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瘁堪悯十年之局

时间：1635年

参战方：明军、起义军

战场：潼关

主要将帅：杨嗣昌、张献忠、熊文灿

杨嗣昌，字文弱，号子微，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曾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天启二年（1622）回乡养病。崇祯元年（1628）杨嗣昌被起用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河南兵备道，调任山海关内兵备道。崇祯七年（1634），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头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鉴于其父杨鹤发配袁州，杨嗣昌不敢拜受此职。但朱由检认为他颇有军事才能，又熟悉边防韬略，足以当此重任，特地发去圣旨催促。杨嗣昌赴任以后，曾六次上疏陈述边防事宜，事无巨细，多有规划，朱由检深感“异才可用”。不久，其父杨鹤去世，他丁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帝“夺情起复”的圣旨，杨嗣昌三次恳辞，未果。

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张献忠、老回回、扫地王、太平王等几股农民军，突然进入凤阳城内，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凤阳是元朝的濠州，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朱元璋在这里的皇觉寺当过和尚。他做了皇帝以后，在此为死去的父母建造了豪华气派的皇陵；并将这发祥之地易名中都，设中都留守司，改濠州为凤阳府，由凤阳巡抚兼任漕运总督，地位十分重要。农民军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对它发动突然袭击，调虎离山，突破官军的包围圈。

为了达到朝野震惊的效果，农民军进入中都的紫禁城，焚烧皇陵享殿，打碎朱元璋亲笔题写的龙兴寺碑，释放关押的人犯，还放火烧了官府衙门。据事后的调查报告，农民军一共烧毁巡抚、巡按、知府衙门、留守司衙门594间，焚毁鼓楼、龙兴寺67间，民房22652间，杀死官兵3000多人。张献忠甚至公然打出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向明朝皇帝叫板。

面对这种情形，朱由检令西北五省总督洪承畴由陕西赶往河南，同时任命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卢象升为中原五省总理，指挥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共同征剿农民军。原则上，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但实际上，两军可以灵活配合，如果河南形势吃紧，洪承畴从陕西前往河南，配合卢象升；如果陕西形势吃紧，卢象升则应该进关，配合洪承畴，联手扫荡农民军。

一个五省总督，一个五省总理，都以能征善战著称，朱由检的意图是要他们南北东西夹击，以求一举荡平中原。而洪、卢二人深知形势严峻，都不敢贸然立下军令状。

但形势不容乐观。正当他们合力扫荡中原之际，崇祯九年（1636）六月底，北方满洲军队攻破了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北京宣布戒严，朝廷紧急征调各路将领保卫北京。正在湖广郧西征战的卢象升，突然接到朱由检的调令，令他出任宣大山西总督，任务由平定内乱转向抵御外患。朝廷的这一人事调动，在加强北方边防的同时，却疏忽了中原的潜在危机。卢象升的调离，使得“东西夹剿”的局面不复存在，洪承畴也就孤掌难鸣了。卢象升离开中原时认为：从此农民军得以大展身手，形势很快就难以控制了。在宣大总督任上，卢象升却无法施展抱负，空怀壮志。

这次北京戒严，兵部尚书张凤翼失职，畏罪自杀。朱由检环顾群臣，竟没有一个通晓军事的，遂想起前任宣大总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于是不经过吏部与内阁的会推，径直由自己下旨，以“夺情起复”的形式，命令正在为父杨鹤守孝的杨嗣昌立即出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居丧期间，以读书消闲，对历史典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朱由检召见时，杨嗣昌侃侃而谈，才思阔达，与以往兵部尚书木讷卑微的样子截然不同。朱由检激动得拍案叫绝，感慨相见恨晚。

杨嗣昌向朱由检推荐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熊文灿取而代之。安排停当之后，杨嗣昌显得信心十足，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死功夫，了结这个难题。(www.daowen.com)

崇祯十年（1636）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遭到总兵左良玉的袭击，身受重伤，幸亏其部将、绰号“一堵墙”的孙可望奋力抵挡，才突出重围。

十二月，熊文灿派人前往劝降，八大王张献忠和闯塌天刘国能表示愿降。正在前线监军的太监刘元斌立即上报朝廷：张献忠求抚。杨嗣昌考虑到张献忠最为骁勇善战，血性方刚，唯恐其中有诈，于是主张命令他以袭击李自成、老回回作为考验，否则就予以剿杀。

朱由检以为不妥，驳斥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遂发出了“剿抚并用”的指示，事实上默认了熊文灿的大胆招抚。

张献忠摸透了熊文灿主张招抚是为急于立功的心理，将计就计，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时机。当时他驻扎在谷城县城，获悉当年曾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在明朝军营中，就派人带了重礼前去求见，对陈洪范说：张献忠当年蒙恩公相救，未及报答恩公之大恩。今能够再次相遇，实乃天意，愿意率部归降，于马前鞍下效力。陈洪范早就想立奇功，听完这番话，大喜过望，马上到熊文灿面前斡旋。随后张献忠派孙可望带了稀世珍宝碧玉珍珠之类，经陈洪范介绍，送到了熊文灿手里，当面请求投降。

熊文灿自出任五省总理之日起，就决计招降张献忠，如今人家上门请降，并收受了重贿，岂有不接受之理！

与此同时，闯塌天刘国能也于随州请降。据说他是奉母亲之命，颇有悔罪之意，在请降时叩头说：愚民陷于不义，恳请长官给予洗刷更生的机会，愿意率领部下投诚，在麾下尽死力。

张献忠与刘国能不同，他的投降只是权宜之计，不肯俯首交出兵权，诈降迹象极为明显。然立功心切的熊文灿利令智昏，居然把他当作另一个刘国能。在谷城举行受降仪式时，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旃与总兵左良玉密谋，欲待张献忠一到立即逮捕，此计遭到熊文灿极力反对。熊文灿只要投降这一形式，至于投降以后作何安排则不予计较。张献忠将部队分散驻扎于谷城四郊，熊文灿只发给他2万人的军饷，余众必须遣散。张献忠拒不接受，一定要发10万人军饷，并表示愿意保卫郧阳、襄阳、荆州三府之疆土。熊文灿深信不疑，立即发给10万人6个月的军饷。

张献忠、刘国能的投降很快引起了连锁反应，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等部农民军陆续请降，湖广、河南的心腹之患一下子得以平息，朝廷终于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与此同时，五省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廷于陕西全力围剿李自成、过天星等部的农民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农民军接连受到挫折，几近瓦解。

崇祯十一年（1637）六月，李自成为了摆脱重压，与残存的六队、祁总管等部合计3000人马，从阳平关、白水江逃往四川。洪承畴令陕西军队追击，四川军队堵截，几经激战，祁总管投降，六队损失殆尽，李自成仅1000人马出川，躲入汉中的深山密林。李自成不甘失败，走出深山密林，企图进入河南，与尚未投降的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等部会合，因此他必须从潼关突围。

洪承畴探悉这一动向，命令孙传廷设伏潼关南原，不让一人一马得以逃脱；又派曹变蛟从后面追赶。李自成且战且退，在潼关南原遭遇埋伏，全军覆没。

至此，农民军陷入困境，好像一蹶不振了，内乱似乎也平息了，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起到了明显的成效。

明廷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在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指导下，农民军或降或遭重创，甚至全军覆没，农民军陷入困境，一时难以重振。明廷得以喘息，腾出手来应付北边境之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