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滇军逼袁

——护国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战争档案

时　　间：1915年

参 战 方：北洋军；护国军

战　　场：云南、四川

主要将帅：蔡锷、唐继尧；袁世凯

战争回放

蔡锷（1882.12.18-1916.11.8），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国近代军事家。

1904年初，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蔡锷，脚穿长筒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当时，清王朝大势已去，整个朝廷日益腐败，和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也日益加深，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存在着大批同盟会的会员以及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

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但却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与支持”。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1912年已经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并不满足于现状，他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一方面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另一方面他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蔡锷再去日本留学期间，曾受到过袁世凯的资助，因此一直怀着一种感激之情。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具有雄心壮志，卓越的才能，是大家众望所归的领袖”。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件事深深刺醒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装出一副只留恋花天酒地，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样子，以蒙蔽袁世凯，背地里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一月后响应，广西则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这个颇具雄才伟略的战略构想是十分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最后在12月19日抵达昆明。

其实早在8月中旬“筹安会”建立之时，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许多中下级的军官就开始进行积极的准备活动，以等待时机发起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而现在蔡锷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组成护国军3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3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www.daowen.com)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战争中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在大舟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

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增援之敌，刘存厚师进攻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北洋军的主力第七师将士死的死伤的伤，伤亡惨重，士兵损失过半，已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弹饷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

袁世凯攻滇计划受挫，加上在广东、山东等地袁军亦遭到打击，外交上又连受挫折，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居大总统之位。

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充满野心的袁世凯，并不甘心自己在军事上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向他们请求：“我们先停战，共同商议一下今后的计划。”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进攻护国军。

在第二期作战计划中，袁世凯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

狡猾的张敬尧虽然表面上也与护国军谈判停火，但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他的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但不幸的是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人假装迎合，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认为应以“重兵趋綦渝”。但后来由于袁世凯的去世，唐继尧和蔡锷的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的检验，但客观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的计划要比唐继尧“以孤军远出宁远取成都”的计划更可行一些。

在这一个月的战争中，蔡锷不断的总结前期作战的经验，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从这些计划中也可以看出，蔡锷的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蔡锷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在敌强我弱、弹饷两缺的情况下，指挥劣势军队逼退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战争指导思想。

为彻底推翻袁的独裁统治，5月8日，已独立的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对抗北洋政府的军务院。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日益陷入窘境，6月6日，孤独的袁世凯在忧郁中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并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日益恶化的病情，已经使蔡锷无力继续工作，在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之后，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的英年早逝带给人太多的惋惜，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以班超、马援这两个历史名将作比喻。高度赞颂了这位热诚爱国，叱咤风云的青年军事家。

历史影响

护国战争是近代由中国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云南，不仅是讨袁护国首义之省，而且云南各族人民为护国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护国战争赢得胜利，推翻了洪宪帝制。但代之而起的仍是直、皖、奉北洋集团的军阀统治，革命任务仍未彻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