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淡泊明志，笃学不倦

达吾德·虎　萨利哈·李

“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古兰经》39：9）

“他以智慧赋予他所意欲的人；谁禀赋智慧，谁确已获得许多福利。惟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古兰经》2：269）

[编者按]:在中国穆斯林群体内部，经常有一些特殊的语言编码在广泛流传、使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说：“北有黄万钧，南有马恩信。”“穆斯林中的三大信：翻译名家马恩信、实干教育家白哈阿訇马志信、倡导阿语教学改革家马守信。”马恩信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讲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除了他的译作，我们了解他多少呢？

我们都知道，要摘取皇冠上的明珠的确很难，“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特别作为“自学成才”的一流阿语专家，他的经历、他的学问情况我们了解多少呢？

问：马老师，能简要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吗？

答：我已是年过古稀的人，而且身患几种老年疾病，但依经训之要求，我仍在继续处于求学的经历中。个人家庭教育和良师益友的影响，也激励着自己终生甘当学生，何况时代的进步，学术之昌明，验证《古兰经》、伊斯兰文化之精深博大，愈迫使从事伊斯兰学术研究的人，更应虚心学习求进。

我出生在教门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祖父、父亲、哥哥都曾任过清真寺教长，设帐开学，几位姑姑也任过女学师母，姐姐们每晚都辅导我复习经书，特别是母亲，近百岁高龄归真前，每番拜后都会听她用汉语为自己的儿女们向安拉祈福，使我们永走正路，学习“阿林”（知识）。这些主客观因素，在个人求学的经历中，无疑有积极的潜在作用。但我小学尚未毕业，父亲去朝觐病故国外，祖父认为经学世家根系不能断，非教我放弃读书来念经不可。就这样，我在家乡的经堂学校学习传统经堂课程。由于教学进度慢，教材古老，几年过去，所知甚微。当时，中班的纳本慈（求主慈悯他）、中低班的我和纳泽生（现任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副院长），我们三人就自觉成立互助学习小组，从省内外购来经书，利用经学堂课余时间学习，还天天到由缅甸回国的叔岳父家学习了一年多的英语。当时较开明的纳怀芝师台（求主慈悯他）见我们如此好学，建议我们到昆明拜马坚先生为师，谁料马坚先生已应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聘，即将离滇北上任教东方语专，马先生推荐我去蒙化（即巍山）兴建中学师从纳润章校长。纳校长是经、汉、波、英兼通，博学多才的开明阿訇和高瞻远瞩的伊斯兰教育革新家，治学严谨。他广罗人才，延揽良师，当时的“兴中”汇集了十多位志同道合、富于献身精神的老、中、青学者、教师，甚至请来汉学造诣很深的汉族教师。所以，虽然我在“兴中”学习只有短短两年左右，生活也很艰苦，但良师益友们在知识、思想、品德等方面给自己的影响十分深远，从那时起便奠定了立志为主道服务终生的决心与信念。当时，我继续保持与北大马坚教授的书信往来，向他求教。“兴中”图书室虽简陋，但埃及、伊朗、英国的不少伊斯兰报刊按时寄来，当时国内只有一本王静斋大师（求主慈悯他）编译的《中阿大词典》和《波华字典》，不足以帮助我们解决阅读这些令人很感兴趣的现代阿、波、英报刊所存在的困难。亏得纳广运老师（求主慈悯他）的介绍和出示的黎巴嫩和埃及出版的阿英、英阿和现代阿语辞典，于是请在国外的胞兄先后购来这些书籍作自学的工具书，在埃及的纳训老叔，也寄来艾大编的阿拉伯语法与读物。个人课外的自觉练习，传统教材与现代报刊同时并学，培养了我的兴趣，促进了我的进步。当时，作为“海里凡”，已经可以用阿语、英语，尝试与国内外的伊斯兰学者通信，探讨中国经堂教育的利弊，请教教义、教法疑问。个人的勤奋与表现，深得校长和教师们的器重、垂青，许愿要寻机送我出国深造，尚未毕业，校长便委任我给校里中、低级同学教阿语。

