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律学的发展 秦汉时期我国的律学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京房六十律和“相和三调”理论。
京房六十律汉代的京房（字君明）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利用第一律与第十二律之间存在的音差，继续损益推算，将一个八度分成了六十律，称为六十律理论。京房对于六十律的推算从主观意图上并不是为了音乐，而是附会八卦，粉饰他占卜的迷信行为。他企图用六十律中的每一律去代表一天或者几天，使六十律轮过一次刚合366天（一年）。这样利用“音律”作为他宣传迷信的工具。
对于京房六十律的学术价值及其地位，学术界持有不同看法：杨荫浏先生认为京房六十律“从来没有起过什么积极作用”，也没有出现过运用六十律的乐器，并且也不能够将它视为一种科学试验，“它导向了脱离实际的、钻牛角尖式的乐律数字的玩弄，导向了唯心的乐律神秘主义”；而有的人认为京房六十律在客观上显示了律学的精微性，京房六十律理论中出现的五十三平均律的计算成果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京房最先指出了用管定律与用弦定律性质的不同，也就是注意到了以管定律需要管口校正的问题。
相和三调汉代的民间歌曲相和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相和三调的宫调理论。所谓三调就是平调、清调和瑟调。平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瑟调以角为主。现在的说法就是平调相当于fa调式，清调相当于sol调式，角调相当于la调式。南北朝以后“相和三调”进一步发展成为“清商三调”。
器乐的发展 随着汉代俗乐的发展和兴盛，上古钟磬乐时期渐渐衰退，编钟和编磬等已经不再占有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吹管乐器和弹拨乐器的迅速发展。从西域引入了羌笛、笳、角、箜篌、琵琶等大量的乐器。其中羌笛、胡笳尤有异域特色。
羌笛在汉代也简称为笛，是竖吹管乐器，现在的箫的前身。本来是少数民族羌族的乐器，最初只有四个孔，后经汉时京房改进，加开孔成为五孔。我们可以注意到，从汉开始，笛这一名称包括了横吹与竖吹两种笛，在相当长时期内，两者在名称上都没有区分。胡笳最初的形态是“卷芦叶为笳，吹之以作乐”。后来指以芦叶制成哨，装在管子一类的乐器上吹奏。由于出自西域，因此也叫胡笳。
秦汉时期，西域传入的各种吹管乐器和弹拨乐器广泛地应用于鼓吹乐中。秦汉时期的鼓吹乐是一种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兼有歌唱的器乐合奏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外音乐交流是密不可分的，是由秦朝末年班壹在北方边地游牧生涯中草创的，带有浓郁的游牧生活气息。
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乐器筑（上）江苏连云港西汉墓出土的漆食奁中的击筑图（下）
岷江岸边的羌笛
至西汉初年，鼓吹乐大兴，并且根据其所用的不同的场合而出现不同的名称：
鼓吹乐的流传对后世的乐队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近代民间的鼓乐、吹打乐都是它的继承和发展。(www.daowen.com)
此外，秦汉时期的古琴演奏艺术也有了很大发展，并趋于成熟，其表现在一批知名琴家的出现，如司马相如、师中、赵定、龙德、刘向、桓谭、蔡琰、蔡邕等。其中刘向和桓谭在琴乐理论方面有重要建树，分别著有《琴说》和《琴道》等著作。在琴曲方面，这一时期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1）汉代的琴曲增加了很多，并出现了《广陵散》（又名《聂政刺韩王》）这样有情节性的乐曲。东汉末年蔡邕创作了著名琴曲《蔡氏五弄》（即《游春》、《绿水》、《幽居》、《坐愁》、《秋思》五曲），蔡琰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也是流传至今的名曲之一。（2）在演奏形式上，受到相和歌的影响，琴的演奏开始与歌唱相结合，出现了琴歌，现存的两汉琴歌主要有《梁甫吟》、《饮马长城窟》、《箜篌引》等。
四川新都汉骑吹画像砖
成都杨子山汉画像砖短箫铙歌
河南邓县南朝墓出土横吹（筚篥、角、角、排箫、横吹）
山东肥城孝堂山汉墓出土箫鼓（楼车）
音乐理论的发展 秦汉时期音乐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已经定型，出现了大量的音乐美学著作。如《新语》、《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礼记》等。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在秦汉时期有较大的影响。汉朝初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发展，统治者要求得到这种制度的理论根据，并进一步在思想意识上统治人民。而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正是为汉王朝提供长治久安的统治理论和为王权神授说提供理论依据的，故其音乐美学思想突出强调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并突出强调“作乐以奉天”，宣扬“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
虽然董仲舒的音乐美学思想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思想上的，但是他仍有许多的贡献还是较有价值的。如（1）通过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强调礼乐是治国的必由之路。（2）强调音乐是“人心之动”，必须“盈于内”才能“动发于外”，这蕴含音乐的主体性原则。强调“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必须天下大治，人心和乐，才能作乐，这是对王者的约束，有利于人民，蕴含一定的重民思想与人道精神。（3）既强调了文质相互依存，不可或缺，认为“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又认为文质需要有先后之分，主张“先质而后文”，其文质观辩证而全面，是对前人思想的一大发展。
此外，还有一本音乐美学论著《乐记》，虽然其成书年代及作者一直颇有争议。[1]但作为儒家音乐美学专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着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全书共分为11篇，分别是：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情篇、乐言篇、乐象篇、乐化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师乙篇等。就其实质来看，《乐记》中的音乐思想实际上就是孔子的音乐思想，是对孔子不成系统的语录性音乐思想进行收集、展开、丰富和发展，使其成为系统的论著。
《乐记》的主要思想是对先秦各家的批判性总结，即“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其他各家，又根据统治的需要总结各家，因而形成了以儒为主，糅合墨、法、道、阴阳、杂诸家的系统思想，充分显示了汉儒的特色。”[2]它在对音乐本源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对音乐特征问题的深入探讨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提出成熟形态的“天人合一”音乐美学思想。
不可否认的是，《乐记》这一我国最早的艺术美学著作，对我国后来的音乐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影响，是我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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