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印度经历了早期佛教阶段之后,又依次相继经历了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三个阶段,到13世纪初便在印度本土衰落了。

一、部派佛教

释迦牟尼去世100年后的400年间,即约公元前4世纪到前1世纪,是印度佛教的部派佛教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奴隶制鼎盛并开始转向衰颓。在政治、军事上,公元前327年希腊亚历山大部队入侵次大陆的西北部,占据了印度河流域附近一带。难陀王朝部将旃陀罗笈多(月护王)起兵推翻王朝,赶走希腊的入侵军,合并印度中、西、北部地区,建立了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进一步把版图扩展到印度东南地区,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的统一大帝国。据佛教记载,阿育王本人皈依佛教,并宣布佛教为国教,佛教从印度恒河流域扩展到次大陆,并传播到周围若干国家。公元前180年左右,孔雀王朝被灭,代之而起的巽伽王朝,拥护婆罗门教,佛教遭到沉重的打击。此时,西北地区先后被希腊人、塞族人和安息人所入侵,建立新的国家。东南地区也分裂成为许多小国。印度又重新陷入了孔雀王朝以前的四分五裂的状态。随着佛教流传地区日益扩大,它必须适应这些不同的地区、国家、民族的生活、宗教和思想传统,相应地也就必然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早期佛教教义抽象,神话不够发达,宗教仪式也比较单调贫乏,这就限制了它在群众中的传播和影响。佛教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适应群众对丰富多彩的神话形象和激情洋溢的宗教仪式的心理需要,而这样做又会引起自身的变化。早期佛教的教义和戒律,按照当时的习惯是口头传说,凭着记忆互相授受,难免记忆有误,以讹传讹。这样,后来的僧人对于原来的教义和戒律的理解,也就会产生分歧。由于这种种原因,早期佛教也就逐渐发生分化,形成了部派佛教。

部派佛教是从早期佛教分化出来的各个教团派别的总称。起初,佛教分化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史称佛教的“根本分裂”。“部”,原意是“说”。上座部是一些长老的主张,属于正统派。大众部是众多僧侣的主张,是比较强调发展的流派。这两大派后来又继续分化,形成了更多的流派。据世友著、唐玄奘译北传佛教《异部宗轮论》的记载,先是大众部分化出8部,后上座部又分化出10部,共为18部。大众部先后分出一说部、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制多山部、西山部和北山部。上座部分化为说一切有部和雪山部(原上座部),说一切有部先分化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化出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说一切有部又分化出化地部,由化地部又演化出法藏部。说一切有部还分化出饮光部和说经部。以上连同上座部和大众部,共为20部,可列简表如表一。另据南传教史书《大史》、《岛史》的记载,部派佛教共为18部,即没有北传佛教所说的西山部和北山部,此外,部派名称和传承关系也有些差异,也可列简表如表二。

部派佛教与早期佛教的区别以及佛教内部的分歧,表现在宗教实践、宗教理想和哲学理论等各个方面。

在宗教实践方面,由于有些教徒滋生出一种对于部分戒律的违抗,佛教曾为此而多次举行结集,专门讨论是否放宽正统的戒律的问题。例如,随着布施范围的扩大,人们向寺院奉献的物品越来越多,原来规定比丘不准接受金银财物的施舍,大众部认为可以受蓄,上座部反对改变,大众部又拒绝服从,并被驱逐和开除,从而分别形成相对独立的流派。

在宗教理想方面,上座部认为释迦牟尼是历史人物,其所以伟大,主要是理想的崇高、思想的正确、智慧的精湛和精神的纯洁。一般人修道学佛的最高成果不是成佛,而只能是趋向佛果的阿罗汉,即能达到所谓断尽一切烦恼,不再生死轮回的果位。大众部不同,他们倾向于抬高释迦牟尼的形象和人格,提出了“超人间佛陀”或“超自然佛陀”的观点,把释迦牟尼看作为超凡的、超自然的存在,是一位离情绝欲、神通广大的真正的“神”。他们吸收和加强神话创作,来烘托释迦牟尼的超凡神圣,并创造新的仪式,对释迦牟尼顶礼膜拜。他们还贬低阿罗汉果位,强调阿罗汉还有许多不足。大众部的这些主张,后来为大乘佛教所继承,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哲学理论方面,部派佛教已由早期佛教侧重于人生哲学扩展到宇宙观领域。由于早期佛教对于缘起说和灵魂说阐述不明确、不彻底,而导致部派佛教内部对轮回流转业果相续的主体问题和宇宙万物实有假有问题的严重对立。