问：当时“兴中”开设些什么课程？学校在社会上有何影响？

答：除传统的经籍，如《古兰经注》、《古兰经》规范诵读法、认主学、教法、圣训、阿拉伯语词法、语法、修辞、宣教外，还有古汉语、现代文学及写作、英语、体育、军训、音乐、劳作等。每逢斋月，校长要组织师生分赴附近各县回民集居区做教义宣传，倡导教育，作“呼图白”汉译示范，参加县办运动会。这些校外活动，不仅让师生们课堂上的教与学的理论知识，有机会到社会中去实践，而且增进了教胞对学校的了解，化除了以往一些误解，博得大家的支持。学校在非穆斯林社团中，也有一定名气。当时的“兴中”与较前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北平的成达师范学校、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昆明明德中学、沙甸养正学校等一样是在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育园苑中最新型的几所中阿学校，培育出很多优秀人才，学校的名誉遍及阿拉伯世界。但“兴中”坐落农村，学校设备远不如上述各校，而教师们的奉献精神，学生的刻苦、艰辛的程度则是今昔不可相比的啊！

1988年在昆明创立的伊斯兰经学院，稍后在大理和通海先后开办的五里桥穆斯林文化专科学校和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的首批领导人，都是以前“兴中”毕业生和当时的教师，我们在三所院校中的教学、管理等方面力图沿袭“兴中”的模式，初期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受诸多客观因素所限，计划不可能全面实施，以致影响预期的愿望不能保持始终。

问：据说，您不是想报考北大东语系吗？后来又为何学历史，最后又转向伊斯兰教育？

答：解放后，一切宗教学校都已停办。在“兴中”时，我曾一度参加过当时的学运，所以1950年被河西（现通海）县委派去搞土改等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继后调往中心小学教书。当时教师工作繁重，寒暑假都要集中学习，改造思想。个人礼拜、斋戒只能悄悄进行。阅读经典也是不便，且被视为落后、反动之举。但又不甘心丢弃和忘记阿语，便从莫斯科、布加勒斯特订购来由国际共产情报局公开出版发行的《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和《和平之路》阿语报刊，前一种有国内出版的中文版，用来中阿对照阅读，不但合法，而且受当局之青睐。对于积累阿语新词汇和借鉴翻译技巧，收益很大，巩固了已往所学过的阿语基础；有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休暇时光，准备将《阿英词典》译成阿中词典，便将部分译稿寄到时代出版社征求意见。

当时中国伊协秘书长张杰从该社获悉后，非常重视此事，迅速给我发来电报，希望我到中国伊协工作，并趁他出国路经昆明时，约我在翠湖宾馆与他同行的李恕面谈译经书和调动问题。当时华北地区与西南地区之间调动干部极为困难，张杰秘书长为此建议我报考北大东语系，再设法由该系抽调我。然而又面临两大限制：第一，作为教师，不得报考综合大学，只能考师范类；第二，我是宗教学校毕业生，证书不被认可。地方教育部门鉴于我一再固求，个人在教学上成绩也一向优良，迫切上进，曾先后两次推荐我入昆明师范学院和西南师院学习，因非个人所愿，便拒绝其好意，一心向往北大，便将肖洛霍夫致世界作家的一封被译成阿语载于《和平之路》之公开信译成中文，又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阿语，寄往当时的高教部以此陈述个人之殷切希望及所受的限制，请允许我跨区跨专业报考北大，此事旷日持久，直到1955年才获高教部破格批准所求，然而，考试后接到通知，不是录取阿语而是英语，学校也非北大。

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建议我学回族历史，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只好申请暂时转入回族史专家吴乾就先生所任系主任的昆明师院学历史。在此期间，北京的张杰仍在为我转学北大从各方面继续努力。当时在中国经学院教学的一位埃及专家获知后，热情洋溢地给我两次来信，认为从我的阿语水平来看，没有必要再进当时的北大东语系浪费时间，并帮助我联系负笈艾资哈尔大学学习比较恰当，希望我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然而，安拉的判决与前定，绝非人的意向和能力可以改变和抗拒，在教书时一个哲赫令耶的阿訇同在一校工作，对我个人的成绩早就怀有嫉妒和门户之见，趁1958年席卷全国“反右”运动雷厉风行之机，不但对许多虔诚耿直的穆斯林教师罗列罪名进行诬陷，纷纷扣上“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帽子，对我个人也未例外，他欺骗和迫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联名写诬告信寄到师院，当时我刚毕业要政治鉴定，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正酣之际，莫名之冤案将我第一次投入劳教，当时的劳教不定期，为了不致枉费时光和忘掉阿语，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悄悄将毛主席诗词译成阿语，并将一本描写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法斗争的小说《蓝灯》译成中文。之所以如此勤学苦练，一是深信安拉让无辜受害的仆人总有昭雪之日，二是遵循穆圣之教诲：“任何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安拉喜爱他将其工作做得精益求精。”学好阿语，为伊斯兰服务即是个人抱定之心愿，据此，尽管冒险，也再所不惜。后经我白发苍苍高龄之慈母多次前往公安厅哀求和海外胞兄之申诉，终于于1962年“劳释”回家，搞搬运当锻工，数年后又因“沙甸事件”受株连，第二次陷冤狱三年。安拉对个人的这些考验，虽然在个人、家属的身心上带来极大痛苦与损害，但从不敢怨天尤人，在学习伊斯兰知识及阿语方面，无论处于什么恶劣环境下，从未中断过。所以去北大和国外留学，虽成泡影，而且陷入冤狱，但坚定的信仰，砥砺了意志。

