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东的两重天：位于租界与华界接壤地

晚清浦西东北角的高昌乡是一乡两治，南部划归公共租界东区后，是近代城市的新兴工厂区，与高昌乡已是近邻异域。

清末民初杨树浦工厂区的马路横跨杨树浦港向东延伸，原先的荒野江滩跃为上海租界的工业心脏区。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大批厂房的兴建，也刺激沪东地区民居商品房市场的启动。1904～1911年间，沪东商品房民居已有455幢，3.23万平方米。⁽⁶²⁾在沿江地带的里弄住宅街区，公共商业建筑也陆续出现。1900年英国天主教堂在太和街建造砖木结构的太和商场（今太和里菜场），1910年工部局在杨树浦路、松潘路口建造一座铁木结构的菜场。1928年建成的平凉路菜场，是当时沪东最大的室内菜场。⁽⁶³⁾民初的杨树浦路两侧如同高昌乡南侧冒出的金凤凰，光彩熠熠。

杨树浦救火会（1921年）

前榆林路巡捕房旧址

英商煤气公司杨树浦工场南北办公楼

沪东之里弄民居：新康里（1914年）

清末的上海县实际辖境只有原来高昌乡的十分之九（12保）、长人乡十分之三（3保）。镇市：西乡5个，东乡4个，南乡、北乡、东南乡、西南乡各3个⁽⁶⁴⁾。其中北乡3个镇市分别是老闸、新闸、引翔港，其中引翔港市仍是上海县浦西东北角唯一的乡镇。

引翔港市的北部是都市近郊的农田区，南部却时时受到近代都市风气的熏染。1899年引翔市的西街连同南部地区均被划入公共租界。在清末新政推动下，1904年引溪义学（1862年创办）改称引溪小学堂，厚仁义学（1861年创办）于1905年也改称厚仁初级小学堂。⁽⁶⁵⁾1910年上海县《城乡自治章程》颁行，高昌乡改称引翔乡。直到19世纪末高郎桥地区的杨树浦港两侧仍是农田区。西侧散处的自然村有赵家桥、钱家宅、茭白园、张家浜、蒋家浜等，杨树浦港东侧的周塘浜横贯中部，陆续形成的18个自然村有奚家浜、王家宅、瞿家浜、金家弄、卢家宅、严家木桥、方子桥等。高郎桥地区也是马路与乡间小径的相遇地。1907年华德路（今长阳路）、兰路延伸到高郎桥西侧。1913年，华德路越过高郎桥向东延伸到引翔镇的西栅口（今临青路）。

初期的引翔乡在市郊乡村范围，办学颇有成绩。根据1917年上海县4个市15个乡的学龄儿童就学调查看，引翔乡的就学儿童率（32%）仅次于上海市（37%）、马桥乡（33%），居市、乡第三位，高于闸北市（26%）。当时引翔乡有一所私立高等小学（男生186人），公办国民学校9所（男349人，女15人），私立国民学校4所（男435人，女16人）。办学经费：公办4677元，私立21774元。⁽⁶⁶⁾据1923年概算，引翔乡的教育投入为12728元，低于上海市（92717元），在周边市镇中仅次于闸北市（20057元）。它有5所小学，其中4所在虹口地区，1所在引翔镇（引溪小学），引溪小学利用旧时文昌宫作为办学场所。⁽⁶⁷⁾引翔乡虽地近租界区，商业开发却相对不力。在1920年代，上海县的市镇也受到都市化的影响，经商、筑路、办学等。浦东的洋泾市有茶馆捐、清洁捐、路灯捐、渡船捐。引翔乡的经营活动却不多，捐税只有营造执照捐、公益捐2种，而且“皆无定额”。镇上的引翔医院是里人周树兰、朱元翰等暂借厚仁堂先董祠的余屋为院舍，以乡公所拨款1000元，常年补助100元为经费。里人辛世铭独筹垫1500元。⁽⁶⁸⁾私营医院的维持须以自负盈亏、量入为出立足，引翔镇的慈善家似乎依然是沿用乡绅办善举的习惯方式。

