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挚友，激扬正气——为纪念纳本慈教长去世八周年而抒情

“安定的灵魂啊！你应当喜悦地，被喜悦地归于你的主。你应当入在我的众仆里；你应当入在我的乐园里。”（《古兰经》89：27—30）

经注家们说：这几节经文，是伊兹拉伊天神奉安拉之命，向虔诚穆民们在临终时和他们即将进入乐园时发出的喜讯与捷报。祝愿挚友本慈兄幸获如此优遇及品位！（阿敏！）

穆圣说：“安拉将知识赐给人们之后，安拉不欲把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剥夺，但是安拉使许多优秀学者相继去世，而每位优秀学者一旦去世，知识也就随同他一道消失，于是存留下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他们自迷而误导于人。”（伯匝子传自阿伊莎所述圣训）所以艾卜·达尔多悟曾听穆圣说过：“一位伊斯兰学者的去世，是一种无可补偿的灾难；是一个无法填塞的缺口；是一颗消失的明星。因此，一位伊斯兰学者的去世，比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的灭亡更为重大。”（特伯拉尼所传圣训）历史与现实，都证实着穆圣的这些论断，真实无妄！令人深思、感叹！

谢赫·阿里·白德仑·迪尼纳本慈（字炯诚，求安拉慈悯他，并提升其品级）教长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八年了，但是他的嘉言懿行，高风亮节，人们还记忆犹新，并影响着他的一些朋友和学生；他的音容笑貌，平易近人的形象，还历历在目，跃然眼前。笔者与纳教长之交往，始于抗日战争初期，在纳家营国民小学读书之时，我俩便同班并肩就坐于一张桌凳，继而在该地清真寺里，学习阿语和经典；他年长笔者两岁，又聪敏好学，高于笔者一个班级，但是，彼此已义结金兰。作为小弟，不时需要兄长之指教，所以住宿相近，礼拜、上课，生活起居，朝夕相处，如影随形，真是“损友敬相远，益友宜相亲”。这种长期的同窗共砚、志同道合、甘苦相与的生涯，铸造了彼此之间深厚的挚情友谊。在各自离开清真寺经学之后，炯诚兄便一直在家乡始终以教育事业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先在国民小学教书，后期则返回伊斯兰教育阵地，直到其复命归真，享年68岁。笔者则负笈那时的蒙化（今巍山）兴建中学，在纳润章校长（求安拉慈悯他，并提升其品级）门下继续求学。但是，我俩之间，通过书信往来，保持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情怀；这是体现穆圣的教导：“一个人是受其知心朋友的信仰所影响，所以你们不论谁，应该考虑什么人值得自己结为好友。”（艾卜·达吾德所传圣训）炯诚兄阿语基础扎实，又酷爱文化学术，那时的兴建中学，已有埃及的《艾大校刊》、《胜利月刊》、《文化周刊》、《穆斯林兄弟》日报和英国《伊斯兰论坛》等阿英语报纸。笔者不时将其中一些新闻和重要资料摘抄寄给炯诚兄翻译，还有纳校长倡导中阿并授的办学方法，治学严谨，主张“虎图白”应该译成汉语，并开展宣教活动的作品，都寄给他参考学习，使其受到一定的启发激励，跃跃欲试，渴望去兴中深造，只因他身为独子，且孝敬父母，不敢违双亲之命远游求学。后来时代变化，安拉的考验，炯诚兄与笔者，均因信仰执著、恪守教法而双双先后蒙受冤狱之灾，彼此饱受沧桑之苦，于是二人之交往曾一度中断，但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志趣相投、休戚相关的穆斯林兄弟友谊基础上的情感，并未因此淡忘。正如（唐）贺兰进明《行路难》中说道的：“人生结交在始终，莫为升沉中路分。”何况穆圣还昭示：“一切灵魂，是一支被征召的部队，常常在互相访问；其中彼此认识的，便和睦相处，互有敌意的，便分道扬镳。”（《布哈里圣训实录》）知感安拉的恩顾与默助，彼此所遭受的冤案，先后得到昭雪平反，各自仍以从事圣教教育为己任，炯诚兄依旧固守桑梓，笔者立足昆明，因陋就简，试行阿语教学改革。

