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苏非派历史及其对哲学与门宦制的影响,马恩信文集

苏非派历史及其对哲学与门宦制的影响,马恩信文集

时间:2023-12-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苏非派的历史及其对哲学和中国门宦制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教各教派,特别是门宦制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继1980年和1981年两度西北伊斯兰学术研讨会以后,专家们发表了许多富有价值的专论著作,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双百”方针在宗教学术领域获得相应的、认真的贯彻。在这样的前提下,笔者仅就伊斯兰教苏非派史略以及它对哲学和中国门宦的影响作一次学习性的探讨。

苏非派历史及其对哲学与门宦制的影响,马恩信文集

苏非派的历史及其对哲学和中国门宦制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教各教派,特别是门宦制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继1980年和1981年两度西北伊斯兰学术研讨会以后,专家们发表了许多富有价值的专论著作,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双百”方针在宗教学术领域获得相应的、认真的贯彻。在这样的前提下,笔者仅就伊斯兰教苏非派史略以及它对哲学和中国门宦的影响作一次学习性的探讨。由于资料缺乏,本文所应涉及的东西,难免挂一漏万,甚至有错误之处,尚望专家指正。

苏非派在中国虽然有各种教团组织和始终如一的苦修,传教游说活动,或者有著书立说的成果,但是苏非派的思想和行径,曾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中国穆斯林的一些宗教仪式和社会生活中,除了门宦制度的产生是渊源于苏非派教团的影响外,在全国经堂教育中,体现苏非主义的一些教材也被广为采用,特别是《虎特卜》一书,在云南各清真寺的学校里成为中年级男女学生的必修课程。这本教材共选辑四十章圣训,原本用波斯语注释,后由云南致本经师改用阿语注释,因而流传更广,其中心思想是颂扬清贫、谴责贪婪,提倡苦行、励行沉思,潜心善功、不恋红尘,勉励学习、见贤思齐,寡欲清心、逆来顺受。这些教义在历代统治阶级反动的民族压迫十分剧烈而各族穆斯林在起义失败或无力反抗的情况下,就成了各派穆斯林共同的精神寄托与慰藉。所以苏非派在我国尽管没有形成体系,但就思想来说则有相当的影响,因而探讨苏非的历史,对于研究我国某些教派的产生不无补益。

一、“苏非”这一名称的起源

“苏非”(safi)这一名词,是阿语“sufism”的音译,专家们对它的来龙去脉,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故此,研究的结果互有冲突,有的人认为它是出自“safa”(色法)即“赤城”或“纯朴”;有的人则主张“苏非”这个词,与“sofft”“笋费特”有关。所谓“笋费特”是指清真寺里设置的一种“板棚”或“凉亭”之类的简式建筑。相传在伊斯兰教初期,有一部分贫穷的“迁士”(muhajirun)随同先知穆罕默德迁移到麦地那后,在那里暂无住宿之处,他们就到清真寺这种简式设备处住宿,专心致志地在那里敬拜真主,在必要时,他们就随同先知一道奔赴沙场,与敌人战斗。这些人就是历史上称之为“笋费特人”——凉亭的宿客,有些人译为“无家可归者”(houseless people)或“漂泊者”(vagrants)。在当时,这些人约莫七十多个,继后,其数时有增减。到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执政时,他便将这些靠他人供养的人从清真寺赶走,并命令他们务必选择一种职业,以自食其力,据说这些人就是苏非派的始祖。

又有人认为“苏非”一词,是与“saff-avval”(第一行)或译“最前列”有一定因缘,因为“苏非派”认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在立即响应真主的召唤和与真主“密谈”(俗译“诉机”)方面,始终是站在最前列。

还有人主张“苏非”是与“sooff-ghafa”(后项的发卷)有关。据说“苏非派人”往往喜欢把后项的头发蓄成蓬松如羊毛状,垂于背后。《闪耀的苏非学说》[1]一书的著者艾卜·奈斯尔·阿卜杜拉·布尼·阿里·希拉斯·图斯[2]认为:“着羊毛装束,是圣贤的习惯,也是真人(valeey)的象征。苏非派人在衣着上既喜欢仿效圣贤的习惯,而羊毛织品阿语是叫‘苏费郁’,于是因衣着而得名。”东方学者南德里康教授赞成这种说法。

艾卜·奈斯尔在该书中写道:“至于断言苏非一词汇是巴格达人所创的新词,这是不正确的说法。”因为在哈桑·巴士拉[3]时代,“苏非”这个名称就被人们所熟识,而且哈桑·巴士拉本人曾赶上一部分圣门弟子,并与之郊游,据传:哈桑·巴士拉曾说:“有一天,我在一些到圣地来巡礼的人群中,看到一位苏非派人,我便送给他一笔钱,可是那位苏非派人却不肯接受,并且还声明他还有四个‘达尼格’[4],很足以维持生活。”

艾卜·西姆·艾勒·古舍伊尔[5]在其《通信集》[6]中写道:“苏非”这一名词,从阿语这一角度来看,说它是派生词,还没有什么准则可资求证。因为safa(色法)这一动词的词根是safv(算肤悟)当中的一个柔弱字母,即“挖五”居于“法五”之后,所以,显而易见,苏非不是从“色法”中派生。作为一种教派的称号,“苏非”一词应当是一个原生词。

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哈格·伊本·耶撒尔[7]在其所著《麦加编年史》中写道:“麦加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一个时期,曾一度荒无人烟,甚至也没有人敢到那里去巡游克尔白天房。继后,从远方来了一个苏非派人,在克尔白天房稍事作了巡礼,便匆匆离去。”这种记载如果正确的话,那就说明“苏非”这一名称远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存在了,同时,苏非派人作为有德行的人,已早为世人所称颂,史家才加以记载之。

