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织厂落户杨树浦

在传统中国，衣、食同列人生必需品之首位。宋元以前，中国人衣着原料取自丝、麻，棉布还是稀罕的贡品，仅供皇室享用。宋末元初，中国本土始有植棉，凡气候温和、雨量适中，适于普通农作物生长的土壤，均为优良的棉田。而且棉花的抗碱力高，植棉业在沿海地区也可发展。明末棉纺织业已成小农家庭不可缺少的生产活动（仅次于农耕），形成耕织一体、零细分割的集约农耕的小农家庭经营方式。⁽²⁹⁾

引入机器织布的风波

在小农家庭经营方式下的手工棉纺织业利弊并存。棉业工具的构造简单，用料粗陋，成本极低廉，农家女多幼年习纺纱，长大自会织布。但织布须手脚并用，未能充分利用机械力，因双手互相投接梭子的用力所限，布幅宽约以12英寸为限。⁽³⁰⁾而且这种手工棉纺织业只是一种家庭副业。它的生产体大多自行完成棉工业的全部生产过程（包括种棉、轧棉、弹花、纺、织、整、染，甚至各种生产工具的制造），没有付薪劳动；从生产所需的原料、工具、场所到制品（无剩余外销）均无须仰给任何外人，是自给性的季节性生产，使生产成本降至极低的程度。⁽³¹⁾鸦片战争前的农户家庭个体经营形态很普遍是男耕女织，基本上是家内劳动（除踹、染业外）。由于国内各地气候、土壤等条件不同，棉花产地较为集中。在棉手工业最发达的江南、华北、鄂中等地，这种家内“纺”与“织”的紧密结合抑制着纺、织的分离，以及走上专业化分工，也难以刺激纺织工具的革新。在甲午战争前，棉纺织业的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仍未出现。⁽³²⁾

引发中国棉纺织革命的机缘肇端于机制棉布的输入。1842年当《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英方代表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向英国人宣称《中英江宁条约》打开了一个国家的贸易门户，“这个国家异常庞大，即所有兰开夏纺织厂的出品都不足供给她一省消费之用”。⁽³³⁾1860年代后，随着进口棉纺织品的输入，机制纱以价廉方便、粗度合宜，首先引发农村棉纺织业趋于分解：洋经（纱）土纬（纱）暗示洋纱（机制纱）代替土纱，使纺织分离；洋布与土布并存的格局随即到来，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但这两个分离的结果并未使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步与近代棉纺织工业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于是，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演变及其对机制棉纱的大量需求，为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创造条件。⁽³⁴⁾然而这一历史性的起步在中国却被人为推迟了至少15年。

1850～1870年代，棉纺织工厂几乎与缫丝厂同期被引进远东地区。印度的机纱业始于1851年，1855年有第一家蒸汽动力的工厂，1857年印度的孟买有首家棉纺工厂，1860年那里已成为印度中西部主要的棉花市场，随后跃居全国最大棉纺织工业中心。1871年印度的纱厂扩充异常迅速，其中许多厂是专为中国市场的消费而设置的。1870年代末～1880年代初，远东地区的近代棉纺织工业已在印度孟买、日本大阪形成两处先行区。⁽³⁵⁾机制棉纱输入中国首先在沿海城市站住脚。1861年英国曼彻斯特的棉制品在天津的售价约为土布的一半，尽管农民拒绝放弃自家的土布，但城市人已购用进口机制棉布。⁽³⁶⁾

由于官府、传统棉商的抵制，晚清在沪华洋商人合作办纱厂的种种设想均遭夭折。

1870年代中期印度棉纺织业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使在沪中外人士了解这是个殷实可靠、回报丰厚的企业，而且上海当时的地价、棉价都不算高，正是投资的良机。1877年在沪外商施克士（C.T.Skeggs）在《申报》刊出招股启事，称“余欲设轮机织之，全照中国式样，在上海买花，在上海织标布”。但这一计划经《申报》刊出后，在沪华商“棉布同业公会表现了极为惊恐的态度”，以为“如果实施这类计划，棉布业就会完蛋，因此公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提出不准购买机织布”。“地方官员由于害怕在人民中引起骚动，拒绝支持或鼓励这项计划。此外，有钱的中国人特别害怕，如果他们参与引进被认为可能是危险的新奇事物，就会成为对他们的资金或财产强征勒索的极好借口”。⁽³⁷⁾1878年由怡和洋行的约翰逊（F.B.Johnson）发起，胡光墉联络，在上海成立英中上海机器棉纺织厂（Anglo-Chinese Shanghai Steam Cotton Mill Company），计划有800台织机，开办资金需25万银两，这一酝酿中的计划旋即夭折。1882年11月怡和洋行参与组建外商棉纺织公司，但上海道台表示外国人无权从事棉纺织业与官办的中国公司抗衡。且条约未明确规定外国人有开办这样企业的权利。1889年怡和洋行打算让孟买的棉纱商筹集足够的资金，由怡和在沪找一家华人公司，再以协议书的方式委任怡和洋行为代理人经营，又遭碰壁。甚至它对筹建中的织布局表示愿意负责经理也被谢绝。⁽³⁸⁾1882年9月，美商丰泰洋行经理华地码与买办王克明筹划开办“丰祥织洋棉纱线公司”，因未经清政府许可，李鸿章等出面反对，公司被迫停办，退回股份。⁽³⁹⁾1888～1889年英商祥生船厂在浦东购机、招股、建厂、试行机器轧花。地方政府又以“实系改造土货，显与约章相背”，多次照会英公使要求停止。驻沪英国领事认为“这种反对看来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类地方企业的外国人只不过是在给中国人上课，学生们迟早必将从中成为主要的受益者”。⁽⁴⁰⁾由于官府的强行排斥，上海私营棉纺织工厂的创办被人为推迟，大大落后于孟买、大阪。期间官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期又拖延近10年光阴，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也没有遵循市场经济（即效率型经济）的要求运作。