在国家宗教政策恢复以后，慕名而来炯诚兄处求学的省内外学子，络绎不绝，纳家营清真寺学生宿舍，曾一时人满为患；每逢圣诞节，或学生毕业典礼，炯诚兄都要专门给笔者来信，或派人来昆，敦促笔者提前去那里，协助他组织文字宣教工作；每天晡礼和昏礼后，他都要把全校学生集合起来，要求和命题者给他们上大课，或勉励他们勤奋求进，或介绍学习方法。作为教长与先驱，他仍虚怀若谷，无不陪同学生一道仔细听讲与记录，充分表现了古道热肠，功成不居，谦恭与开明的伊斯兰学者风范。所以我俩之间，志同道合、过从甚密、相互尊重，双方从未发生过口角与恶感，始终维护着莫逆与手足之情；他每次因出席省人大会议，或因公来昆时，无论如何，他都要抽空亲临寒舍，除馈赠家乡特产和进口药物外，更主要的话题，是探讨阿语教学改革，以及需要探讨的教义上的重要问题。比如那里曾一度发生过穆圣是否可替教生说情的争论，这是涉及信仰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为教长引导群众，批判谬误，树立正气，责无旁贷，应以身作则且当仁不让。所以，他利用会后一切休息时间来舍间伏案查阅有关经训及相关资料，那时复印技术还未普及，他凭自己熟练如飞的运笔技能和工整秀丽的阿汉书法，将自己所需要之资料一一抄录；如一时抄不完，便要求笔者代抄，或提供更多论据，则表明他对教义之阐明十分认真负责。再则，体现了“良友结则辅仁之道弘矣”之古训。

在云南省伊协和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先后成立后，我们都是首届领导人之一，也是双方学术活动较为专注的学者，所以思想上之交流，教务、教学方面的协商，更趋频繁。炯诚兄长因平时事必躬亲、任劳任怨地为圣教和教胞赤胆忠心服务，恪尽职守，操劳过度，于1994年秋的某日，突然发生小脑出血之危症，此时，笔者正应邀在河南圪垱店阿拉伯学校给该校经学班学生上课，接到昆明舍间电告此危急消息时，顿时深陷惊骇与忧虑中，只好遵循穆圣的指示：“任何穆斯林在暗地里和背后为自己的教胞祈祷时，记录功过的天神必定会说：‘阿米乃！’你也蒙受同样应答，祈求不被真主所拒绝。”（《穆斯林圣训实录》）在每次拜后虔诚地向安拉祈祷，求安拉给远方的病友优遇有加，使其缓解病痛，早日康复。这样一位德才兼备，为伊斯兰文化教义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的学者，他的安危不仅事关到他的家乡一隅教育和教门之问题，也正如前面圣训所昭示那样，伊斯兰的真知灼见学者之存亡，恰如明星的照耀与陨落，关系全局。于是我立即给师母发出快信宽慰。不久欣悉兄长之病在安拉的恩顾与默助下，经及时抢救已转危为安。但因其年事已高，经此次危疾之突发侵袭，不仅精力锐减，身体也难以自如，但他仍坚持参加每天五时的集体礼拜，笔者回滇后去看望他，每站在他旁边礼拜，感觉他很吃力地站立，笔者想建议伊玛目将晨礼中诵读的经文尽可能选短的篇章，然而炯诚兄不同意此想法，也拒绝教胞们提出的请他坐礼或骑凳而礼的善意，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他仍要力争依法敬拜安拉，一丝不苟，足见其虔诚之至。

