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论解析

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论解析

时间:2023-12-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学研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企图,将《红楼梦》视为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的图解,从而掀起了一股泛政治的批评,而王熙凤这一艺术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为挞伐和攻击的对象。

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论解析

第二节 社会历史批评

“叛逆说”是风行20世纪的红学批评主题,它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发轫期、五六十年代的激进期和80年代以后的反思期。20世纪40年代,关于“叛逆说”屡见报端,贾宝玉是他的时代的叛逆(金果)、贾宝玉是个有识见、有气节,不与社会妥协的血性分子(刘冰弦)、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一对在封建时代具有进步思想与叛逆精神的青年典型(刘大杰),等等。1955年3月20日,李希凡、蓝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贾宝玉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作为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叛逆性格。此外,还有白盾、杨柳、陈文锦,吴伏海、张锦池、柏青、陈星鹤等都发表文章支持此观点。从此“叛逆者”成了贾宝玉头上摘不掉的帽子,在1954年红学大讨论中“叛逆说”更成为铁定的事实。80年代,红学界开始反思“叛逆说”,梁晓声毫不客气地指出:“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的故意的误导。宝玉身上,寄托着仕途失意的中国封建文人的‘情结归宿’。说穿了是以小儿女情替士大夫心。……宝玉身上有的根本不是什么骨气,只不过是自小在女人堆儿里被宠坏了的‘女气’。宝玉非是‘叛逆’的典型,是颓废的典型。”[6]中国封建文人(包括现今的文人)所欣赏的根本不是“叛逆”,而是那种用富贵滋润着的“颓废美”。

“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学研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企图,将《红楼梦》视为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的图解,从而掀起了一股泛政治的批评,而王熙凤这一艺术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为挞伐和攻击的对象。“四人帮”详细核算出《红楼梦》中被统治阶层与统治阶层的人物比例,全书共有多少条人命,将王熙凤定为两面派,指出《红楼梦》几十条人命案中,直接死在她手里的就有六个人之多。王熙凤大搞两面派活动,正是为了满足她一手敛财、一手抓权的剥削阶级野心。因此,人们对她的评价极尽贬损之能事,如螳臂挡车的王熙凤、反动阶级的丑恶嘴脸、没落阶级的贪婪吸血鬼、贪婪毒辣两面三刀的典型、虎背上的霸王、倒行逆施的封建末世“英雄”等。薛宝钗也未能幸免,遭殃尤烈,她被贬斥为诸如“克己复礼”的活标本、《红楼梦》中的女儒、欺世盗名的两面派、儒家的卫道士、孔孟之道的女殉葬、大观园里的阴谋家、巧伪人、女夫子、野心家等等。花袭人更被斥为奴性十足的“哈巴儿”、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大观园中的女特务、奴性世界里的陪葬人。就连极具反抗性的晴雯也被批成“半个主子”,属于那种“被吃了后不自觉地当了伥鬼的”的奴性角色。“帽子”花样繁多层出不穷只能证明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的匮乏,“文化大革命”十年,正是在这种批判模式之下,出现了大量斗争红学文章,使得红学研究走向歧途。此后以阶级定性为主的人物分析,使得《红楼梦》中的众多人物最终演化为两大对立阵营:一方是反动的卫道者阵营,以贾政、王夫人、贾母、薛宝钗、袭人、王熙凤为主;另一方是先进的叛逆者,以贾宝玉、林黛玉、晴雯、尤三姐、鸳鸯、司棋等为主。蒋和森也曾明确地将贾赦、贾珍、贾琏、薛蟠、贾雨村等命名为“反面人物”,把林黛玉、晴雯、尤三姐、鸳鸯命名为“正面人物”。薛宝钗被定性为具有市侩性人格的实利主义者。她要的是宝二奶奶的宝座,走的是封建主义道路。张锦池《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中认为:“薛宝钗性格中的这种市侩性,其所以是封建型,而不是近代资产阶级型,这是因为薛府是皇商,皇商是封建宫廷在工商界的代表,当时它是纯封建性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薛宝钗的思想特色;发财致富之后,把经营所得主要不是用以扩大再经营与再生产,而是转入农村,购买土地,成为新兴地主,这是我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商人的理想前途,从宝钗的买田置地的算盘上,不难看出她的经济思想与前者是一致的;积极拥护封建政治,并不见她有近代市民的思想素质即向往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这些观点典型地代表了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对人物的研究,通过研究人物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来确认人物形象的阶级属性,对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进行评价和定位。这一时期的评论,基本上都是采用阶级论和社会学说来进行分析,人物性格都统一到阶级性、人民性的旗帜之下,而真正的文学性评论却寥然无几。(www.daowen.com)

今天,我们重新翻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的历史,或许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红学研究是红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人物研究最全面的。“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幼稚与简单,也一直在不断的修正和提高中,特别是对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教条主义,反思和批判也是不断展开和逐步深入的。”[7]但毕竟,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的是笼罩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下,论文大多是对主流声音的随声附和,批判语言教条化,人物形象与客观事实严重相悖,这就使其阐释过程和解读结果在偏离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造成这种学术局面除了政治因素以外,还因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先天不足,真正的文学批评无从谈起。回顾历史,或许它给我们更多的是规避和教训,警示后人回到真正的红学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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