问：目前“非典”正流行，您如何看待这“瘟疫”？

答：对穆斯林来说，人世间所发生一切自然灾害和流行病毒，根据许多相关经训教导，我们相信它们既是安拉对世人的考验与前定，是人的能力无法抗拒，不可有怨尤之心理，同时，其中有些灾祸，是世人所造成的恶果，而且恶人犯罪作恶，如果善人和有知识、有权力的人不加以制止，不劝善戒恶，那么安拉出于教训也会降临灾害，遍及善恶等人群，以便他们悔悟，痛改前非。所以人们应该从所来临的一切天灾人祸中吸取教训，作深刻反省。此次“非典”的突如其来，也不例外，有其必然的深刻根源。医学界确定为流行性瘟疫，据穆圣（愿主赐福之）教导：“你们应当给安拉的仆人们治疗吧！因为安拉所降临世间的任何疾病，都有救治的药物，惟有衰老和死亡无药可治。”还有圣训许应说：“如遭瘟疫而亡故的信士，教法与烈士一样看待。”所以，我们对“非典”，一是不必惊慌失措，二是积极设法抢救患者，采取预防感染的有效措施，沉着应对。国际卫生组织和我国卫生部及医学界专家们对“非典”产生的根源作了紧急研究、广泛探讨，提出许多防患于未然的方法。例如讲究卫生，勤于洗手，禁食野生动物，防止人口流量过多、集中等等。而这些办法和行为，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伊斯兰教已经责成每个穆斯林奉行于日常生活中，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每天要礼五次拜，每次拜前，必须小净，其中不但要洗手至肘三遍，还洗脸、净鼻、洗脚、洗肛门和生殖部位，每个肢体和部位清洗时，不得疏忽、遗漏，每周至少要作大净（洗全身）一次，大小净时所使用的水，要求也非常严格。此外吃饭前和大小便后，以及睡醒起床、接触过有形与无形的污物之后，都必须以净水洗三遍；穆圣还教导穆斯林打哈欠和打喷嚏时，应该用手掩护口腔，控制声音不要过高，以防唾沫、恶气扩散。至于饮食方面，目前，国家卫生部门下令禁食的野生动物，伊斯兰教法早有明文严禁食用与驯养，即使是可食的牛、羊、骆驼、鸡、鸭、鹅等肉食动物，也必需依教法规定之快速屠宰方式，使动物体内存在的病毒和有害物质随血液流出以后，才是合法的卫生肉食。凡是经暴力而致死或跌死、抵死、勒死和未经诵安拉之名所宰的上述一切可食的动物，其肉已经成禁食物品。教法还禁食烟酒等麻醉品。伊斯兰所法定的清洁卫生礼仪作为文明高雅的典章制度，虔诚的穆斯林在宗教功修、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恪守不怠，所以，人人的健康状况，精神面貌，远比非穆斯林良好、显著。

据国外有关疾病调查资料表明：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许多医院中，几乎没有男女性病患者之记录；我省某年在有关部门对巍山进行妇科病调查时，当地穆斯林女性中，很多人从来未患过妇科病症，发病率只占其他民族妇女的15%。总之，对“非典”的来临，从信仰之角度出发，既是安拉之意旨所在，应沉着冷静对待，不必闻风丧胆，同时应该以此为戒，深刻反省，悔悟已往之不谏；以疾病而论，应积极寻求科学治疗办法，严防其蔓延；切勿相信社会上出现的谣言，迷信邪术。穆圣告诫过：“如果你们听闻某地区发生瘟疫，你们就不要进入那个地区；如果你们所在地区发生瘟疫，你们也不要因此而逃出去。”（吴萨麦所传圣训）“不要进入”和不要“逃出”瘟疫所发生之地区，都是预防其感染与传播的合情合理措施之一。如果世人都能按照伊斯兰的生活方式，规范自己的思想、言行、起居、饮食，那么，一个清洁、安康、吉祥的社会指日可待。