引翔乡地图（1918年）

引翔港（约1924年）

从1918年的《引翔图》看，引翔乡、引翔镇均遭到租界北界线的横切，被一分为二。高郎桥位于边界线的南侧，茭白园位于边界线的北侧，⁽⁶⁹⁾租界北界线以北地区仍属引翔乡实际管辖。1924年五角场附近的沈家行是引翔乡的西邻，当地因距离沪东租界区较远，总体上仍延续近郊农村的风貌。1927年上海特别市设立，引翔乡被改称引翔区。在近代上海市区的地图上，公共租界的东北界线只是一条用虚线标示的笔直横线。1927年后它是上海特别市引翔区与租界的分界线，1948年又成为新市区与榆林区、杨浦区的分界线。⁽⁷⁰⁾于是高郎桥地区就成为近代上海市区租界、华界分治的一处接壤地：中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大体维持在长阳路以北地区。在租界收回后，这条消失的租界东界依然长期成为识别沪东地区的无形分界线：市区与郊区、工厂区与农业区、马路与田埂的分界线，形成近代都市与乡村的百年对视。

清末民初，工业化的浪潮也拍击高郎桥两端，1866年德国药剂师科发在上海开办科发大药房（南京路136号），1909年他创办的科发药厂（今第四制药厂）⁽⁷¹⁾位于华德路（今长阳路1586号）南侧，地处高郎桥与引翔镇之间，是上海第一家西药厂。此刻，静观数百年风雨的高郎桥将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是成为杨树浦工厂区的一部分，还是做引翔乡的一个新市镇？哪些人将成为高郎桥的20世纪弄潮儿？

【注释】

(1)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史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4页。

(2)［美］霍塞（Hauser，ErnestO.）著，越裔译：《出卖上海滩》（Shanghai：City for Sale.New York：Harcourt，Brace，＆Co.，194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3)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依据中英《江宁条约》，在开辟的五个口岸划出若干区域作为外侨租借的居留地，允许外侨在租借地租地建屋。租界由上海首创，并允许租界实行外侨自治管理辖区行政事务。租界的外侨自治当局也在上海首先诞生。

(4)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5、93、96页。

(5)同上，第96页。

(6)同上，第97页。

(7)周家嘴，原是一片芦苇滩地，荒滩北有周家宅。因黄浦江在此折北，成嘴角状，故名周家嘴。

(8)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9)1926年公共租界道路总长274.36公里（176.516英里）。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38～439页。

(10)清末，杨树浦路沿防护堤抵达沪江大学，由周家嘴向北延伸近2英里的路段由中国政府建成。参见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De-cennial Reportson the Ports Opento Foreign Commercein Chinaand Koreaandon the Condi-tion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1882～1891，1892～1901，1902～1911，1912～1921，192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11)参见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页。

(12)杨树浦路南码头、工厂区筑有马路6条，计2259米。川沙路（1912年）、广德路（广信路、德里路1915年）、铜铃路（铜梁路，1926年）、平定路（密索尔路，1914年）、腾越路（三宝泷路1916～1917年）、洞庭路（辛拉路，1915～1916年）。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13)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14)煤气厂址初设西藏中路，1934年在杨树浦建新厂，占全市煤气消费量80%。发电厂初设外滩，1893年在虹口设新中央电站，1913年江边电站（杨树浦）落成发电。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

(15)上海公用事业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2～43页。

(16)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22页。

(17)1920年代上海租界总面积约48653亩，其中公共租界33503亩：中区约2820亩，约占5.8%；北区约3040亩，约占6.2%；西区约11450亩，约占23.5%；东区约16193亩，约占33.3%；法租界15150亩，约占31.1%。陈炎林：《上海地产大全》，上海地产研究所1933年版，第7页。

(18)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129页。经营人卜鲁纳（Paul Brunat）是法国人，他于1870年受日本政府招请，在日本上洲富冈制丝厂担任技师长。1875年他期满归国途经上海，曾参与缫丝厂的试生产。

(19)黄汉民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20)参见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13、115、133、138、143～144页。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46、792页。

(21)徐凌云：《我家与怡和丝纱厂的关系》，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文史资料第5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38页。

