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红学索隐与曹贾互证

民国初年，《红楼梦》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派别——索隐派。代表人物有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等。对于索隐派红学而言，他们的动机在于寻求小说所隐去的“微义”或“本事”，而实质是穿凿附会地去求索《红楼梦》所影射的某些历史人物和与历史人物相似的事件。

出版于1916年的《红楼梦索隐》是索隐派的代表作之一，书中王梦阮、沈瓶庵认为王熙凤指清豫王多铎。次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出版将索隐派推向第一个高峰，他殚精竭虑推出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认为王熙凤影射年羹尧，小说第九十七回熙凤掉包事，“即隆科多改遗诏，易十四太子为四太子影事也”，又“改遗诏事，一说年羹尧实主持之，则以熙凤为年羹尧影子，说亦可通。隆科多与年羹尧，皆康熙时有权势得帝宠者，与凤姐得贾母欢心正同也”。王梦阮、沈瓶庵认为贾宝玉影射清世祖顺治，蔡元培则认为是影射皇太子胤礽，两种观点都不乏相和影从者。尤其是蔡元培的观点虽然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但在20世纪末依然得到不少人的拥护。而林黛玉这一艺术形象，王、沈认定是为清世祖与董鄂妃所作，林黛玉即董鄂妃（董小宛）。邓狂言《红楼梦释真》虽也赞成此说，但他的观点极其多变，除了认为林黛玉是董小宛外，还有乾隆的皇后富察氏和方苞之说，观点琳琅满目却令人匪夷所思。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认为林黛玉影朱竹垞（朱彝尊）。薛宝钗则影康熙朝重臣高士奇（高江村）。探春影徐健庵。更有甚者阚铎《红楼梦抉微》（1925）竟将《红楼梦》与《金瓶梅》相提并论，贾宝玉即西门庆，林黛玉即潘金莲，薛宝钗即李瓶儿，红楼四春分别是《金瓶梅》里的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袭人是春梅，晴雯是玉箫，真是昏聩不堪让人无法卒读。

面对索隐派的“猜笨谜”和牵强附会，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以说“蔡元培进行《红楼梦》索隐之日，又正是胡适大肆倡扬实验主义、科学主义、考证方法之时。所以他的索隐被胡适当做弘扬科学考证方法的绝好祭品，胡适以犀利乃至近乎刻薄的语言对蔡元培等的索隐红学所进行的抨击，遂为此后的红学史论者所普遍认同”^[1]。随后新旧红学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争，争论充分暴露了索隐派研究方法的非科学性质，此后批判索隐派的文章层出不穷并对之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围剿，1949—1978年，索隐红学在大陆被定性为唯心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索隐派似乎销声匿迹了。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相继出现了一大批索隐派红学著作，如潘重规《红楼梦新解》、杜世杰《红楼梦考释》、李知其《红楼梦谜》、赵同《红楼猜梦》、霍国玲《红楼解梦》及王国华《太极红楼梦》等。此外，还有不少相关网站，如“红楼梦引”http：//www.balas.idv.tw、“红楼梦境”http：//hlm jyzf.363.net、“红楼醒梦”http：//cn.geocities.com/yanyezhi等，数量之多点击率之高影响之大比起早先的索隐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有的是对早先观点的继承，有的则天马行空妄自揣测独出新说。潘重规《红楼梦新解》继续蔡元培的观点，认为宝玉代表传国玺，林黛玉代表明，薛宝钗代表清，林薛争取宝玉即是明清争夺政权。杜世杰《红楼梦考释》将宝、黛、钗三人姓名解释为舜帝、湘妃和湘君，“蘅芜君”即“香君”，谐“湘君”。宝玉为舜帝谐“顺治”，宝钗即是皇后，黛玉就是贵妃。杜世杰完全从主观臆测出发以猜谜法来论证宝黛钗与清朝帝系的关系，从而印证贾府影射宫廷的史实。赵同《红楼猜梦》把书中人物和曹家成员以及康熙末年诸皇子，一个个对号入座，一一坐实，而且是一身而二任，书中人物既要充当曹氏家族中的一个角色，又要影射诸皇子中的一个人，真是难矣哉。

比起海外索隐派的复兴，大陆索隐派也毫不逊色，尤其以霍国玲等著《红楼解梦》为代表，更是将索隐、猜测、附会、杜撰、剽窃相结合，生拉硬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竺香玉/贾宝玉、林黛玉“合谋害死”雍正皇帝案，而黛玉那样一个整日以泪洗面娇弱无力吃药比吃饭多的少女，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对于褒林派真的要无法容忍几挥老拳了。但是，此书一出不仅得到周汝昌、杜世杰、胡文彬等红学大家的称赏，而且一版再版盛销不衰，的确令人匪夷所思。(www.daowen.com)

正当索隐派对贾宝玉原型的推测方兴未艾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崛起，并迅速建立起“红学”新的典范，即“自传说”。新红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红学自身发展的需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说：“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2]然而这一历史的空白直到胡适《红楼梦考证》问世才得以填补。胡适《红楼梦考证》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和考证，推翻了索隐派的种种影射说，提出《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俞平伯《红楼梦辨》也持“自叙传”说，他认为“《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是曹雪芹为“情场忏悔”而作。顾颉刚对此深表支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继承并发展了胡适、俞平伯新红学的传统，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周汝昌明确指出：“我的看法，或湘云先嫁卫若兰，后嫁贾宝玉；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在《红楼梦新证》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曹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归趋。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3]这种把曹雪芹和贾宝玉划一，把曹家和贾府等同，把小说当成历史的研究思路和模式使新红学派同索隐派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三者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却不尽相同。俞平伯虽然赞同“自传说”，但对于“自传”的理解同胡适却有差异。他认为把原书看得过于缥缈，或过分拘泥于考证都有失偏颇，更不能把小说当成一部信史。这些观点符合小说自身的特点和创作规律。1925年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就是对“自传说”的省悟和纠正，而他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指出：“索隐派凭虚，求工于猜谜；自传说务实，得力于考证……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4]这种站在宏观的角度和客观的立场对红学两大流派作出的评论是相当公允、深刻、全面的。对于《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问题，胡适有着绝对的发言权，但是对于小说的文学价值胡适却作出了令后人无法接受的结论，“《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5]。对自己曾经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杰作”这样一句评价并不高的话，他都深表后悔。周汝昌在胡适的影响下对曹雪芹家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其成果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与胡适不同的是他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极为推崇，认为曹雪芹是世界上的一流作家，《红楼梦》是世界上的一流作品，在这一点上周汝昌比胡适要高明。

历来人们对于新红学的评价很多且褒贬不一，最早系统地批驳“自传说”的应该是黄乃秋。他在《评胡适红楼梦考证》中对胡适的“自传说”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批评：一是与立论根本相抵触；二是立论证据不充分；三是大背于小说原理。根据第二条，黄乃秋采取“以胡君之矛攻胡君之盾”的方法指出《红楼梦》所写与曹家事实不相符合。对此，黄乃秋认为“自传说”的根本之弊是“以实际之人生绳《红楼》耳”，而这一点违背了小说的原理，因为小说是“表现人生之真理于一串赓续之想象事物”。小说中所表现的人生与实际人生相比较，具有概括性、典型性、虚构性、创造性，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曾经公开在著述中赞同“自传说”的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出关〉的“关”》的杂文中就批评过新红学，“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段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地记在心儿里”。此后，海内外学者对新红学的批评便不绝如缕，牟宗三、李希凡、冯其庸、袁世硕、郭豫适、余英时、梅节、陈维昭、段江丽等人都对考证派新红学作出了令人深省的质疑和理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