一般地说,上座部各派偏重于说“有”,也就是认为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都是实在的。例如,说一切有部,所谓“说一切有”,就是承认精神和物质的存在,承认一切存在。从时间观念来说,就是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都是普遍存在着的。说一切有部毗婆沙论师坚持认为,人们既然都具有事物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的观念,那就证明事物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事物不存在,人们就没有思想的对象了。再者,按照缘起说,过去的思想行为产生结果,由因而有果,果不能产生于空无。既然因能生果,那就表明因是实在的,过去的因是永远存在的。说一切有部这种承认一切永远存在的理论(三世实有),是和早期佛教的“无常”观念相违背的,是一种新的哲学理论。

从说一切有部分化出来的犊子部把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无为”、“不可说”五类,认为都是实有的。它还特别强调“补特伽罗”(即“我”)^[1]是“不可说”的,是实有的。“补特伽罗”与人身是“不即不离”的关系。这实质上是一种朦胧的、半真实的人,是一种实体性的灵魂,是轮回转世的承负者。犊子部承认“有我”,也是和早期佛教的“无我”论相对立的一种新说。

从说一切有部分出的说经部又转而肯定释迦牟尼的无常学说,否定说一切有部主张的一切事物永远存在的论点,强调一切事物仅仅是在目前存在。也就是反对三世实有说,主张刹那说。说经部认为,所谓事物的实有或存在,是就事物发挥某种作用而言,事物只有发挥作用才是真实的。事物也只能占有特定的时空位置,发挥其特定的作用。而所谓发挥作用,就意味着产生结果。也就是说,事物的实有只有在它产生特定的结果时才是真实的。而所谓事物产生特有的结果,就是转化成为下一种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只有在它转化为它的下一种存在方式时,才是实有的。说经部由此得出结论:事物的实有或存在是刹那间的,事物是刹那存在,而不是三世存在。说经部由此还否认涅槃是永恒的幸福境界的观点,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涅槃也仅仅是停止受苦、停止轮回的境界。这都是倾向于事物是空的说法。说经部的论说遭到毗婆沙论师的反对,被指斥为是一种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理论。

大众部各派偏于讲“法空”,或是只承认现在实有,认为过去和未来都是没有实体的。与此相联系,在心性及其解脱问题上,大众部和上座部虽然都主张“心性本净”,但是两派所讲的“心性本净”的含义却大相径庭。上座部是指心本来就是净的,大众部则是指心在未来可能是净的,心净是未来可能达到的境界。实际上是认为原来的心并不净,是染心,是强调染心可以得到解脱。可见两派的观点是对立的。

从宗教实践和宗教理想的角度来看,大众部对后来大乘佛教的影响比较深刻。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大众部的理论与大乘空宗具有较多的渊源关系,而从上座部演化出来的说经部,后来又在深受大乘空宗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大乘有宗。

二、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兴起大约在公元1世纪,此时正是次大陆历史上的所谓“南北朝时期”,即贵霜王朝和案达罗王朝分立的时代。贵霜王朝传至迦腻色迦(约公元129—152年在位)时,统一了北印度,并不断对外扩张,大力推崇和传播佛教。案达罗王朝是南印度诸国中势力最强大的国家,它提倡婆罗门教与佛教相对抗。贵霜王国在公元3世纪后开始分裂,5世纪灭亡。案达罗王朝到公元225年灭亡,随之又恢复了地方割据的局面。约公元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月护王)建立笈多王朝。三传至旃陀罗笈多二世(超日王,380—415)时,更领有印度大部分版图。此时一度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史家称之为印度中世的黄金时代。随着印度的奴隶制度趋于解体,在贵霜王朝时开始形成的封建制,到笈多王朝时就完成了。相应地种姓制度也发展为姓阶制度,即在原来的种姓中,依据职业的不同,又分出数以千计的姓阶,并且是世袭的。不同姓阶之间,不得互通婚媾。这种姓阶制度和中国历史上的门阀制度相近似。笈多王朝崇奉婆罗门教,但也不排斥佛教。后来随着国势的衰颓,又对佛教重视起来。大乘佛教就是在印度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级关系重新组合、新的阶级矛盾出现并逐渐尖锐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大乘佛教兴起以后,为了争夺佛教的正统地位,把早期佛教和部派佛教贬低为小乘。乘是梵文yāna的意译,音译为“衍那”,意思是乘载(如车、船),也有道路的意思。大乘是梵文Mahāyāna的意译,音译为“摩诃衍那”,“摩诃”是大的意思。小乘是梵文Hinayana的意译,音译为“希那衍那”,“希那”是小的意思。在大乘佛教看来,小乘是“小道”,是释迦牟尼为小根器的人所说的教法。大乘佛教宣称自己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的此岸达到菩提涅槃的彼岸,成就佛果。大乘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主要有中观学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派别。