问：您对阿语如此精通，为何不翻译或注释《古兰经》？

答：对我来说，“精通”之称，未免过于夸奖，我不但还在继续学习阿语，就是汉语的根底也浅薄，翻译《古兰经》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往往要倾注几十年，甚至毕生精力。在十多年前，海外几位美籍华人穆斯林学者，鉴于国内除王静斋（求主慈悯他）大师的《古兰经译解》外，还缺一部用白话文详细注释的《古兰经》，像马坚先生前八卷注释那样，他们希望我将赛义德·古特卜的《在﹤古兰经﹥庇荫下》这部现代最著名《古兰经注》译成汉语，并寄来英译版作参考，由于个人能力薄弱，当时还身负其他职务，未敢造次承诺对方之厚望与重托。特别是作为《古兰经注》释者，著名的经注学权威苏优特认为必须具备15门相关知识，才有资格胜任，如精通阿拉伯语的词法、语法、修辞，《古兰经》言语之结构特点、表达之典雅雄辩，认主学、教法学、圣训及圣训学，《古兰经》文的表义与隐义、停止的经文，被停止的经文及其意义，经文降示的历史背景、时间、地点等。尤其最后一门知识，即“尔勒目·瑁希白”者，意为蒙安拉赐予品学兼优之资才。所以不是人人可以妄自注释的，也不是精通阿、汉语者就可以将《古兰经》原义译得准确。作为中国穆斯林学者，能将国外伊斯兰学者们那些丰富、现成的《古兰经》注翻译成汉语，就是很不容易而了不起的一项伟大工作。感知安拉，现在已经有几位青年阿訇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我们期待和祈求他们成功。(www.daowen.com)

问：《古兰经》的注释有哪几类？我国穆斯林采用哪种？

答：从学派来划分，有正统派（逊尼派）经注、什叶派经注、苏菲派经注、穆尔太齐勒派经注；以时代划分，有古典经注和近现代经注。古代经注中，又有经注者所在地区及其层次之划分，如果以注释的观点、立场、方法而论，则有以经注经、以圣训注经、以个人意见为主流者。此外还有稀奇古怪、充满神秘色彩、违反正统的古代以色列式经注和近代阿哈默迪耶教派经注。还有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利益服务，歪曲《古兰经》本义的教外学者经注。所以仅仅由伊斯兰学者以阿、波、乌尔都语而译注的《古兰经》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流派纷呈。其中以经训注释和圣门弟子们所注释的经注，是正确的权威经注；以个人意见注释者，既有其局限性，又寓有与时俱进的色彩和优点。

中国穆斯林历来崇奉哈乃菲教法派学说，但是极大多数经堂学校却采用沙菲仪教法学派的个人意见性《古兰经注》——“哲拉莱伊尼”作中、低年级学生的经注教材，水平较高深的教师和西北一带则采用哈乃菲学派的经注作高才生之教材，如《白伊塔威的古兰经注》，还有少数学者欣赏苏菲派经注《鲁哈·白雅尼》。近些年来，许多中阿学校则普遍采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教育部门审定为初、高中各年级学生作教材的较简明的《古兰经注》，也有部分学校既用古典的经训注释的《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又重视以现代个人意见性经注，如《古兰经庇荫下》，让高年级学生作选修读物。对于各类型《古兰经注》评介及其具体情况，有“古兰经学”这专门学科的众多著作详论。马健康老师翻译的《古兰学纲要》一书可作参考。在为该书写的“前言”中，我曾希望学习《古兰经注》的学生，应事先学习《古兰经学》，以了解经注的分类、性质之梗概，分清其得失，择善而循，不要将自己局限在一孔之见，甚至谬误中。

问：在我国，先后有铁铮、姬觉弥、王静斋、杨仲明、刘锦标、时子周、马坚、仝道章、林松、周仲羲等人所译的10种汉译的《古兰经》版本，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译本的？