至于舌耕之重任，也力不从心。于是他建议当时清真寺管委会负责人及其三师兄等教胞代表多人，亲临昆明舍间，希望笔者去代劳。那时笔者刚从昆明伊斯兰经学院固求退休，意在专心致志从事译述，难以应命，然而代表们三顾茅庐，特别是炯诚兄派一学生特送来其手泐之专函，字里行间引经据典，阐述大义，情思殷切，若有企足而待之势，炯诚兄对自己如此青睐倚重，特别是信中所援引之“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古兰经》5：2）之经训，实在令笔者难以谢绝与违抗，只好暂时放下个人之计划，应命而往。在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之名称及其相关事宜经会议讨论确定之后，本来应由身为教长和倡导者的纳本慈这位德高望重的兄长当任院长之职最恰如其分，但是雅量高致，气度恢弘的兄长，谦恭下士，坚决不肯领此头衔，非要笔者承担不可，经笔者深夜与其婉辞和央求后，他才提议让他承担名誉院长一职，这种坦荡豁朗，劳不矜功的德行与那种师心自用，唯我独尊，争权夺利的俗气相比，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学院开学后，炯诚兄常常向笔者询问师生的教与学情况；经费、人事等方面若有何困难，可直言以告；当时礼拜殿里和学院里有时因停电而难免影响群众礼拜，师生们的学习、生活也受到一些影响，炯诚兄一再嘱托笔者转告管委会购置一台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总之他对清真寺学院里事情无论大小，一如既往地关注；他并没有因自身患病或有了管委会、基金会和学院三套班子的存在而与人世隔离，疏于职责、明哲保身。笔者每次与他商谈教学计划，教师的聘任、考核等问题，他都认真共同研究，特别强调男女生同校，必须分班上课，加强管理。“但寿限一到，安拉绝不让任何人延迟。”（《古兰经》63：11）所谓延年益寿，那是绝不可能的，而安拉对于清廉的信士，“安拉赐其优秀后裔，常常为他祈祷求福，而后裔们的祈求将会惠及坟中的亡者，那便是寿限之延伸。”（艾卜·达尔多伊所传圣训）然而，炯诚仁兄的旧病，在1995年1月下旬末的一天复发，高明的中西医，在急救抢治过程中，已束手无策，孰能抗拒安拉的前定！一位博学多能、众望所归的学者——纳本慈教长，终于当年1月31日复命归真了。“我们确是安拉所有的。我们必定只归依他。”（《古兰经》2：156）“我们的主啊！求你赦宥我们，并赦宥在我们之前已经信仰了的兄弟，求你不要在我们心中，对于有正信的人们怀有任何怨恨，我们的主啊！你确是仁爱的，你确是至慈的。”（《古兰经》59：10）

纳本慈教长之去世，不但使纳家营文化学院失去了道义上的后盾和精神上的支柱，而且是我回族穆斯林教胞们的一重大损失。所以那天前来参加殡礼的滇南各地教长、阿訇及教胞竟达数千人之多，盛况空前，除当年纳润章教长逝世举行殡礼时，前来致哀和参加殡礼的男女教胞逾万人以外，在我省伊斯兰历史上任何人之殡葬礼仪隆重程度，再无先例可以相比。可见纳本慈教长在人们心中所受到之景仰与敬意，是何等的深远，品德“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炯诚兄为圣教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得其所、万古流芳。据伊本·阿巴斯传述，穆圣曾说过：“任何一位穆斯林去世后，只要有40位不曾举伴过安拉的教胞为他举行殡礼的话，安拉无有不准承他们为其说情。”（《穆斯林圣训实录》）

八年来，为纪念炯诚教长而写的文章，所见不多，或者仅限于他参政后当省人大代表期间的功绩，他如果不是一位名教长，又怎能当人大代表？这对于一位伊斯兰学者来说，颇有厚彼薄此之偏向，尤其忽视了他之所以成为一位博学的教长的深远根源和促使他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基础，因此，作为与教长自幼便是同窗砚友，兴趣相投，继长而彼此砥砺，荣辱与共的知音，有必要借其去世八周年追念之际，略述教长生前几点鲜为人知的美德，以激励后学。

