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比较研究

贾宝玉形象比较研究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类，国内的比较研究主要有将贾宝玉和孙悟空、杜少卿、谭绍闻等小说人物形象相比较。朱彤《“从猿到人”——孙悟空贾宝玉思想性格纵横谈》（《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3期）认为从孙悟空到贾宝玉是一个“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它们象征着封建末世新兴市民社会势力在前后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从幼稚朦胧到渐趋成熟——的思想精神特点。孙悟空表现了“猿”的蒙昧阶段的特点，贾宝玉表现了“人”的童年阶段的特点。他们精神内容相似，均以石性顽硬坚固为其异端性格气质的基调，完成了历史新人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性格塑造。虽然他们归宿相同（一个皈依佛门，一个迈入空门），由入世而出世，以叛逆始以脱卸终，但相同中也存在差异，“孙悟空手掌中有一根能大能小、可粗可细的千钧棒；贾宝玉心目中有一种时而清楚时而朦胧的新精神。孙悟空的反封建勇敢、尖锐；贾宝玉的反封建深刻、广阔。一个是浪漫主义的真正英雄，一个是现实主义的畸形新人。孙悟空的叛逆性格令人神往，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使人效仿”^[8]。但是与孙悟空比起来，贾宝玉反封建更加勇敢，否定传统更加彻底。

除了与神话人物有相似性以外，贾宝玉与现实性的小说人物也有许多共通之处。贾宝玉和沈复、杜少卿、谭绍闻在思想性格方面很相似，都反对八股，弃绝功名，尊重女性，思想特异，行为乖张，追求高雅洒脱的生活，憎恶丑恶的现实，执着追求理想。“这是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不满现状但又找不到一条更为积极的出路之反映。在当时的封建压力下，他们的理想终要破灭。”^[9]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性、反抗性和进步性。尤其是杜少卿和贾宝玉，两部小说的作者“一方面继承老庄哲学崇尚自然与魏晋名士违俗抗礼的传统，另一方面汲取明清人文思潮张扬个性的精神，创造出杜少卿和贾宝玉这样两个奇士，并且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奇士人格的文化传承关系”^[10]。可以说，这些形象的成功都是源于中华民族文化沃土，兼收并蓄上自先秦两汉儒、道、释哲学，下至魏晋风度和明清人文思潮。他们的特立独行与众不同更多地表现为叛逆性，用封建正统观念来衡量便是“不肖种”“败家子”“孽障”，贾宝玉、杜少卿、谭绍闻可以称得上是这种形象的典型，但是封建社会存在着两种本质不同的“不肖”。“一种是腐朽堕落的‘不肖’，代表了地主阶级腐败没落的本质；一种是叛逆反抗的‘不肖’，体现了新兴阶级的历史进步要求。”^[11]“败家”也分为“物质型”和“精神型”，一掷千金纵欲无度奢侈享乐的属于物质型败家，但“极少数出身于世家豪门而又呼吸着新鲜空气从而具有反叛要求的贵族青年。他们从精神领域败坏了封建的‘家’，从某些特殊的角度给封建传统思想以猛烈的冲击，从精神上宣告了家世利益的贬值乃至破产”^[12]。他们三人虽然类型不同，但都从本质上反映了封建末世贵族后继无人和封建制度终将灭亡。

除了将贾宝玉和国内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相比较，人们更多的是把他与国外文学艺术形象相比较，主要有俄国“多余人”、日本《源氏物语》中光源氏、英国哈姆雷特等。