(22)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33、141～142页。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1页。

(23)参见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59页。

(24)辑里丝是浙江乡农用手足操作摇出的土丝，因木机圈框直径尺寸较大，土丝运到国外须加工重新摇过。参见徐凌云：《我家与怡和丝纱厂的关系》，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文史资料第56辑），第38页。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35、141页。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457页。以下简称《洋务运动》（八）。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542、684、891、734页。

(25)1894年无锡地区的商品茧数量已居江南第一。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第67页。

(26)黄汉民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第66页。汪熙等主编、陈梅龙编：《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

(27)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第136、565、562页。剥茧工为计件工，每6磅1篮，给洋8分～1角，视茧厚薄而定。参见刘明逵主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28)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611、734、789、792、935页。［美］黄山农：《怡和丝厂：关于19世纪外国技术对中国转让问题的研究》，转引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37页。

(29)手摇一锭纺车按每10小时工作出纱4两计，须3人同时纺纱，才能供1架投梭织机的消费。清代仅松江府有足踏三锭纺车。1899年上海郊区乡村的三锭纺车产纱量约为8两／日，约相当于机制纱7～10支。参见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8、2、15、25、26页。(www.daowen.com)

(30)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26～27页。

(31)同上，第35～36页。

(32)在中国农村织一匹“标准土布”（约幅宽1尺2寸，匹长20尺，重20两，即1斤4两），从理棉到成布一般须6个工作日（以12小时／工作日计）。使用投梭机，可日成一匹，使用单锭手摇纺车，日纺纱不过5两（会馆秤），纺一匹布的棉纱须4个工作日，故在生产一匹布花费的劳动时间，纺纱约占67%，织布约占17%，纺纱的时间约为织布时间的3.9倍。仅在江南部分城镇中，有一些妇女靠纺纱糊口，个别织布匠是“手艺人”性质，为顾主而非为市场生产。并没有商品纱的远销。引自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70～71、75、77页。

(33)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44页。

(34)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第59、62页。

(35)［日］中井英机著，池步洲、丁日初译：《清末棉纺织企业的经营与市场条件——大生纱厂在中国民族资本棉纺织业中的地位》，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36)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48页。

(37)《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79年3月21日，《申报》1879年3月21日，转引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与邵循正先生商榷》，《新建设》1963年第8期，第36页。《申报》，1877年1月3日（影印本第11册第7页）。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54页。

(38)参见勒费窝（EdwardLeFevour）著，陈曾年等译：《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36～37页。LeFevour，Edward：Western Enterprisein Late Ch’ing China：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Matheson＆Company’s Oper-ations，1842～1895.Cambridge，Masss.：East Asian Research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8.

(39)勒费窝著，陈曾年等译：《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第28、32页。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第393～394、398、400页。因经北洋大臣批准，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10年专利的特权。故上海道台受命查禁美商纱线公司，会审公廨官吏也传讯该公司的中国股东。王克明被捕的公开罪名是接济过太平军，实因他在该纱线公司入股。

(40)黄汉民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第17、25页，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第420、466、469、464～465页。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37页。

(41)《盛世危言后编》卷七工艺，《禀北洋通商大臣李爵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限并免纳子口税事》。

(42)直到1894年织布局调整产品市场时，李鸿章才克服这一认识偏差，即中国的机制粗布和低支粗纱足以取代八成强的舶来品；但中国的原棉短期内不可能生产机制细布，故难以阻遏进口机制细布进入中国市场。参见［日］铃木智夫著，池步洲、丁日初译：《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设过程》，见中山学社主办、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257、260、277～280、298页。

(43)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615～616、646、664、708、759、717页。公司又制订新章程，设董事（由1000股的股东公举）监督财务，规定动用公司资金须经总办、会办签名。禁止任用经营负责人的亲友为财务人员等。但这些规定并未严格实行。参见［日］铃木智夫著，池步洲、丁日初译：《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设过程》上海，中山学社主办、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268、288～289页。陈梅龙《论晚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44)这一张老照片是原件，不是图画。因年代很久，几经翻拍，轮廓有些不清。织布局的正门是今天的电站辅机厂（隆昌路口），因为早期杨树浦沿江地带的门牌是自东向西，故当时是87号；后来杨树浦路的门牌是自西向东，机器织布局的门牌就成为1900号。参见《蒋昌宁访谈记录》。

