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全是他的错

阎崇年教授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认为咸丰十一年的皇帝生活，最明显的三个特点就是:“错”、“错”、“错”!其实，许多事情并非都是咸丰的错。步入十九世纪中叶的大清王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进入无可挽救的衰败时期。展现在这位新皇帝面前的是一个政治混乱，财政匮乏，军队腐败，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

面对这种局面，年仅二十岁的咸丰帝凭借着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和进取精神，向往祖辈康乾盛世，立志恢复先辈的文治武功，决心做一番中兴大业的伟绩，挽救正在走下坡路的大清王朝。为此，咸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重惩昏庸官吏。当时大清王朝的官场习气已腐败到极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结党营私，互相倾轧，互相推托，效率极低。就连最高的决策中枢，每当讨论各种重大决策时，诸王公大臣根本不认真负责，或推托不言，或借端闲谈，置公事于脑后，有的甚至干脆托故不到。对此，咸丰以道光时期的宠臣军机大臣穆彰阿开刀，革其职，以儆效尤，同时还选能任贤，重新提拔了杜翰、肃顺等一批重要官员，强化了自己的统治。

清朝仕女衣冠

在调整统治班子同时，咸丰还加强了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治理。科举是封建文人登上统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方法。因社会腐败，科举考试中弊端严重，漏洞百出，行贿受贿案件时有发生。咸丰认识不到科举制自身的弊端，认为只要整顿好考场秩序，就能选拔合格的人才。在咸丰八年(1858年)，他严厉地惩处了顺天府乡试舞弊案，将主考官柏俊等革职入狱。对当时财政匮乏，管理混乱，大小官吏不择手段假公济私的现象，咸丰也都整顿了一番。但咸丰处理政务过于猛烈，特别是他自己提拔以“刚猛”著称的肃顺，得罪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结果弄得满朝上下怨声载道，不仅未能实现咸丰的初衷，还加剧了清朝内部的分裂和斗争，使整顿朝纲，打击贪官污吏，力图挽救衰败王朝的成效甚微。

最为人争议的是咸丰帝在抗击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的“临阵脱逃”。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兵败，后被俘，解送印度加尔各答，囚禁而死。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词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没有成功。四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八千余人溃败。这时，咸丰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英、法拒绝同耆英谈判。咸丰不得已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五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代表，签订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他在盛怒之下，令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同时，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火打劫，兵逼瑷珲(今爱辉)，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边界事务。俄用武力迫使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六十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所谓中俄“共管”。

大沽口炮台的守军与侵略军激战(www.daowen.com)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清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沉四艘、击伤六艘，死伤四百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咸丰见大沽获胜，尽毁《天津条约》。大沽口战后，咸丰帝料到敌人会来报复，在防务上不敢有所怠懈。同时，为了“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改派何桂清到上海与英法和谈，以求乘胜修改前一年《天津条约》中的主要条款。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取得外交上的胜利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外交策略。咸丰帝一面加强防务，一面派人和谈，似乎是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实际上“战”、“和”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战”是为了“和”时对自己有利;“和”不成则应战。“战”不是最后结局，最终还是要走到“和”的。从史料上看，咸丰帝为“战”与“和”之间划定了一条界限，“用兵之道，不宜稍涉游移……夷情愿和则应在沪，欲战则必来津，大沽海口，仍以鸡心滩为界，倘夷船驶入，毁我防具，自应开炮轰击，使官兵有所适从，不敢懈怠。”大沽口鸡心滩就成了“战”、“和”的分界线了。

英法联军很明显要报复大沽口大败之仇。摆在清政府面前只有决一雌雄一条路了。

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底，英法舰队来到天津海口。这次英法联军不敢轻敌，他们避开防守严密的大沽炮台，而从设防较弱的北塘登陆。经过新河，塘沽之战，清守军抵挡不住，英法军队得以抄袭大沽炮台的背后。很快，大沽炮台落入敌手，清将僧格林沁的部队退防通州，天津失陷。咸丰帝一面派桂良到天津“暂时羁縻”敌人，一面从各地调集大军到通州勤王。这时英法联军已兵临城下，提出的和谈条件又提高了很多。除了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增加赔款数额(并付现银)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撤除通州防务等等。桂良竟然“违旨畏夷”，同意接受对方的要求。传统的说法认为桂良之所以敢这样做，是根据咸丰帝的避战求和的方针。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咸丰帝一直在调兵遣将严防通州。从这阶段的有关史料上看不出他有“避战”的倾向。他也决不愿接受英法新提出的无理要求，“通商及占据海口，断不可允许。”“岂复有余款先付现银之理，即使有款可付，奚异于开门揖盗。”“(桂良)自当义正词严，与之理论，以杜该夷无厌之求。”桂良擅自接受英法的要求显然是他个人的责任，与咸丰帝无关。咸丰帝后来严厉地斥责了桂良的行为。

不久，英法联军向通州推进。咸丰帝下了决心与之决战，声言要“亲统六帅，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八月初，咸丰帝下了宣战诏书，“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现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徽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务各敌忾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此举大有全民皆兵之势。

中国军队和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决战。这场决战打得异常酷烈。中国军队以少有的勇敢迎头痛击联军。然而，由两万五千名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中国军队”还打不过一小群欧洲人，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不像样的炮，由僧格林沁指挥的这支清军精锐几乎在八里桥全军覆没。咸丰帝赖以依靠的最后实力消耗殆尽，北京门户洞开。皇帝本人只好逃往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在京和谈。最后，签订《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失败的原因，并非由于咸丰帝消极避战、一味退让，而是中国多年来积弱积贫，中外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结果。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必然悲剧。旧式的武器，落后的战术，终归抵挡不住拥有船坚炮利的英法侵略军的进攻。中国只有“师夷长技”，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才能摆脱挨打失败的命运，这也是忧郁而亡的咸丰帝留给后继者的重大难题。

我们不能将所有的过错都推给孝全皇后这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四阿哥呀!历史不能仅仅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