一部分穆斯林历史学家,对于“tasavvof”(特算悟费)(“成为苏非派”)的意义有这样的见解:他们认为在伊斯兰教中,首先在禁寺[8]那里独自潜心敬拜真主的人,第一次被人们称呼为“sooft”(羊毛卷flook of wool)即“苏发特”。这个人的实际名字叫艾勒·吾泽·默尔汪奈·伊本·爱德·布尼·托比赫·布尼·伊利亚斯·布尼·穆赞尔。他之所以被称为“苏发特”是因为他母亲在他的头上系上一绺羊毛,再将羊毛栓在克尔白天房的柱子上,表明她儿子决心为克尔白天房服务终生。从此以后,凡是有志于献身于伊斯兰教事业,或专业敬拜真主的人就仿效艾勒·吾泽,头系一绺羊毛,或身上穿羊毛粗制衣服,这样一来,天长日久,后人就称这类型人物为“soofiyet”(“苏费月特”),意思是“羊毛的”“毛织的”,音译为“苏非的”“苏非派”“苏非主义者”,另外还有人译为“神秘派”。在阿拉伯的蒙昧时期,就有这样一些修行的禁欲主义者,在克尔白天房周围从事功修。(见《两眼的透视》)

据苏福扬·撒玲耶[9]说:“假使没有苏非派学者艾卜·荷史密·阿布杜拉[10],我就不能认识到沽名钓誉的微妙。”据说:艾卜荷史密是第一个被称为“苏非派”的人物,那么,他似乎就是苏非派的鼻祖。

可是东方学者路易·马斯尼南教授在其《伊斯兰教国家苏非派历史》[11]一书中,在谈到苏非派学者阿布德克时写道:“他是一位隐士,巴格达人,是第一位被称为‘苏非派’这一外号的人。‘苏非派’这一名称,当时是用来表示两种人物:一是库法城里什叶派的禁欲主义者;一是居住于亚利山大城的不满现况的复仇主义者。‘苏非者’由于戒食肉类的原因,被人们当成zandaghe(‘精底格’)看待,所谓‘精底格’是阿语的译音,意思是‘不信神者’或‘假装信神者’。”

马斯尼南教授所说的,在巴格达第一个被称为“苏非者”这一外号的人,即是阿布德克·苏非(卒于伊历210年即公元825年),他生于比施尔·布尼·艾勒·哈力司·哈菲(卒于伊历277年)以及艾勒·希尔·布尼·勒·穆安里斯·艾勒·苏格托(卒于253年)二人之前,而比施尔(公元767—841年)生于麦尔汪一个名叫莫特尔撒默的乡村里,后来生活在巴格达,是苏非派的前辈,在他周围云集着许多虔诚的信徒,至于后者,即艾勒·希尔,也同样被人们认为是苏非派的创始人。

此外,还有一些语言学家对“苏非”的解释,不是近于离奇,就是太牵强附会,这里就不一一引证了。

由此看来,“苏非”一词的起源,专家们由于各自掌握和占有的史料不同,见解各异,都持之有理,言之有故,至今争论依然存在,难怪诗人艾卜·法塔赫·巴士特不禁感慨地吟咏:

苏非一词有论战,古往今来各争雄。

此名何来莫臆断,苏非始祖最精通。

上述所引这些考据,虽然有近于烦琐,但是由此看出国外的教内外学者对于苏非历史的研究是比较重视的,即使是一个词的来龙去脉都要求个究竟。

二、“苏非”一词的普遍意义

伊本·赫尔东[12]在他的一篇题为《苏非派学术》的论文的绪言中写到:

“苏非这种学术,是宗教方面新创立的一种属于法律学的学说,其原理是促进人们致力于善功,专心敬事真主,抛弃现世的浮华和装饰,对于世人所追求的快乐、名利、地位深表冷淡;超凡脱俗,幽居礼拜,这种行径在部分圣门弟子和前贤当中普遍存在。到了伊历二世纪及以后若干时期,贪恋红尘、享受现世荣华富贵之风骤起,大家都开始随俗浮尘,于是‘苏非’或‘苏非派信徒’这名称,专指那些保持原先优良节操、离群索居、潜心礼拜的人们。”

谢赫·舍尔拉尼在其所著《各阶层》一书中写道:

“苏非派的道路(教义)是严格受《古兰经》和《圣训》所制约,是以列圣和先贤们的道德、操行为基础的。”

曾经有人请教过著名的苏非派学者朱奈德[13]的老师穆罕默德·布尼·阿里·甘萨卜:“苏非的意义是什么?”他说:“许多高尚的品德,在高尚的时间里,从一位高尚的人物那里,表现在高尚的民众之间,这就是苏非主义的要旨。”

埃及前艾资哈尔大学校长穆罕默德·法利德·悟智底在《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中“苏非”这一条目下写道:

“苏非是一种学说,其宗旨是澄清人们的心地,除真主以外,别无他求,把人们的精神提高到神圣纯洁的境界,全心全意地敬拜真主。苏非者超然孓立,不受物欲所扰。这是一种古老的学说,就如同你所发现的其他古老嗜好一样。因为几千年前人们就意识到在这个有形的躯体之外,还潜伏着一个密秘的性灵,于是这种学说便应需要而产生了。这种学说,自古以来在印度、中国就为世人所认识,在印度人那里,这种学说对人们的性灵还特别赋予若干严厉的程序。”