(45)这套桌椅取材是柚木，原为木质本色，解放后被误涂了红木的颜色，只有“乞巧台”（用于记录和娱乐）的桌面还保留原来的木质本色。这套桌椅原是上海道台刘瑞芬（任期1878.9—1882.6）家里的，刘是李鸿章的同乡，后来刘做上海道台。织布局创办时，刘就将这套桌椅送给李鸿章，放在织布局使用。1931年荣家买下织布局的全部地面财产（包括这套桌椅），土地资产被旗昌洋行收购用作货栈。荣氏家族在澳门路150号筹建申新九厂时，将织布局的其他地面财产都搬到申新九厂，但当时这套桌椅没有搬到申新九厂，是存放在沪东的申新五厂。1958年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二厂三家公私合营厂被合并为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这套桌椅就一直放在杨浦厂的贵宾接待室。“文革”时杨浦厂被更名为国营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该厂贵宾接待室的这套桌椅依然使用。2006年筹建上海纺织博物馆征集文物时，就将这套桌椅搬到上海纺织博物馆内陈列。是该馆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之一。参见《蒋昌宁访谈记录》。

(46)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4页。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67页。1893年10月织布局不慎引发大火，与清花厂地板下深窖的残积败花未及清理，堆有七、八尺高，且屋顶用油毛毡覆盖，加涂柏油直接有关。参见汪熙等主编、陈梅龙编：《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第151、206～207页。［日］铃木智夫著，池步洲、丁日初译：《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设过程》，中山学社主办、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织布局在清理资产后将原有每股100两白银的商股以10余两的低价发还股东，了结旧局，实以低价吞并全部旧股。参见《洋务运动》（八）第458页。

(47)1918年改日资内外棉九厂。

(48)1897年由英商接办，改名协隆纱厂，资本104万元，纱锭1.5万枚。1902年由日商买下，改称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一厂，占地44亩，纱锭25480枚。

(49)1905年由日商租办，1906收买改三泰，1908年并入改名上海纺织第二厂。

(50)初为中日合办，后归日商，1916年祝大椿购入，改恒昌源，1917年为申新二厂。

(51)初为中英合办，民初改英商，1921年并入怡和纱厂。

(52)1921年怡和纱厂与同属怡和的杨树浦纱厂（俗称新怡和，即东厂）、公益纱厂合并为怡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参见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53)施颐馨主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26～527页。

(54)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27页。

(55)今上海丝织三厂（已拆除）。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56)机器织布局于1893年毁于一场火灾。之后，李鸿章责成盛宣怀重理织布局事务。盛氏邀英国建筑设计师重新设计，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密柱密梁，这样可以减轻火患。之后，改变官督商办体制和股本结构，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公司。《蒋昌宁访谈记录》。

(57)徐元基：《试论华盛纺织总厂》，《近代中国》（第6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240、242页。1931年三新厂出售，后地基归美商大来轮船公司，机器归申新，在原址开工2年后机器移沪西建厂，称申新九厂。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43页。

(58)汪熙等主编、陈梅龙编：《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204、208、296、230页。

(59)汪熙等主编、陈梅龙编：《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第194、210、251页。

(60)《巡捕房章程》（190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

(61)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109页。

(62)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316页。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63)《杨浦区工商管理志》，1997年内部印行本，第130页。

(64)李维清编：《上海乡土志》，上海著易堂，1907年石印本，上海劝学所发行，卷一，第2页。

(65)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786页。

(66)《上海县教育状况》，县知事公署，1917年印本，卷三，第16页。

(67)李维清编：《上海乡土地理志》，上海著易堂，1927年铅印本，卷三，第30、42～43页。

(68)李维清编：《上海乡土地理志》，上海著易堂，1927年铅印本，卷三，第16、30、42～43、卷十，第10页。

(69)1912年虬江以南，租界区以北属上海县引翔乡。施叔华主编：《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70)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3、57页。

(71)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