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湘云

史湘云是林、薛之外一个别具性情的人物，20世纪人们对她的研究多数是围绕其性情中“豪、憨、真、乐、痴”等方面进行论述，基调以褒扬为主。多数论者认为她是个理想美人、保持了“童心”和孩提的天性、兼有名士的旷达和诗人的真率、介乎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是个混沌未开的睡者等等。“文化大革命”末期，人们开始对史湘云是“禄蠹”还是“叛逆”展开了广泛讨论，随着争论的升温人物形象的两面性逐渐显露，学界对史湘云的研究也更趋完善和深入。

佩之《红楼梦新评》认为湘云在诸人中，“最豪爽，最活泼，最有才思，最能耐苦，容貌美丽，更不必说了”^[85]。她在这书里，实是个理想的美人。张天翼评价史湘云豪爽得可爱，“我们要是见了林妹妹那种小心小气，而正感到发闷，感到窒息之际，一到了史大妹妹面前，就立刻仿佛到了海阔天空的所在，透过一口气来。什么小心眼儿都被她哇啦哇啦一阵冲洗个干净了。陪宝玉抢着烤鹿肉吃的也只有她才行，颦儿可一辈子也莫想干这种有风趣的事”^[86]。王昆仑《史湘云论》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有谁不爱天真美呢？在冻云阴雾低压，病柳愁花缭绕之下，忽见一片鲜艳的朝霞，辉煌天际，人会顿然觉得眼前一亮，心胸开朗，要深深地呼一口气。”^[87]木村《红楼梦读后记》说：“湘云是以痴态出现于书中，凡和《海棠咏》，填《柳絮词》，吟《菊花诗》，争即景句，行酒令，猜谜语，在在都表示她原比人好……而青丝拖于枕畔，白臂撩于床前，烧鹿大嚼，醉酣眠裀，这些行动，便是男子做来，也当列于豪爽动人，何况是个小姐呢？”大观园中韵事趣事，有此一人增加不少。^[88]吴戈《史湘云论》（《延河》1957年第8期）认为湘云天真烂漫、胸无宿物、敢说敢笑、才思敏捷、美艳动人，有着无限艺术魅力。但是湘云性格的最大特色是保持着一颗天真未泯的“童心”，湘云性格的迷人力量就在于她充分地保全、并且发挥了这颗“童心”。

范秀萍《“霁月光风耀玉堂”——史湘云形象新探》指出在“万艳同悲”“千红一哭”的悲剧环境里，史湘云的“以对封建闺范和封建意识的某种背离为前提，以对生活中平凡而美好事物的珍惜为主要内容，形成了乐观、真率、豪爽的动人个性。她是阴郁天空中的一缕明丽的‘飞云’，她是污泥遍野的大地上的一泓清水”^[89]。白盾也认为“史湘云天真烂漫、胸无宿物，犹如一片光风霁月。她在林薛之间出现，就艺术造型所达到的高度和精美度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她就像阴霾中闪出亮光一样，令人油然而生一种胸怀开朗、俗念俱消的感觉。这是一个别具风格的人物，是林薛之外的另一片新的天地”^[90]。李少和认为在史湘云身上结合了须眉的豪爽、名士的旷达和诗人的真率。“她的豪放不同于张飞、李逵式的带有粗鲁、莽撞的气质，而是嵇康、李白式的才华横溢、具有高度文学修养的情致。如果说张飞、李逵是单纯的粗犷的阳刚之美的话，那么湘云则是阳刚美与阴柔美、才情美与人品美之完美融合。”^[91]吕启祥指出湘云的率真，既是天真，也是真挚。因而，“她身上那种豪迈的情致，不会给人空疏之感，却有一种真气扑人，得魏晋风度之神髓”^[92]。张庆善表示湘云的风流别具一种名士风度，“她豪中有秀气，豪得率真，豪得自然，豪得妩媚，豪得令人爱”。在《红楼梦》以前，中国历史和文学中也有很多“豪”的形象，但毕竟是清一色的男性，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却诞生了一位女性之“豪”，这就显得弥足可贵。^[93]刘宏彬将湘云的鲜明个性概括为一个“乐”字。虽然她的生活经历从“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的悲剧开始，但湘云不像黛玉，不因幼年遭际而悲切，而是对生活抱乐观态度，因此“悲”也就向“乐”实现了转化，留给读者的是一个乐观、豪迈、旷达、疏放、活泼、纯洁、坦诚的女性形象。

李劼认为史湘云在其精神意象上乃是个睡者。“她的故事往往出格得令人莞尔，不是割腥啖膻，便是醉眠芍药茵。她的混沌未开比之于贾宝玉更为质朴，不是来自青埂峰下，而是类似于汉朝霍去病墓前的石马，浑身上下凝聚着尚未展开的充沛生命。”^[94]无独有偶，美国学者布莱克曼·珍妮《〈红楼梦〉——富贵中的韵事》也认为湘云是一个睡者的形象化身。她认为湘云说话做事不靠心计而纯凭直觉，而且是孩子式的直觉。梅苑认为与湘云比起来“宝钗太懂事，而黛玉又太不懂事。一个人太懂事了，便失去了纯真的本性，流于世俗的虚套中。但如果太不懂事了，又会给自己制造许多麻烦”^[95]。湘云介乎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所以，她保全纯真的特色，又能不流于世俗的虚套。

20世纪70年代末期，学界展开了对湘云是“叛逆”还是“禄蠹”的争论。(www.daowen.com)

