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陶瓷的研究中，有许多谜案长期得不到解决，探求秘色瓷的真谛是其中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14件秘色瓷的出土，为我们化解秘色瓷的千古之谜提供了可能，必将进一步把秘色瓷的研究引向深入。

关于秘色瓷，早就见于经传，中晚唐诗人陆龟蒙就有一首著名的名为《秘色越器》的七绝诗，在诗中，他是这样描写秘色瓷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南唐徐寅《贡余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文人士大夫钟情于越碗精致的造型和晶莹润泽的釉子及其青翠优美的色调。社会上虽有不少传世的越窑珍品，但谁也无法断定它们是否属于秘色瓷系统，所以，千百年来，秘色瓷之谜始终困扰着人们。1987年，因修建陕西扶风法门寺明代砖塔，在塔基下发现了唐代的真身宝塔地宫，出土了数百件供奉佛指舍利的珍贵文物。在这批唐代文物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并且具有明确记载的唐代秘色瓷器。

在唐代的真身宝塔地宫石室中，总共出土了16件瓷器。其中白瓷2件，青瓷12件，黄釉银棱平脱瓷器2件。出土时，11件青瓷圆器与两件黄釉银平脱圆器放在同一处。这13件器物分别用纸包裹起，套叠后用丝绸包袱整体包裹，一同装在一内外双层的两重圆形红漆木盒内，放置地宫中室，第四道门前，白石灵帐之后，漆盒上叠压杨复恭供奉的银白成香炉。工作人员在清理这些文物的同时，还在石室中发现了入藏时镌刻的供奉藏品的《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金银器衣物帐》石碑。从碑文得知，“恩赐”物乃唐懿宗所赐，“新恩赐”物乃唐僖宗所赐。在懿宗所赐的物品中明确记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碑文记载，与上述漆木盒所装的13件碗盆碟圆器正好相符。说明这13件瓷器均为唐懿宗时期的秘色瓷。除此之外，地宫还出土了一件青瓷长颈净水瓶，它原来被放置在前室第二道内侧门槛上，瓶内装有29枚五色宝珠，口上置一大的水晶宝珠。该瓶虽然与其他13件秘色瓷不在一起，物帐上也不见记载，但其胎釉特征与以上的13件秘色瓷大体相似，甚至青釉还要更明亮些，玻化程度也较好，因此古陶瓷专家们大都认为它也应属于秘色瓷器的一个种类和造型。所以，当时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器一共是14件。其中，碗7口、盘4枚、碟2枚、瓶1枚。

这样，关于秘色瓷的一些疑谜再次被提了出来。

秘色瓷是我国古代陶瓷中一朵璀璨的奇葩，它明亮、清新、晶莹、滋润。最好的色釉常呈翠绿色，色润鲜亮，在滋润中露出半透明状的精光，代表着我国古代陶瓷业的最高成就，在法门寺地宫的这14件秘色瓷出土之前，大多数人根据宋代的著作和清人的解释，认为秘瓷的烧制年代应是在五代钱氏割据政权形成后，在原来唐越窑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根据历史记载，法门寺地宫封闭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初四，之后各代均没有对它进行任何破坏或移动，而且出土的秘瓷有明确的纪年。这就证明，至少早在晚唐，秘色瓷就以其独特的魁力，活跃在皇家宫苑。彻底否定了秘色瓷烧制于五代的说法。有关专家指出，最早提到秘瓷的是唐代文学家陆龟蒙，从上述诗的命题和前两行七言绝句来看，晚唐时已有秘瓷烧制，秘瓷烧造窑场是越窑，秘瓷的青釉色泽，婉如郁郁葱葱的千峰翠色。陆龟蒙是当时人写当时诗，可以肯定唐懿宗时已有秘色瓷。五代时期的吴越国一再有向中原王朝贡秘瓷的记录。五代吴越时，钱氏也长期向中原王朝进贡瓷器，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秘色瓷。见于史书的主要有这样一些记录：如后唐同光二年（924年）九月，两浙钱镠遣使钱询贡……金棱秘色瓷器。后唐清泰二年（935年）九月，杭州钱元瓘进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十月，（吴越王钱元瓘年）进金银棱瓷器。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十一月，又贡秘色瓷器。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十一月，吴越王遣判官贡秘色瓷器。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十一月，两浙钱弘俶遣判官贡秘色瓷器。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十一月，两浙钱弘俶贡瓷器。此外，明州节度使钱惟治于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开宝九年（976年）贡“釦金瓷器万事”，开宝九年又进“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两浙节度使钱惟浚于开宝六年进“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贡“金银釦器五百事”。吴越王钱俶于开宝二年“贡秘色窑器于宋”，开宝八年贡“金银陶器五百事”，太平兴国三年进“瓷器五万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钱氏共向中原王朝进献了“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从上列材料中可以看到，江南自唐朝后期开始上贡瓷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秘色瓷，一直上贡至宋代初年。