伊斯兰教的苏非派史学家认为:在伊斯兰教初期,苏非派的主张是以简单朴实的生活来表现的,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圣门弟子的史实,便觉得比比皆是。例如穆萨尔卜·布尼·马麦尔是圣门弟子中被先知穆罕默德第一个派出到外地去传教的传教士,他虽然权势很大,但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吴候德战役中,他身先士卒,作为一名英烈牺牲了。先知在为他举行的殡礼前致悼词说:“我在麦加见到你时,就觉得在那个城市里再没有谁的衣着比你穿的单薄,然而仪表上再没有谁能与你媲美,你却头发蓬松,不修边幅,只穿一件无袖外套。”说完,先知就命令给他安葬。可是,穆萨尔卜在世间仅仅留下一件斗蓬,现在用来作为他的“卡凡”(寿衣或叫裹尸布),圣门弟子们盖住他的头,却够不到脚,盖了脚又露着头,真是顾此失彼,最后是先知叫大家用雄刈萱遮住他的脚,才安埋了。[14]这种始终如一的艰苦朴素的节操,就是到了繁荣兴盛的伍麦叶王朝时,仍有不少执政者仍然如此。例如欧默尔·伊本·阿布杜勒·阿基子[15]也是一位以虔诚和禁欲而负盛名的哈里发。他作为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穿着补钉重重的衣服,他和人民在一起平易近人,以致从外地到首都来找他请愿的人,难以认出他就是哈里发。他的一个代理人写信给他说,他所进行的有利于新入教的穆斯林的财政改革,将使国库空虚。他写信答复他:指真主发誓,看到每个人都成为穆斯林,我一定很高兴,即使你和我都要去亲手耕地,以维持自己的生活。”[16]这位哈里发在执政前共有四万金币的财产,执政后,除留给自己和家属三百银币外,其余全捐献给国库。执政前,他钟爱着自己妻子的一个丫环,曾多次恳求其妻割爱给他,未果,他荣任哈里发,执政教大权于一身之后,其妻为了讨好他便将此丫环主动献给他,并将她打扮得如花似玉,呈现在哈里发面前,以实现其宿愿。可是欧默尔对自己妻子的盛情无动于衷,对面前这绝代佳人却冷若冰霜。她多次接近哈里发,以求宠幸,均遭拒绝。这位痴情人,惊叹不已,说道:“陛下,您当年对我所表现出的爱慕,如今到哪里去了?”欧默尔说:“指真主发誓,我对你的爱慕是永存的,但是,对妇女来说,我现在再没有任何所求,真主已使我顾不得你们了……”事后,欧默尔查明这个丫环的身世——她是从马格里布被俘的女奴之后,便将她释放,令她体面地回到原籍与家人团聚。[17]

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的禁欲、苦修,老一辈愿艰苦、不贪红尘这些美德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给自己标榜什么特别的头衔、名号,也未曾将自己划归为某一种特定的派别。而“苏非”这一名称及其含义是到了伊历二世纪末叶,才被用来称呼某一集团。那集团的成员淡泊于世的思想、言行,禁欲苦修的作风,不断地得以推广,拥护者日渐增多,于是著书立说,各成体系。因此,我们便可以发现从伊历第三世纪起以穆哈希卜[18]和祖·努尼·艾勒密斯里[19]为首的一些思想家,开始了阐述有关心理状态和苏非派现象的著作活动,其中最先完成的是一本书名叫《统一论》。第一个表白和倡导苏非派信仰的学者是艾卜·叶基德·艾勒·朴斯塔密[20],接踵而来的是朱奈德和哈拉智[21],后二者把苏非学说提高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

伊斯兰教的苏非学说,是一门十分精细而微妙的理论学说,它局限于这个范围:苏非主义的统一,可以导致精神与真主的本体相联合,神性降临于人性,在人的内部有承受神性的可能性。尽管《古兰经》里没有明文指出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可是,我们却可以看到苏非主义的拥护者们并没有怀疑这种理论的合法性,因为他们从部分意义隐晦的《古兰经》和《圣训》中为这种理论找到根据,例如《古兰经》50章16节说:“我确已创造了人,我知道他心中的妄想,我比他的命脉还要近于他。”58章7节又说:“凡有三个人密谈,真主就是第四个参与者,凡有五个密谈,他就是第六个人参与者;凡有比那更少或更多的人密谈,无论他们在哪里,他总是与他们同在的。”以及57章4节说:“无论你们在哪里,他(指真主)是与你们同在的。”

至于《圣训》方面,苏非派人最热衷的是下列这样一所神圣的《圣训》(哈的司·古者斯)穆罕默德先知说:“真主说那些欲亲近我的人们,如果仅仅靠履行诸如我对他们所制定的义务[22]是达不到愿望的。一个人始终只有通过谨守义务以外的副功,才会求得与我亲近,直到他喜爱我,我才喜爱他;我一旦喜爱他时,我便成了他的听觉、视觉,于是他便借此而全聪全明。”[23]

苏非派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产生了冲突。例如艾施阿里派[24]人认为:苏非主义只是意味着它把人们的心理态度和实践进行培养,提高到完美的阶段,绝不能容忍像哈拉智所断言的那样——“神性降临人性”的主张。

继艾施阿里而来的是伊玛目安萨里[25],他在《圣教学术之再生》[26]这一杰出著作中断然拒绝并极力抨击哈拉智的神人统一的学说。安萨里认为:心理方面的知识,必须与可见的事物、具体的东西相伴,以相辅相成。因为客观上有两个世界存在,即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有一部分知识既然可以通过研究和解释借此管理世界,那么,必然要有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来说明内部世界,这就是极其崇高的苏非派的认识论。至于神与人统一在一块儿的命题,从理论上讲是可以被驳倒的,从经典的论据来看是不能接受的。[27]

读者如果有兴趣和时间的话,再去研究一下法拉比[28]的苏非学理论,那么,一定会发现他的理论在批驳哈拉智“神人合一”的主张方面,是跟伊玛目安萨里的观点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此就不必引述了。

三、苏非学说的主流派及其学说梗概

苏非派自从公元7世纪末叶产生作为它的第一阶段,8世纪中叶以后,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断,到了11世纪时,由伊玛目安萨里将苏非派的神秘学说去粗取精,与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有机地联系起来,使苏非学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并居于合法的地位,成为苏非派学说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此之前,苏非派学说林立,支系丛生,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现在仅将其中以史荷卜为首的主流派及其学说之梗概作一介绍。

