量的资本，过于依赖信贷，致经营风险增加。一旦贷款规模失控、财务管理不善或流通资金短缺等，会引发经营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华资纱厂靠借贷扩展，当出口回落、供过于求时，企业兼并重组在所难免。有些华资纱厂因资本贫乏，靠厚利维系股东投资，即不论纱厂盈亏，股东必分“官利”（通常在8厘以上）。于是纱厂靠借贷维持经营，产业利润受到高利贷市息的侵蚀，产业资本没有累积增值的机会。⁽¹⁹⁾1910～1920年代在沪华资棉纺织厂圈子里，稳健、谨慎的经营风格未占据主流。(www.daowen.com)

③现代工厂制度在中国是引进的新事物，企业经营的法律规范与保护相对滞后。清末尚无公司法、破产法等，上海商界遂有相关的自发组织，规范经营行为。为制止原棉掺水严重的现象，在沪纱厂主、出口商会及棉花公所联合成立“取缔棉花掺水协会”，在上海周围设关卡，防止掺水棉花进入上海市场，并多次向租界会审公廨起诉违章者，予以惩罚。⁽²⁰⁾民初中国政府尚无劳动法，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缺乏充分的立法权，工部局另订附则须经有条约各国领事及公使核准，并由外侨纳税人特别大会通过方能生效。因实际出席人数未获法定人数（924人），自1925年4月15日后，公共租界连续6年无法召集纳税人特别大会。此外，公共租界既是在沪制造业的相对集中区，却迟迟没有一个被认可的专管工业问题的正式机构，英国相关的劳动立法⁽²¹⁾也未能引进参照。

华商纱厂在创业期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实力强硬的竞争对手：在沪的日本纱厂。

日本近代纺织业与中国大体同期起步，1900年代它在参与中国市场竞争中迅速展示三方面的雄厚实力：

棉纱市场：日本凭借在东北的政治权力，在铁路、银行、邮政等方面的统制力量，⁽²²⁾于1890年代中后期，使东北成为日纱倾销最有力的市场之一，东北、华南两大市场均无华纱插足。1909～1913年间，华中、华北机制棉纱输入的绝对数量分别增加40余万担、30余万担，但华纱所占的份额，在华中小于30%，在华北小于20%。⁽²³⁾1911年在沪开办的日本内外棉纱厂，是日本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家纱厂。⁽²⁴⁾由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英国棉制品不能输入远东市场，日本棉纺织工业遂以雄厚资本实力及低成本优势，转向海外扩大投资，同时也摆脱其国内市场相对饱和、停工减产的困境。一战结束后，日本纱厂界出现了集织布、漂白、印花、染色各功能于一体的大组合（如钟渊公司），趋向形成五大托拉斯企业集团：钟渊、东亚、双鹿、富士、尼崎厂与立马厂也将合并。⁽²⁵⁾1921～1922年，日商在沪设立东华、大康、丰田、公大、同兴、裕丰6家公司，在青岛开办富士、大康、隆兴3家公司，另增设东华第二等5家纱厂和内外棉一家布厂，日本在华棉纺织投资至此已确立了强固的基础。⁽²⁶⁾1931年日本在上海拥有纱厂9家、分厂30家，占日本在华纱厂总数的67%。⁽²⁷⁾上海是日本在华纱厂的首选地、大本营。

棉布市场：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为收回尚在流通的约5000万日元战时货币，与三井洋行达成协议：由政府给予三井洋行将这些战时货币兑换成日元的排他性特权；三井只能用这些日元交换日本生产的棉纺织品。于是1906年2月，根据三井的安排，由日本最大的5家棉布生产企业（大阪、三重、天满、金井、冈山）作为棉纺织品供应商，成立以三井为首领的日本棉布输出组合，统一棉布生产的标准，统一使用三井的双蟹商标，以三井为唯一的经销商。⁽²⁸⁾在中国粗布市场，1902年前美国粗布占80%～90%，日货不及1%。但日本棉布以低廉的工资成本，降低售价，与美货竞争，并取而代之，1906年日布份额上升至40%～70%，而美布则递减50%～20%。⁽²⁹⁾