一、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兴趣广泛

在读小学时，他并不因自己才智过人而疏忽学习，各科成绩优越，在交作业时，始终保持着全班最优先、最整洁、最正确的令名。每次期末考试时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始终独占鳌头，尤其工于书法小楷。当时，学校每有呈致公函给上级，务须以清洁、秀丽的毛笔楷书以一定格式书写，校长纳子厚（求主慈悯他）有时命我俩代其书写。炯诚兄在小学毕业后，便当小学教师继而当校长，直到解放后，1951年前后蒙冤入狱。他在清真寺学经典期间，由于勤奋好学，成绩超群，又成了师台的好助手，辅导同班和小班同学。那时清真寺师长讲的课程，每天只是晨拜后和下午饭后，总计不过3～4小时。本地学生课余时间，从事家务或做手工活儿；外地学生往往是悠闲足岁。而炯诚兄则利用课余在家里代纳校长开办了一个邮政代办所，除办理全村来往邮件业务外，又抓紧其他时间，学会了刻图章之技能；此外，他还约笔者一道报考当时重庆的唐亚伟速记函授学校，我没有恒心坚持学习，他则发奋学习，而且学有所成。这在日后的实际生活中发挥了极大效用；他每次开会，能将领导的讲话基本记录下来，不仅宗教界中罕有这种才能者，连一般专业记者也自觉逊色；此外，当时学阿语，不像如今有各类字典辞书备查，全国仅有王静斋大阿訇翻译的一本埃及伊里亚斯氏编的初版《现代阿英字典》（汉译名为《中阿大字典》），印数有限，不易买到，炯诚从一位学长处借来一本，竟然花费一年多的课外时日将此字典用贡川纸和钢笔全部抄完，约六卷左右作自用，其意志之坚强，笃行不倦之精神，令周围的学友叹为观止。另外，他还借来一本当时由上海回教书局出版系哈德成、买俊三、黄承才等阿訇（求主慈悯他们）编的中阿会话加以抄录，每天起床后和就寝前背记，掌握了大量的新词与词组，所以当时他已基本能用阿语熟练地会话，并精通阿语语法。但是，他那时，已切身感到经堂课程中古老陈旧的阿语教材，大大妨碍了学生之进步，于是每天下课后，他要到笔者宿舍，布置一些有关语法知识的练习题，并提供部分词汇，以备造句，以此帮助笔者理解与实践古老教材中的语法规则，提高学习兴趣。而他本人，则将那时初高中国文里一些名人作品，例如梁启超的《苦乐时差》等译成阿语，寄给马坚先生，请其修改，马先生看后，十分惊讶，农村经堂学校中居然有此奇才，不仅热情给以修改润色，而且来信希望他到昆明南昌街白果巷的养正学校，对他进行约一周的面授翻译技巧；此外，炯诚兄接触到当时为美国驻华空军加斯福上尉一度当任翻译的纳志俊敝内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引起他极大兴趣与爱好，便主动提议，与高班学长纳泽周、中小班的笔者和纳泽生相约，每天响拜前去敝岳父家，恳请叔岳父纳丹亭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语》教科书作教材，教授我们四人学一小时左右英语，约一年之时间学完三册。另外，他还约我和泽生把教胞给自己的“海迪叶”用来买成邮票，寄往重庆、桂林一些书店，购买文学、艺术、修养一类新书，或订购成达师范学校校刊、《月华》等教内刊物，组成三人读书小组，扩大知识，增长见闻，探讨时事和教义。所以在炯诚兄的影响合作下，那时我们几个人都只不过十四、五岁的经堂学校里的“海里凡”，通过这些外来书刊的阅读和周围其他开明师友及兄长之影响启发，已经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穆斯林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英勇事迹，了解国际形势，开始向当时在重庆（陪都）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民文化协会主办的会刊，及《回民论坛》投稿，表达自己对日侵华的同仇敌忾心情；所以，以炯诚兄长为首的我们三友读书小组，当时虽身居较封闭保守的旧式经学堂，却未虚度青少年的韶华时光；但是，如今须发斑白、目眩耳聩，回忆这些往事，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既令人有无限向往、依恋故境之情，又有忧伤惆怅、不堪回首之感。