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学思潮、文学接受、文艺政策和文学精神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除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相似国情和意识形态之外，也有国别文学彼此影响、交流的内在因素。因此，许多人将奥涅金和贾宝玉进行比较，发现他们虽然是两个国家不同的艺术形象，但都属于“多余人”，都是社会的悲剧人物，性格都具有叛逆性，只是他们反对现实的方式、对爱情的态度和最后的归宿不同。他们看破了情和爱，在与社会格格不入之中痛苦的心得不到精神寄托。蒋濮将贾宝玉和“多余人”形象作比较之后甚至认为他们可以被视作俄国和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祖辈”或“前身”。而且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又恰是这两个国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们自发地，从自己内部力量中发起并最终实践了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13]。把不同的文学形象进行比较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大胆的论断似乎过于牵强，毕竟贾宝玉距离社会主义为时尚远。针对许多同志将贾宝玉与“多余人”形象划一的观点，徐士年就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他明确地指出贾宝玉不是“多余人”的典型，因为其产生的历史社会环境不同，而且贾宝玉和奥涅金、奥博洛摩夫等“多余的人”的典型在本质上也并不相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自私、怯懦、犹豫不决且缺乏实践的勇气。“在男女社交已经公开，谈恋爱已经成为按男女青年们普遍课题的俄国，所有的‘多余的人’都没有为了一个真诚地爱着自己的女子，付出任何实践的代价。而贾宝玉显然不是这样的。他是把自己的整个的灵魂奉献给自己底理想和基于这一理想的纯洁的爱情的。尽管贾宝玉所在的是强调‘男女之大妨’的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在他的头上压着封建的三纲五常及其执行者贾政，尽管他是在丝毫没有自由的环境里，这些都是比一切‘多余的人’们艰难无数倍的，但他仍然执着地追求着，实践着，奉献着自己底全部生命而且从不退避，一直到抛弃他已经获得的一切现实世界的利益。”^[14]这是任何一个“多余人”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贾宝玉和“多余人”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他呼唤着未来，却不知道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也不肯去为未来而战斗。他诅咒着现实，却不明白现实的致命弊端究竟何在，也不愿与现实一刀两断。他站在未来与现实的交合点上，内心充满了创新与怀旧的深刻矛盾，历史的诗情又常常为历史的惰性所牵引。他对现存的道德信条都表示反对，然而这种反对却只是一种感性的近乎抒情诗的直感诅咒，终于未能变成理性思辨的匕首与投枪”^[15]。

《源氏物语》之源氏与《红楼梦》之贾宝玉。大多数文章都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生态度、思想观念和精神归宿等。源氏与宝玉都具有“泛爱”的特征，但是他们的“泛爱”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连，后者则与新兴的民主要求息息相关”^[16]。在对女性的态度上，“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态度是尊重的，注重情感的交流，而疏于两性关系。源氏对女性则谈不上尊重爱情，只能说是淫乱，体现的是一种残缺的、非理性的性爱”^[17]。关于源氏和宝玉的叛逆问题，人们认为宝玉具有叛逆性，而源氏则随俗顺从。对于归宿问题，人们认为两部作品都受佛教思想影响，不同程度表现了悲观主义、厌世主义和宿命论思想，源氏和宝玉都经历混世、厌世和出世的过程，最终遁入空门。但宝玉是由于厌恶社会现实，追求精神解放与自由而出家，源氏则是为了逃避现实而出家。

此外还有将贾宝玉与西方文学形象相比较，较早的有吴宓《贾宝玉之性格》将宝玉与西方文学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比较，认为宝玉与但丁二人精神同向上，而皆得宗教之善果。与塞万提斯之《堂吉诃德》比较，认为堂吉诃德“无缘无故而疯狂”与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相同。二人皆忠于一女子。但是堂吉诃德所爱之情妇蠢陋无识，宝玉所爱则是天仙化身，美善无双。此其同而异。与卢梭《忏悔录》比较，认为卢梭登徒子，好色，贪恋女子。与宝玉性情略同。卢梭促成法兰西大革命。宝玉皈依佛教，欲以慈悲和平救世。此其异。与歌德《浮士德》比较，浮士德之本性，乃贪而非痴。此其异。浮士德之从魔，异于贾宝玉之“着魔”。玛加莱引浮士德灵魂上升，与宝玉之在太虚幻境得觉悟，其事同。^[18]吴宓学贯中西，他的文章算是20世纪较早的比较文学典范，虽然结论未必尽善尽美，但毕竟开了先路，为后来的《红楼梦》人物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姜岱东也对贾宝玉和浮士德进行比较，他认为这两个艺术典型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概括意义，分别代表了各自民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过程，对封建意识形态作了全面深刻的否定。但是歌德以德意志民族善于思辨、勇于进行哲理探求的思维方式，用欧洲文学惯用的象征寓言手法塑造了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浮士德，而曹雪芹则用中国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塑造了贾宝玉。浮士德的优势在于形象的思想内涵和哲理意义，而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艺术审美的生动性上则远逊于贾宝玉。浮士德进入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尽管存在着许多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但毕竟属于未来，是历史进步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因此浮士德是一个胜利了的英雄，而贾宝玉由于缺乏现今社会理想的引导，不可能在否定现存制度的同时找到真正的出路，最后只好皈依佛门。他对现实的消极逃避，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19](www.daowen.com)

