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怎样信奉伊斯兰教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罗吉尔·加鲁迪信奉伊斯兰教的经过

对我来说，不能把问题单纯地当成是由不信仰宗教到信仰宗教这样来看待。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日里，我都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甚至在1933年我作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时，我也都不是反对宗教的人，而且当时，我还曾经是普鲁特斯托兰特地区基督教青年会主席，所以，我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加入共产党的，但是，事实上，我并非一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因为我的父母不是基督徒，而是两位无神论者。但是，他们不信仰宗教，并非是与共产主义学说，或与其他无神学说密切的原故，而是属于因袭的一代人而已。

自从1933年起，欧洲遭受到很大的危机，一直持续到1939年。在此期间，希特勒登上了政治舞台，掌握了政权，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作为第一个选择，我信奉了基督教，选择这一宗教的原因，是因为危机十分严重，我们认为人们是生活在世界的末日了，渴望自己的生存能获得一点意义，至于共产主义学说，作为取代资本主义提出来，以此用来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选择，正如它成为那个时期的一条最为广泛的战线，来反对希特勒的纳粹主义。

以法国为例，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和大学教授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产党员的友好人士。这种情况，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产生的恶劣环境导致的，使他们形成一股反抗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激流。

我于1940年9月入狱被拘禁了三年，当时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然后被遣送到阿尔及利亚一个沙漠中的集中营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时，一件使人惊叹不已的事情发生了。

我被指控在监狱中企图组织暴动，于是法国的一位指挥官，即集中营的领导立即组成紧急法庭，宣判我死刑，随即执行枪决，他命令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士兵处决我，可是，当这些穆斯林士兵拒绝执行开枪令时，我愕然了，起初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讲的是阿拉伯语，我听不懂，后来我才从我的一位在部队里工作的同志方面获悉：穆斯林士兵们认为自己作为穆斯林这一高贵身份和荣誉，不允许随便向一个离乡背井的外国人开枪。这就是第一次，我从这一事件中对伊斯兰教重新获得认识，它对我的生存有很大的启示，远比我从前在巴黎大学普尔索教育学院十多年的学习研究还要深刻。

在我幸免一死而被他们释放后，我在阿尔及利亚住了一年，在此期间，我遇到了一位伟人，他在我内心里留下了巨大影响，他就是伊斯兰教的教长伯施尔·易卜拉希密教授——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学者联盟主席，我在奥玛尔·乌兹加尼，即《最高尚的圣战》一书的作者陪同下拜会了这位著名学者，在其寓所我又看到了一位可敬的人物，经伯施尔教授介绍，我才知道是阿尔及利亚的阿布杜·戈底尔。这位领袖是法国的劲敌、英雄的战士、虔诚的修行者，不！他是19世纪的伟大英雄之一。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伟大形象的主人，通过从伯施尔教授处所得到的教益，使我第二次有幸认识了伊斯兰教。

在那以后，我回到了法国。此时，正是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战争期间，我把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当成我的第二祖国，众所周知，我采取了反对法国的那些战争宣传的坚定立场，写了许多文章，揭露了战争贩子们在阿尔及利亚所犯下的很多残暴罪行。

最后一次，也是我与伊斯兰教接触最长的一次，那是从1968年开始，当时在我的信仰里已经出现了直觉知识的端倪，而在欧洲人方面，特别是在法国的政治方面，这种直觉知识，已经普遍地发生变化。变化虽然不是紧急的，但却是高效率的，因为变化涉及人们，其中特别是学生和工人们的信仰与思想，我在当时，是作为教授而在大学工作，但是，我却从我们的学生和职工方面学到许多教训，其意义就在于有一部分组织，有时由于它的成就而有了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比因其失败而产生的重要性更为深远。这些仿效西方格式的组织，在进步与发展中，被视为是区别于帝国主义战争内部致命危机的资本主义，并被视为是压迫人民的，剥削第三世界，搞军备竞赛。在控制邻国方面，遥遥领先的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是由于他们在苏联正在采取这种格式，在这里让我们回忆一下斯大林和他以后的赫鲁晓夫的一些口号吧，那些口号表现它要依赖于资本主义或与资本主义竞争的必然性。事实上我不明白到底社会主义是哪一种性质？他们的目的是否想考证资本主义比维护它的资本家还要优越？