伟大的苏非派学者、法学家史荷卜·的尼·艾卜·哈费斯于伊历539年7月生于苏赫勒汪尔底,伊历632年1月卒于巴格达,葬于乌地叶。他是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的苗裔,生前在其伯父谢赫·艾卜奈智补·阿布杜拉·戈西尔以及著名学者谢赫·阿卜杜戈西尔·布尼·撒里哈·居里门下就学,后来成了巴格达德高望重的苏非派名学者。在他周围云集着一大批来自各地的苏非派信徒和苦修行者,向他学习知识。因为他以善于讲述苏非派神秘学说并精于圣训而闻名遐迩,当他到麦加去朝觐时,在那里结识了法拉兹[29],两人志同道合,在阐述苏非学说方面彼此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的《知识的礼品》是苏非派学说著作方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关于这位学者,雅古特在他的《名人词典》中是这样描写的:

“他在青年时期,曾负笈巴格达,在那里学习伊斯兰教教法学和教法学原理,学成后到阿斯凡哈尼郊区,以挑水而自食其力,但是当任尼查姆学校校长则是他的主要职责。伊历558年他转往大马士革,正义的国王努伦·丁·赞查尼授予他崇高的荣誉,于是他在大马士革建立了第一个苏非派教团。”

伊本·厚理·赫尔康[30]在他的《贵族的死亡与时间的子孙》[31]这一名著中评论到史荷卜时说:

“他是沙菲尔派的教法学家,苏非派中的许多圣战者和隐士都是出其门下。他的《知识的礼品》是苏非派学说的重要经典著作,计六十余篇,奠定了苏非派学说的基础,阐明苏非派礼仪以及苏非派信徒的行径、言论和轶事。”

东方学者梯里尔伯·诺尔森·凯拉尔克教授在译此书时,写了译者序,对此书又作了高度评价。艾勒·波尼卡拉棣弗教授在他的论著中,也对史荷卜的这一作品推崇备至。

在史荷卜看来,一切思想家都是一个大家族中的成员,是一棵吉祥之树的分枝,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他认为印度的禁欲主义者、希腊的哲学家、伊拉克的贤人智士、中国的诸子百家,都是致力于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即“真主是一切光明之上的光明,是宇宙及其万有的泉源:世间一切光明是出自真主的光明,从而成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发端,世上千差万别的思想和理智,只是从这些光明中借来的一点点火炬。”

伊历13世纪出了一位名叫伊本·赛布欧乃·塞维利亚[32]的苏非派学者,他继承了史荷卜的学说,再加上自己的见解,直言不讳地宣布了圣训学家不敢宣布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特别使一般不能正面理解其实质的普通穆斯林大受迷惑。意大利东方学者艾玛里[33]在1853年发现一部分手稿,那是上述这位苏非学者与德国皇帝费尔德兰克第二(卒于1250年)两人之间的一集通信。这集书信,署名为《西西里书信》,继后丹麦的东方学者米歇尔[34]在一家法语的《亚洲日报》上对这些书信作了分析。

原来伊本·赛布欧乃与德皇就哲学问题双方来往了许多信件,这些信件的内容和要点,归纳起来是四个方面,也就是说德皇费尔德兰第二向西西里的学者,哲学家伊本·赛布欧乃提出和请教四个问题:

1.世界的运始。

2.十大范畴。

3.自然界之外存在之物由何而来,归宿何处。

4.精神的特性。

伊本·赛布欧乃对这几个问题作了详细的、高谈阔论的答复,把苏非派的全部学说和他本人的观点在这些信件中表达无遗,所以可以得出伊本·赛布欧乃的苏非主义理论及其哲学的精髓,即“真主是一切理性之根源,认为理性在宇宙间可以运用自如,它从真主那里仅仅因为慷慨和惠顾而发出,于是作用力强的理性可以独立操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使万有及其现象无限扩张。”所以,真主是人类、精神的绝对源泉,一切精神既是从真主那里发出,那么精神便经常倾向于与真主联系,除非因躯体污秽以及嗜欲的卑劣。否则,真主与人之间可以相通无碍。人类一旦专心致志于求知,观察和思维,那么,他便取得完美的知识和绝对的真理,进而擢升到高效率的理性阶段。

伊本·赛布欧乃的这种论调,我们如果略加思索,就不难发现它只不过是法拉比和伊本·西奈[35]主张的另一种形式的重复而已,同时扬弃了哈拉智所主张的神人合一的观点。尽管如此,史荷卜和伊本·赛布欧乃的苏非派学说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在他们二人看来,一个可能存在的实体必然意味着需要别外一个实体所伴随,或者说作为对立面,后者对前者来说是通过创造来表现,这个存在是必然性的实体,便是真主——造物主,宇宙万有是真主的知、能及其意志的表象:生命与存在只有从真主方面获得。史荷卜和伊本·赛尔欧乃所引证的许多论点,在伊斯兰教哲学研究势头趋于衰微之后,它们便成了苏非派中某些教团信仰的“存在一元论”的基础。到了公元12世纪初叶,这种信仰便形成体系,继后,在安达鲁西亚地区和东方,这种信仰曾盛极一时。卒于公元1240年的阿拉伯人穆罕印丁·布尼·阿拉比·安达鲁西亚[36]以及罗马人查理伦丁(卒于1273年)这两位后起之秀的苏非派学者是这种学说的最积极、最权威的维护和支持者。

由此看来,苏非派学说的主流派,因其所倡导的主张和内容,许多学者都认为与哲学有普遍和紧密联系,因之研究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以及近代伊斯兰教派的渊源,那就不得不研究苏非派学说和伊斯兰教教义学这两门重要学说了。

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对阿拉伯国家的入侵和占领,伊斯兰教苏非主义者们也未曾使自身从西方哲学的侵袭、干挠方面获得安全。因为西方的哲学思想、文化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混合到苏非派的信条里,正因为如此,苏非派的一些学者成了众矢之的,遭受批判和攻击,于是伊本·赛布欧乃在麦加自杀。伊本·阿拉比被怀疑叛教和伪信而受控告,这就是苏非派近代史上所遇到的一次逆流。

