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佛教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和作用

佛教在近代出现了复兴,振兴佛教的主力是在家的居士而不是出家的僧侣,如杨文会、欧阳渐、谭嗣同、吴雁舟、宋恕、章太炎、梁启超、韩清净等人,对佛教的复兴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佛教复兴的主流是唐代宗派中盛行时间最短的法相唯识宗。此时法相唯识学成为佛教研究的一种时髦,由冷门变为了热门。一些学者对法相与唯识是不是两种学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同时也继续发展宋明以来三教(儒、道、佛)会通、教(天台、唯识、华严、净土等)宗(禅)并融的趋势。复兴的据点在大城市,主要是南京和北平(北京)。佛教在中国近代的复兴是由多种因素、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近代是大变革时期,一些进步人士、知名文人纷纷从理学的“异端”寻求立身安命之道和觅取反封建礼教的武器;西学的传入及国外研究佛学风气的影响,使一些思想家把佛学看作为联结中西学的桥梁;大量佚失的佛教宗派典籍,陆续从日本、朝鲜寻找回来,宗派理论富有哲理、心理色彩,引起了人们研究的兴趣。由此也使佛教的哲理性质得到突出的强调,佛学和中国近代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佛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对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清代学术概论》)诸如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和魏源,资产阶级改良派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资产阶级民主派章太炎以及著名学者熊十力、梁漱溟等人都深受佛学的影响。佛教给中国近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刺激、活力和某些消极因素,并通过近代哲学家的阐发而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异常复杂的作用。佛教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和作用,概略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构筑哲学体系的重要出发点:中国近代哲学家创立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多方面地糅合中外思想资料,用独有的心得己意加以组织。其中有一些哲学家是以佛学理论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石。如谭嗣同著的《仁学》,杂糅中西古今,熔科学和宗教于一炉,宣传“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形成“仁学”体系。“仁学”体系的中心理论是佛学——华严、禅、法相唯识诸宗的学说。他认为佛学能统摄西学和儒学,比其他任何学说都高明。梁启超长期研究佛学,深受熏陶,形成了自己的佛教人生观和世界观。他高度赞扬佛教,称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他十分推崇佛教的“业力”说和“唯识”说,认为佛教的“业报”理论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理,宣扬境由心造的“三界惟心”说是真理,“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自由书·惟心》)。佛教为梁启超提供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哲学思想生长点。再如熊十力赞扬佛学“彻万化之大原,发人生之内蕴”(《十力语要》卷1《答薛生》),著《新唯识论》,融会儒、佛思想,穷究宇宙本体。他用儒家《易大传》的阴阳翕辟的二极观念去解说、改造、补充佛教唯识宗的“种子”、“现行”说,同时又以唯识论的分析方法去融会儒、佛的体用理论,从而提出了一套以“本心”为宇宙本体,以体用为最高范畴,体不离用,即用显体,体用一如的哲学体系。熊氏的新唯识论,引起了佛教人士的批评,也在思想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宣扬资产阶级社会理想的工具:康有为袭用佛教出世主义的说教,从“入世界观众苦”开始,撰写他闻名于世的《大同书》。他历叙人生38种苦,并说所有人都以求乐免苦为理想目标。他把去苦求乐的大同世界称为“极乐世界”。实际上这是以佛教的慈悲救世主张作为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具。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正是把佛教慈悲、墨子兼爱、孔子仁爱与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相提并论,借助佛教的慈悲救世,众生平等,来鼓吹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应当肯定的是,康有为、谭嗣同借助佛教教义来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抨击专制纲常和等级制度,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是,佛教教义也使他们的反专制斗争黯然失色,甚至于陷入十分荒唐的境地。谭嗣同的老师杨文会说,欧洲人生活比中国人好十倍,是前生信佛,去恶从善远远超过中国人的缘故。这种观点在客观上显然是为社会的贫富悬殊作论证的。谭嗣同还劝导大家念阿弥陀佛,说到万万年,大约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种论调不但不能触动黑暗社会的一根毫毛,而且只能把人们引向错误的道路。

3.培养无我无畏精神的支柱:大乘佛教鼓励信徒要奋发精进,勇猛无畏,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提倡施舍救人,甚至舍己救人。章太炎、谭嗣同等人竭力宣扬佛教的这些教义,借以改造国民的道德,培养无私无畏的精神,以推进社会的改革。他们都强调“自贵其心”的佛教思想,重视自己的心力,不依赖他力,培养自强自立自尊的品德;他们提倡“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宣传“勇猛无畏”、“排除生死”的勇敢无畏气概。章太炎、谭嗣同,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十分推崇佛教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谭嗣同就是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的斗争意志,而视死如归,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大无畏精神,从容走向刑场,慷慨就义的。大乘佛教宣传普度众生,人人成佛,这种目标、目的当然是虚构的,但它提倡的舍己为人、无私无畏的精神,同样是人类史上的一种美德,经过科学的批判、改造是可以借鉴和吸取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

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十分复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大体上是佛教先接受中国固有哲学的影响,随后出现双方的理论斗争,斗争之后佛教宗派转向吸取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理论创造,此后佛教哲学又被理学家所批判吸取,还被近代思想家所赞扬利用。佛教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哲学思想,同中国原有的哲学思想逐渐会通、调和、融合,从而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www.daowen.com)

引起中国思想界批判的佛教思想,主要是出世主张、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由此而爆发的两场最大争论:一场是以沙门不敬王者为中心的、实质上是对儒家的纲常伦理持什么态度问题的争论,这是一种有关伦理思想的争论;另一场是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争论,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对于前一场争论,佛教一直采取妥协、调和的态度,对于后一场争论,佛教在理论上遭到无神论者的沉重打击,但是因为它有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一套迷信说教,易于取得民间的信仰,因而并没有败退,在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之后,依然得到流传,并在隋唐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佛教得以在中国长期流传,是和它能为中国哲学提供、补充新东西直接相关的。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比较重视现实人生,侧重经验认识,而对人生本原、世界本体和彼岸世界等问题探讨较少。佛教把因果报应说成是支配人生的铁的法则,为人生的本原、本质、命运问题提供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解说。佛教重视世界本体的探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本体说,尤其是以个人的意识和共同的“真心”为本体学说,丰富了古代唯心主义本体论。佛教对彼岸世界的渲染、鼓吹,增加了古代唯心主义的新内涵、新方面。佛教的心性说,为古代心性论贡献了丰富的资料。此外,佛教还对古代辩证法作出贡献,如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对主体、自我意识和客观能动性的强调等,都体现了较高的辩证思维水平,值得我们认真地批判总结。

【注释】

[1]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166～167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权德舆有女嫁给独孤及之子郁为妻。李翱和郁甚为友善。李除受梁肃的思想影响之外,也受权德舆和独孤及的思想影响,尤其是以《周易》和《中庸》解说人性方面,影响更为直接。

[3]这里所讲的理学,包括陆王心学在内。

[4]宋代理学家不反佛的只有杨简、真德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