贾宝玉和哈姆雷特是中西文艺史上著名的悲剧形象，分别代表了东西方世界的个性解放精神。他们都因家族使命的重压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性格都具有矛盾的一面，外表“疯癫”内心灵秀，性格的缺陷妨碍了反抗的行为。爱情遭受毁灭，命运最后都以悲剧终结。“这两个人都对人生最深刻、复杂的一个问题——生与死的问题，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的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思考。……思考到了生命甚至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否这样一个极富于哲学意蕴的命题。”^[20]这在世界文学作品中都是不多见的。美国学者夏志清将贾宝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米希金相较，发现“两个人都处于一个被剥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怜悯的爱被判定或被怀疑为白痴（描述这位中国英雄的重要的字是‘狂’和‘痴’）。两个人都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是不堪负荷的，结果就忍受着阵阵发作的精神错乱和麻木无情。两个人都是同两个女人有关系，而都未能满足她们的期望”^[21]。但是从生命感觉来看两人的精神气质不同，前者有“聪俊灵秀之气”，后者则是“白痴”。“前者在历史的恶中洒尽性情，后者总是准备无保留地为承负恶做出牺牲。”^[22]将贾宝玉与霍尔顿形象比较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时代孕育的产物，贾宝玉与霍尔顿却在性格、思想、行为与命运方面极其相似，“他们是各自时代、社会的‘不正常’者，具有叛逆的性格，与社会分离，因而他们孤独；他们只想找到他们所向往的真与纯的世界”^[23]。贾宝玉和霍尔顿将理想分别建立于女儿和小孩世界之上，都渴望做一个守护纯洁的“守望者”，尽量保护这些“真心”“本心”不受污染。但由于自身和现实的矛盾，他们的理想最终破灭了。他们并非英雄，甚至都带有颓废色彩，他们的行为不可能改变社会现实，但是却预示着未来。

宝钗、黛玉、凤姐的比较研究相对欠缺，但有一些代表性的文章值得关注。人们主要是将她们与《源氏物语》里的紫姬进行比较，而且更注重异中之同。紫姬与宝钗被人们认为是两个在封建时代绝对完美和理想的淑女形象，周青《紫姬与薛宝钗——两个封建淑女形象之比较》^[24]开创性地论述了她们二者的异同，她从东方传统的道德观念入手，指出紫姬与宝钗都堪称“最可爱”“最模范”的女性，都是合于封建礼俗的“贤淑”女子，是贵族社会推崇的理想人物。二人都貌、才、德、艺兼备，且性格无可挑剔：均以贞静稳重、温柔敦厚、谦恭宽容、忍耐顺从为主导，但二人都无法避免悲剧性的结局。不同之处在于心理性格和情感世界方面，紫姬纯真未泯，透过心灵的面纱还可感受到几缕情愫的颤动；宝钗则城府极深，揭开灵魂的帷幕几乎是一片冷寂的荒芜。总之，宝钗比紫姬更复杂、更矛盾也更丰富。潘道正《文化心理制约下的文学接受——从〈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谈起》^[25]从读者接受角度对紫姬和宝钗进行了审美观念、价值标准、文化心理分析，他认为紫姬和宝钗虽然人物形象极其相似，但遭受的命运却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在于中日两国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中国文化以理性为主导，而理性文化需要情的宣泄，日本文化是种同心圆式的合金文化，在本质上是非理性倾向的，主情的，主情文化呼唤着理性的约束。因此，同为封建社会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宝钗受到中国读者的厌弃和批判，而紫姬却深受日本读者的肯定和喜爱。

