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改道、滩成田

宋元以后，今上海地区的经济开发孕育着重大转机与突破。北宋的松江（元代后称吴淞江）下游大体是两浙路的苏州与秀州的界河，到了南宋，苏州与秀州分别改称平江府、嘉兴府，松江下游依然是它们之间的界河。元代位于吴淞江南岸的青龙港是该地区西通苏州，东流入海的唯一海港，当时的出海河道在今浦东的东沟、顾路一带，上海县城就成为长江三角洲的航运门户之一。

由于今上海地区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东南端，绵延6000年以上泥沙沉积，土层一般已在180～300米，地表土壤由水稻土、旱地潮土（coastal uplandsoil）组成，加之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³⁾形成一片适于种植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的天赐沃土。两宋以来，先民们凭借这片地势低平、河道纵横的广袤滨海滩地，以稻、棉、盐、航运为生计，渐至温饱无虞。

明初黄浦江下游改道为上海港的兴起创造了历史的机遇。有关黄浦江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南宋，它是吴淞江的支流之一，初名黄浦。明初因吴淞江下游淤塞成陆，上海县府疏通范家浜，南接黄浦北通吴淞江，遂由黄浦江下游充当出海主航道，汇集吴淞江水北上在今吴淞口入海。后经多次疏浚，黄浦江汇集太湖80%的排水量注入东海（全长113.4公里），足以抵御海潮，江面宽约1公里，水深可行大船，它西接上海县城、松江府城，可进入大运河流域，东出吴淞口入长江口出海。16世纪初期的黄浦江已是上海地区的第一大河，长江入海口的第一支流。从此上海县拥有直接入海的航道，因港市兴盛，在明中叶（16世纪中期）号称“小苏州”，跃为江南市镇的后起翘楚。

清乾嘉年间（1736～1820年），由于吴淞江北岸的浏河口外渐形成横亘十余里的拦门沙，曾是北洋埠际贸易港的浏河港，已不宜海船进出。于是承担北洋埠际贸易港兼海路漕运码头的重任就落在上海港，它是府城松江的外港，也是清廷南北沿海贸易的中转港。清道光年间的上海港因洋货贸易兴隆，又添“小广州”的美名。(www.daowen.com)

在上海县初建的二百年，上海县东北角的高昌乡还是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的太平寺（今兰州路373号）是上海县境浦西东北角远古变迁的证物，也是今杨浦区境最早建造的佛寺。这座佛寺的选址方位，大体与高郎桥形成南北向垂直线上邻近的两个点，这暗示北宋初年这一带地区已有先民垦殖、定居。初建成的太平寺占地广阔，分设三进大殿，多植银杏树，全盛时有僧众百余人，寺旁有马厩、僧田、僧人墓地等。明初黄浦江下游改道（携吴淞江经范家浜北流入海）后，高昌乡的地貌特征也有所改观。在黄浦江与吴淞江会合出海的整个下游河段，两岸逐渐形成大片沿江漫滩。明末清初，当摇船而来的邻县乡民从长江口循黄浦江进入上海县境的东北角时，这片浦江两岸漫滩旷野自然是他们落脚安家的首选地，并悄悄成为移民垦殖的家园。1863年上海县境东北角浦西地区已有2个市镇，自南而北分别是引翔港、沈家行。⁽⁴⁾

在晚清上海县北境的水道图中，自西向东排列着6条水道，它们的名字尚处形成期：虹口、下海浦、杨木浦（今杨树浦港）、引翔港、西虬江、蕴草浜。引翔港市在县东北20里，距离吴淞口16里，旧志称它“近海口，警防要地”；⁽⁵⁾沈家行市在引翔港西9里，东接宝山县。

高郎桥的故事就发生在县境东北角，引翔港、沈家行这两个小村镇之间的水乡僻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