答：其实，用汉语文翻译《古兰经》，早在清朝时，就有刘智、马注、马复初、马联元等（求安拉慈悯他们）经学大师作为先驱，树立了榜样。例如马复初的《宝命真经直解》译了全经的20卷，可惜译稿只存下5卷，其余已被毁，残本为《亥听译解》。除马复初的译本外，其他经师只是对《古兰经》作抽译、选译，而且都是采用直译法，文言文或经堂语翻译。《古兰经》30卷被通译成汉语而已出版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4种版本，其中仅王静斋（文清）大师的译本就有甲、乙、丙三种；1996年台湾出版一本由沈遐淮译的《清真溪流﹤古兰经﹥新译》，1995年国内出版的由马振武阿訇译的一部纯经堂的汉译《古兰经》。这14种译本中，铁、姬两译者，系非穆斯林学者，周、沈二人的观点及译法，不少与伊斯兰正统信仰严重相左，所以他们的译本不被广大穆斯林所认可与接受。如果作为学术研究，鉴别良莠，去伪存真，不妨可以参考，例如周译本，在编排和查阅《古兰经》相应的其他节文、索引方面，给读者提供了便利，但译者在注释中，曾不时地反映了“阿哈默底耶”教派立场、观点，特别在否认穆圣为封印的先知这重大问题和其他一些谬误上，译者遭到西北一位青年阿訇的严厉抨击之后，曾两次给我来信讨论过，征求意见。其他几位学者的译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本的风格、体裁各有其特色和一定优点，他们都参考过许多阿、英版本的《古兰经》译文和注释，非别出心裁，所以都普遍受到穆斯林们的欢迎。其中杨译本和王译甲种本采用文言文，典雅庄严，适宜于古汉语造诣深的读者；王译的丙种版和马坚、时子周、仝道章三位的译本，为白话文，译笔流畅，易于理解，故此，通行于国内外，读者群还遍及教外学术界；林译本与罗德威尔的英译本相似，为押韵体，颇受诗词歌赋爱好者所欣赏；王译丙种本和马振武二位的译本为经堂语，普遍受到阿訇、满拉和喜爱听经堂语讲经的乡老们所欢迎。总之，这几位伊斯兰学者所译的《古兰经》对弘扬伊斯兰真理，传播伊斯兰学术文化，所起到的作用和贡献，将流芳千古，求安拉回赐他们。但是，要谈译文的绝对准确和完美，任何一种外语和任何一位杰出译者的文笔、风格、表达等，欲与《古兰经》原文相比，则是望尘莫及。

问：穆斯林之间存在之分歧，其原因是什么？

答：穆斯林之间存在之分歧，在国际上，大体上有政治主张的分歧和教派之分歧两大类型。如果严格按经训之教诲与要求，虔诚的穆斯林之间，是相亲相爱、休戚相关的兄弟关系，不应该有什么政教之分歧，但历史的演变，教外新、老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敌人为占领阿拉伯重要战略位置，通航要道，掠夺丰富的天然资源，他们收买和威胁阿拉伯的国家统治集团，培育他们的代言人和走狗，在穆斯林各国之间，制造矛盾，而内部的当权者为依赖外来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牺牲伊斯兰民族的利益，效忠敌人的命令，造成伊斯兰世界出现四分五裂之局面，甚至相互发生战争。这种情况，既有其历史根由，也有现实的原因，问题的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你们所说的“分歧”，只是指国内穆斯林各教派之间这一方面，那么，涉及的范围稍小而窄，讨论较方便；但究其分歧的根源与国外的情况，有一些似乎大同小异，不过我们没有外面那样激烈复杂。大家都知道，伊斯兰的正统教法学派，是著名的哈奈菲、沙菲尔、马立克、罕伯里四大学派，不是教派。故此各派在信仰原则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只是在对某些经训的理解上，因各自据有依据、注释多寡不同，于是对教法的创制、演绎、执行、宽严、简繁等方面，各学派在部分问题上各有差异，并非彼此全然相左。各学派的创始人，治学严谨，学风高雅，相互尊重，历史上各学派之间没有兄弟阋墙、同室操戈之记录。而我国境内，所谓老派、新派等名目繁多的流派（教外人或有一些人自称教派），在权威教法典籍中，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各派也标榜自己是属正统的教法学派体系，而且自称是其中的哈奈菲学派，如果真是如此，言而有信，表里如一，那么，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内讧，甚至格斗就不致于出现。