四、《古兰经》对苏非派理论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教义本来不主张教徒出家修行,也不提倡过极度艰苦和禁欲的生活,所以在伊斯兰教内没有基督教式的那样僧侣主义或印度教式那种禁欲主义的市场的存在。《古兰经》常常要教徒为现世而劳动,而且允许教徒可以享受合法的物质生活。例如第7章第2、3节昭示先知穆罕默德说:‘真主为他的臣民而创造的服饰和佳美的食物,谁能禁止他们去享受呢?你说:‘那些物品为信道者在今世所共有,在复活日所独享。’”所以伊斯兰教的教义跟犹太教的修道院、基督教堂和佛教的禅房,庙宇里的牧师、神父、和尚、尼姑的行径和作风是南辕北辙的。但是,曾几何时,印度的、波斯的、希腊的等一些外来错综复杂的教义,在伊斯兰教苏非派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这些杂乱无章的外来因素以外,苏非派的形成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古兰经》和圣训所起到主导作用。

但是有一部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却否定《古兰经》对苏非派的影响,当然也有一部分则肯定《古兰经》对苏非派的影响是存在的。持否定立场的,如艾尔巴鲁尼·卡拉[37],他断定《古兰经》并不是苏非派所向往的经典,臆说《古兰经》只重视外在问题。其中没有使人心渴望的东西,卡拉作为一个东方学者竟然提出这种论调,除了怀有偏见或别有用心以外,难道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他的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见解呢?因为《古兰经》包括其他宗教在内的所有“天启”的经典,无不是首先与精神交谈,其次才是与理性对话。如果《古兰经》不是发自真主的意旨,而与人们的精神亲密交往,并赋予后者以营养,那么《古兰经》在伊斯兰的信仰原则、意识形态、宗教礼仪、人伦道德方面所起的作用就绝不会历千年而不倒。正如《古兰经》第42章第52节所说那样:“我这样启示你从我的命令中发出的精神,你本来不知道天经是什么,正信是什么,但我以天经为光明,而借此光明引导我所欲引导的人。”这就说明《古兰经》的精神起作用了。

至于持肯定立场的人,如马赛努南教授和麦尔哲鲁特教授,他们二人都承认在《古兰经》里确实包含着苏非派的真正种子,这些种子也不必求助于外来的任何养分就足以独立生存与发展。

事实上《古兰经》如同支持伊斯兰教的教义学家和立法家们在各自学说方面取得的胜利一样,它也支持了真正的苏非学派获得了成就。《古兰经》里寄予着大量的经训,使得苏非派学者们在他们的学术理论方面,吸取了丰富的资源。苏非学说中许多术语,都是出自《古兰经》的词汇,尤其是在理论方面,他们就是依据《古兰经》的原理、原则而提出的。例如苏非派的预言家所引以自豪的“阿勒目·勒德念叶”(神圣学理)就是从《古兰经》第18章里穆萨(MUSA)访问善人胡宰尔的故事这一形式中获得启示的。这一章的65节说:“他俩发现我的一个仆人,我已把从我这里发出的恩惠赏赐他,我已把我这里发现的知识传授他。”

苏非派学者们认为“发自真主的知识”就是“阿勒目·勒德念叶”的知识。这种神圣学理不是个人通过努力奋斗而取得的,而是通过苏非派所实践的道路,然后由真主直接启迪默示的。安萨里在《圣教学术之再生》一书对此有过论述,这里因篇幅所限,不再引述。

总之,《古兰经》是伊斯兰教苏非派学的重要依据,自不待言。

五、伊斯兰教的苏非学说与犹太教哲学

中世纪的犹太教哲学,只是伊斯兰教哲学的回声而已。犹太教徒步着阿拉伯人的后尘,肯定亚力士多德的主张。原来,阿拉伯人在公元3世纪起,在哲学上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以犹太人学到伊斯兰教哲学后,就把它译成犹太教人通晓的语言,在其教徒之间开展研究,共同学习。犹太教的耆宿穆萨·布尼·迈蒙(MAIMONIDE)[38]就是一位坚信希腊哲学和伊斯兰教哲学理论的学者。他在伊斯兰教的哲学领域里发现哲学与宗教有和睦相处的余地。他相信学习和受教育,是人性臻于完美的途径;知识是人们用来接近真主、揭示真理的一种善功。人们认真学习,仔细观察,就越发增进与真主亲近的程度,这种论调,也就是前代穆斯林学者所论述过的,甚至是《古兰经》的明文所昭示的。(www.daowen.com)

中世纪许多基督教的哲学家,也深受伊斯兰教哲学的影响,因为中世纪的这些基督教学者不遗余力地把法拉比的《通信集》翻译成拉丁文,其中在翻译伊本·西奈和伊本·赖施德的许多著作时,还作了条分缕析的注释。穆萨·布尼·迈蒙的《困惑者的向导》一书译文,备受哲学家阿斯比努泽的称赞,卢卜板泰尔给此只作了解说。阿斯比努泽,如同法拉比一样,二者把幸福当作是哲学的目的,所以他们二人的言论,都是苏非派的特征。他们的苏非派学说,是理性的,建立在科学和研究的基础上。阿斯比努声言:如果世上有幸福的话,那么,幸福只寓于苏非派的学理之中。通过虔诚的信仰途径,研究人的生存意义,是苏非派的道路。