二、思想开朗，不主故常，酷爱新知(www.daowen.com)

那时，在清真寺讲授的课程都普遍采用传统的经籍作教材，特别是阿语字、词、法、修辞教材，古旧枯燥，讲授方法更令人费解难懂，学生经多年苦学，往往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或是鹦鹉学舌、如法炮制，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教与学既不能使学生灵活应用，更何谈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正误？所以反感、逃学的学生大有人在。而炯诚兄天资聪敏，能融会贯通师长的传授，但他仍希望有合适的教材，对教学方面进行改良，在苦苦寻求捷径之试行中，恰巧有纳志恒阿訇（求主慈悯他）从盘溪镇力主阿语教材、教学改革的马玉诚阿訇（求主慈悯他）那里学成归来，带来其师编著的《阿语无师自通》等几本新书，志恒阿訇首先给寺里已经学了五六年经学而对阿语语法还稀里糊涂的高班学生课余讲授和练习，当时在中班的炯诚兄也如鱼得水，求成心切地去参加学习，然后又来教我们小班同学。他又相约笔者与西北的伊斯兰著名学者虎嵩山阿訇父子（求主慈悯他们）通信求教，索取他们所编写的阿中、中波新教材学习。后来，留学埃及的老叔纳鑑恒（纳训，求主慈悯他）给我寄来他译成阿语的《孙逸仙（孙中山）先生传》《雷雨》和《少年维特的烦恼》等读物，炯诚兄如获至宝，指导我们阅读。当叔叔回国后，又送给我们艾资哈尔大学编的《阿拉伯语简明语法》和《阿拉伯语读本》，起初我们三人请叔叔教授，后来则是由炯诚兄教我们。通过这些新知识的学习，新教材中的习题的练习，对炯诚兄日后在教学中推陈出新、因材施教、措置得宜，打下了基础。总之，在炯诚兄的影响下，我们当时不仅将求师请教的范围限于教内名师宿儒，而且有时我俩还抽空到县城基督教堂找外国传教牧师，探索对方对伊斯兰的看法和认识，以了解对方教义之谬误，尝试与其辩论是非，并去信上海天主教广学会书局和汉口佛学会邮购该两教的书刊，如《宗教比较学》《天路历程》《佛教与其他宗教》等，以便知己知彼、有备无患。炯诚兄这种不固步自封，而力求进取、提携后学之豁达精神，始终如一。比如在他任纳家营清真寺教长时期，云集了近百名省内外青年学子在他教育下学习，但他仍将自己的二儿子送往他校求学，以扩大知识面，在昆明经学院首次招生时，他也将自己的几名好学生推荐给经学院招考。