对此原委，教内外的专家、学者们早有研究和讨论，大家认为不外乎是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政权，在各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利用彼此之间存在的信仰不同，教派悬殊，教法分歧，加以扩大激化，使其互相发生冲突，以便于分而治之、坐享渔利，各族、各教、各派之间，居然也有一些利欲熏心之政客和不学无术而窃据本族、教内的要津的学阀、教霸之流，他们无视天理国法，践踏经训，利令智昏地投靠官府，狼狈为奸，把本来属于教内的教法上的某些差异，引申和扩大成政治、经济上的利害斗争，民族、信仰、教派矛盾，不但使穆斯林之间天然的兄弟感情受到破坏，而且变成彼此各立山头的催化剂，点燃互相对立的激情。经过多次血与泪的惨重教训，时代的更迭，正教学术之昌明，出国朝觐、留学、经商、旅游的教胞日益增多，大家耳闻目睹，视野扩大，茅塞渐开。安拉的佑助，使原来各教派中有识之士，明辨是非，主张以经训为主导，求大同存小异，所以各教派之间已往存在的一些不和、争端，近些年来已逐步趋向和缓淡化，彼此能和睦相处。但各教派内部之间，不免还仍有少数顽固不化的教盲，偏要固守不懂装懂的蒙昧立场，对真正恪守《古兰经》、圣训，屏除异端邪说，与自己思想言行相左的教胞，乱扣帽子，妄断别人。其实是自己出乖弄丑，不但暴露个人愚昧无知，还危害了自己的信仰。

我去年曾在原籍的清真寺一次主麻日宣教时，就此类似之问题，向质疑者作过解答，希望大家应以团结为重，互相友善相劝，有过相规。不可因教胞之间彼此为一些非原则的差异，出现在礼拜、诵经和其他礼仪上，就互相攻击、指责，要考虑各人所受教育的时代不同，知识水平的高低，人性有顽逆、自责、安定三种层次，教法有宽、严、缓之要求和四大法学之分等诸多因素。这些差异与分歧，并不妨碍彼此之信仰和感情。比如我和你们几个，就专业而论，尽管存在一些差别，但在信仰上我们是一致的。你们酷爱伊斯兰知识，都立志愿以自己所学专业知识为伊斯兰和穆斯林的需要提供服务，你们的信仰、思想、愿望和宗教操守，不是加深了我们穆斯林相互之间天然的感情与友好吗？我们要将这种真挚情怀长久维护下去，还要推已及人，求安拉默助，让穆斯林群体之凝聚力，日益扩张、坚固。阿敏！

国内教派或学派之间存在之分歧，是历来已久的客观事实，不可否认，也难以完全消除，只要大家都切实遵循《古兰经》，恪守圣训，对各教法学派学说，有总体认识，这样，信仰纯洁，知识广博，便会胸怀宽阔，相互尊重，否则，孤陋寡闻，自以为是，损害团结，亲者痛，仇者快。穆圣说：“穆民与穆民，情同一座建筑，彼此要紧密维系。”穆圣在说此训诫时，还形象地用十指交叉着加强比喻的关系及其不可分离的意义。

问：您作为自学的翻译家，您关于哪方面作品翻译的较多？影响如何？

答：说“家”与“多”那是你们美誉之言，我还没有这种资格和成绩。前几年，我应邀到省内外几所阿校去讲课，其中校方教务处曾给我安排过讲翻译理论与技巧的讲题，这是一个难题，我没有系统学过这门知识，直到现在，对翻译也并非熟练，还常常碰到困难，但一定想法克服。由于平时多读一点教内外著名翻译家们的阿语和英语互译作品，从中可以借鉴、仿效，受到启发、教益。至于个人所译的东西，粗俗，难登大雅之堂。开始时，因目击伊斯兰的经书，普遍遭到焚毁、禁售，连作为语言工具读物而由国家大学编写的阿拉伯教科书，当时也不在书店公开出售，在教胞们处于精神粮荒，青黄不接的窘境下，个人便不揣冒昧地权且来试图编译这方面的读物，暂时满足教胞和师生们的部分需求。所以那时的译作主要是侧重于宗教功修、伦理道德的应时教材、讲义之类和阿语教科书，而且，只能用蜡纸自己刻写，有两位热心于此的挚友帮助油印、装订，分发给读者，经费也是来自教胞的赞助。这种印刷落后、装帧简陋的读物，本来只是为昆明部分教胞和我在玉溪大营创办的“阿语教改实验班”的师生提供方便，想不到不胫而走，很快辗转省内外，被一再翻印，被改为铅印，甚至转到海外，其中《箴言》这本小册子，被美国《达拉斯时报》（非穆斯林华语日报）的文学版上选载了部分篇章。还有几位侨胞及学者，鉴于20世纪科技发达时期，国内教胞还在用最落后的方法印刷读物，深感惋惜，欲提供新式印刷机器而难以实现其善举，但他们认为我本人还有点能力可以翻译经书，希望我在这方面多花些时间。当时，我刚在省伊协和昆明经学院任职，虽然教学、教务任务繁重，为不负教亲之重托和期望，只好忙中抽空，白天搞公务，傍晚和假日搞翻译，从这时期开始，笔意所向，则着重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育及伦理道德，抨击东西方反伊斯兰思想和《古兰经》的题材，这些作品，在极“左”阴魂尚在游动而未消失的环境下，连译稿都不敢劳烦专家给予修改，所以出版也是承亲朋好友，在香港等外地负责筹备，其中有些译作，连译者之名均未标署。近些年来，又针对教内的情况所译作与宣教的题材，是着重于信仰与知识这两方面，论实质，是一个问题，即认主独一这一核心。我认为认主独一的信仰一旦确立、端正、坚定，便成为无懈可击的顽强生命力与信念，推动人们虚怀若谷、孜孜不倦地去探求经训所勉励的各种知识，知识面宽，视野开阔，又反过来使信仰更趋纯净、升华。那么，不但真伪好辨、善恶好分，个人心境安详自适，然后由己及彼，大家共同进步，否则，相互猜忌、对立。所以我侧重信仰与知识这个相依相辅的主题，因为二者未能同时并重，也许是个关键问题，所以致力于此的人，从见诸教内一些报刊杂志所载文章可以看出，也是大有人在。现在个人也是日薄西山之年，仅仅译述《信仰与人生》一书，断断续续，竟用了近十年之晚年，还要应约译部分阿语报刊上与穆斯林休戚相关的时事论文等，筋疲力尽，唯企待后来居上的青年们，作更加出色的贡献！阿敏！