我曾经表达了我的信念，即在这一广泛和发展的模式下要进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标准的社会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都不存在……为此，我立即被法国共产党开除，那是1970年，即十五年前的事。

此后，我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负责人合作，建立了国际学院，以讨论各国之间的文化为宗旨，并突出除了阿拉伯国家以外的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在世界文化方面的作用及其贡献，以便让西方国家中唯一有远见的那些争论有所踌躇，或使那些以想像为基础的“摩努鲁剧”（monulugue）——不让别人开口的独演剧本——偃旗息鼓了，因为在西方人的信念中，他们自己似乎比别人更优越。

我在这方面，写了许多书籍，以此论证西方的所谓文明，是以颂扬个人主义为旨趣，把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路程切断了，而且个人主义还会使人与精神的高尚性分离，而扼杀了集体思想，一方面在知识及其完美之间设置了障碍，另一方面在人与智慧之间筑起了鸿沟。西方这种文化，其旨趣已经耗尽，再没有重提它的价值和必要了。

最后，我出版了一些书籍，用来驳斥他们以下这种臆断：除了西方以外，其他国家在文化方面毫无贡献，这些书籍，如《伊斯兰教的佳音》《伊斯兰教消退了我们的文化》等。

由此，读者可以看到我是怎样接近伊斯兰教的了，因为我是以新颖别致的形式，通过连续的途径而开始行走（正道的）。

如果依照我个人的经验来判断一切事物的话，那么我要这样说：使我忙碌的事，是在寻求直觉与理性能够相会，或者艺术创作与僵硬的政治工作能够相聚的交点。感谢真主，伊斯兰教使我能够在上述两种矛盾之间找到统一的场合。当我们世界里的一切事物表现得十分盲目、互相敌视的时候，仁慈的《古兰经》则教导我们要把宇宙与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人人在这一整体中都可以获得机会来体现人的意义；当我们有时忘却了真主而变成屈服于某些外部需要和偶然事物的奴隶时，那么，在礼拜时，每逢记念到真主这一机会，又使我们意识自己的中心和源泉，即生存的根本，到底是什么。(www.daowen.com)

《古兰经》号召我们，要在每件事物中去探索证明造物主的信号及其实际存在的标志，而这实际存在者凌驾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甚至人类的性灵的唯一组织。宗教的基本性质就是有条不紊，和出自真主又复归真主的一致性。

人之所以成为人，主要就在于人能实现真主的一切意图，也由于人能坚守约言也能毁坏约言。一旦伊斯兰教不干预其他生物的规律——因为它们不能逃脱主宰着它们的自然法则——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只有人类可以不遵守这自然法则，但是当他一旦意识到统一性的组织和使生活获得意义的整体时，他因自由地承认或处于完全的选择而变成了穆斯林，而充分地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只要他能服膺真主的意旨……真主向各个民族的人民派遣了数以万计的使者，去号召人们来信奉真主，去遵循易卜拉欣、穆萨、尔撒等使者，号召人们崇奉的道贯古今的宗教，但是列圣的教义还没有以最终完美的形式来承担永恒的使命，只有先知穆罕默德所带来的教义，才堪称尽善尽美。因为健全的理性是不会局限于把一原因与某一原因连接起来，而是要从一个目标上进到另一个目标，以便使每一事物回归到最高级的目标，这种理性与真主的启示不但不抵触，反而因启示大放异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教能否监护西方的前途？”为了答复这一问题，一种可能性的思想已经被提出来了，那就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统一在这个基础上，即易卜拉欣、基督尔撒以及穆罕默德三位先知彼此相互充实，而臻于完备。