技术、管理的更新：日本纱厂是后来居上。F·Utley对1929年英日纺织业有关资料比较显示，环锭纱机每锭产量（20支／10小时）日本比英国高21%；同为普通织机，因日本的机式较新，并利用自动停梭装置，故日本工人管理织机为5.9台／人，而英国工人仅4台／人；每磅纱的工资成本日本为3／4便士，英国为1.5便士；织平纹布的工资成本日本每百码为2先令6便士，英国为5先令1便士至5先令8.5便士。因此，日方在金融、产业组织、生产设备、劳工成本等方面均比英国棉纺织厂占优势。⁽³⁰⁾以在沪内外棉纱厂为例，棉纺织生产加工的全过程已采用机器生产：混棉机、打棉机、梳棉机、精梳棉机、练条机、粗纺机、精纺机、合线机、撚线机、整经机、纬线卷返机、自动经结机、自动织机（木管式、杼替式）等。车间配备温湿度调节装置，夏季以地下水为冷源，冬季以蒸汽供暖，可以自由调节车间的温度、湿度。将夏季车间最高温度控制在摄氏32.8度（华氏91～92度），湿度在55度；冬季车间温度保持在摄氏21度（华氏70度），湿度在55度。在沪内外棉纱厂的创建期，还聘用一些外籍技师：如印度技师1人（第三工场）、英国技师3人（第四工场）。⁽³¹⁾此外，1919～1925年，在沪中外纱厂的生产设备有较大幅度扩大，纱锭由923474枚增加为1918106枚，增长了近2.1倍；布机由6339台增至13774台，增长了近2.2倍。期间英厂纺织规模明显收缩，也促成中日竞争格局的显现。1919年华厂纱锭、布机的规模与在华日厂相比，略占优势，但1925年均退居在华日厂之后。⁽³²⁾美国学者高家龙（Sherman Cochran）认为，20世纪初日本纱厂的管理劳动体制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公司构建了企业管理等级制，取代日本的劳工招聘人员、掮客、工头，或将他们结合进工厂的管理人员之中。二是日本纱厂建立了一支由女童和年轻妇女组成的劳动大军，工厂将她们从农村中招来，作为学徒进行培训，并安置在工厂的宿舍寄宿。⁽³³⁾劳动体制的变化，直接反映在中日纱厂的工人工作效率上。1929年以纺20支纱（按平均每万锭日夜两班计）为例：日本纱厂需用工人350人，在华日厂需500人，华厂需550～600人。织布方面：日本为5.5台／人，在华日厂为3台／人，华厂2台／人。⁽³⁴⁾

日商株式会社所属纱厂车间（引自［日］元目光之编：《内外棉株式会社五十年史》）

内外棉纱厂分布图（引自［日］元目光之编：《内外棉株式会社五十年史》）

退出纱厂经营圈多年之后的穆藕初在1931年对日本在华纱厂的优点归纳为三点。一是工作精良，在于精选人才，专心任事。纱厂自经理到小工，均有精密的挑选，以严格考核督察其工作效能，作为进退赏罚的标准。故人人能专心服务，表现其最大最高的工作效能，产品佳、成本低。二是营业稳健。进花销纱有最经济的计算，只要有薄利可图就尽量销售，销纱速、存纱少，原棉充足。三是互助合作。厂外互助包括银行、轮船、保险、政府各方对纱厂均各尽所能提供服务，促其发展。⁽³⁵⁾这些工作精良、管理稳健、服务高效的优势，使在沪华资纱厂难以与日资纱厂抗衡。

纱厂工房

纱厂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吸纳女工就业。1920年代“如果要有足够的劳动力，使现有工厂能够继续生产，新厂能够开工，就必须适当解决房租和住房问题”。⁽³⁶⁾当时，在沪纱厂区的醒目标志之一，是厂区附近的若干工房区和棚户点。

在沪纱厂工房（职工集体宿舍）是纱厂区的辅助建筑，兴建期主要在1910～1930年代，分布相对集中。在沪东地区，永安纱厂在1920年代建造了两处工人宿舍，占地8亩，共有砖木结构的普通住房140余幢。⁽³⁷⁾1923年，日资裕丰纱厂（今国棉十七厂）在周家嘴地区的农田上建造的裕丰工房（36幢）以木板为楼板，两层，主屋格局均为前部是卧室，后部为灶间，水泥晒台。

内外棉纱厂车间空调设备（引自［日］元目光之编：《内外棉株式会社五十年史》）

永安工房（眉州路224、230、238、246弄）

主弄后有1个供水龙头，居住对象是该厂的中国包身工、单身女工、工人家属。日资同兴纱厂第一、二厂（今国棉九厂）工房建于1921～1923年，有玻璃窗、水泥晒台、地坪，弄堂两头分设1个供水龙头。⁽³⁸⁾

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在沪日纱厂工房，比日本棉纺织厂的免费宿舍好得多。每间屋子都有电灯、自来水、厨房和阳台。一间900平方英尺的屋子，原设计是供8～9名工人居住（如分摊房租，人均付0.3元）。但由于每间屋子事实上都住着几户工人家庭，而不是几名单身工人。上海的日纱工房就变得极为拥挤了。1920年代中期，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国工作人员目睹内外棉纱厂的宿舍被一再分割，住进太多人的现象，认为就像“中国内河轮船上拥挤的统舱”。1932年，一名美国社会学家对居住在日本内外棉工房的402个家庭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为1间／户；二分之一多的家庭小于1间／户；约五分之一的家庭仅为0.5间／户。⁽³⁹⁾于是，高耸的烟囱、水塔、锯齿形厂房与联排式纱厂工房就组合成为上海棉纺织厂区最显眼的标志性建筑景观。

日夜开工的纱厂区，成片的工房简屋建筑群，决定了沪东工厂区在上海都市的角色定位：产业单一、劳动力人口密集、以中低收入居民为主体的低消费区。对纱厂投资者来说，这里既有厚利的诱惑，也有莫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