李鸿章

在中国社会与上海租界制度双重影响下诞生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家官督商办的近代纺织工厂。织布局策划人李鸿章的做法只是简单地借用官府专营的“法宝”。1882年4月由李鸿章奏准织布局享有专利10年，规定10年内只准本国人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⁴¹⁾织布局则被套上官营工场的羁绊，丧失了近代企业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尽管它也引进机器设备，吸收商股，聘请外籍技师，但在官督体制下，它的决策、管理沿袭封建衙门作风，产权界定不清，以致连续出现决策失误、投资浪费、绩效低下等弊病。⁽⁴²⁾尚处筹建中的织布局在1883年遭遇上海金融危机，因高层管理者郑观应挪用股本放贷不当，导致2.3万两白银无法收回（占实收股本的65%）。1890年11月1日《申报》刊出织布局亏空甚巨，织布局最后三任总办龚寿图、马建忠、杨宗瀚只能靠向地方官府或其他洋务企业借款苦撑筹建局面，最终杨宗瀚调用地方军费10万银两，才使织布局筹建于1891年完工，⁽⁴³⁾整个筹建期历时10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大门⁽⁴⁴⁾（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织布局的建筑规模浩大，浪费惊人。按500台织机计算，配20台轧花机足矣，结果安装了40台轧花机有半数被闲置；圈入厂区的土地也尚余一半，意在认租。投资不当，造成生产设备未能充分利用。厂内安装的辊轴式轧机、织机是英国货，而环锭纺机、汽炉（500匹马力）却是美国货，购置两种不同的机器设备也与主办者意见分歧、互不妥协有关。此外，车间布局也有隐患，厂房的建筑是砖木结构，清花、轧花场地与机房、栈房距离较近；轧花机均安置在楼上，轧花时易出火星，与纺织机仅上下之隔，共置一幢厂房内很不安全。1893年10月19日，因清花间起火，织布局在瞬间化为灰烬，损失约在70万两白银。⁽⁴⁵⁾而织布局被焚后，原有商股554900两白银，仅以各项货物及存款作抵不及二成，损失惨重。1891年由傅兰雅翻译的中文版《纺织机器图说》、《西国漂染棉布论》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但是直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在棉纺织行业盛行13年的官局独织局面才最终解除。

上海机器织布局会议桌椅（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椅⁽⁴⁶⁾（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www.daowen.com)

民营纱厂亮相

1890年代初期，沿黄浦江北岸杨树浦路一带还是塘浜纵横的滩地。但1895年下半年后杨树浦路沿江的大块滩地已成为中外纱厂集中地。外资纱厂在1897年开工4家：怡和纱厂（Ewo Cotton Spinning and Weaving Company纱锭5万枚）、美商鸿源纱厂（International Cotton Manufacturing Co.Ltd.投资109万元，纱锭4万枚）、德商瑞记纱厂（Soy-Chee Cotton Spinning Co.Ltd.资本100万银两，纱锭4万枚）、英商老公茂纱厂（Laou-Kong-Mow Cotton Spinning and Weaving Co.Ltd.投资84万元，纱锭2.5万枚）。华资商办纱厂有5家：裕源纱厂（1894年）⁽⁴⁷⁾、裕晋纱厂（1895年）⁽⁴⁸⁾、大纯纱厂（1895年）⁽⁴⁹⁾、裕通纱厂（1898年）、同昌纱厂（1908年）。中外合资纱厂有3家：振华纺织有限公司（1906年），由怡和洋行凯福与华人吴祥林发起，资本实收20万银两（后凯福退股，由华人自办）；九成纱厂（1908年）⁽⁵⁰⁾及公益纱厂（1910年）⁽⁵¹⁾。