三、重视宣教，普及教义，弘扬真理

解放初期，一切宗教学校纷纷停办，伊斯兰经书、报刊已相继匿迹于书肆。此时期，炯诚兄虽身为国民小学校长和农协会的重要成员，但他认为宗教知识之传授，长此停滞下去，令人甚忧，应当想法补救，当时足智多谋的纳志恒阿訇已作为先行者，作出范例，他除了利用冬学夜校口头向群众宣讲教义外，又将马坚翻译的《回教真相》中认主独一内容抄成小字报张贴在清真寺门前墙壁上，便于人们阅读。这种精神大大鼓舞了炯诚兄之勇气，他拿起笔来将“虎图白”译成汉语，约同笔者和敝侄纳文彬（求主慈悯他）一起去找纳怀芝师台（求主慈悯他）商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并授意时任“海推卜”的堂弟，在每次主麻日用炯诚译好的“虎图白”阿汉对照宣讲，一年近50次的“主麻”日宣教，意义很大。但是怀芝师台慑于那时旧章的习惯势力，双方几经协商均不敢同意；为尊重师台，不应强求，炯诚兄只好另谋途径，由他领头在每个“主麻”日午饭后，把村中虔诚爱教的中老年妇女集中于小学的一个大教室，由他、笔者及敝侄纳文彬三人轮流向她们讲“瓦尔兹”。历时约一年左右，直到他二人先后蒙难，笔者则被调往外乡参加土改；炯诚兄之冤案昭雪后，从当任清真寺教长起，直到病危前夕的十几年间，他始终坚持每天晨拜后，和每周“主麻”拜前抽10～20分钟向教胞宣讲教义，如有外来学者，则请其宣讲。此外，他用自录的教义内容磁带通过广播，在每番拜前，向全体村民讲解有关礼拜等伊斯兰知识，这几乎成了一个常规，直到如今。在云南省伊协成立后，他作为副会长提出倡议，认为省伊协应该办一个会刊，或通讯一类的报纸，宣传教义，报道会务。鉴于每年开斋入斋见月、领月问题，各地历来分歧较大，为尊重副会长之倡议，笔者与秘书长纳广用协商后，以斋戒问题作为创刊号内容，准备向省内外知名学者征稿，炯诚兄最先响应，很快写来题为《关于入斋见月》，约一万字的佳作，文章紧紧依据相关经训，除参考传统的“哲达维里”（历算表），先贤马复初父亲的《天方历源》及马坚先生（求主慈悯他们）的《回历纲要》外，又从笔者处索去卡塔尔教法院院长兼宗教教务部长谢赫·阿布杜拉·本·载德所编辑的《买智穆尔·勒萨伊里》（关于斋月始末论文集）旁征博引，进行论证，然后提出他个人的见解，在文章的第六部分（结论与建议）最末（9）项一段中，炯诚兄语重心长地写道：“建议省伊协组织，要重视见月入斋问题，每年在入斋、开斋这几天，要安排专人管理，传达各地月讯，尽可能统一入斋、开斋时间。”炯诚兄确实是以身作则，一直对类似这种至关重大的教务、教法，始终与各地教长沟通探讨。但是会刊之问题，上级主管部门迟迟不予明确答复，笔者所收集到的文稿有的成了明日黄花，笔者写的，自行草草出了一本《斋戒专辑》，而炯诚兄的手笔力作，一直保存了下来当作纪念。

四、急公好义、排难解纷、息事宁人

炯诚兄不仅只是因自己是省人大代表，有责任和义务去调查了解本乡本县回民之间、回民与其他民族之间发生的纠纷，而且尽力去疏导缓解纪纷矛盾，以求彼此和睦相处。其实，助人为乐、弃恶扬善、以德报怨是炯诚兄一贯的品德。在他的近百名学生中，不乏有性格顽劣和严重违反校规教法的人，甚至在村民中，曾经有人在言行上对教长出现过亵渎之失礼事情。但是，胸怀坦荡的教长，对学生无论良莠优劣，始终一视同仁、循循善诱、以德感化、耐心教育；对群众，平易近人、以诚相待，不盛气凌人，有冒犯者也不存芥蒂，耿耿于怀，所以赢得教内外众人的敬爱与尊重。1981年在峨山县大白邑与文明两个回民穆斯林村庄之间，因一石场之归属发生争执，经过玉溪等邻村教胞几度劝解，未能平息双方的怒气，反而发展到各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消息传开后，炯诚兄不像某些装聋作哑的人，“对邻村教胞之事，以少管为好”，他是秉承安拉训示：“如果两伙信士相斗，你们应当居间调停。”“信士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古兰经》49：9—10）及穆圣的教诲：“不关心穆民大众的事情者，不是我的教生。”（《布哈里圣训实录》）怎能坐视教胞之间为现世之浮利而兵戎相见，出现兄弟阋墙，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憾事？于是他积极主动以经训为依据，联合毗邻各地清真寺的教长、管委会领导及穆斯林群众代表浩浩荡荡直奔事发地点，对双方如箭在弦、千钧一发的教亲们晓示经训大义，无私无畏地谆谆告诫，耐心说服，终于感动了彼此磨刀霍霍的心态，成功地化干戈为玉帛，一时传为奇闻美谈！

