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军的兴起与壮大

时间：1633-1634年

参战方：农民军、明朝

战场：河南、四川、汉中

主要将帅：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洪承畴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其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由于明朝藩王对农民横征暴敛，陕西地区的农民生活较其他地区尤为困苦，阶级矛盾更为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深重。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战争的地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陕西为中心，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士兵兵变，手工业者罢矿现象不断发生，为明末农民战争的大规模爆发准备了必要条件。1627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题记

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飞越黄河天险，进入中原腹地，这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河南是明王朝的腹心，军事上是四战之地，这里明廷的防御力量比较薄弱，文武官员们多没有同起义军作战经验。河南巡抚玄默首当义军的军锋，火急火燎的请求支援。

十二月初四日，朱由检下令：“贼既渡黄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著选调将士扼要截剿之，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

然而，起义军过河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摆脱了官军的追击，实现了千里跃进。仅一个月之内，起义军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县，接着又冲向毗邻的湖广、安徽和四川。农民军抵达河南，即同当地的贫苦农民汇合起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对明廷来说，原先的局部问题从此演变成了心腹大患。

崇祯六年底，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内对河南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在这样的大荒之年，明政府不但不加赈济，“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

崇祯七年以后，农民军力量的迅速增长，这同中原地区的农民大量参加起义队伍有着密切关系。起义军进入河南以后，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部众十余万西进入武关，致使“山阳、镇安、商南同日陷。”随后北上雒南，向陕西首府西安挺进。

洪承畴大为震惊，急忙檄调郃阳，韩城驻军迎头堵截义军。这路起义军于是转向南下，于崇祯七年（1644）正月十五日连克洵阳、紫阳、平利、白河等地。待洪承畴大军赶到时，这路义军已经南下四川。

另一路起义军包括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等部，挺进卢氏山区。这里“崇山造天，牙距趾错”，形势十分险要。当地原来就有一批由于丧失了土地，被迫违抗朝廷禁令私自开矿为生的农民，他们被明朝统治者斥之为“矿盗”。起义军到达之后，矿徒们积极参加，充当向导，领着起义军从山间小路直抵内乡，然后取道邓州、淅水南下湖广的郧阳、襄阳地区。

崇祯六年十二月下旬至七年正月，这路起义军接连攻破郧西、上津、房县、保康诸县，“直走空虚无人之地，捷若风雨之至。”明郧阳抚治蒋允仪“束手无策，上书请死而已。”(www.daowen.com)

起义军的凌厉攻势，将明廷的中原腹心地区打成一团乱麻，地方官府疲于应付。朝廷大臣们再度提出了统一事权的问题。他们认为义军之所以能够“流突无定”，是因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应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朱由检同意了这个奏议。在人选问题上，大臣们一致推荐洪承畴，但朱由检认为，陕西三边同蒙古部落相邻，洪承畴肩负边防重任，“未可轻易”。于是，“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

这是明朝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专设有权节制几省文武官员的总督职务之始。它反映了起义农民的力量已经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特别是起义军的流动不居，转战各省，使明朝廷单靠任何一省的兵力都是无以招架的。

崇祯七年的上半年，起义军主力集中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入川的义军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从豫西和湖广郧阳西进入陕西兴安（今安康）地区的起义军，他们在遭到明军的阻击之后，转向南入四川；另一部分是从湖广郧阳地区，经由长江北岸的大山区入川。后一部分义军于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夔州府（府城即今奉节县），从而打开了入川的门户。

明朝四川官府连忙调集驻军和土司兵阻击，以防止义军入其腹心地带。这时，起义军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川东北地区。这里层峦起伏，多是深山老林，耕种不发达，无法解决大队人马的粮食供应。所以，这路起义军不久又分道出川，一部分东返湖广，大部分北上陕西。这样，随着明重兵于河南、湖广集结，起义军的主力又像捉迷藏一样，回到了起义的发源地陕西。

崇祯七年春，陈奇瑜以五省军务总督的身份，檄调各路官军齐集于河南陕州（今陕县），继而移师南下，向湖北均县、竹山一带的起义军进剿。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受到官军的压迫，向西转入陕西。

陈奇瑜由于在河南、湖广地区打了几次胜仗，又见起义军纷纷往陕西、四川转移，于是就神气起来了，认为起义军不是自己的对手。当他得到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转移到陕西的消息后，遂尾随而来，企图将这股农民武装一举消灭。

起义军走到汉中栈道地区时，误入险地。这里山高路陡，人烟稀少，而明军又严守出口，又碰上阴雨连下70多天了，“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数万人几乎身陷绝境。

为了使义军摆脱这种困难局面，起义军首领商议决定采取伪降手段。下令把军中所缴获的金银财物集中起来，派人“入奇瑜营，遍贿左右”。这些官军本来就是一群贪生怕死之徒，不敢同义军打硬仗，得了义军的贿赂以后更加极力主张招抚。

陈奇瑜也认为这是起义军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真投降，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大功告成，因此决策招抚。他上报朝廷后，得到了兵部尚书张凤翼的大力支持。

经崇祯皇帝亲自批准，这年六月，陈奇瑜同义军达成了招安协议：由陈奇瑜按起义军战士数目，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抚官加以监视，负责遣返原籍安置；所过府县由当地官府供应粮草；同时檄止官军进兵，以免再度发生冲突。

史料记载，当时义军开报的受抚人数有4万多名。于是义军“乃整旅出栈，同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贼之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义军将士用这种办法巧妙地渡过了难关，是夜，义军“尽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并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始纵横不可制矣。”

陈奇瑜这时才如梦初醒，自知犯下大错。陈奇瑜首先将罪责推到宝鸡知县李嘉彦身上，说他阻挠抚局，杀降导致激变；继之又把责任推给陕西巡抚练国事。朱由检不了解实情，又因此次招抚是经过自己批准的，出于护短的心理，先后下令将李嘉彦、练国事等人逮捕，命李乔接任陕西巡抚。不久，给事中顾国宝和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陈奇瑜主抚误了大事，朱由检这才决定将陈奇瑜革职拿问。

崇祯六年冬在河北武安的伪降，使起义军得以渡过黄河，实现了千里跃进；崇祯七年的汉中伪降，使一支主要的农民武装摆脱了覆灭的命运，挫败了陈奇瑜部署的围剿，保存了有生力量。

在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中，伪降实属常见之现象。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麻痹敌人，摆脱困境，也曾多次采用这种手段。崇祯六年冬在河北武安的伪降，使起义军得以渡过黄河，实现了千里跃进；崇祯七年的汉中伪降，使一支主要的农民武装摆脱了覆灭的命运，挫败了陈奇瑜部署的围剿。其效果都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