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89年开始，中国享有了至少一个半世纪的统一、强盛和繁荣。这与此前开始于185年东汉政权崩溃的分裂和灾难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89年，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这是自304年蛮族入侵北方以来的第一次。统一之后，重新采用了汉武帝通过考试儒家经典征募帝国行政人员的体制。统一后的中国，重又向本上边界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成于北魏孝文帝为每一户农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额的土地。他的后继者则通过组织农民民兵扩大了这一划时代改革的效果。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正是运用这个手段征服了中国南方，并于589年实现了南北方的合并。农民民兵也使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626－649年在位）．得以征服中亚。北魏和它在北方的后继王朝并未冒险去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隋朝却于589年以后这样做了。他们规定了大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其数量与占有者的身份等级相一致。无论是隋还是后继的唐，都没有没收大地产。毫无疑问，限制大地产的规模，保证农民占有最低限额的土地，只是一个从来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实现的理想。根据记载，在唐朝初期，帝国岁入的五分之四仍来源于向农民征收的人头税。很显然，8世纪几乎使帝国倾覆的灾难，正是帝国政府在8世纪上半叶不再能继续向农民提供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结果。

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由于628年重新确立了国内的法律和秩序，致使农户数量增加。虽然南方的开发和北方向南方的移民仍在进行，但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却远远地无法满足为他们提供最低限额的土地。第二个原因是隋朝恢复了通过考试征募文职官员的制度。新的儒家官僚集团，表现得象他们西汉时（汉武帝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前辈们一样。官僚们为了获得土地，再次利用了他们的官职。这使得可供农民保有最低限额土地的数额大为减少。这也引起了新兴的大部分兴起于南部和东部的儒家官僚地主阶层与西北地区的旧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旧的大土地所有者衍生于汉代官僚地主的后裔和304年及其以后蹂躏北方的蛮族入侵者的后裔之间的互相通婚。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曾努力阻止和扭转这些不利因素的发展，但未能成功。各种灾难于751年开始降临在帝国身上。

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它几乎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一样短命。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604－618年在位），就像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秦始皇那样肆无忌惮，其对于臣民的勒索繁重而令人难以容忍，结果激起了埋葬隋王朝的大起义。中国因此而陷入了12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617－628年），直到新的唐王朝重新确立了统一和秩序。唐朝象汉朝一样受益于被推翻的前一朝代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在实际上恢复了被推翻的体制，但采取了比较温和圆滑的方式，从而不致引起强烈敌对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反作用使隋朝皇权落地。

隋朝最繁重而又不得人心的公共工程是大量强制征发丁壮开凿大运河。隋朝创造了大运河。它起于长江以南东部沿海的杭州，最初修成的一段使长江与洛阳附近的黄河相联接。隋炀帝又增修了一条流向北方的支流。正是沿着后来修成的大运河北段，军队和物资被运往隋炀帝在朝鲜北部的战场。在没有铁路和飞机的时代，大规模的开凿运河，对于连接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大河流向都是由西向东，需要运河承担由南到北的水路运输。结果，当唐代的宫廷和中央政府机构变得臃肿庞大时，其隋朝先辈们开凿的大运河不失时宜地把南方的大米运到了首都长安。长安位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是隋朝在与西汉首都长安毗邻的地方建立的。

隋炀帝向北开挖的大运河支流，并未能使他征服朝鲜三国中最北部的高句丽。唐朝在新罗的帮助下，成功地于660年攻克百济，于668年攻克高句丽。新罗随后将唐朝军队逐出朝鲜，统一了整个朝鲜，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统一的朝鲜在名义上接受中国为宗主国。另一方面，政治统一也给朝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汉化，并使佛教得以发展。(www.daowen.com)

中国的重新统一晚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民族的重新统一。552年，突厥建立了一个草原帝国，其规模与公元前2世纪匈奴建立的帝国相当（匈奴人和突厥人都讲突厥语方言）。突厥草原帝国于581年破裂，唐太宗于630年征服了东突厥。637年，汉族和畏兀儿人（也是一支讲突厥语的草原游牧民族）协力彻底摧毁了西突厥。尽管如此，此时的中国却不得不认真对付吐蕃，而且，阿拉伯人也已经走上了战争之路。

607年，西藏获得了政治统一。在吸引西藏进入自己的文化轨道的竞争中。中国文明不如印度文明成功。然后，吐蕃与中国争夺对于塔里木盆地的控制。661－671年，阿拉伯吞并了吐火罗。所以，唐代就象西汉时一样，中国在陆上向印度和西南亚的推进受到了挑战和限制。然而，中国向西推进的短暂的军事行动再次打开了西方文化进入和影响中国的道路。中国的佛教徒仍然通过陆地或海洋与印度的佛教徒发生联系。琐罗亚斯德教大约于525年在中国取得了立脚点，有记载说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传教士于635年在长安传教，摩尼教似乎在7世纪结束之前就已传到了中国。哥士娄一世吞并吐火罗之举，肯定是促使萨珊波斯帝国境内的这3种主要宗教在几乎整个6世纪向东扩散的原因。此后，阿拉伯对萨珊帝国的征服，肯定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向东方的扩散，因为，毫无疑问，阿拉伯的征服引起了难民向东方的流动。

隋代和唐代的皇帝们都醉心于佛教。也都容忍了其他的外来宗教。然而，儒家经典的复兴和儒家重新建立帝国行政机构的实际目标，却使得儒家逐渐掀起了一场反对所有的，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的运动。

同时，在唐代初期，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这方面，长安超过了同 时代的 君士坦丁堡。但是，初唐的中国视觉艺术和诗歌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彩陶图案生动地反映了日常生活。诗人李白（701－762年）与杜甫（712－770年）与倒霉的玄宗皇帝是同代人。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5世纪时，日本国向中国南方的一个王朝派遣了使者。607年以后，常有使者被派往长安。608年，隋朝的一位使臣陪同日本使团回国。646年，日本国政府引进的（至少在名义上）行政制度，包括向农民授田，都是对中国的效仿。710年，日本在奈良建立的都城，实际上是缩小了伪长安的翻版。

日本和朝鲜效仿中国，显示了中国的威望。但是，8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灾难。751年，阿拉伯人在大宛北部即今天苏联中亚的塔拉斯河畔打败了中国人，其成为中国对塔里木盆地以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的终结。同一年，泰族国家南诏（在今天中国的云南省）击退了汉人的进攻。泰人和朝鲜人、日本人一样，模仿了唐朝的制度。这使他们得以建立国家，保存自己，甚至反对统一的中国，并可能最终采取攻势。这是一件怪事，因为在此以前，长江以南的蛮族表现得很容易为汉族人征服和同化。755年，出身于粟特突厥的将军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直到763年才被平息，结果是人民和土地均遭到蹂躏。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764年中国的人口比754年减少了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