(一)中观学派(www.daowen.com)

中观学派主张观察问题不落一边(如空与有、常与无常各为一边),即综合二边,合乎中道,因而得名。由龙树(约150—250)及其学生提婆(圣天,约170—270)所创立。龙树是南印度人,属婆罗门种姓。自幼通晓婆罗门教典籍,青年时即为著名的婆罗门教学者,而且天文地理、图纬秘藏、各种道术,无不悉练。龙树后皈依佛教,精通三藏,并到北印度雪山地方,住在塔庙里,遇一老比丘授以大乘经典,随后周游各国,传播大乘教义。后又回到南印度教化,使大乘中观学派风靡全印度。龙树的著作很多,有“千部论主”之称。他的弟子提婆也是南印度人,也属婆罗门种姓,后从龙树出家为僧,发挥龙树的中观派学说。龙树后来自杀而死,提婆被一婆罗门杀害,说明当时的思想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提婆的后继者是罗罗跋陀罗,罗罗系传至清辨及佛护,随后又分裂为不同的派系。清辨一派的重要传人,相继有寂护、莲花戒和狮子贤,佛护一派的重要传人有月称,月称传护法和伽耶提婆,伽耶提婆传寂天,寂天传萨婆那密多罗。

中观学派奉《大品般若经》为主要经典。龙树著的《中论》、《十二门论》和《大智度论》以及提婆著的《百论》为此派的基本理论著作。中观学派反对部派佛教某些流派主张的万物实有的观点,认为人生的痛苦在于,人们对世间一切事物没有真正的了解,产生了颠倒分别的无益戏论。要解除痛苦,最根本的是要体会一切事物的“实际”,认清一切事物并无实体,也就是无“自性”,就是“空”,就是“毕竟空”。这就是空观,因此这一派也称为“空宗”。中观学派的“空论”的根据是缘起说,此派认为万物既然是因缘和合而生,即依靠其他原因、条件而生,不是从它自身中产生,这就说明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因缘所生就证明事物的内在的不真实。任何事物只要是依靠先行的事物而得以存在,它就必定失去声称自己有内在真实性的权利。依赖的存在不是真正的存在。佛教的原来的缘起说,是讲任何事物都是有原因的,否则就不是实有的事物,也就是说,由于事物是有原因的,因此是实有的。中观学派则认为,一切有原因的事物都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正因为是有原因的,所以是不真实的。这是在原来的缘起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缘起性空”、“一切皆空”的宇宙观。

(二)瑜伽行派

约在公元4世纪至5世纪,瑜伽行派继中观学派成为印度大乘佛教的主流。“瑜伽”是相应的意思,指一种观悟“真理”的修行方法。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前,古代印度哲学中有瑜伽派,主张有一个“自在”(大神),并着重研究调息、静坐等修行方法。这些方法也为佛教所吸取。佛教瑜伽行派相传是因无著曾受到弥勒菩萨的启示,诵出《瑜伽师地论》为教义的根据,故名。此派尊弥勒为始祖,实际创始人是无著、世亲两兄弟。他们大约是5世纪的北印犍陀罗人,都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出家。无著先是修习小乘空观,但并不满意。据传后经弥勒的指点而改信大乘。世亲对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2]很有研究,著《俱舍论》,对小乘学说十分自信,反对大乘学说,但后经无著的帮助改宗大乘。兄弟两人共同弘扬弥勒学说,创立瑜伽行派。

瑜伽行派以《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等为主要经典。无著的《摄大乘论》,世亲著的《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和《大乘百法明门论》等在创宗方面的作用最大。继世亲的有亲胜和火辨两家,相继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安慧和真谛,以上称为前期瑜伽行派。另外,继承世亲、火辨一系的陈那,特别重视因明,即重视逻辑论证和认识论探讨。发挥陈那思想的有无性、护法、戒贤(玄奘的师父)和法称等,称为后期瑜伽行派。