六、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与苏非派学说之关系

伊斯兰教的苏非派,作为宗教内部的一种学派,历史远久,影响很大,论其体系,有二十多个教团和分支。各教团的领袖对《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教的教义学、法律学,都有精湛的研究和高深造诣。他们在宗教修养、道德操行等方面,都足以作为穆斯林大众的楷模,令人敬佩。各教团的创始人都有自己的著作,对阐明本教团的观点和学理,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是尽管派别林立,然而大体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虔诚、苦修、禁欲、鄙弃名利、专心敬拜真主,常年斋戒,勤于学习。所不同者,也仅仅在赞念真主(念迪克尔)和举行功修仪式上各有悬殊而已。从教派而论,大都是属于正统派(笋奈特派),从所奉行的教律来看,各派仍然不外乎哈奈非、沙菲尔、马立克、罕伯里四大法学伊玛目的教法。其中固然有少数教团,因其宗教狂热趋于极端而背离《古兰经》、圣训原则,不是被当局所取缔镇压,就是为穆斯林大众所唾弃至今已名存实亡,这是国外的情况。

至于中国的伊斯兰教徒,由于经学的造诣所限和地域等这些主客观因素,从唐朝到清朝康、乾两代以前这漫长的时间里,据史书的记载,全国穆斯林既无教派之分,南北上下也一律是崇奉传统的哈奈非学说,因而都是以“艾海里·笋奈特”或“艾海里·者尔特”自称,旧译“格的目”。严格说来,这一称呼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个词本义是“古老的”“旧的”“陈腐的”,他们无论在伊斯兰教的教义学或教律上并不代表任何一种教派。所以传统的信仰应该是“命来特·哈乃法”旧译成“致邪归正的宗教”指与“多神教”相对立,又译“正统的宗教”,意即从亚丹(人祖)、努哈、伊卜拉欣、穆撒到尔撒等列位先知。道统一致,一脉相承的宗教。总之,清朝以前,中国伊斯兰教没有分门立户。自18世纪起“由于海禁开放,中西海陆交通渐通,商业贸易有了大发展,因此阿拉伯和中亚伊斯兰教中的苏非派也随着商业贸易的开展传入中国。苏非派传入中国后,逐渐与儒家思想结合,逐渐形成了门宦,使中国的伊斯兰教内部起了很大变化。这就是产生门宦的主要历史条件”。(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三章141页)

中国穆斯林这时有少数几位苏非派信徒,如马明心、马来迟等,可说是中国苏非派的先驱。他们是品学兼优、德高望重的学者,至今在中国的穆斯林心中仍然备受景仰和缅怀,他们虽然没有著书立说、标新立异,但是在传播伊斯兰教教义和苏非派学说方面不遗余力,而且鞠躬尽瘁,为教殉职。

参考书刊名目举要

(1)《阿拉伯通史》,(美)希提著,马坚译。

(2)《伊斯兰教简史》(巴基斯坦)马茂德著,吴云贵等译。

(3)《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马通著。

(4)《清真指南》,马注著。

(5)《圣教学术之再生》(阿文本),安萨里著。

(6)《古兰经》全释(阿文本),法赫尔丁·拉齐注释。

(7)《伊斯兰教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阿文本),(埃及)穆罕塔尔·戈撮著。

(8)《艾资哈尔大学学报》(阿文版),第九卷。

(9)《真主的恩赐》(阿文版),(埃及)哈吉·艾罕默德、穆罕默德·黎子旺乃。

(10)《民族》月刊(阿文版),(卡塔尔)第三卷。

(11)《四典要会》,马复初著。

注释:

[1]《闪耀的苏非学说》是苏非派学说的一本权威作品,此书曾由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教授、苏非学专家尼科尔松(NICHOLSON 1868年—1945年)精心抄录校正后,于1914年在伦敦绿柱石印刷厂出版。

[2]艾卜·奈斯尔·阿卜杜拉·布尼·阿里·希拉斯·图斯,苏非派理论学者,卒于伊历378年(公元988年)。

[3]哈桑·巴士拉(公元642—728)(AL-HASON-BOSR)生于麦地那,成长在瓦底勒古拉镇,后来定居巴士拉城,是一位虔诚敬畏的伊斯兰大学者,奉行禁欲主义,一生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运动赋予深远影响,于伊历110年卒于巴城。

[4]“达尼格”(DANIK)一种货币名,相当于一个迪尔汗的六分之一。

[5]艾卜·西姆·艾勒·古舍伊尔(公元986—1074年)苏非派中崇奉艾施阿里学说者,曾受到罕伯里教法学派人的压迫,于是他为了反驳对方,曾致函各伊斯兰国家苏非派组织,向正统派人控诉他们遭受的灾难。

[6]《通信集》指注五所提到的函件,这集通信由伊斯兰教学者宰凯令雅·安萨里(卒于伊历926年公元1519年)写了注释。

[7]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哈格·伊本·耶撒尔,伊历150年卒于巴格达,著作家和圣训学家,曾著有《麦加编家史》《论起源》《目的论》等书。

[8]禁寺,又称“圣寺”,见《古兰经》第17章第1节,“禁寺”位于麦加城中心,克尔白天房就在该寺内。

[9]苏福扬·撒玲耶(公元715—778年)伊拉克的圣训学家,苏非派的人主学权威,学术上有独立见解,从不畏惧哈里发的专制。据说,在精通伊斯兰教法,区分合法性与非法性的判决方面,无出其上者,著有《法律学大全》《法律学手册》《继承法》等。

[10]艾卜·哈史密·阿布杜拉,什叶派领袖,卒于公元700年。

[11]《伊斯兰教国家苏非派历史》,是法国东方学者路易马斯尼南教授著于1928年,在巴黎出版,书中收集了许多前所未有发现过的有关苏非派的史料。

[12]伊本·赫尔东,全名是阿卜杜·拉赫曼·伊本·赫尔东(公元1406—1332年)生于突尼斯,既是宗教学者,又是政治家,精于逻辑学、哲学、法学、历史,突尼斯国王艾卜·尔南尼苏丹曾委任他主管书法。继后,伊本·赫尔尔旅行到安拉鲁西亚,被格拉那达的统治者伊本·艾罕默德委派他为自己的特使,驻节卡蒂利国。以后,他又派居埃及,在艾资哈尔大学毕业后,任马立克派的审判官,直到寿终。伊本·赫尔东是一位真知灼见、深谋远见、侧重理性的伟大学者。曾在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方面有许多著作,可惜留下来的仅有《警戒集》一书的绪言。这篇绪言以《伊本·赫尔东绪言》而负盛名,曾多次在阿拉伯世界出版。1960年由迪·赛兰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译者称此绪言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学等各门科学会萃的书柜,本文所引的伊本·赫尔东的一段话,就记载于此绪言。

