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的军国主义，尤其在其最凶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对它所有的牺牲者，甚至包括亚述人本身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它对欧亚太平原游牧民族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亚述帝国崩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宁的状态中。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大约公元前550－前525年）轻而易举地将黎凡特地区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为这块饱经磨难的地区实现它急需的和平与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国给黎凡特地区带来了它渴望之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起亚述人来，波斯人的征服战争不那么残暴，对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不那么富有压迫性。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权时，宁愿使人们最低限度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监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权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们尊重、保护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项开明的政策的确换来了对波斯人统治的承认。只有下述极为罕见的、令人沮丧的情况除外，即当一个已俯首称臣的社区被宗教纷争所分裂，而波斯当权者又很难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际。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居鲁士二世已将这一地区并入了波斯帝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9年以后。当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杀了真的或僭称的斯梅尔迪斯并取而代之时，大流士的父亲正在呼罗珊（帕提亚）省督任上。也许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后，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琐罗亚斯德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阶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种形式更淡泊的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大流士一世也并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传的祭司阶层，他们最终接过了琐罗亚斯德教，不过，他们所采用的形式恐怕连该教的创始人也未必能够接受。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样，也从波斯帝国获益不浅。在亚述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阿拉米语言文字的传播，在波斯人治下又获长足发展。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逐渐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在叙利亚，迦南语仅仅是礼拜仪式用语，作为日常用语，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区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运用。阿拉米语言继续与阿拉米字母同时向东传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实用。与七八个世纪以前的乌加里特人一样，波斯人从苏美尔－阿卡德语库中选择了一些字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石崖上用3种文字记录其武功时，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时，又用表达方式既传统又庞杂的苏美尔体楔形文字刻下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译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与乌加里特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简洁明了的字母组成的字母大潮的冲击，这种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初叶已在腓尼基流行起来。到公元前330年，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运用阿拉米语言文字，不过，也许这些字母仍按波斯语发音，即组成一个阿拉米字的字母组合，读起来好象是这个阿拉米字的波斯语译音。

叙利亚的几个主要民族因此而满足于做波斯人的臣民，而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的米底人却感到不那么幸福。正如他们在公元前522年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则曾是他们的臣民。不过，尽管米底人桀骛不驯，波斯人还是再次允许他们做了米底－波斯帝国的伙伴，这个帝国比过去的米底帝国辽阔得多，也强盛得多。埃兰人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的国都苏萨升格为帝国首都。东北部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帝国亡国之后，坚持了长达3年的抵抗运动，反对马其顿统治者，以此显示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深情厚谊。东部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曾与居鲁士二世为敌，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后，似乎也很忠实于帝国。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欧洲的希腊作战时，由他们据守战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们还支援过农居的邻邦反抗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个民族表现出与波斯统治势不两立，即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洲希腊人。在公元前522年这个关键时期，巴比伦人不只进行了一次起义，而是两次。公元前484年，他们再度起义。不过，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软地将起义镇压下去，从此以后，直到他们最终被亚历山大解放时为止，巴比伦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让巴比伦人脱离他们的控制，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粮仓和工厂，也是帝国内陆交通网上的枢纽。而在另一方面，占领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负担，正如它曾成为亚述人的负担一样。埃及距离法尔斯比离亚述更远。在反抗其大陆上的亚洲主人时，它可以接受来自海上的希腊人的增援。虽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败涂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们曾两度取得独立。当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时，距波斯帝国自身的倾覆已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www.daowen.com)

即使波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象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对它忠心耿耿，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波斯帝国是短命的帝国，但是它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效果。这一政策顺应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调合这一趋势，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放逐政策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一个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国统治集团的成员，却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当地的农民仍会继续供奉它们，外来移民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在前以色列王国主要宗教圣地伯特利崇拜耶和华的礼仪被向东带入巴比伦尼亚，向南带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下面的边防要塞。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地方，一支为波斯人服务的犹太驻军同时供奉着爱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华，这支军队的士兵都是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伦的厄运而躲入埃及的犹太人后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犹太社区与撒马利亚区酋长珊巴拉特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属于撒马利亚区。从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断，他是巴比伦流放者的后裔，如果从他儿子的名字（达拉亚和谢勒迈亚）上看，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时，撒马利亚的居民已严格地专一信奉耶和华，除《摩西五经》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手写文书为经典，也不承认有非手写经典存在。但是，当巴比伦尼亚犹太人社区的代表尼希米奉圣旨到达耶路撒冷时，珊巴拉特与他发生了冲突。

波斯人对巴比伦、埃利藩蒂尼和徽马利亚等地崇拜耶和华的信徒并不抱偏见，并且充满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了一套与其他社区完全隔绝的宗教和社会纲领，他们成功地把这一纲领施之于犹太的“埃姆哈－阿拉兹（意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赶走的农民）”身上。人种和宗教上的融合与联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门望族中，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要比农民大得多。通婚对于打破社区之间的社会障碍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进作用。在加强了独立性之后，这一切都为传统的敌对情绪作了补偿。尼希米和以斯拉却禁止通婚，他们将在巴比伦犹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恶极之罪孽的这类犯人逐出教会，这些人本来也是犹太社区的成员。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犹太流放者的后裔已成功地将自己的社区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们的保护人阿尔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拥有这个名字的波斯帝王，那么，就已经保存了200年之久。这是个伟大的功绩。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御了黎凡特地区一般大浪潮的冲击，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超然存在的传统部落文化，并要求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巴比伦的犹太流放者不仅成功地抵御了这个潮流，还把这种精神推向犹太。不过，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使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与其邻人之间的敌意又趋复活。其实，这些邻人与犹太地区和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也是耶和华的信徒。

巴比伦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们独特的社区精神的呢？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机构——犹太人会堂，而取得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成果。约西亚国王在犹大人的信条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庙中举行的对耶和华的礼拜仪式才是合法的。从神庙被毁、犹大国的统治集团成员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一直到重建神庙，再度在其中举行礼拜仪式之时，世袭的祭司们已无法例行公事。犹太会堂便成为填补这个真空的新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新机构，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的4600名犹大人的后裔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社区精神，就象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后裔一样。犹太教徒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最终在一个永久性会堂中举行——流放者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财富（律书，即《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作品）在这里被宣读，被讨论。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约西亚革命性的发明成了放逐事件发生后的正统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孙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对死去的先知顶礼膜拜。这个保存巴比伦犹太人社团独特性的权威性规定，已在巴比伦尼亚本地创造了奇迹，如今，又在波斯帝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加诸于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了。

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进行其决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国政府不明智地彻底改变了它的普遍宽容的政策。这个不寻常的讨好态度破坏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条行为规范。这是一次被动的国家行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动行为来，这个被动行为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