问：您对自己的教学如何总结？各地现行的阿语学校，您是怎样看待的？

答：我的教学生涯，分两个阶段，或者说有两种性质。1955年以前，在政府的国民学校，有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和全国统一的教材，教师拟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案；学校的管理，后勤工作，也协调配合，教师能专心致志，教学的进度、要求可以按预期的计划，顺利进行。加之学生的年龄、知识水平相差不大，我个人对学生的教育、培养，也很认真负责，开创过几项先进的教学方法，故此，当时教育主管部门曾集中全县教师听取我的公开、示范教学，以便推广。所以我教的班级学生升学而被录取者之多是全县第一，而成才的也不少。如今在昆明的，即使是汉族学生，还时有来往，保持着师生的情谊，其中有一位诗人作家还写了一篇怀师之情的长诗在其文集中。这不能不表明作为教师并未枉费当日的辛苦，也感到欣慰。但是为时更多，更有价值的后期舌耕，是全身心投入到神圣的伊斯兰教育事业，朝夕与穆斯林男女同学相见，共习《古兰经》、圣训等经籍的黄金时期。那是从1978年前后开始，我刚因第二次蒙冤，由牢狱被平反出来，放弃市委组织部给我安排工作，先在昆明永宁清真寺开办教义讲习班（夜校），吸收知识分子、退休工人，从阿语字母入手，逐步学《古兰经》、教义，时间不太长，应玉溪大营教亲之请求，到那里创办阿拉伯语教学改革实验班，一年后，因省伊协昆明经学院相继成立，被召回昆明，在其中，教务、教学工作同时开展。昆明经学院首届学生毕业后，学院停止招生了一度时间，我感到困惑，便一再提出退休回家，计划专事译述，不料纳家营教胞获悉后，三番五次派代表来舍间固求去那里创办伊斯兰文化学院。直到1997年因诸多老年性疾病之侵袭，再难以继续站立讲台授课，回昆治病。而后期这20来年的教学生涯，因性质圣洁、对象属手足，所以在此期间，从感情、关爱、精力、责任与希望之专注，及其所付出之力量，自然较前期更为厚重。虽然伊斯兰学校之设备，不如国办学校完善，都是因陋就简，学生素质在同一班级中悬殊很大，难以按教育学原则，对其进行教学、教育、教养，难度较大，工作效果往往是事倍功半，但是对圣教培养人才，取悦于安拉，知难而进，甘当人梯，苦乐相伴。作为园丁，只要认真负责，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因材施教，随时以新颖、丰富的知识，吸收学生的学习兴趣，仍然可以使不同水平的学生，同时获得进步。否则，得过且过，枉费年华，这种情况，已往是较为普通，个人也有切身体会。总之，传统的经学堂，不仅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之功绩，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优势，是一般的经学院校所缺乏的。比如入学的学生不受年龄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家境清贫的子女，还享有优先之关注，可谓有教无类；学生在校受业时间之长短和学的课程之多少、深浅较灵活、变通，不像经学院校那样，生硬、刻板，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民间的伊斯兰学校的主管部门（管委会）领导，如有远见卓识，善于筹划，勇于排除保守势力之干扰，集中穆斯林财力、物力、师资等有利优势，继续以普及为主，幼、妇、老、中、青统筹兼顾，形成全体穆斯林均有受教育的态势，在此普及的基础上，发现尖子学生，重点培养，并解决其后顾之忧，使其安心学习和全面发展；并重视各年级教师之成长进德修业轮流培训，使其教学质量和效果不断优化。现在遍及各地的民间的伊斯兰学校，不少已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前进，其中还有几所独立的女校也在齐头赶上，培养出很多优秀学生，使伊斯兰的教育园地展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然，其中有部分学校，不免带有商业性成分，使家境窘迫而渴望求知，并值得培养造就的子女，因无力承担学杂费用，只能“望校兴叹”而失学，或者只好进入一寺一师的旧式经学堂就学，如果教师有学识、有责任感，那么，学生即使在那条孤僻的求学路上漫步寻求，还是会学到一些基本知识，否则，不是败兴而归，就是师生互相迁就，虚度时光，两三年后，居然可以“成学穿衣”，进入阿訇行列。所以，综观目前以伊斯兰之名而遍及城乡的经学院校，不时会听到许多家长、学生，乃至其中的教师对它们有这样分类：论主管部门，有官办的、民办的两种体制；而民办的又有新旧两种模式，或新旧兼备的过渡型，而新式的学校又有略具商业性和真诚为主道培育人才者两种。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适应各种学生具体情况之需要与爱好。这是伊斯兰教育在中国目前社会中的特色，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穆斯林大众信仰的增强，知识水平的提高，我们祈求安拉默助，在不久的将来，有私立的（或民办的）伊斯兰综合学院在中国出现。阿敏！