[13]朱奈德,全名是艾卜·勒·戈西姆·艾勒·朱奈德·艾勒·赞查志,巴格达的隐士,曾三十次徒步前往麦加朝觐,以朱奈德派领导和“学者中之孔雀”这样的美誉而闻名遐迩。他有两句座右铭:“忠贞赤诚地与真主神交是苏非主义的精髓;鄙弃俗世的浮华,是苏非主义的基础。”“对记念真主的疏忽,远比堕入地狱还可怕。”朱奈德卒于910年。

[14]见卡塔尔“民族”月刊第二卷第25期《﹤古兰经﹥和“圣训”对﹤希吉莱﹥的指导》一文。

[15]、[16]欧默尔·伊本·阿布杜勒·阿基子(公元622—720)伍麦叶王朝的执政者之一,以忠于《古兰经》坚持圣训而称著,是该王朝一代明君和圣徒,详见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257页。

[17]见穆罕默德·卡米尔·哈汤《宗教价值和社会》一书85页。

[18]穆哈希卜,生于巴士拉,卒于巴格达(857年),是著名的禁欲主义者和苏非派学者。穆哈希卜是他的外号,意思是“审算者”,因为他勤于自我反省,严于审查和清算自己的缺点。《维护真主之权》和《忠告》是他的名著。

[19]祖·努尼·艾勒密斯里,禁欲主义者,伟大的苏非派学说奠基人,曾被人们以“精底格”(不信神者)罪控告,但是他的德行,终于表明于他的纯洁无罪,卒于公元860年。

[20]艾卜·叶基德·艾勒·朴斯塔密,又名阿布杜·拉赫曼·朴斯塔密安堤阿,苏非学家,生于开罗,公元1454年卒于普鲁赛胡。在苏非学说和历史方面,有过许多著作。其中以《麝香的芬芳寓于麦加的发端》一书最为重要。

[21]哈拉智,即艾布勒·姆欧斯·哈赛尼(约公元858—922年),生于伊朗白达维附近的艾勒·图尔村,卒于巴格达,著名的苏非学者。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与苏非派的艾勒图斯图尔和朱奈德两位志同道合的学者和挚友在修道院里度过的,晚年他又走出修道院游历各国,宣传苏非派学说和神秘主义,劝人不要贪恋红尘,被穆尔太齐赖以“妖术惑众”罪指控,被监禁于巴格达,历八年之久。最后又遭阿巴斯王朝处死刑,被苏非派尊为“舍希德”(殉道者)。哈拉智在法律学、教义学、苏非学方面创立了一定的学理,他曾声称,“我即是主”而且咏吟过这样一首诗:

我即我所爱,所爱就是我,

精神分彼此,同寓一躯壳,

见我便见他,见他便见我。

他认为除真主的本体外,世界上别无实在,世界只不过是幻象,并认为真主借万物而与人对话,使人类的本体化为一体。他的这种主张和论调引起了许多激烈的争论,有的人把他神圣化,有的人则断他为叛教,最后死于非命。他的全部著作都是阿语的,给后人留下的仅有《团汪史》一书,此书由马西尼教授于1913年在巴黎出版。

[22]这里所说的“义务”是指念、礼、斋、课、朝五功,称为五项主命(法里则)。这五功是一般穆斯林认识和接近真主的礼仪和途径,这种功修称为“礼乘”或“教乘”阿语叫“沙里尔特”。实现了“礼乘”的穆斯林,再经过清、廉、保、养、念功修弃绝尘世,严守纪律,通过七种障碍,昼夜坚持,躬行实效去认识和接近真主,这种功修称为“道乘”,阿语叫“塔里盖特”。“道乘”以后还有“真乘”一种途径,“真乘”阿语叫“哈沟盖特”即通过明心尽性等修炼步骤,达到“浑然无我,心无纳物,唯独一主”及性与天道合一的状态。任何穆斯林,能达教乘者,便可以涉世;达道乘者,便能忘世;至于能达真乘者,便能出世,如圣贤之类。苏非派所追求的便是三乘中的后两乘。

[23]见哈吉艾罕默德·穆罕默德·黎子旺奈《真主的礼品》一书192页。

[24]艾施阿里派,是阿拉伯语ASHARIYAH的译音。伊斯兰教正统派的哲学派,10世纪由巴士拉的艾卜勒·哈桑·阿里·艾施阿里(公元873—933年)所创立,艾施阿里曾把希腊哲学思想与伊斯兰教的信条融合起来,形成占统治信仰的极端形式主义,以“真主是全知、全能、全聪、全明的,主宰万物的创造者,前无始,后无终,大无外,细无内”为指导思想否认世界的永恒性和规律性,认为万物都是真主所创造。自然界中任何事物,在因果关系上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所谓规律,也是真主所安排,但是真主可以根据自身“意志自由”这一属性,在世界上创造反常的事情,或在人身上产生奇迹。它主张的理性在获得知识的能力上是有限度的,除非是真主赋予惠顾,也认为《古兰经》是真主永恒的语言。11世纪在巴格达设立了尼查姆大学,专门传播这些哲学思想。因而获得很大发展,后来又经安萨里的努力宣传,变成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学,称为“穆台克里目”(MUTAKALLLMUM)意为“辨证学者”。