这种相互补充完善的情况，在我看来，就意味着历史环节的紧密连接，每位先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被派遣出来，为他以后接踵而来的先知，铺平道路，创造条件。所有这些天启的宗教原理，最终是要统归到一个最完整的、接连性的使命里，正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一样，它被作为是以《古兰经》的降示而成为尽善尽美、道集大成者，《古兰经》对此已作了召示，并将历代的先知统称为“穆斯林”，即服从真主的人。

相比之下，伊斯兰教是唯一承认它以前的一切正教的宗教，并公认易卜拉欣、穆萨、尔撒是道统一致的先知，是一脉相承的穆斯林同胞，而先知穆罕默德，正如《古兰经》明确昭示的那样，在他的全部言行录——《圣训》里，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所带来的是一种标新立异的信仰，而是说明自己是奉命来用圣祖易卜拉欣所奉行的教义来教诲、劝化人们，但是，他向人们解释：这些列圣的教义，在过去已经遭受篡改，是犹太教初期就开始了的。

对于这一点，可能性的取舍，在今天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正如我已阐明的那样，我们今天是处于一种距离我们能够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国家中的任何一种类型的面前。这种交替方法，在自由及其实践的概念当中，就是人类的另一种见解的直接成果。那就是：或站在生物发展的先列，即作为最进步的生物，那么，在那样的情况下，在他本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唯有质量这一尺度，因为人的大脑包含着较充分的、大量的细胞，人的手也最精巧灵活，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之所以获得这些较多的天赋才能，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实现他的作为动物性的许多需求——其他动物也有这些共同需求，即食、住、繁殖、自卫等，但是，与作为动物生存下去不同，人还为自己制造各种工具和武器，而且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里，按其发展的意志和力量的范围估量自己的自由。

第二个选择，就是要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还不仅仅因为人能制造许多工具和武器，也不仅仅因为人希望从暂时的俗世转移到永恒的来世，从行为阶段跃升到意义阶段——生死的意义阶段。而且人在生物界中，能独自地提出有关生死存亡的许多问题，人在生物界中也是唯一有能力把自己与古老的必然性和除腐的倾向彻底决裂而创造自己崭新的未来，而且为了探求未知的事物，敢闯敢干，不管由此而产生什么风险。

关于国际学院在其辩论文化和现阶段所执行的计划方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罗吉尔先生说：“在目前，鉴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在西方是有其精密之组织，这些组织成为西方世界在理解许多事实真相和正确认识伊斯兰教的主要障碍，因此，国际学院为自己制订了以下两项任务：

（1）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提出令人信服的批驳。

（2）一种使我们能够在西方最大限度地用语言来突出伊斯兰教的理想。

作为一个庞大的计划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已经编写了两本书籍，其中第一本《伊斯兰教的佳音》已经出版；第二本书是《犹太复国主义》，在此书里，我力图揭示今天犹太复国主义在西方常常遭到深刻失望的事实，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曾经凭借古代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在现实生活面前提出种种神话式的宣传，首先是“上帝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即迦南）”问题，妄称作为上帝的所谓“选民”，他们根据上帝这一立法，以经典和历史见证：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是为他们所有，他们以此所杜撰的“应许”，仍称是该地的正当主人，而轻视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权益。

其次是所谓“上帝的选民”问题，甚至这些“选民”在世界上成为一切民族的楷模。犹太复国主义这些荒唐的神话，把历史上的虚构理由用来为领土扩张主义的政治服务，不仅想从尼罗河扩张到幼发拉底河，而且还企图扩张到达尼亚海峡，苏伊士、波斯湾、马格里布。

为庆祝伊历1406年度圣诞节而译，原文载巴基斯坦《信念》周刊1985年8月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