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方志中的每一项记录几乎都是为了扬善抑恶、美化风俗。所以，地方志为我们研究儒学社会教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每一种史料都有其局限性。地方志一般都是官修，或者是由士人自修，因此体现的是官方的立场，如内容上倾向于正统史料，人物上倾向于社会上层与地方精英。而且在劝惩史观的主导下，许多方志在人物和事件的选择上使用的是同样的标准，因此，各地的方志在编写上呈现出雷同的风格。但是，对企图探视明代民间生活样态的研究者来说，地方志依然是其必需的资料之一。

二、已有研究成果

在教育史领域，儒学社会化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较早的，如张惠芬教授曾对社会教化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并指导两位研究生从事先秦和清代的社会教化研究。在教育通史类著作中，李国钧、王炳照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有专章探讨中国社会教化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情况。丁钢教授主编的《近世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则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入手，分析明清以来的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的内在关系，说明了宗族在中国文化的传播方面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丁钢教授主编的《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中也对中国社会教化的心理传统问题和运作制度方面作了探索。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明代社会史的研究都与本书的研究主题相关。如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1）对明清民间宗教与民间社会的研究，包筠雅的《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对明清功过格的研究，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书店，1997）对近代儒学地域化的研究，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对明清慈善组织的研究，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衣若兰的《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对明代女性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本着“走向民间的历史学”的史学观，以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角度，展示了主流文化与社会下层民众生活的复杂关系。(www.daowen.com)

近年来，涌现了一批与明代儒学教化有关的某一领域或问题的研究成果。如董建辉所著的《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聚焦于“乡约”这一社会基层组织，从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两个不同层面，结合一些典型个案的深入分析，系统阐述了明清乡约的发展历程，作者指出，因为明清乡约偏离了吕氏乡约的发展轨道，沦为封建王朝统治民众的工具，与吕氏乡约具有的民间性、自治性渐行渐远，由此导致乡约地位的降低和乡约长的官役化，乡约的弊端日趋严重，教化效果每况愈下，所以乡约最终必然与封建王朝一道，退出历史发展的舞台。该书对明清乡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流弊等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从儒学教化的角度审视明代乡约在儒学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与功能。在文学研究方面，司徒秀英的《明代教化剧群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以《五伦全备记》等明代著名的教化剧为主要探讨对象，说明了社会中对道德伦常的要求已经凝成了一种绝对道德，并展示了各种忠义形象包括妇女与商贾的道德形象的教化意义。作者认为，以道德伦常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教化剧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宣传体，在达到了它的教化作用的同时，也透露了当时社会对忠孝节义的标举和当时人们在忠孝节义这面旗帜下的生存状态。

对于儒学社会化的研究，黄书光教授早在《论儒学社会化的若干途径》（《教育史研究》，19921）一文中就对儒学教化的若干途径，如谕俗乡约、家规族法、祭祀活动、戏剧小说等作了理论阐述。2005年，由黄书光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出版。该书“力图通过揭示中国社会教化的理论建构、实践运作及其内在发展逻辑，以彰显中国‘千秋教化’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