那么，这种珍贵的瓷器何以被人们称为“秘色瓷”呢？“秘色”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对此历代的研究者提出了许多看法，但总结起来，对于“秘色”的解释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种认为，秘色瓷是御用贡瓷，由朝廷专门设官窑烧造，它的釉料配方、制作工艺和烧造技术是不对外宣布的，故称之为秘色瓷。早在宋朝就有人说：“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www.daowen.com)

另一种认为，“秘色”专指瓷的釉色，秘色瓷的色泽与一种馨香的“秘草”颜色极其相似，故以“秘色”命其名。还有一种解释，糅合了以上两种，认为秘色瓷刚刚烧制成功之时，因它的精致美观，色泽明亮，比普通越器更加清亮，很受人们的喜爱。又由于它色泽酷似秘草，所以人们就以“秘色”来区别越窑青瓷质量的高低，故唐人称赞越窑瓷的时候，都说“秘色越器”或“瓷秘色”。到了五代和宋，越窑青瓷的烧造达到高峰，秘色瓷的高质量赢得了朝廷和一般百姓的高度重视，朝廷特设官窑烧制御用贡瓷，这个贡瓷就被命名为“秘色瓷”。当贡窑设置之后，秘色瓷的制瓷技术也被朝廷垄断，所以这个时候的“秘色瓷”的含义就不单指其色泽，更有“隐秘”或“秘不示人”的含义。

有人认为秘瓷之称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皇室贵戚厚葬之物，称为“秘器”，因造作于东园，又称东园秘器，皇帝之棺称东园秘器。唐代沿用汉制，中央政府内仍设少府监，管辖官营手工业工场，造作秘器。故此，秘瓷之秘渊源于汉代“东园秘器”之“秘”。也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

杨万里先生在《越窑与秘色窑》中认为，当时的越器不只是生产量多，足以供奉相应，而且还要出品精美，可以优劣立见。因为是官窑所烧造的御用越器，自然会精益求精，颜色与式样一定会与民间所用的大不相同。这一种进御的青色，不能与一般民间所用的相比拟，就给它一个秘色匠名称。这个秘字，跟所谓秘府的用法有点相似。御用的物品民间是禁用的，所以更分别这是一种秘色的越器。按照这个说法，“秘色”一词，实际上含有造型美、釉色美和专供贡奉等三层含义。唐五代是我国制瓷业高度发展的时期，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官窑民窑星罗棋布。南方以浙江越窑为中心，形成青窑瓷系，北方以河北邢窑为中心，形成白瓷窑系，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而南方的越窑青瓷则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考古学家和古陶瓷家们在经过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保存完好、造型精美、胎质细腻，釉色光可鉴人，它们是青瓷系统中的佼佼者，因此它们非越窑莫属。然而，越窑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地宫的秘色瓷究竟出自那个窑口或地方，还值得进一步探索。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青瓷罐墓志的出土，可以证明最晚在唐朝光启三年（887年），唐王朝已在慈溪上林湖一带专门设置贡窑烧制秘色瓷。但是前文已经提到，地宫封门是在874年，比光启三年早15年，且这批秘色瓷没有依据证明是贡窑直接转奉皇宫，所以也就很难断定它们是上林湖贡窑的产品。从上林湖一带近200多座窑址的考古挖掘来看，上林湖制瓷业鼎盛期是在晚唐，尤其是五代，这里才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地区。法门寺秘色瓷釉面多见有稀疏的黑点子，在越窑瓷器尤其是上林湖采集的标本釉面也常见这种黑点子。因此，有专家得出结论：秘色瓷在最初阶段（光启三年以前），包括地宫出土的那十四件秘瓷，凡属于越窑系青瓷窑口，技术力量雄厚者，都有可能烧制秘色瓷；当秘色瓷成为皇室专利品之后，皇宫设贡窑专门烧制，此贡窑就在上林湖一带，这个时候，技术力量再雄厚的瓷窑也被禁止烧造。也许正因为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烧制秘色瓷的高超技术渐渐失传，浸没于慢慢的历史长河之中。成为历史之谜，使得千百年来古瓷研究者们费尽笔墨。

不过也有人认为唐代的南方、北方都有秘色瓷烧造窑场，法门寺的秘色瓷不应产自浙江，它们可能属于北方地区烧造的。有人甚至认为其产地可能就在陕西地区、其原因是法门寺秘色瓷烧造质量很高。釉色青绿，与常见的越窑青瓷存在着区别，制作方法也与越窑不尽相同。有人还主张，陕西古代生产的青瓷特点为“类余姚县秘色”，因而这批瓷器产自陕西。提出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遭到反对的声音很大，从实际情况看，持这种观点者越来越少。

秘色瓷作为瓷器精品，历来备受重视，清朝乾隆皇帝认为是“李唐越器人间无”，但其来龙去脉却困惑陶瓷界数百年之久。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重新将秘色瓷的种种谜案提了出来，相信很多疑难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必定会有解决的可能。

（杨英姿周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