朱彤认为史湘云在大观园封建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萌芽思想的斗争中，站在封建主义一边。因为，“她生活在封建统治中心——皇都，并且一直被禁锢在侯门似海的封建官邸里，受着封建名教思想的濡染，在家里她‘又作不得主’，存在决定意识。长期标准的封建教养，使史湘云接受了从孔孟到程朱一整套陈腐的传统思想观念”^[96]。朱彤表示史湘云跟薛宝钗一样，是宋明理学的虔诚信徒。她的历次诗作与薛宝钗所持的“温柔敦厚”之旨相表里，党同伐异，跟贾、林的“异端”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笔战。次年他在《释“白首双星”——关于史湘云的结局》（《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期）中评价湘云在大观园里的思想搏斗中总是与封建主义者薛宝钗沆瀣一气，与宝黛针锋相对。尽管她与宝钗在个性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思想体系上却是一致的，因此应归入“禄蠢”之流。

对此，凌解放、范秀萍、沉舟等纷纷撰文表示反驳，凌解放《史湘云是“禄蠢”吗？》（《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期）反对朱彤在思想上把湘云划在薛宝钗一边。他认为“湘云对于旧时女子所讲究的‘三从四德’没有一条不违背”，这样一个人居然被指为“禄蠹”，实在令人大惑不解。凌解放通过湘云和钗、黛关系的分析，批评了“禄蠢”说，指出如果用历史的、辩证的、具体的眼光去分析，史湘云正是一个“水做的骨肉”的女儿，一个天真无邪、没有半点道学气的娇憨的“叛逆”。范秀萍《“霁月光风耀玉堂”——史湘云形象新探》对此赞同，她认为湘云身上虽然存在着封建世俗意识，但这在史湘云的整个思想倾向中毕竟不占主导地位。而她的思想性格的主要倾向都是与当时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范秀萍认为湘云反对宝玉吃胭脂并非是一种“道学气”。因为，史湘云厌弃脂粉本身就是对封建妇德和规范的反叛，表现了她对封建社会女子不平等地位的不满，这是应该肯定的。沉舟《试论湘云结局》（《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3期）表示从小说中的描写来看，湘云在气质上更接近宝玉，湘、钗的亲近是微不足道的。虽然湘云没有发表反封建礼教的宣言，但醉酒、眠石、赋诗、争吃鹿肉本身就是对束缚个性的封建礼教的一种蔑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放任个性的要求，这种对儒家理学的否认和叛逆才是湘云思想的主要倾向。吕启祥《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及其它——兼谈文学批评的方法》（《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2期）表示湘云“禄蠢”之气只是沾染而已，过分苛责，同这一艺术形象给予人的整体感受不相协调。

张庆善《史湘云是“叛逆”吗？——与凌解放同志商榷》（《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期）认为史湘云既不是“禄蠢”，也不是“叛逆”，她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丰满复杂的人物形象。她头脑中既沾染了陈腐落后的传统思想，但又保留了心地的单纯和清洁。她不拘凡俗的言行，不符合封建淑女的规范要求，但是在思想倾向上她没有超过一个封建淑女的约束。湘云前期接近宝钗，后期同情黛玉，生活境遇的变化，使她的思想和感情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但在第八十回前，这种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走向了叛逆。崔子恩《史湘云论》分析了湘云性格形成的原因。他认为湘云虽然从小父母双亡，但是并未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封建家庭教育的侵蚀。生活上无人过问，她只好随遇而安，这样就逐渐养成她乐天安命、与世无争的气度。“同时这种生活，又使她行动起来比其他贵族小姐自由得多，可以不分尊卑地同丫头们一起玩耍，没有受封建家长严格管教的顾虑”，加之她经常接触的都是比较纯洁真净的少女，因而她以真诚、率直的本色处世，并未遇到多大阻力、挫折，反而助长了她的这种性格。这样“居绮罗丛、受封建思想长期熏陶影响，与无人娇养、行动自由的矛盾，就造成了史湘云思想性格的二重性或多重性”。薛瑞生《是真名士自风流——史湘云论》（《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3期）认为史湘云既非禄蠹又非叛逆，她是封建社会的逍遥者，她独立于叛逆者与卫道者之间。她用笑眯眯的眼光看着人世，风度潇洒飘逸。

对于史湘云身上所表现出的两面性，王昆仑早有论述，他认为“湘云在人生上并没有一整套理解；遇事不假思索，毫无定见。封建社会一方面要人做一个正途士大夫，另一方面也要人兼备些才子式的风流雅韵，闺阁中也反映出这种两歧的个性。所以湘云吟着黛玉式意境清高的诗，又说着宝钗式世故庸俗的话”^[97]。但无论如何她是一个悲剧形象。“湘云的悲剧，是生不逢时、乐观待世而世事并不乐观的‘命运悲剧’，是美好情怀、阔大胸襟、豪放直率性格不见容于世的悲剧，是缺乏追求、安于现状的悲剧，也是她独具的纯真美、豪放美的被泯灭的悲剧。”^[98]这位既非叛逆者也非卫道者的悲剧，与林、薛的悲剧相互照应，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对人和美的毁灭，生活在封建末世的人们，无论对社会现实反抗、斗争，还是妥协、维系，谁也无法摆脱悲剧命运。湘云的悲剧意义在于“她这个具有多种内在美质的少女，是如何在封建思想的腐蚀下，从一个清净的女儿而变成一个带有须眉‘浊气’的姑娘的，她最后走向悲剧的归宿，强烈地控诉了这个社会的恶势力对美的摧残，从而引起人们对它的永恒性的怀疑”^[99]。她与小说中其他人物悲剧类型相互补充和印证，这就对社会现实作了更彻底的批判，丰富了小说的思想意义，深化了作品的主题。