瑜伽行派继承了中观学派的空观思想,但又认为,“一切皆空”的说法,会导致否定三宝(佛、法、僧)、成佛的主体以及理想境界的存在,形成理论危机,危及佛教自身的存在。于是此派提出万物唯识所变,识有境无的学说。众生的识是变现万物的根源,由于万物由识所变,因此,万物(境)是无(空)。由于识能变现万物,因此,识是有。瑜伽行派主张识有,所以又名“大乘有宗”。识能变现万物,识也是众生轮回转生的主体。由此瑜伽行派进一步提出“转依”的宗旨,把它作为“解脱”的代替语。所谓“转依”,“转”,转变,转化;“依”,“所依”,指与生俱有而相续不断的意识状态(“藏识”)。转依就是要在意识方面解决认识问题,也就是从人们与生俱来的相续不断的意识状态着眼,认为人们意识、认识的转变,会影响到行为,可以改变客观环境,主客观的不断地交互影响,就会使整个的认识行为和环境都发生转化。众生也随着这种转化而成为佛。虽然瑜伽行派重视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是,由于把客观事物归结为主观意识所产生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三)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差异

大乘佛教思潮的出现,是继部派佛教之后佛教内部的第二次大分化,也是对早期佛教和部派佛教的最大冲击。从整个印度佛教史来看,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大乘佛教指斥前期佛教是“小乘”。前期佛教学者则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小乘,认为自己是佛教的正统。他们指责大乘佛教教义是杜撰的,强调“大乘非佛说”,大乘并不是佛教的正传。大小乘佛教在精神和实质上确有很大的差异,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在对佛的看法上,小乘一般认为释迦牟尼是一位觉者、教主、教祖、传教师,而大乘则因强调依靠佛的神恩和他力得救,把佛视为超人的存在。大乘在释迦牟尼身上罩上一团团神话迷雾,奉其为全智全能的最高人格神,是彼岸世界的统治者。和小乘厌恶人体、不塑造神像的传统主张不同,大乘使佛教的神具有有形的特征,雕塑华丽的佛像,建筑宏伟的殿堂,供奉佛像,令人顶礼膜拜。小乘一般认为佛只有一个,就是释迦牟尼,大乘则日益把各地的地方神灵都宣布为释迦牟尼的各种各样的化身,并提倡三世十方有无量无数的诸佛,如阿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等。这是进一步宣扬佛是整个宇宙力量的体现,佛是各方世界和极乐国土的主宰者。

2.在追求的理想上,大乘宣扬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把成佛度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小乘则以个人的“灰身灭智”,证得阿罗汉为最终目的。小乘偏重于个人解脱,大乘则致力于一切众生的解救。小乘所追求的解脱,偏重于断除烦恼,灭绝生死;而大乘如空宗则认为应以菩提(觉悟、智慧)为目标,菩提是佛体。大乘认为,众生只要去掉无明(无知),就可进入究竟的境界——涅槃。普度众生的理想不在于寂灭,而在于永生。大乘还开始把从事传教活动以拯救他人的比丘当做菩萨,它正式提出菩萨的名称,把它作为成就正觉(佛)的准备,也就是所谓的候补佛。而小乘则完全不承认菩萨。

3.在修持的方法上,小乘认为人生痛苦的原因在于人生的本质,即由于种种行为(“业”)和种种烦恼(“惑”)而产生苦果,应当重“教”尊“闻”,追求断“业”灭“惑”,不使再生,所以主张个人远离社会,隐遁禁欲。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非出家过禁欲生活不可。大乘则认为,人生之所以需要解脱,不是因生命就是苦,而是因生命就是空。同时,人生的问题也不应孤立解决,应当全面解决,不仅自己要解除痛苦,也要使他人解除痛苦,也就是强调众生的“共业”的共同转化。他们重行为,强调不应逃避现实世界,而要面对现实世界,理解现实世界,努力使自己的宗教实践不脱离世间的实际,在现实中求得解脱。因此,大乘,特别是在初期很重视在家,不提倡出家。事实上按照大乘的某些主张,出家是难以做到的。例如,布施中的财施,只有在家且有钱财的人才能做到。同时,出家僧徒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上层僧侣,接受大量的布施,食用精美食品,身着高贵华丽的袈裟。昔日山洞和丛林中的居处代之以庄严宏伟的寺院建筑,他们在这些寺院中,举行宗教仪式,研习经典,撰写经书,过着具有鲜明的享受色彩的宗教生活。

