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贾宝玉

我们知道天性中的“意淫”是宝玉性格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对宝玉的“意淫”究竟该作何解释呢？何炳棣从生理和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意淫’不是纯真无邪的感情，也不是博爱或柏拉图式的爱，而是潜意识中对具有性吸引力的美丽女性的一种性情绪，在‘超我’的克制之下，最终完成性的升华，‘将潜意识中自私满欲的驱力提升转化为体贴、同情、怜悯’”^[36]，那么这种性的升华是如何产生的呢？很多人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出发寻找答案。

弗洛伊德认为男性自婴儿时期始就具有恋母仇父情结，而这种情结会对其日后的个性以至择偶等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在《红楼梦》中确乎能够发现宝玉身上恋母（包括祖母以及年轻女子）惧父（包括憎恶大多男性）的情绪。事实上，父亲对男孩子的成长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些性情冷漠、态度粗暴的父亲本身就在自己与儿子之间立起一道屏障，使孩子害怕或讨厌与自己的父亲建立起一致的性身份。崔瑛《贾宝玉同类相逑心态成因初探》^[37]指出贾宝玉在与父亲性身份认同中就存在上述问题。贾政思想僵滞，感情枯竭，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他教子无方，更不知道怎样做父亲，对宝玉轻则训斥，重则笞挞相加，所以宝玉见了父亲如老鼠见了猫般怕得要命。王夫人的溺爱使宝玉虽能免于父亲的笞楚，但也阻碍了他与母亲在“性身份上的早日脱离”，从而不能很好地男性化成长。加上“早年如母的长姊元春对他的疼爱，贾母对宝玉的溺爱和纵容，势必增加他的娇柔、脆弱、胆怯、自卑和依赖。同时贾政对宝玉态度的粗暴无礼，贾府中其他年长的男人的荒淫行为则阻碍了宝玉对‘父亲’或男性形象人格的模仿和认同”^[38]。贾政动辄喝斥给他带来的恐惧感，使他渴望在女人圈内寻找宽慰和庇护，这更加重了他对女性的依赖心理，进而促使他对女性人格规范的认同，对自己性别的厌恶。(www.daowen.com)

虽然宝玉身上有浓厚的恋慕女性排斥男性倾向，但是我们在具体分析当中要和弗洛伊德的“恋母仇父”情结相区别，单纯地套用某种模式只会像“东施效颦”一样造成文学批评的削足适履甚至误入歧途。其实，在小说中我们并未看到宝玉如何贪恋王夫人，反倒是他处处流露对青春俊俏女子的爱慕。何炳棣认为宝玉自能辨声、色、味、嗅、温凉，皮肤接触之前，即已受到丫鬟们经常拍、抱、闻、吻，他的恋母情结一定是与王夫人无关，一定是复合型、多样型的。而且宝玉童稚时期既不是西方式的恋母，当然也不会像西方式单纯“仇父”。因为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深入人心，“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封建孝悌节义将“杀父弑君”视为最大的罪行，“仇父”是不容于国法家法，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更何况在当时封建社会尚未分崩瓦解，宝玉还生活在世代缨簪诗礼之家，所以，“宝玉的超我既然绝不容许‘仇父’念头的存在，他的心理上‘防御机制’中最自然的办法是把经常‘惧父’的紧张转移到对全体男性的憎厌”^[39]。这就形成了宝玉对封建禄蠹及其官场之间送往迎来的极度厌倦、对大观园女子的温柔迷恋和对面貌姣好秉性温柔的男性知己的异常体贴。对此，有人认为宝玉身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女人心理特征”（范扬），他在“潜意识中以女子自居”（宋淇），“希望变成女性”（吕启祥），甚至有人直接说他“就是女的”（舒宪波）。德国弗朗茨·库恩从欧洲人的立场出发，认为他是“一个不合群的、女性的、受自卑情结和躁狂忧郁症打击的精神变态者和懦弱者，一个雌雄同体的中性怪人，尽管他有时能力很强，但在实际生活的现实中他还是失败了，最后甚至胆怯地从社会上偷偷地溜走了”^[40]。如何看待这些言辞激烈的评价呢？宝玉究竟是男是女？我们认为王富鹏的解释更具合理性，“所谓贾宝玉双性化的性格，实质上是以其男性性格为本体，渗进了某些女性的行为特征和性格因素。二者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成为贾宝玉双性化性格类型的特殊存在。宝玉性格当中女性化因素的形成，并不是文学领域里的偶然现象，而有着深远的文化根源。实质为男性文化的中国正统文化，在明清时期已经是夕阳残照，明显地暴露出其负面作用。新的社会思潮正是作为正统文化的反对者应运而生的。贾宝玉双性化性格正是这一时期反理学的新思潮孕育出来的，体现了这一时期以女性文化对男性文化偏颇的纠正，以两种文化精神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因而这种性格特征显示了文化转型时期个体性格特征规范的偏转。同时这种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楚文化到晚唐以来阴柔型文化因素的存在、这种阴柔型文化对人格具有强大塑造力的证明。”^[41]所以这一形象的出现，既有作者个人思想、情感、性格的内在因素，又有传统文化、启蒙思想、社会历史的外在因素，是一个多重推力的综合体，不能简单地妄加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