有人也将紫姬与黛玉进行了比较，认为黛玉和紫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都是才华横溢的女子，感情丰富，但在她们的才情之中，却深蕴着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紫姬与黛玉是受东方封建伦理道德制度残害的两位女性，“她们固有的反抗意志与现实压迫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导致她们正常的心理扭曲、异变和趋于无悔的死亡。她们的人生、爱情都是一场悲剧”^[26]。李海榕《林黛玉和道纲母比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站在中日比较文学的视野中，认为林黛玉和道纲母的共同之处在于多愁善感，性格倔强，感情专一，嫉妒排他，命运均以悲剧告终。她们与所爱之人的感情，前者平等，而后者则是不平等的。此外，李受珉将《林兰香》和《红楼梦》两书女主人公人生命运进行比较，认为《林兰香》的主人公燕梦卿身上同时拥有林黛玉式的绝代才女气质和薛宝钗式的封建淑女影子。而同燕梦卿相比，“作为‘封建淑女’的林黛玉和薛宝钗则分别走向了审美意义的理想化和生存意义的世俗化，无论是对待伦理规范还是婚姻感情，到了《红楼梦》的时代，女性的自我意识都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清醒和提升。作者的妇女观也有了很大的进步”^[27]。《红楼梦》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封建伦理日趋严格的社会，女性自我意识逐渐加强以后，迫于生存压力和精神追求，以更加扭曲或更为张扬的姿态，去获得她们实现自我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凤姐形象进行研究。李祝亚《两朵“恶之花”：王熙凤和麦克白夫人的形象比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从人物性格、作者态度等方面对这两个中西文学中的“恶女人”进行比较。他认为，虽然她们都残酷凶狠，但王熙凤是笑里藏刀，而麦克白夫人的凶残则是赤裸裸的。曹雪芹对王熙凤充满同情，写出她受社会制约的悲剧命运，透过她的罪恶更深一层的是对整个社会的揭露与批判。而麦克白夫人则是莎士比亚着力谴责的形象，她的结局证明了多行不义必自毙。除了与西方文学中的人物进行比较外，还有学者将王熙凤与潘金莲进行比较。这两个外在表征相同的人物，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内涵，同时也表现出了作者不同的思维方法和审美意识。“从潘金莲到王熙凤，实现了由单质到多质，由封闭到开放，由低功能到高功能的飞腾；而从兰陵笑笑生到曹雪芹，则实现了由知性到理性，由审丑到审美的飞跃。”^[28]在潘金莲与王熙凤身上积淀着作者对生命的思考、人性的探究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她们作为‘弱者群’中的‘强者’，虽然迥异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造就了她们不同的人物性格与相异的生活底蕴，但生活的本质、生命的企求却有某种相同趋一的倾向。”^[29]她们企图凭靠美貌聪明，凭靠机巧权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她们的追求与抗争只不过加速了自身的毁灭。她们的奋斗是一种自我追求与毁灭的历程，在这一点来说二者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比较文学在国内的创立和兴盛为人们开阔了视野，更为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是，在进行比较的同时，尤其是对中外作品人物的高下作出评判的时候应该持谨慎的态度。由于传统文化观念不同、审美价值标准各异、读者接受心理有别，很多学者认为《红楼梦》人物行为方式、思想价值、精神境界都要高于国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在比较贾宝玉与源氏时。我们认为这样的一厢情愿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对于真正的比较批评研究无甚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