4.在理论学说上,小乘的主要经典是《阿含经》等,大乘的主要经典有《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维摩诘所说经》、《解深密经》等。小乘的学风是拘泥于佛说,认为佛说的都是实在的,佛说有某类概念,就有某类存在。他们一般只承认“人无我”,即人并没有独立的永恒的实体,人是空的,至于宇宙万有则不是空的,而是实有的(“法有”),这就是所谓人空法有说。大乘对于佛说带有自由解释、发挥的色彩,他们认为不仅人空,法(事物)^[3]也有空,即宇宙万有也都没有独立的永恒的实体,也是空的,“一切皆空”,主体和客体都是空的,一切存在都如泡如影,如幻如梦。

三、密教

密教开始于公元7世纪,到公元8世纪以后日益与婆罗门教——印度教接近,并在佛教中取得了主导的地位,直至13世纪初被消灭。早在6世纪,笈多王朝已经崩溃,曷利沙帝国(羯若鞠阇国)国王戒日王(590—648)征服了中印、东印、北印以及西印一部分地区,一时的统一局面可与笈多王朝相比。当时玄奘正在印度留学,所睹印度统一盛况,一如法显所遇的笈多王朝的统一局势。戒日王信奉印度教,但也重视佛教,如支持规模宏伟的那烂陀寺的佛教活动,就是显著的事例。此时,大乘佛教一度有重振之势,但是戒日王死后,印度又陷入长达500年的割据局面,大乘佛教也受到影响。大约在公元8世纪末,印度又出现了三个较大的国家,即中印一带的波罗提诃罗王朝,南印的罗悉陀罗俱陀王朝,东印一带的波罗王朝。波罗王朝一度成为南北印诸侯国的霸主,统治者推崇佛教,达摩波罗王(约770—810)嫌宏伟的那烂陀寺的规模还不够大,又在恒河南岸小山上建立规模更大的毗俱罗摩尸罗寺(超行寺)。据史载,寿院中心大菩提佛殿周围,有108个小寺院,其中大部分属于密教,小部分属于显教。超行寺是密教的中心。大约自10世纪末起至11世纪前半叶,建于阿富汗一带的伊斯兰教国家对印度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印度佛教中心随之逐渐转移到东方波罗王朝地区。王朝竭力利用宗教,以期共同抵御外患。在这一背景下,密教也更需要和印度教加强联合,共同对敌,这样也就愈来愈同化于印度教了。12世纪末,阿富汗廓尔一带的穆哈马德君主,富有政治扩张野心,他在统一阿富汗后,又大举入侵印度,一直深入到恒河流域,占领了奔伽尔,消灭了取代波罗王朝的斯那王朝。13世纪初,把印度仅存的佛教超行寺也焚毁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宣告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绝迹。

密教的特征是,主张身、话、意三密相应行,以求得出世的果报。也就是手结契印(手式,“身密”)、口涌真言咒语(“语密”)、心作观想佛尊(“意密”),三者相应,即身成佛。由此,其他各种以语言文字明显表示佛教教义的教派,就统称为“显教”。密教奉行咒术,教理通俗,仪礼简单易行。后来更主张立地成佛,所谓成佛也就是常人的“快乐”的境地。提倡低级趣味,以适应社会上一部分落后愚昧群众的需要。密教并不排斥大乘佛教,它把大乘佛教看作初步的阶段,认为自身是高级的阶段。它认为大乘中也有高低之分,中观学派高于瑜伽行派。由于密教对大乘佛教随意割裂剪裁,使大乘佛教各派都难以独立发展了。密教还主张“六大”缘起说,宣扬宇宙的本体与现象二而为一,两者都由“六大”(地、水、火、风、空、识)所构成,宇宙万有都是“六大法身”的显现,而“六大法身”就是佛的真身,也就是说,宇宙万有都是佛的化身、产物。这是一种极度神秘主义的说教。

四、印度佛教的“复兴运动”

佛教在印度沉寂了600年之后,于19世纪末掀起了“复兴运动”。1891年斯里兰卡贵族达摩波罗居士在科伦坡创办摩诃(大)菩提会,次年总部迁至印度加尔各答,上座部佛教又从斯里兰卡北传印度。该会在印度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影响颇大。1956年国大党政府前司法部长安培克等人在那格浦尔发动50万“贱民”改信佛教运动。1957年,新入教的佛教徒组织了一个佛教改党——共和党。佛教上层人士还加强在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中的佛教活动,积极发展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