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犹太教的双重性及精神实质

犹太教的基本问题就是它的双重性：最勇敢的诚实与弥天大谎并存；奋不顾身的牺牲紧随着贪婪的自私自利。没有哪个民族产生了这样卑鄙的冒险家和背叛者，同样也没有哪个民族产生了这样崇高的先知和拯救者。而崇高决不等于最初的犹太教，低劣也不等于其退化。相反，它们一直共生相伴。

这种两重性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人把其现实性和潜在性的整体体验为一种倾向两极的活生生的实体；他把他内心的进步体验为一种从一个十字路口到另一个十字路口的旅程。无论人内心斗争的两极可能有什么样变化的内容，无论在十字路口的选择是被看成一种个人的决断、一种外部的必然性，或一种偶然的事情，基本形式本身是不变的。然而，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创造出任何像犹太人对统一性的追求那样重大的、自相矛盾的、英雄般的事迹来。正是这种对统一性的追求才使犹太教成了一种人类的现象，才把犹太人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人类的问题。例如，关于原罪的神话就是双重性的经典例子。它代表了一种分裂的感觉和认识，同时也是一种对统一性的追求。

人类对统一性的追求出自本身具有的双重性和获得的拯救的期待。犹太教不能像其他民族做的那样，为人类奉献出新的物资、新的意义存在，因为犹太人与物质存在和物的关系不够牢固。它只能重新提供人类多样性内容的统一，提供新的综合的可能性。在先知和早期基督教的时代，它提供了一种宗教的综合；在斯宾诺莎的时代，它提供了一种智力的综合；在现今的时代，它提供了一种社会的综合。所以，犹太教对人类具有普遍的价值，它的复兴是人类的福祉。(www.daowen.com)

奥地利犹太学者马丁·布伯指出，犹太教的精神包含着对三个观念的追求，即“统一的观念”、“行动的观念”和“未来的观念”。关于第一个观念，他在《论犹太教》中说：“犹太人一直更敏锐地觉察到了现象所显现的那个背景，而不是个别的现象本身，他们确实地看到的是森林而不是树木，是大海而不是波浪，是社会而不是单独的个人，所以他更喜爱沉思，而不是想象。^[1]但对犹太人来讲，统一倾向还源自他试图将自己从内在的双重性中拯救出来并上升到绝对统一体的那种强烈的渴望。这两种根源在先知们的上帝观念中得到整合。

犹太教的第二个观念是“行动的观念”。布伯相信，这一精神倾向是犹太民族精神气质中固有的。他甚至认为犹太人的运动神经天生就比感觉神经要强，其运动系统比感觉系统要发达许多。当犹太人行动时，比他们感知时能够显示出更多的真义和更伟大的人格。事实上这一点也可以被看成是东西方之间的基本区别：“对东方人来讲，人和上帝之间决定性的契约是行动；而对西方人来讲则是信仰。犹太人特别表示和强调这一区别。《旧约》的所有篇章都很少谈信仰，但却大谈行动。每一个行动，哪怕是最小的和似乎是最微不足道的行动，都以某种方式适应上帝……只有在西方的折中主义基督教中，信仰才显得最为重要。对最早的基督教来说，行动是主要的。单就行动而言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的神圣性。

犹太教中的第三种倾向是“未来的观念”。布伯在谈到犹太人的这一精神品质时说，犹太民族之所以信奉“未来的观念”，是因为这个民族的时间感比空间感发展得要强许多。他甚至通过对希伯来《圣经》语言的分析来证明他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指出，希伯来《圣经》中的描述性形容词都不谈“形式”或“颜色”，只谈“声音”和“运动”（这与《荷马史诗》的描述性形容词正好相反）。犹太人对“族性”和“上帝”的意识基本上受到其历史回忆和历史希望的滋养。可见，犹太文化就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意蕴和时间感的文化。一方面，未来倾向驱使犹太人陷入具有各种不同目标的繁忙活动，刺激他对可获之物的强烈欲望，然而这种强烈欲望不是用在他自己的舒适上，而是用在下一代人的幸福上。下一代人甚至在意识到自己之前，就被赋予了照顾再下一代人的任务，这样所有生存的实在都溶解在了对未来的关怀中。另一方面，这一倾向在犹太人中唤醒了弥赛亚主义，即一种超越过去和现在所有实在、作为真的和完美生活的绝对未来的理念。布伯认为，“弥赛亚主义是犹太教最深刻的原创理念”。根据这一理念，未来一定会到来，每时每刻都在保证它的到来，但不是马上到来或在某个遥远的时刻到来。它在时间结束的时候，在预定的时候，在所有日子结束的时候到来——末日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