怡和纱厂锯齿形厂房（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开埠前杨树浦路地价仅制钱15～35千文／亩。1880年代初织布局以50银元／亩的地价圈地300亩，成为落户杨树浦的第一家棉纺织工厂。早期锯齿厂房采用砖木结构，层架是不对称人字形木层架，北向采光，防火性差，织布局当年是三层砖木机构。此时正是纺织机器由蒸汽转向电力驱动的过渡期，厂区规模扩大，原来多层厂房采光不能满足光照度的要求。怡和纱厂是上海最早的单层锯齿形厂房，优点是采光均匀、节约照明用电，符合纺织工艺生产要求，无垂直运输，造价较低，但占地面积大。随后又出现钢混结构的纱厂厂房，如日资钟渊公司的公大三厂（1902～1908年建成）、怡和纱厂南厂、新怡和纱厂⁽⁵²⁾（多层）、德资瑞记纱厂（约1914年），以及申新一厂的织布车间（扩建）、申新二厂的北厂⁽⁵³⁾（新建，1917年）。

随着纱厂陆续开工，沪东沿江地带人烟渐聚，地价上升。1910年杨树浦路的许昌路—兰州路，北到龙江路的地价为银子317两／亩。1922年永安纱厂购入建厂地基两处，地价分别是规元6230两／亩（杨树浦路沿江，原大德油厂）、2700两／亩（杨树浦西湖路）。⁽⁵⁴⁾地价涨幅持续飙升，也使日后杨树浦一带厂房、里弄的布局更趋密集。沪东的沿江工厂区与北部农田区之间的地价逐渐拉开差距。

盛宣怀（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清末民初在沪的官督商办纱厂也渐蜕变为官员私产。1905年华新纺织总局由大股东聂云台出任总经理（时聂家已有2／3股权），1909年由聂家收买改名恒丰纺织新局（厂址许昌路1～2号）。⁽⁵⁵⁾1894年挂牌的华盛纺织总厂⁽⁵⁶⁾由盛宣怀一手包办，资本80万银两，到1901年亏银达16万两，股商不愿再添股本，遂以210万银两将地基、房产、机器售予集成公司。亏垫的16万银两按章程由股商设法摊还。1901年集成公司将华盛租给又新纱厂经营，但股票始终掌握在盛家。集成公司的8名董事中7人是盛宣怀的人，又新纱厂的经理陈詠珊是盛的外甥。集成、又新的交易资金均由盛一手调剂。1913年又新纱厂改名三新纱厂时产权已归盛氏，这家昔日官厂就变成了私厂。⁽⁵⁷⁾

上海华盛纺织总厂正门（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细纱车间（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织布车间（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在沪私营纱厂的最初10年已有12家，“上海熟手女工”劳动力市场也逐渐形成。初期的女工熟手也颇受厂主的重视。1893年织布局经营者曾有“女工不易多得，熟手必须由渐而［进］”的感叹，裕源纱厂创办人朱鸿度曾向盛宣怀建议：“建造厂屋，即宜于局之对面留意基地，或租或买，盖楼房数十缘，廉其租金，于开局之先，即将女工招足居住，或是招徕之一法。”后织布局备有“司事住房数十间，男女工人住房约二百间”。1894年5月盛宣怀在天津曾致电关照自家兄弟，“女工熟手请速招，挂号先付定钱，勿再误”。“上海熟手女工”的工作效率在1894年已有公认的产、质量指标，成为纱厂估量生产率的要件之一。信义洋行在销售细纱纺机时，承诺以“细纱机器五十座，全行开工，并用上海熟手女工，信义洋行可保每24点钟纺得14号细纱18200磅”。⁽⁵⁸⁾早期在沪纱厂女工一般来自工厂附近。虹口、杨树浦的工厂周围曾是女工集中居住地之一。1893年9月，虹口、杨树浦一带已有2家纺织厂，日夜开工，女工2000余人。周围另有多家缫丝厂，以至于“五里之内数厂设一处，凡有女工已虞缺少”。⁽⁵⁹⁾可见棉纺织厂自建工房也与方便工人寄宿，就近上班有关。当时各家工厂多以使用汽笛声作为开工的报时器，清末《巡捕房章程》（1904年）第28项对工厂使用汽笛的规定，“凡各厂开放气管（汽笛）以集工人，每次开放发声不得逾十秒钟”。⁽⁶⁰⁾汽笛声使聚居工厂周围的男女工人的日常作息安排纳入工厂生产系统。

三新纱厂大门（上海纺织博物馆提供）

清末上海纺织工业的兴起，成为容纳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在1891～1901年间，上海工厂普通工人“工资正在稳定地上升，至少较前十年提高10%”。1907年6月公共租界已有女工3万人，童工年龄普遍为12～13岁，最小的6～7岁。“目前各纱厂雇佣的操作工，日工资从0.22元或0.23元至0.30元，而他们所做的工作量要比这一行业初期领取日工资0.20元的那些工人增加了差不多一半以上”。⁽⁶¹⁾在劳动力相对过剩情况下，纱厂工人的工资增幅与实际工作量增加相比明显偏低，也与从业人员以女工、童工居多有关。伴随棉纺织工业成为近代上海工业支柱，一个庞大的城市低收入职业群体也相应在棉纺织行业生成。1920年代上海已形成沪东、沪西两大纱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