问：您是如何给自己或自己的学术定位的？

答：首先，我与你们一样，是穆斯林群体中的一员，穆斯林是个荣誉的称谓，是一个可贵的身份。在社会工作方面，我的大半生，是教书、教经，其中，大部分时间，又是身负学校的领导职务，但不善于搞行政，却乐于给学生上课教学。此外，个性耿直，不会在社交中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为此而招来两次囹圄之灾和持久之沉冤。所以从自己的性格和所处的环境考虑，致力于写作翻译，效果比从事受时空所限制的教学更适合我。中国古训有言：人应有三立——立业、立德、立言。如果我们遵循穆圣的教诲，那么，作为笔耕而著书立说的穆斯林，可以获得三立的优点。穆圣说：“人，一旦去世，其全部工作也就终止，惟有三件事例外：川流不息的施济、泽被后人的知识、常为先人祝福的优良子女。”所以与其常常被一些繁文缛节所缠，无谓地浪费时间，有时还强颜与世俗苟同，倒不如闭门“作茧”自励，勤读经书，挥动笔杆，有时，也与来信来访质疑问疑的教亲互相探讨。因此，我的一生永远是居于两个位置——既当学生，也兼任教师。

问：以往的经师和经堂教育家，往往会带领个别子弟和高足作为接班人，您到了晚年为什么不带领几个弟子继承您的事业？

答：对此鄙人深感遗憾和内疚。几年前就有几位好友关注这个问题，提出建议。马本忠教授曾多次希望我尽早从已留学回国的门生中，至少明确一名来继续加以培训，不久前，蒋敬博士还从新西兰打电话来特别提及此事。沙特的一位多产作家兼教育家艾罕默德·戈迪里五年前来专访时也涉及这个问题，他还向我解释说：“穆罕默德·阿布杜、阿富汗尼、茅杜迪等这些近代的伊斯兰著名学者，人人著作等身，但是他们却未注意培养自己得力的继承人，而现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许多杰出领导人，大都是哈桑·班纳的学生……”他希望我暂时停下笔杆，把精力转移到培养后继者方面，这是有识之士的一种厚望，有一定道理。但是揆度自身并没有什么专长和知识，值得传授给后生，何况客观环境没有那样条件，使彼此能潜心于此道。但是接受过个人教育的学生中，也有好几个，他们留学回国来，并未见异思迁、为名利所诱惑，在省内外大中城市的清真寺担任伊玛目，并兼任教师，有的在经学院或民间阿校的教师队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也在从事翻译，我与这些优秀同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在昆明的，时常见面交流；在外地的，以文沟通，以德辅仁，我始终如一地希望和祝愿他们成为“青出于蓝，胜于蓝”、笋比竹高的圣教人才，他们的勤奋、虔诚足以令人欣慰。所以要说接班人的话，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如此，何患个人之得失？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