[25]安萨里(公元1059—1111年)又名艾卜·哈密德·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教义学家、哲学家,因维护伊斯兰教义而有功勋,被誉为“哈者图·勒·伊斯兰”(HUJJATAL-ISLAM)“伊斯兰教的权威”,生于伊朗呼罗珊(KHURASAN)的图斯林(TUS),幼年在纳萨浦尔学习,后来成为塞尔柱王朝宫中的嘉宾。1085年被尼查姆首相派往巴达格巴查姆大学任教,从此,致力于哲学研究。由于不断遭受宗教上、精神上的危机,便放弃教学,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黑礼兹等地游历,最后到大马士革隐居起来,著书立说。在此期间,完成《圣教学术之再生》这一巨著,其他还著有《迷途上的救星》《哲学家的矛盾》《古兰经的精髓》《神秘学术的使命》等几十种,然后又到尼查姆大学去作短期任教,传播他的哲学思想。因为在晚年他已成了苏非派神秘主义的代表,把各种传统的唯理论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加以综合,将苏非派学说纳入伊斯兰的正统信条,强调宇宙不是永恒的,万物均是真主所创造,因而是有始的,肯定人死后灵魂不灭,肉体还要复活,并且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发现理性所不能认识的真理。

[26]《圣教学术之再生》,伊斯兰教神学著作,安萨里著,共四卷,公元1095至1106年完成,分宗教功修、社会习俗、毁人的恶行和救人的德行四大部分。每部分各分十章,同时把学术论放在卷首讲论,其目的是企图说明本书各部各章的立论是基于学理。作者当时目击异端四起,邪说蔓延,伊斯兰教的正学渐趋衰微,穆斯林的道德,大有沉沦之势。于是著述本书以便唤醒教胞立即振作精神,并提出内心与行为上如何回到正轨上的修炼方法,从而获得两世幸福。本书自出版以来,是伊斯兰教世界各教派争相学习的读物,因而阿拉伯各国仍不断印刷而供不应求。

[27]见安萨里《圣教学术之再生》第三卷。

[28]法拉比(FARDBR)又名艾卜·奈斯尔穆罕默德(公元873—950年)生于法拉比城,卒于大马士革,阿拉伯伟大哲学家,原籍土耳其人,又说是伊朗人,曾在基督教学者们帐下学习哲学,后在巴格达成为阿勒颇国家元首赛伊福的宫中贵客,获得亚力士多德“第二教师”的美誉,他主张调和伊斯兰教哲学和柏拉图哲学之间的矛盾,所以经他而产生了新柏拉图的伊斯兰哲学。法拉比精于数学音乐,据说刑具也是他发明创造。法拉比有许多著作,如《科学之统计》《法拉比选集》《论理集》《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两哲学家意见之间的集合》《一系列哲学问题的答案》等数十种。其史略见希提《阿拉伯通史》(上)435—436页。

[29]法拉兹,全名吾麦尔·伊本·法拉兹(公元1180—1234年),生、卒都在开罗。伊斯兰教的思想家,苏非派学者。他作为一名隐士经常与贫民生活在开罗马格图麦的山谷里,以后又到黑礼兹去隐居。

[30]伊本·厚理·赫尔康(公元1211—1281年)历史学家,曾在阿勒颇、大马士革、开罗留学,任过法官和教师。他的《贵族的死亡与时间的子孙》是阿拉伯文学史方面的重要资料。

[31]《贵族的死亡与时间的子孙》是伊本·赫尔康所著的一本研究阿拉伯文学史的重要资料。早已被译成土耳其文和英文。

[32]伊本·赛布欧乃·塞维利亚,阿拉伯哲学家,苏非派“道乘”(TARIKA)的创建者。德皇费尔德兰第二向西班牙的学者们提出许多有关哲学上的疑难问题,请求给予解答。伊本·赛布欧乃以答复这些问题而著称。

[33]艾玛里(AMAR,公元1806—1899年)生于普莱梅,卒于威非尼居,意大利东方学者,曾在巴黎学习过多种东方语言,特别精于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学和文学史,著有《西西里穆斯林史》《新回忆录》等。

[34]米歇尔(MEHREN,1822—1898年)丹麦东方学者。曾在哥本哈根学过多种东方语言。著有《阿拉伯语修辞》。

[35]伊本·西奈(IBNSINA)拉丁语写成AV IBCNNA(阿维森那)(980—1037年),生于布哈里附近的艾赫史楠,卒于伊朗的哈马丹,阿拉伯的伟大哲学家、科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医生。他学习了亚力士多德哲学,深受新柏拉图学说的影响,据说写了几百部著作。其中《治疗论》和《医典》最为著名。前者是一部哲学百科全书;后者一直成为西方各高等医校的必修课本。伊本·西奈对苏非派学说赋予深远的影响,他的《咏灵魂》这一首长诗,反映了他的苏非派神秘主义浓厚色彩,此诗已由马坚译成汉语,载《光明日报》(1952年3月4日)。

[36]穆罕印丁·布尼·阿拉比·安达鲁西亚(公元1165—1240年)生于西班牙穆尔西亚,卒于大马士革,苏非派学者。隐居寨维利亚长达三十年之久,然后游历东方各国,言论措辞上是外学派,信仰上是内学派。著有《麦加的胜利》,最后被嫌疑为“精底格”而受控。

[37]艾尔巴鲁尼·卡拉(CARRA DE VAUX),法国东方学者,曾在巴黎天主教学院任教,卒于1868年,著有《数学与哲学知识》(1891年)、《伊本·西奈》(1900年)及《伊斯兰教的思想家们》。

[38]穆萨·布尼·迈蒙,全名伊本·迈蒙·艾卜欧本兰·穆萨。公元1135年生于西班牙的(GORDOBA),1204年殁,接其生前之愿望,埋葬于巴勒斯坦的特伯令耶湖(TIBERIADE)畔,犹太教的哲学家。青年时离开祖国,迁到开罗居住,在那里从事医术而出名,以致被萨拉丁聘为宫廷御医,一生有许多有关医学、宗教和哲学的著作。《困惑者的向导》便是较著名的哲学作品,他在西方中世纪思想家心目中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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