五、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一身清白

炯诚兄不仅在宗教学的造诣上，社会知识的积累方面，是一位罕有的优秀教长，而且在经济的计划管理统筹等方面，也是轻车熟路、开源节流、义不苛取的好管家。解放初期，我们全体教师在他的领导下奉命对全村千百亩土地依法评产和公粮核算，他用“四角号码”将数百名土地户主之姓名，依次排列注册，以便户主前来询问、核查时能立即出示，勿需等待；在他蒙难回家后，按当时的政策，所谓“劳释分子”是不允许插手集体经济工作的，但是由于炯诚兄素来宗教操守突出，是有口皆碑的廉洁阿訇，多才多艺的能手，所以村中党政领导仍信任炯诚兄，破例让他任当时农副业社的会计，农业、工业产品及原料，进进出出，每日数以万计，无一不经其计算入档，数年无毫厘差错，而他作为群众所信赖之公仆，臣心如水、冰清玉洁、廉正自守，一物一钱不沾；在任教长的十数年期间，清真寺每月各项收入支出数万元之多，所积累之资金百余万元，也仍是炯诚兄管。笔者看到他为教学、教务、杂务、人大代表工作、社会应酬等付出的精力太多太重，尽管他任劳任怨、恪尽职守地承担，出色地应对完成，但不免令人同情，担心操劳过度，笔者曾多次建议当时的管委会负责人合连柱、马有应二位正副主任，可否将庞杂繁重的清真寺经济账务再不让教长承担，使其专心致志投向教务与教学方面，可是他俩认为不仅所有管委会成员不敢开此先例，全村教胞也许不放心其他人担任这事关重大的财务工作。炯诚兄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总之，炯诚兄的人格、美德、优点还不仅此上述几点。长期与他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聆听其讲道的教胞以及受他言传身教、谆谆教导过的众多学子也许知之甚多，感受更深，本文只作抛砖引玉，希望逝者生前一些更有意义的动人事例见诸报端，以启发和激励后人，是为至盼！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孰无死，贵在死所耳。”“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荣名寿金石。”这是（宋）文天祥、（明）夏完淳及（清）顾炎武所留下的名言，是中国仁人志士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寿终善果，而穆圣所说的尤为概括和简洁：“人一旦去世，一切都终止，惟其川流不息的施济、泽被后人的知识和为其长期祈祷的贤良子嗣三件事则不然。”（《布哈里圣训实录》）作为堂堂正正、一生光明磊落，朝乾夕惕力求敬畏安拉，效法穆圣的穆民——哈智纳本慈教长都均而有之，所以他的复命归真逝而无憾，“我们的主啊！求你让他们和他们的行善的祖先、妻子和子孙一同进入你所应许他们永久的乐园”。（《古兰经》40：8）“自己信道，子孙也跟着信道者，我将他们的子孙与他们同级，我不减少他们的善功一丝毫。”（《古兰经》52：21）阿敏！

“穆斯特利哈”（即获得安息的性灵）啊！——这是穆圣对履行了认、礼、斋、课、朝五功的贤良穆民中的逝者之一种称誉——祝愿你心悦诚服地沐浴在安拉的恩泽中吧！

教历1424年“闪瓦里”9月9日

公元2003年12月4日于昆明

原载自《高原》2003年第4期（总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