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认为，在过去的25年里，历史研究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一切都表现在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上，它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其他的部分，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1]这些变化使历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姿多彩、生气勃勃的状态。历史学的主题正变得越来越“民主化”与多样化。传统的历史学把焦点投向那些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伟大人物和重要事件，而历史主题“民主化”的趋势则把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情境推上了历史叙事的舞台。以往在史书中难觅踪迹的小人物作为主角登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文化成为历史学家们关心的对象。这些历史研究的新观念在社会史研究中都有所体现。

本书将借鉴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为一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社会史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呈现下层和上层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和什么样的环节上建立起他们合理的对话关系，这个对话关系又如何返回到现实中”。^[2]这就要求社会史研究必须“走向民间”，必须关注下层社会、大众文化、小人物。但是，历史研究若只聚焦于小人物，缺少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关注，同样显得目光狭隘，且有流于只关注“轶闻逸事”之嫌，这就会脱离历史学的轨道，因为单凭一个人的故事无法让读者了解真正的个人，更无法窥视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历史学家毕竟不是文学家，他的目的不是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增长智慧。个体只能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才会被理解，因此，普通人及其生活的历史，只有在更为宏观的社会语境的观照下才会得到合理的诠释。所以，历史研究者必须在宏观与微观的层次之间不断穿梭，交替使用望远镜与显微镜，才会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生动和深刻，才能更真切地揭示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多元互动。

“民间生活”是本书的一个关键词。民间一般与官方相对、相应，民间生活主要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即庶民生活。说到生活，总是会让人联想到日常起居、柴米油盐等具体的事物，这些都是文化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正如梁漱溟先生曾说过的“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与生活相比，文化似乎有点抽象，不那么具体可见，但是，要深刻地认识民间生活，就离不开对社会文化的分析。比如儒学，作为一种学术存在，它是学者们在书斋里研习的功课，但当它指向社会，指向普通人的生活并成为日常行为的范导时，则是一种文化。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就是企图用儒家文化去“化民”的，他们希望庶民的“生活的样法”与儒家文化倡导的相一致。教化是他们达到其目的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本书虽然关注的是明代的民间生活，是社会基层的文化实践活动，但力图说明的却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即儒学意识形态是如何渗透于民间庶民生活，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的。(www.daowen.com)

这里涉及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和“儒学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普通人对于“意识形态”的认识来自哲学教科书。近年来，“意识形态”成为历史研究中的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初步建立起“思想”与“制度”特别是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中国历史由此被纳入到了内外互动的诠释框架中而拥有了世界史的视野”^[3]。但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始终是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的，因此，“这种思路的引入曾大大影响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品格”，并成为奠定整个中国史学界“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两大阐释传统的重要基石。粗略地说，这种基本品格预设了中国历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所有上层建筑部分基本都起着负面作用，是阻碍历史进步的非进步科学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