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并济，灵活处世

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句使人受益终生的话：“方圆的世界，方圆的人。”为人处世，无非三种情况：方、圆或者兼而有之。但是，方或圆都只是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却绝不是为人处世的好方法。方有刚有棱，易伤害他人和自己；圆则有柔有韧，尚不可全盘否定。因此，在人事纷繁的社会里，方圆结合，刚柔相济，才是最好的处世之道。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渐泄沓萎靡，人才亦日渐寥落。这与皇帝的喜好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清朱克敬撰的《瞑庵杂识》中说：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振镛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当时，政治场合中广泛流传着一首词叫《一剪梅》，形象地刻画了当时官场积习：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后世更无穷，不溢文忠，便溢文恭。

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就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 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意思，也肯定因此吃过不少苦头。还有，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以程朱理学为立身之本，胸中充满了正直刚强之气，对作为友军的绿营兵和当地其他民团武装的无能嗤之以鼻。就因为这一点，他不知道得罪了多少当地的官绅和其他镇压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于是，在缺乏军需供给和友军支援的情况下，湘军作战时总是孤军深入，被石达开打败过三次。

父丧、军事失利、官场的严重倾轧对他都是沉重的打击，在很长的时间内，他意志消沉，精神上非常痛苦。在对前途、信念以及自己的身体近乎绝望的情形下，曾国藩读懂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微言大义，开始了由申韩之法向老庄之道的转变，在思想上开始由弱求胜。他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真谛，能克刚之柔，比刚更刚。

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他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部属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www.daowen.com)

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现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

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又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

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当初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国藩的高明，而他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曾国藩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定会令鲍超由胜保率领，而胜保又极端仇视湘军，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要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

但鲍超不明其理，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他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 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态愚， 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 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的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柔”。

其实，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入世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让自己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曾国藩复出后，主动修好与同僚、友军的关系，一改往日作风，以弱胜合作的态度主动裁减湘军，大力扶持左宗棠、李鸿章，壮大对敌作战的友军队伍，从孤军推进到中兴三臣团结合作，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

从恃强之败到以柔克刚，曾国藩的例子是弱胜、合作的一个绝佳注脚。从此之后他更加意识到，人生在世，一定要学会与世沉浮。这是需要技巧的。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只有自己。既要成就一番事业，又要避免被环境所吞噬，就要用到与世沉浮以自保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被曾国藩视为处世秘诀的“柔”字。

那么，何时何处可刚？何时何处当柔呢？曾国藩有自己的法则，凡遇事或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谦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曾国藩的刚柔之道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刚柔之术，兼而有之。他深知官场风云波谲云诡，稍有不慎便可能会卷入漩涡，因此他坚持阴阳互济，缺一不可；他平衡各种官场关系，不强出头，不争功名，低调行事，即使权倾朝野，他也做到善始善终，堪为这方面的楷模。

做人应该刚柔相济。太刚则折，而且过于死板；太柔则靡，而变得毫无原则。只有不拘一格，灵活应变，才会在为人、处世、治国方面得心应手。人生是经历紧张、松弛、再紧张、再松弛，不断辗转循环，人就不断进步，这种情况和太极拳一样，通过一张一弛，表现阴阳、刚柔，因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太极人生”。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 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闯出来的？哪一个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的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宰相才十天，就杀了少正卯。因为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忍不拔，也可以说刚是一个人的骨头。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离得了他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东西。

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因此，灵活应变，相机而动不失为一种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